善与爱的华章

    谢红芳

    [摘要]利金在其小说中塑造了丰富的女性形象，母亲是善与爱的代言人，女儿是善与爱的传递者，而儿媳是冷漠、自私的新生代的代表。他呼吁用善与爱重塑心中的道德，拯救人们的心灵，并从道德的角度来探讨和解决俄罗斯的社会问题。[关键词]利金女性形象善与爱道德问题

    利金是前苏联一位优秀的短篇小说家(1894—1979)，活了八十五岁，一生写了十七部中长篇小说，七百多篇短篇小说，是一位高寿而又多产的作家。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短篇小说大师。利金生命的后二、三十年是他创作的黄金时代。五、六十年代的前苏联，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伟大的时代，社会稳定，科学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物质生产丰富，但是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与提高，人们的精神文明程度并不想象的那样随之提高，相反却日益走向颓废与衰落。另一方面，随着世界文化的大融合，西方的道德观、价值观，不断地冲击前苏联社会的方方面面，一些人变得精神空虚，玩世不恭，超脱于一切伦理道德之外，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系日趋淡漠，亲情沦丧，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等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老人问题、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道德问题苦恼着整个世界。[1](p515)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利金创作一系列优秀的短篇小说：《串珠钱包》[2]、《虹》[3](p14-24)、《查房》《黑头鸥》等等。

    他的小说偏重于容纳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因素。[4]他把自己创作与当时俄罗斯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揭示了善与爱、真与假、美与丑、人性与兽性、和谐与混乱在当代俄罗斯社会的对立与斗争，他小说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从属于善与恶、爱与恨这一永恒的主题。越到老年，他的人道主义立场就越明显，并始终坚持美好的有益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传统道德与价值观念，日益关注前苏联社会的道德伦理这一老生常谈的文学话题。他试图从社会深处、人们的心灵深处深入挖掘人类生存的意义，以便让人们生活更加美好和谐，并在更深广的历史意义上探讨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办法。他在小说中呼唤人情美、人性美，呼唤人间的真爱，并强调道德价值的崇高标准——爱与善，谱写了一曲曲爱与善的华章。

    利金在其笔下创作了一系列活生生的善与爱的代言人。作家所褒赞的人世间的善良、关怀、宽容、真挚、诚实、爱心等，大都存留在纯朴的饱尝生活艰辛的孤苦的老人身上，尤其是老太太——母亲的身上。通过她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善解人意和心态平和来唤醒人们身上渐渐沉睡的优良品质。她们是善与爱的捍卫者，在她们身上体现作家对善与爱的坚守与坚持不懈地追求。利金也用了反衬的手法刻画了年轻一代的女性——儿媳形象和女儿形象，儿媳是新一代道德沦丧、自私自利、缺乏爱心的代表女儿则是新一代善与爱的传递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给世风日下的俄罗斯社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让人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女性文化即爱的文化。在作家的笔下，年老的女性——母亲成为作家理想的化身，成为人与人和谐关系的象征，成为传统文化的象征。她们对人类充满爱心，对自然充满热爱，因此也就成为作家着力讴歌的对象。

    《串珠钱包》中作家刻画了一位孤独的母亲形象。母亲一直体谅远在列宁格勒担任一座大工厂厂长的儿子，知道儿子是一个大忙人，宁可孤身独处忍受年迈多病的苦痛，到重病住院也不情愿去信打扰麻烦自己的儿子，结果孤苦伶仃离开人世。儿子接到母亲女邻居发来的电报后才匆匆赶来莫斯科，然而这一切都晚了：人去楼空。儿子没有赶上母亲的葬礼，只能站在母亲居住了三十多年的老宅子里(他的童年就在此度过)，悼念自己的亲人，回味人世间最伟大的母爱。让我们来看看母亲的遗物：衣柜里散发着香水和樟脑味的母亲的连衣裙，桌上母亲那只发暗的手表，几张战前的三口之家的旧照片(其中一张是母亲抱着他的照片)，还有一些母亲经心珍藏的一大叠他写给母亲的信以及一些藏书……特别是那个玻璃球串成的钱包让他更加珍惜，里面装着各国的钱币，这是他童年的收藏爱好，母亲一直为他珍藏着。母亲，博大无私的母亲!每一位读者读到这里都会为之动容：这哪里是在清理遗物?这是在翻阅逝去的童年，翻阅一页页母爱的篇章!从这些珍贵的遗物来看，母亲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自己的儿子，这些东西就是深深母爱的象征。

    《虹》中母亲是一位七十多岁身患肺炎的老妇人。她善良、宽容，对儿女、对他人充满了无私的爱。对收到电报会来探望的儿媳，她先问及没有回来的儿子及孙子的情况。谈论在电站工作的儿子时，母亲说道：“电这玩意，哎，愿上帝保佑，我总是为他担心害怕，因为他稍有疏忽，瞬间就会出事。”随后又对儿媳说：“我谢谢你对他的关心，你要爱惜他，我的孙子们怎么样?”当女儿抱怨说“你儿子不回来，打发媳妇来，来干什么?又是眼红茶具，又是眼红炊具，甚至对你整个屋子都眼红”时，母亲答道：“别说了，要知道她这是为了孩子。她要讨好每天来商店的每一个人，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买主，每一个人的心情都不一样，这你要谅解。”在老人的心目中，好人数也数不清，坏人屈指可数，好人总是多于坏人，甚至在坏人身上人们也可以找到优点，更应该学会在他们身上寻找优点；并不是每一个人在生活中永远走运，幸福总会绕过一些人，这就需要学会通向他人心路的方法。这是作家笔下的一位平凡母亲的为人之道，渗透着一位老人对人生百味的体尝，恰是一位耄龄老者对后人的喁喁细语。多么善良的老人!有着这样的胸怀，她能不去爱周围的每一个人?母爱孕育和维系着生命，同时也孕育了一种博爱的精神。在小说中母亲具有圣母玛丽亚般宽广的胸怀，有着慷慨给予、宽容厚重的爱。高兴地看着两个最亲近的人，看者失而复得的周围世界，母亲说道：“我知足了，我一生生活得很富裕，我全心全意地待人，人们也同样回包报我”。在《虹》中母亲是一位养禽场的饲养员。她能养好家禽，对于亲人、邻居乃至社会，更是充满爱心。她的宽容、善良无须多言。

    利金通过母亲的形象塑造了善与爱的代言人，塑造了传统美德的典型代表，实际上在催醒人们追求善与爱的理想，以人性、人道、善良、仁爱为标尺，以强烈的人文关怀为主调，细细品味人生，人与人之间要真诚相待，并向人们证明：有这样伟大的母爱，这个世界不会无序的。

    利金的小说构思异常精炼，力戒情节反复堆叠，人物要少至不能再少，往往只写同一个场景中的一、两个细节。他常常精心挑选那些最富表现力的艺术细节，并采用反衬的手法。利用文学艺术中塑造的丑来鲜活的体现美，在歌颂老一代母亲的美德的同时，也深深地为后代人道德的蜕化而不安。因此，在利金的小说中，在塑造母亲形象的同时，也塑造了儿媳与女儿的形象。

    在《串珠钱包》中另一个主人公便是儿媳，她是某个部里的经济学家。在小说的开头，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儿子陷入丧母的悲

    痛之中，而儿媳却若无其事、悠闲地带着眼镜在读《列宁格勒晚报》，不时地从睡莲般的黄橙橙的果皮上瓣下一瓣橙子来。“法院正在审理一桩有趣的案子，你念念”。她把报纸递给丈夫。儿媳这会儿还有闲情逸致去读这种供小市民消遣的新闻轶事，对自己丈夫的丧母之痛漠然处之、漫不经心，仿佛怀着去莫斯科例行公事的冷血动物的态度。儿媳去母亲寓所清理母亲的遗物，回来后说，母亲留下了一些东西，“可全都是些破烂”。是破烂?那些都是母亲留给儿子的宝贵财富。在作品的结尾，在从莫斯科返回列宁格勒的火车上，儿媳又在看《莫斯科晚报》，儿子的痛苦可想而知，而她去轻松多了，淡淡地无关痛痒地问了声：“你怎么了？”从这可以看出来，儿媳已经不看重传统，不珍惜亲情，冷漠、自私的性格特征暴露无遗。母亲的离世意味着家园的毁灭，而家是人类体味爱意与温暖的地方，是创造生命和体现价值的绿洲。作家笔下的善与爱与家的主题是相同的，它们如影随形般在作家的笔下相互扶持，走过作家创作中的一个又一个艰难的历程，对家园、对血脉的骨肉亲情的描述，说明作家对美好生活的留恋与追求，对人类、对生命的尊重、关爱与珍惜。丈夫母亲的离世在儿媳的心中没有留下一丝痛苦，这种不能分忧的态度更增添了儿子的痛苦，反映了社会的悲哀，充分变现了人心冷漠，世风日下。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西方文化的冲击，人在不知不觉中被物化，在现实和未来之间失去了明确的位置，完整的人格、全面发展的精神需求被物欲横流的物质享受所淹没，是时代造就了不愿承担社会责任，追求自己享乐生活的市侩人物。这些人不珍惜世代相传的传统道德，冷酷无情，对别人缺乏爱与关心。

    《虹》中的儿媳的是一位蔬菜店里的营业员，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收到电报回到生病婆婆身边，匆忙瞥了一眼婆婆的家当：缝纫机、电唱收音两用机——这是公公买的，现在已无人听了；再看看茶炊、装满器皿的餐具柜。“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人们的眼睛可以显示出他们的内心世界。目光所及之处，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儿媳克拉乌基娅直截了当地对一直侍奉在母亲身边的女儿说：“你哥哥不知道，妈妈关于遗产继承有什么安排?”在遭到女儿的拒绝后，儿媳粗鲁地回答道：“人死了一切都晚了。我和你的哥哥有两个孩子，而你一个也没有，因此，你当然不明白那分艰辛。”她像往常回答顾客那样能牙利齿地说道：“话归话，事归事。我抛下一切事情，商店里买卖也不做了，把妈妈的病放在心上，难道你什么也没有想?我们最好好好地议一议，把一切都说清楚。”当她索要遗嘱之后，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呆下去了，用甜蜜的声音告诉母亲，她要赶夜班火车回去，她只请了一天假，商店缺少人手，又是蔬菜旺季……儿媳并没有为伺候病重母亲而来，她的意图显而易见，遗产的分割才是她所真正关心的。

    在小说《虹》作者还为我们刻画了一位女儿的形象。收到电报得知母亲生病，及时回来探望，精心伺候了两个礼拜，只有一个心愿：“赶快好起来吧!”她还为母亲缝制了一件连衣裙，这与儿媳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是新一代的善与爱的传递者，让读者看到了俄罗斯民族中还有一股鲜活的力量，她们在坠落的道德指数下依然坚守着民族古老的传统，延续着本民族世代相传的道德标准与价值尺度，她们是民族的希望。

    中国女作家冰心曾经说过：“世界上如果没有女人，这个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爱，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可以说女性形象是集中了真、善、美为一体的真实写照。女性形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感情丰富、内心纯正。她们不仅能够忍受自己的痛苦与悲哀，而且能够分担别人的痛苦，她们有无私的胸怀和坚强的性格。利金的小说尤其刻画了伟大的母亲形象，在她们身上，作者倾注了深沉的爱与敬仰之情。通过她们表现女性精神的伟大与崇高：对儿女无私的、慷慨的、永恒不变的爱，对社会的默默奉献……实际上，作者是利用她们的言行来唤醒人们身上渐渐沉睡的优良品质。在赞美善与爱的同时，作家也真实描述了生活中恶与丑的一面：儿媳是新生代的代表，为了追求物质利益与个人享受而置良心于不顾，精神退化，道德沦丧。她们的人格严重缺失，对于人间的最宝贵的亲情——爱，已经丧失无遗。在她们身上已经没有了受传统文化熏陶至深的俄罗斯民族的那种纯朴厚道、吃苦耐劳、遵循东正教的道德原则与人为善的美德，而这些正是俄罗斯民族从血液到骨髓都积淀的、挥之不去的世代相传的民族情结。作家敢于把当代俄罗斯的丑恶现象集中曝光，从中可以看出作家对民族命运与发展前景的深深的忧虑和思考。高尚者的真实和卑鄙者的真实，善的真实与恶的真实——这也许是真正的艺术所要描述的对象，平凡之中透着深邃的艺术魅力。难怪李知在评价利金时说道，他在艺术风格上十分接近契可夫。这两位不同时代的作家在个性、对社会与人生的感悟与艺术旨趣方面都十分接近。[4]

    总的说来，利金怀着培养人“善良的、纯洁的、高尚的情感，医治精神上的冷漠和缄默”[5](p111)的神圣使命，致力于健全人的道德的探索。他把目光投注到社会焦点问题上，试图从社会的深处、社会的底层和人们的心灵深处挖掘出人类存在的意义，并从更深广的道德教化上探讨俄罗斯现实问题，遵循俄罗斯民族优良的传统美德，以其独到的艺术手法赋予作品深刻的主题。他把劝善与教诲，把对世界深刻的理性思考和见解交织于笔端，虔诚地赋予女性高尚的精神，阐明善与爱的力量，对母亲身上的优良美德与儿媳身上的冷漠和自私进行对比，更突出了传统道德的美好，呼吁在制造更加丰富的物质产品时，不能丧失生活中最重要和最美好的道德成果，要保持精神上的善良与真诚，要用善与爱来拯救民族的记忆。

    利金的作品诠释着永恒的人生之美，纯洁高雅，清淡幽香，让人感受到一种深邃悠远、至纯至美的人生境界。他的短篇小说大都像兰花清淡素雅：只几条细弯的绿叶，中间衬托着一两朵洁白的小花朵，读起来沁人心脾。缕缕暗香纯洁人被物欲所污染的心灵，净化人们的道德良知。正如瓦西里·舒克申所言：“在我看来，艺术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认识生活和自己，使人变得更有人性、更高尚、更美好，真正的艺术永远引导人们通向尽善尽美的境界……”[6](p459)利金巧施笔墨，谱写出女性爱与善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