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杂事诗》的诗学价值

    崔宣萱

    摘要：《南宋杂事诗》由清乾隆年间厉鹗、沈嘉辙等七人合撰，记载了南宋杭州一地的掌故轶闻，其诗后援引大量史料加以注释，因事系诗，以史为诗，无所不包，兼具史料意义与文学趣味，相当于一部诗歌体裁的南宋史书。与同为厉鹗所编的《宋诗纪事》相比，“杂事诗”这一体例虽都以纪事为主，以人系作品，以作品系事件，但“杂事诗”在具备史料价值外，又以具体的诗歌创作来记述南宋一代的生活，渗透着创作者本人的主观情感与思想旨趣，是“纪事”观念向诗歌领域拓展的别样成果。

    关键词：厉鹗;杂事诗;体例;史料价值

    《南宋杂事诗》[1]是一部以南宋事迹为题材的咏史诗集，叙写宋高宗建炎以后一百五十年有关杭州的史事，涉及朝野逸闻、宫闱秘史、山川苑囿、人物风土、金石图史、禽鸟花木等内容都加以吟咏。

    其创作动机原是为了补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及《志馀》之未备，《西湖游览志》[2]是田氏搜集记录杭州西湖名胜、掌故传说之作，以记山川地理为主，其中搜集的历代诗人关于西湖的诗文题咏具备一定的文学史料价值;《西湖游览志馀》[3]则是续《游览志》之作，范围已由西湖扩展至杭州，以记载掌故轶闻为中心内容，与前书相比具有更多的文学趣味性。《游览志》及《志馀》“因名胜附以事迹”，《四库全书总目》[4]称赞其可以“广见闻”、“考文献”，但也指出其“所徵故实，悉不列其书名，遂使出典无徵，莫能考证其真伪”的不足。而《杂事诗》诸家，“以南宋关于西湖甚巨，各以为诗以续《志》阙”，因此凡田氏《西湖志》所有则避之，凡其所阙漏或讹误处则增之、补之。

    《南宋杂事诗》七卷，成书于清乾隆丙戌、丁亥年间，由厉鹗和沈嘉辙、吴焯、陈芝光、符曾、赵昱、赵信七人合撰。今大致介绍各人生平：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又字雄飞，号樊榭先生，钱塘人，晚年自号南湖花隐、西湖渔者等，为清前期文坛盟主，有《樊榭山房》二十卷、《南宋院画录》八卷、《辽史拾遗》二卷、《宋诗纪事》一百卷等;沈嘉辙（？—1733），字乐城，号个庭，为赵昱业师沈名荪之子，与厉鹗交往尤为密切，厉鹗尝删定其遗集付梓，今不传，且“与吴焯、赵信等同辑《南宋杂事诗》七卷，沈嘉辙是首倡者;吴焯（1676—1733），子尺凫，晚号绣榖老人，倚声，善绘事，工书竹，喜作题跋，好聚书，有藏书楼，名“瓶花斋”，著有《径山游草》、《药园诗稿》、《玲珑簾词》、《陆清飞鸿集》等;陈芝光，字蔚九，号南村，在七者中，生平尤为无闻;符曾，字幼鲁，号药林，浙江钱塘人为查慎行及门弟子，《清史列传》评价其“诗脱手清便，气韵尤高”，沈德潜以为其“如鹤鸣空山，泉流断壑，使读者夷然泠然”，著有《春凫小稾》、《半春唱和诗》等;赵昱（1689—1747），原名殿昂，字功千，号谷林，浙江仁和人，常与杭世骏、全祖望、厉鹗等交游唱酬，诗风清醇，了无凡语，著有《爰日堂集》十五卷;赵信（1700—？），字辰垣，号意林，能诗，“少时与梁诗正唱和，编有《同林唱和集》”，诗风融冶超诣，善书法绘画，酷爱藏书，著有《醯略》、《秀砚斋吟稿》等传世，赵昱是其堂兄，“与从兄谷林称二林，并擅诗名”。酷爱藏书，自题藏书楼为小山堂。

    合撰者共七人，其中沈、吴、符、厉四人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陈、赵昱、赵信三人为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是书以其乡为南宋故都，故捃摭轶闻，每人各为诗百首，而以所引典故注於每首之下”[4]。若以诗文论名，厉鹗声名最著，且与除陈芝光外的五人交往密切，七人相约取南宋七朝一百五十年间事各为七言绝句一百首，其中符曾多写了一首，因此《杂事诗》七卷共七百零一首。

    本集最常见的版本有嘉善刘子瑞手录，武林芹香斋摹本，同治十一年淮南书局刊本和道光九年扶荔山房刊本。本文所参照的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点校本，其中收录了查慎行序、万经序、章藻功序，以及清人白长庚、柴世堂、张奕光等所作的题辞。

    作为一部咏史诗集，《南宋杂事诗》由厉鹗、沈嘉辙等七人合撰记载了南宋杭州一地的掌故轶闻，其诗后援引大量史料加以注释，南宋史谈、市井民俗、文坛趣闻，无所不包，因事系诗，以史为诗，兼具史料意义与文学趣味，今以《宋诗纪事》为代表的“诗纪事”体诗集为对比，指出《南宋杂事诗》独有的体例特点，评析其史料意义及诗学价值。

    一、《南宋杂事诗》的史料意义

    《南宋杂事诗》以钩籍南宋杭州一代逸闻轶事为首任，“意主纪事，不在修词”是该书的创作主旨，每首诗歌之后又附有注释，所征故实皆援引大量史料加以论证，以厉鹗为首的江浙籍诗人依据小玲珑馆藏书，“取其有系于南渡以来诸书凡如千种，一一取而寓诸篇章”，因事系诗，以史为诗，其诗后又援引大量史料加以注释。其“杂”，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征引文献杂，稗官野史、方志别集无所不取;另外，其创作“以史为诗，以史注诗”。

    《南宋杂事诗》上采正史、政书，下辑两宋以来的诗词文集，野史笔记，别传方志，金石碑刻，每首题咏一事，以小注补充其不足。从创作内容上看，本集取材广泛，可谓包罗万象，“上自宫庙省寺，下逮瓦市坊隅，人物土风，山川园囿，以及职贡聘问之纷蕃，学校科名之盛美，图史金石之流传，禽鱼卉木之浩侈，士女伎乐之嬉游，器玩服御之精丽，仙梵方技鬼怪梦呓之诞幻嵬琐，甄综掌录，略云备矣。”[4]诸如南宋史事，宫殿祭礼，文坛轶闻，典籍掌故，四时节令，市井风俗，丝绸瓷器，美食佳肴等等都有涉及，對南宋社会的风土世情、史实轶闻进行全方位的反映，使其在具备文学欣赏价值之外同样也具备一定的史料价值。现列举部分如下：

    南宋史事类，如“宋家南渡拟东迁，为有遗径大道传。不比五山兼十刹，崇儒但赋《北山篇》”[1]（P.104）;“南人养马不知名，马劵传来为习兵。叹息销沉熊虎气，八哥空策蹇驴行”[1]（P.111）;“海门楼橹散烟尘，空忆神州旧日春。一自杜鹃啼不歇，高峰叫月有孤臣”[1]（P.111）;“衣冠南渡纂兴亡，回忆东都旧事荒。[氵项]洞忽吹尘世换，浓花淡柳说钱唐”[1]（P.218）。

    市井风俗，美食佳肴类，如“井汲甜瓜分外清，十街三市畿番更。水银不顾天宫赐，之愿官除竹木征”[1]（P.92）;“三班受使拆筠篮，欲赋枇杷作美谈。西域凉瓜似冰雪，不劳速递到江南”[1]（P.78）;“饼饵生香馈几枚，水沉粘瓣制徘徊。儿家自点梅花粥，露湿亲封小蕊来”[1]（P.202）;“初闻响盏点葱茶，迎酒旋开卖酒家。横笛一声吹入破，便从竹叶换梅花”[1]（P.286）。

    文坛趣事，典籍掌故类，既有如“落魄人传王实之，盛朝多见西湖时。酸钱说虎邀呆子，不似狂生敕赐

    时”[1]（P.19）;“思陵笔格入钟王，搜地麻笺仅九行。试看当年题识在，磁蓝签色逼灵光。”[1]（P.102）等轶闻趣事，也有在诗中提及当时名极一时的文学作品，其间江西诗派及后学影响下的江湖诗派都涉猎甚多，也可见江西诗派在两宋诗学中的影响——“柴栅牵名何太迂，诗编著录号《江湖》。鹤山跋语题鸿宝，钟鼎能凌薛氏无”[1]（P.80）;“上人心折龙洲友，湖海诗名姓氏劳。并枕朱丝弦已断，老媪休唱《贺新郎》”[1]（P.51）;“当时深悔和鱼须，蚤列《江西诗派图》。斋阁焚香涤研外，煎茶偏自唤昌奴。”[1]（P.31）;“南迁事事仿东都，曾述《江西宗派图》。湅匠才成山谷褐，临安犹见典型无”[1]（P.231）;“诗人正乐是姜夔，私篆鹰扬与凤仪。一担琴书留水磨，秋声夜夜故乡思”[1]（P.242）;“《江湖集》列几名家，陈道人诗颇足夸。摊向睦亲坊畔卖，相公语禁累梅花”[1]（P.246）;“西湖诗客习难除，多挟中朝阔匾书。笑杀壶山老居士，竟劳秋壑构华居”[1]（P.250）。

    《杂事诗》创作存在大量用典现象，因此采用自注的形式加以解释，并标出所引典的出处文献，这也是其史料价值的一大体现。据初步统计，该诗集著诗七百零一首，引用书目种类多达965种（包括引用书目952种，引用书目补遗13种），所引内容无论繁简，均表明出处，罗列在案，有疑义之处，也加按语考证。其中不乏世所罕见的孤本以及与传世文献不同的版本，可以用来校勘古籍，或从中辑佚已失传文献的内容，故而具有很高的史料文献价值。但该书引用虽标出书名，但不载所引卷数或篇目，这就使得核查原文变得十分繁琐，也使引文的文献价值大打折扣。

    《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南宋杂事诗》，道其“警句颇多，而牵缀填砌之处亦复不少。然采据浩博，所引书几及千种，一字一句，悉有根柢。萃说部之菁华，采词家之腴润。一代故实，巨细兼该，颇为有资於考证，盖不徒以文章论矣。”[4]四库馆臣虽批评了该书堆砌史料之弊病，但也肯定了其搜集故实及考订史料的学术价值。相比于文学审美性，杂事诗的史料文献性质更为突出，其创作虽是为了补《西湖志》之未备，但无论从纪事取材内容上，还是从征引的文献数目上都远远超过前者，且亦诗亦史，可以称作一部诗歌体裁的南宋史书。若将此书与田氏二志进行对比观照，互相印证，对南宋史实很有研究意义。

    二、《南宋杂事诗》的体例特点——与《宋诗纪事》比较

    《南宋杂事诗》是厉鹗等七家以搜集南宋轶事为目标创作的诗集，从体例上自称为“杂事诗”，而其“杂事”之义，可以赵殿成之“题辞”作解，“绝句体有咏史，论古事也;有竹枝，记风土也;有宫词，叙禁掖也。是编众裁萃焉。”从诗歌所取材的广泛程度上看，其当的起这一评价，除内容之外，其“诗加小注”的体例形式也颇具特色，要探究这一点，可与同样为厉鹗编纂的《宋诗纪事》一书进行比较分析。

    诗纪事[5]一体，始于宋代计有功所创《唐诗纪事》八十一卷，后世多有沿袭、发展，诗纪事体的体例特征;以人为纲，以小传、故实、本事诗、品评为目，录其本，评其诗，考其事，知其人，将其与诗歌密切相关的内容汇集起来，构成一个整体，具备丰富的文献价值，可读性也很强。

    自計有功创为《唐诗纪事》以来，诗纪事一体被冷落了数百年才厉鹗所继承，其编撰《宋诗纪事》[6]一百卷，此书收录宋代诗人三千八百一十二位，存包括联、句在内的诗篇约八千首，本事约为一千两百条，本事诗约为八分之一，在分卷上，亦首列帝王后妃，而以时代无考者、宫掖、宗室、降王、闺媛、宦官、外臣、道流、释子、女冠、尼、属国、无名子、妓女、女仙、神鬼、谣谚杂语等殿后，其余亦以时序人。此书在体例上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对《唐诗纪事》的整理和补充为：首先，厘定了各条目的辑录顺序——首为小传、逸闻轶事及诗歌品评等综述性资料;次录诗篇，篇后附相应的本事、品评、按语等分述性材料，条目清晰明了。其次，除小传外，其余皆注资料来源;且对于前人著述中有关诗歌作者的一些评述，以及作者出处尚有疑问的诗篇，分别加按语予以说明。并且辑录了大量的题注。

    与《宋诗纪事》不同的是，《南宋杂事诗》为七人合集之作，但其实际创作各不相关，“或诸书记载错出，亦可取义互证。若书名虽别，事迹则同者，斯无取焉”，也因为是多人合集之成果，可以相互取证，使其所纪之事以及所引之文献更具可信度。

    杂事诗同样以纪事为主，所论史事即注于诗作之后，且往往合数事以成一诗，详载书名，并列总目于首，且登记作者姓氏。其所引文献及罗列注释的顺序大体上为“先经次史，而史类则先正史，继以编年、通史、杂史”，这是遵循的《通考》的体例——所纪之南宋故郡之事，故以《宋史》居首，次金，次元，次通史，传记，这是正史文献的序列;地理原附史后，并及碑刻，皆于杭郡有关系故也;经不多载，惟南宋人所著或传刻者间列一二，与制度为一类;之后为“类书，说部，书目，书画，物谱，诗话，题跋，诗文集，选录”等史料随笔和文学诗文集，旁及二氏九流等杂著。

    无论是“纪事诗”，还是“杂事诗”，都是“纪事”观念向诗歌领域拓展的成果，所谓“纪事”，大都以人为纲，从文学领域上看，即把同一时代文学家的生平轶闻、文学著述乃至后世对其文学创作的品评资料汇集起来，以人系作品，以作品系事件，这也大体是《宋诗纪事》的编写体例，其文献价值也在于此，即系统详实地辑录、整理了各个时代丰富的文学史料，为后世研究相关作家、作品乃至整个时代的文学风貌提供依据。而《南宋杂事诗》中详实的注释同样具备了史料汇集的文献价值;但其又以具体的诗歌创作来记述南宋一代的史实，而题材的选择和对史实的语言描摹也渗透着创作者本人的主观情感与思想旨趣。同为“纪事”诗，与《宋诗纪事》相比，《南宋杂事诗》更好地体现了史料汇集的客观详实与文学创作的丰富情感的双重特征。

    参考文献：

    [1]（清）厉鹗等，撰.南宋杂事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2]（明）田汝成，撰.西湖游览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3]（明）田汝成，辑撰.西湖游览志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清）永瑢，编.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潘卫卫.诗纪事体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1.

    [6]（清）厉鹗，辑撰.宋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