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关于资源误置的研究进展
【摘 要】 近些年来，关于资源误置的相关文献为解释各国间生产率的差异提供了新的视角，即，低收入国家无法将资源实现最有效的配置。企业间资源配置影响企业生产率发展，进而影响一国总体的生产率水平，成为各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本文主要从资源误置的内涵、成因和测度方法等角度，对相关文献加以归纳总结和述评。尤其地，本文系统梳理了关于中国配置效率讨论的研究，以期为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推进供给侧改革提供相关政策参考。
【关键词】 资源误置 生产率差异 供给侧改革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连续的高速增长，实现了“中国的增长奇迹”。然而，曾经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拉动的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遭到质疑。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更要求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最大化地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本文概述了资源误置的内涵，总结了引致资源误置的主要原因，并归纳了现有测度资源误置几种常用指标。特别地地，本文还系统梳理了现有基于中国背景，讨论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以期为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推进供给侧改革提供相关政策参考。
一、资源误置的内涵、成因与测度
（一）资源误置的内涵
资源误置的理论研究，近些年视角上逐渐由宏观转向微观，并实现了将企业数据加总到宏观层面。以Hsieh and Klenow（2009）为代表的研究（以下简称HK），开创性地从企业层面生产要素发生错配的角度，建立了从微观到宏观加总的模型。根据HK，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如果要素能够在企业间自由流动的话，那么要素在不同部门及企业间的边际产出都将相等，即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相反地，如果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不完全，导致资源在企业间不能以其边际产出相等的原则进行配置，进而产生企业间收益生产率的差异，说明资源配置偏离了“有效状态”，即资源的“误置”。据此，从“微观——宏观”的分析框架和一般均衡思路基本沿袭和确定下来。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目前关于资源误置的内涵边际主要定义为三类：第一类静态的资源误置，是指在位企业间的投入要素错配，生产要素在各企业的边际产出不相等，通常也被称之为“内涵型错配”，以HK模型为代表。第二类被称之为广泛的资源误置，意味着尽管在位企业间的要素边际产出相等，但是由于存在进入障碍导致进入不足或者过度进入，潜在进入企业比在位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也被称之为外延型错配（Banerjee and Moll，2010）。第三类是指动态的资源误置，即生产者错误投资，与影响企业自身生产率技术因素相关的资源误置（Peters，2013）。
（二）资源误置的成因
导致资源误置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大量研究表明，众多因素影响了一国经济体内部的资源误置，包含政策法规、财产权利、贸易与竞争、金融和信息摩擦、劳动力要素错配等因素。
首先，关于政策法规对资源误置影响的研究主要强调了，政府公共政策阻碍了资源在市场间的自由流动。众多研究均指出，政府公共政策对国有企业、重点扶持产业具有显著的偏向性。然而，针对一些大企業征收的高额税赋或劳动法规限制，使得大量企业为避免监管选择较小的企业规模，企业生产率和数量规模分布因而被扭曲（Garicano et al.，2016）。发展中国家政策是否具有持续性与规范性，更是造成这些国家生产率落后的重要原因。
其次，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为资源误置的原因可能是被研究最多的一个领域。大量研究关注并量化了融资约束导致的企业间资本误置，这些金融摩擦不仅阻碍了在位企业间的资本配置，改变了企业的市场进入和退出选择，还影响了企业进行技术投资与研发创新的决策（Midrigan and Xu，2014）。此外，金融市场的不完全信息摩擦，较差的保险以及合同执行力度也都显著降低了资本的配置效率。
再次，劳动力市场扭曲主要源于僵化的用人体制以及高昂的搜寻一匹配成本。一国特定的政府政策还引致了个体劳动者在行业间和空间上的流动与分布。中国城乡经济分割，行政管制、制度约束、户籍制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更被认为是影响中国劳动力严重错配的重要原因（袁志刚和解栋栋，2011）。
这几年来，公共基础设施也被证实会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修建交通基础设施能有助于加快市场中的经济要素以较低的成本流动速度。以印度高速公路为研究对象，Ghani et al.（2016）发现，印度黄金四角高速公路网络的修建提高了沿线企业的效率、规模和存活概率。尤其地，高速公路建设能够显著地改善在位企业效率，提高了区域经济效率，但是资源再配置、企业进入和退出渠道并未发挥较为显著的作用。
最后，尽管贸易理论强调了贸易开放促进资源配置的功能，但是贸易壁垒（成本）会阻碍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是产生资源错配的直接因素。关税制度或其他贸易保护措施更是会扭曲异质性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此外，值得一提地是，国际贸易引致企业间资源动态优化调整的前提是完全竞争市场，这包括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高生产率企业资源扩张，要素在企业间自由流动。如果没有这样的市场环境，那么贸易自由化引致的资源调整效应将会大打折扣。例如，钱学锋等（2016）研究发现，中国的贸易发展实行国有偏向型政策和出口偏向型政策，不仅扭曲了资源在国有和私有部门之间的最优配置，还降低了中国出口企业的总体生产率水平，这致使中国参与对外贸易的生产率损失达到5.67%-16.54%，非对称贸易下的福利损失达到0.96%-1.35%。因此，越来越多的文献关注了贸易自由化与国内资源误置的互动影响。一方面，一些研究强调了贸易政策或贸易改革对资源误置的影响（钱学锋和潘莹，2015）;另一方面，大量学者也反过来，研究了资源误置对贸易自由化效应，以及贸易福利的影响（钱学锋等，2016）。
总体上看，这些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企业自身经营导致的效率损失;（2）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不完善性;（3）法规制度和政策工具等外部力量介入的隐性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企业要素投入或产出的成本及利润，并通过市场进入与退出阻碍塑造了市场的竞争环境，从而影响了市场资源在企业间的分配。
（三）资源误置的测度
现有关于资源误置的研究框架主要分为直接法和间接法两类。直接法关注资源误置产生的潜在原因，并往往通过构建相关理论模型，量化这些因素造成的资源错配或者TFP损失效应。该方法缺陷在于，理论和经验上认为重要的因素难以直接度量，如制度质量。其次，影响资源错配的因素很多，无法比较在被挑选的因素和潜在其他影响因素中，到底哪一个因素相对而言是更重要的。
间接法是对综合因素的整体测度，通过比较实际TFP与帕累托最优TFP的差异来衡量资源误置程度，试图分析所有潜在因素的综合影响，而不是聚焦于某种特定因素。因为事先无法判断识别，可直接度量与潜在不能度量因素之间的关系，转而研究所有潜在因素对生产率的影响。任何潜在的市场扭曲因素都会使企业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产生楔子，即企业的要素边际报酬不等于社会均衡的要素成本。现有量化比较各国资源誤置差异的研究大多基于间接方法。相对于直接法，间接法关注最终的“楔子”有多大，而非造成楔子的原因，部分地克服了直接法的缺点，不过却无法比较某一特定因素相对于整体或者其他因素的重要性。
在间接法研究框架下，常被用来判断并估算资源误置效应的实证指标有：企业生产率水平和规模之间的协方差、企业收益生产率或要素投入的边际产出价值离散度和加成率离散度。Bartelsman et al.（2013）论证了，如果资源是有效配置时，企业的规模与企业的TFP正相关。因此，可以使用OP分解法，量化行业内企业生产率水平与规模之间的协方差，来作为估算资源错配程度的指标。OP 协方差背后的经济学含义是：如果资源能够实现优化配置，更高生产率水平的企业所获得的市场份额和资源也应更多。据此，OP 协方差越小，意味着市场扭曲越大;反之，OP 协方差越大，意味着市场扭曲越小。值得注意地是，当市场中存在进入成本和自由进入退出阻碍时，行业平均生产率会受到影响，这导致使用OP协方差度量资源误置程度可能是存在偏误的。
HK模型设立的垄断竞争模型下，企业面临不完全需求弹性，企业价格是实际产出量的倒数。如果资源可以自由流动，不存在任何扭曲，更多的资本和劳动会分配给高实际生产率（TFPQ）企业，但是高产出会导致企业面临更低的产品价格，最终高生产率企业和低生产率企业的收益生产率（TFPR）相等。在没有静态扭曲的情形下，即使企业TFPQ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形下，这种机制也会使均衡状条件下所有企业的TFPR相等，亦即不存在TFPR的离散。相反地，如果存在扭曲，企业间TFPR离散度越高，说明企业面临要素调整阻碍越大，导致该企业资本和劳动边际产出较高，生产规模小于最优水平。同样地，这也是企业间要素投入的边际产出价值离散度能够度量资源误置的理论依据。经验上来讲，一方面，由于大部分微观数据库都包含企业收益等数据，该指标方便易行，从而被广泛应用;另一方面，鉴于该方法被普遍使用，各国间的估计结果具有较大的可比性。然而，由于HK模型还严格依赖于规模报酬不变、等需求弹性、无固定成本等假设条件，因而TFPR离散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衡量资源误置，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范冬梅等，2019）。
Epifani and Gancia（2011）指出，在一般均衡条件之下，资源误置依赖于相对价格而不是绝对价格。如果所有产品的价格具有相同的加成率，那么相对价格就能够正确地揭示相对成本，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相反，如果企业间或行业间的加成率不相同，就表明存在着资源误置。存在加成率差异时，有较高的成本加成行业企业能够在低于最优水平条件时使用资源，而那些有较低成本加成的企业就要在最优条件之上利用资源进行生产，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二、关于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讨论
事实上，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资源误置现象。现有研究除了判断中国总体的资源误置情况，还集中探讨了中国在要素投入扭曲、国有企业的政策偏向、区域市场分割等方面资源误置的成因及其影响。
中国对内改革渐进性诱发的要素市场扭曲是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的独特约束，要素市场的改革滞后于产品市场的改革进程。户口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约束阻碍了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性，大量劳动力被限制在农村。各级地方政府出于对经济发展、稳定经济的引导和干预战略目的，普遍存在对要素资源的分配权、定价权和管制权的控制，造成了要素流动障碍、要素价格刚性、要素价格差别化以及要素价格的低估。这不仅造成了单一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与其边际产出或机会成本之间的偏离（即绝对扭曲），还导致了多种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或区域的价格构成比率不相等（即相对扭曲）。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首先，在微观层面，要素市场扭曲收益构成了中国企业出口的优势之一，激励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但也是也导致出口企业利润偏低，抑制了中国企业R&D投入的影响研究（张杰等，2011），并降低了企业核心产品比重，不利于资源在企业内优化配置（耿伟和廖显春，2017）。其次，在中观层面，要素市场扭曲导致了不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效率损失。例如，袁志刚和解栋栋（2011）分析了农业部门的过度就业对总体TFP的影响，指出劳动力错配使中国TFP降低的幅度在2%到18%之间，并呈逐渐扩大趋势。最后，在宏观层面，龚关和胡光亮（2013）指出，资本配置效率和劳动配置效率的改善将使总量生产率分别提高10.1%和7.3%
在中国的经济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处于经济改革的核心位置。针对国有企业和非国的相关政策无形中指引了资源配置的方向。王永进和刘灿雷（2016）从价值链上下游的视角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垄断上游行业阻碍了整体的技术进步，恶化了资源配置效率，使得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进入市场，并挤出了高效率的非国有企业。
另外，中国作为一个区域经济大国，经济发展具有典型的区域异质性。不同区域间由于地方保护和贸易障碍，严重阻碍了区域间的商品流动。孙元元和张建清（2015），将MP动态分解方法按省际、企业维度进行分解，着重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在空间集聚或在省际间集聚的资源配置效率高低及演变趋势。Brandt et al.（2013）对1985-2007年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的生产率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力和资本在省际间的错配及省内的部门间错配导致总TFP损失20%。
税负对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扭曲存在重要影响。在税负差异的驱动下，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会从高税率企业流向低税率企业，产生资源错配，从而降低整个产业对生产要素总体的利用效率。刘啟仁和黄建忠（2018）基于“可变加成率”模型探讨了税负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及政策选择。结果表明，面对税负的增加，企业会通过抬升加成率进行税负转嫁，导致其要素边际产出偏离社会最优水平。企业间的税负不公平又会造成行业内的加成率离散度增大，导致行业内高加成率企业的资源利用低于社会最优水平，而低加成率企业产量高于最优水平。
在出口市场上，出口退税作为国家的一种财税政策，其目标亦在于实现出口市场资源配置优化。然而，钱学锋和潘莹（2015）从成本加成的角度探讨出口退税政策对企业绩效和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退税政策扩大了出口部门与非出口部门之间的成本加成差异，加深了两部门之间的资源误置程度。进一步地，钱学锋等（2016）将国有偏向型政策和出口偏向型政策纳入Meltiz框架，推导得到这一“双重偏向型政策”造成的中国来自贸易的生产率损失和福利损失均是非常巨大的。基于“依市场定价”模型，刘啟仁和黄建忠（2018）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资源配置扭曲。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相对压低了垄断的外向型行业中高加成率企业的加成，直接地缩小了“加成率离散度”，并对低生产率企业产生了倒逼效应，减轻了资源配置扭曲。
上述国内外关于资源误置的研究，加深了对不同国家间经济发展差距的理解，也为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和总体生产率提升提供了丰富的微观机制。然而，已有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研究对象和范围上，大多研究集中关注了制造业行业的资源误置情况，少有研究关注中国服务业行业，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两部门间的资源配置。随着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顯，对外开放的力度也越来越大，探讨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对服务业、服务业与制造业两部门间的资源配置影响尤为重要。另外，以中国区域间市场结构为差异为背景，考察贸易自由化对不同产业间带来的非对称传导，进而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化影响将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其次，现有研究侧重于对在位企业间“内涵型错配”的研究。然而，市场上存在的扭曲性政策，不仅会对在位企业间的资源配置产生影响，而且会直接影响企业的进入、退出决策。企业的自身生产率演化与资源配置是相互影响、紧密相关的过程，需要用动态发展的观点考察资源误置问题（Peters，2013）。据此，构建纳入不同类型的资源错配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细致分解考察各类扭曲对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是值得探索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 范冬梅，黄汉民，钱学锋.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重新估算——一个改进HK模型方法的应用[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9（01）：18-27.
[2] 龚关， 胡关亮. 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J]. 经济研究， 2013（4）：4-15.
[3] 刘殷仁， 黄建忠. 企业税负如何影响资源配置效率[J]. 世界经济， 2018， 41（1）：78-100.
[4] 钱学锋， 毛海涛， 徐小聪. 中国贸易利益评估的新框架——基于双重偏向型政策引致的资源误置视角[J]. 中国社会科学， 2016b（12）：83-108.
[5] Bartelsman E J， Haltiwanger J， Scarpetta S， et al.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Productivity： the Role of Allocation and Selec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1）： 305-334.
[6] Epifani P， Gancia G.，Markup heterogeneity and misalloc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3.1 （2011）： 1-13.
[7] Ghani，E.，A. G. Goswami， and W. R. Kerr. Highway to Success：The Impact of the Golden Quadrilateral Project for the Loc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Indian Manufacturing [J]. The Economic Journal，2016，126（591）：317-357.
[8] Hsieh C， Klenow P J.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124（4）： 1403-1448.
[9] Midrigin V， Xu D. Finance and Mis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Plant-Level Data[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4， 104（15647）：422-458.
[10] Peters M. Heterogeneous Mark-Ups and Endogenous Misallocation[C]// Meeting Papers. Society for Economic Dynamics， 2013.
作者简介：范冬梅（1991年—），女，博士研究生，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邮编：430073;研究方向：资源误置与贸易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