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我国识宝传说中的宝物和识宝人

    摘要:识宝传说是我国传播范围广、流传千年而不衰的传说故事类型之一。宝物和识宝人作为识宝传说必要因素,在识宝传说流传的几千年中也不断发生变化,这与当时的社会的文化、经济以及人们的心理认同有密切的关系。本文通过简单阐述识宝人、宝物的变化,并探讨发生变化的原因。

    关键词:识宝传说;宝物;识宝人

    识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流传千年而不衰,至今还在许多地方口耳相传。笔者将结合程蔷先生的《中国识宝传说研究》对宝物和识宝人这的发展进行简单梳理,探究宝物和识宝人在识宝传说变化过程中各个时期、各个阶段中的特征、性质和客观社会意义的变迁及其原因。

    一、识宝传说研究简说

    “所谓识宝传说主要是指围绕着神奇的宝物、宝物持有者和有着奇异的识宝能力的人而展开一些富有传奇性的情节。”[1]识宝传说是我国众多口头叙述传统中延续时间最长的民间传说之一。近年来由于程蔷先生系统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中国识宝传说已经引起国内外民俗学界的普遍关注。主要研究著作有《中国识宝传说研究》、《识宝传说与文化冲突——识宝文化含义的再探讨》、《中国古代得宝故事》(上、下)、《民间叙事中的宝物幻想》等;刘卫英先生主要是分析明清小说中有关“宝物”主题的研究主要成果有:《明清小说宝物崇拜的人类学审视》、《明清小说宝物描写的形态与功能》、《明清小说宝物描写研究综述》、《明清小说宝物崇拜研究的现实意义》等;另外陈岗龙先生对于蒙古族识宝传说进行了初步探索,如《蒙古族识宝传说研究》、江帆先生的《“芝麻开门”的绵绵回响——论中国的识宝故事》等。

    对于宝物的幻想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的,是任何一个民族都热衷的。识宝传说上至我国古代的各种文献典籍,下至民间口头的流传中,奇珍异宝玲琅满目,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正是悠久的历史、广阔的疆域和多民族的文化背景催生了各种各样的识宝人的故事,为故事的传承生长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二、宝物变化简述

    在程蔷先生的书中按照识宝传说发展的几个阶段,首先对“宝物”进行分析和论述。她认为在原始社会尽管还没有“宝物”这个词,已经有了“宝物”的思维。原始人的宝物幻想是形形色色的,根据神话等现有资料,他们的“宝物”大都是和他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植物、动物、工具,《山海经》中的“食之不饥”的祝余草还有许多其他具有神奇功效的动植物。产生这类幻想的原因很容易理解就是原始人生产、生活的环境不是很好,所以当他们的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开始幻想“宝物”,工具、食物等。

    随着社会发展进入铁器时代后,原始人用来象征力量、技巧和装饰的贝壳、兽皮、羽毛逐渐被金银铜玉石等象征财富的物品所代替。识宝传说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先秦,如和氏璧、随侯之珠等等,这一时期的宝物大都是价值连城的罕见珠玉。识宝传说知识为了强调人们对于宝物的追求。汉魏两晋时期识宝传说往往附会与名人如东方朔和张华,宝物也不仅是美玉,出现了当时民众不太了解的神秘物品,如汗血宝马、夜光杯等,这一时期也孕育了后来胡人识宝的萌芽。识宝传说到了唐朝的发展蔚为壮观,宝物的拥有者大都是富商巨贾、官僚、书生等身份地位比较高的人,识宝的主角则是来自异域的胡人,宝物大多是珠宝类在唐传奇中有大量的记载。明以后的识宝传说显著的变化就是,识宝人、宝物等都逐渐走向平民化、普通化,出现了以宝取宝的情节,这一时期的识宝人则多是回回商人,宝物各色各样。明清以来形成了洋人盗宝传说,识宝人逐渐被南方人、一般商人和洋人所取代,宝物也变成了与密切想关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财富,出现了较多的坑蒙拐骗和强取豪夺的情节。

    三、识宝人的变化

    “若将‘和氏璧传说视为此类传说最早的萌芽‘原型,那么,不难发现,识宝者最初的形象是身份卑微而忠心耿耿的臣民(卞和),而其献宝的对象则是昏庸的君主(楚王)。”[2]早期此类传说塑造了贤臣昏君的形象,故事情节也仅仅是宝物被名人所发现。秦汉以来的识宝者大都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历史人物,但人们愿意将一些和神奇宝物有关的情节附会与他们身上一方面表现了他们对于宝物的崇拜,另外,那个时期人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以人为主的历史和文学创作开始日益繁盛,与此同时,民间流传的识宝传说也就渐渐以“人”为中心,以“人”带事的发展起来,并在流传过程中逐渐把识宝情节汇聚到哪些众望所归的历史人物身上。

    唐朝强大的经济军事,开放的民风,多元的文化交流是历朝历代都无法比拟的。于是出现了胡人识宝的传说,这类故事增多的原因大概有以下两点。第一,当时的胡商大都来自波斯等西亚国家他们对于珠宝的知识本来就很丰富,这是让唐人信服的一点,因此,此时的识宝传说总与他们联系在一起。第二,对于大量的财富的渴望促使关于胡商的各种想象开始在民间流传开来。胡人有着高超的经商手段,获得了空前的利润,这使得还在种地耕田农业经济为主的唐朝人很是震惊,他们也渴望能像胡商一样有能力赚很多的钱。另外,唐朝以来的识宝传说故事中的主角是“外国人”,被冠以“胡人”的名号,不像之前的传说没有明显的“国籍”,有着强烈的民族地方归属感或心理认同,但由于唐朝的强大此时的唐朝民众并没有对胡人表现出嘲讽或戏谑,反而在此类传说中融入了中国的伦理思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惊叹胡人的经商天赋之余,形成了珠宝贸易中的商业伦理,这样《魏生》、《宝珠》、《水珠》等故事中胡商自己太高价钱的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

    唐以后明以来的识宝人又出现了新的特点。首先,识宝的主角从胡人变成了回回、南方人。从回回的形成来看,他们与善于经商的波斯人、阿拉伯人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且伊斯兰教宣扬经商,于是他们成为了识宝的主角,他们见多识广、走南闯北识宝能力自然是不差的。但是买卖双方之间的诚信、对于宝物价钱的商定等都有了较大的分歧,用重金买卖宝物的情节越来越少,更多的是生活化的讨价还价。其次,另外出现了一批来自南方的识宝者。多来自江西、安徽、山西这几个省,这是由于明清以来商品经济发展,这些地区由于交通便利,行走于城市之间或城乡之间。城市经济发展贸易频繁促使他们经常外出,与外商接触多故能辨识奇珍异宝,民间社会的人自然认为他们具有识宝的本领。

    “19世纪中叶以后,识宝传说又与当时的反帝活动结合,衍生出了洋人盗宝的传说,这类故事在传统的情节模式中注入了我国广大民众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仇恨情感,突出塑造了与洋人盗宝阴谋进行反抗斗争的普通劳动者的个人形象。”[3]他们与我国民众进行的不是普通的识宝就活动、等价购宝,往往是看上某个宝物后想方设法利用计谋强取豪夺甚至诉诸于武力。这时本民族的民众和洋人间便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洋人的身份也不再是有好的商人而是盗宝者。文本有《宝山》、《金钟记》、《通天洞》等。

    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蒙古族也出现了大量的识宝传说,可以认为蒙古族的传说的汉族识宝传说“平民化”、“农民化”的结果。清末大量的汉族移民到蒙族人民的生活地区后,不但带去了农耕文化也带去了识宝传说。但是蒙古族的识宝传说属于洋人盗宝传说和南蛮子盗宝传说,因为当时商品经济又发展后南方商人和洋人也进入了这些地区盗宝。文本有《阿其玛格山的传说》、《噶海山的传说》等。

    综观识宝传者变化,可以有这样的发现主要经历了主要是中国人(东方朔、张华)变为外国人(西域胡人)再变为中国人(江西、回回、南蛮子)这样一个过程。

    结语

    识宝传说的独特魅力首先表现在对宝物的幻想上。宝物的形式可谓是形形色色,有的是价值连城的珠玉玛瑙,有的却是普通农家的水缸、砚台,有的则是自然的山水如宝地、一口神奇的泉、一座山等等。其次,曲折的故事情节。识宝传说从简单的识宝到洋人盗宝,传说中的人物形象也在不断的丰富,如《中州背》中,徽州商人为了买神驴与驴子的主人周旋时,商人的语言、神态、动作等方面的描写,寥寥数笔却很传神的描绘出了徽商的奸诈,不断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对于宝物的幻想不是某个民族特有的,它以奇特瑰丽的想象为人们津津乐道,因为不满于现状于是人们渴望借助想象借助神奇的宝物改变自身的处境,于是千奇百怪的识宝传说会一直流传下去。

    “识宝传说历久弥新,口耳相传,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始终都承载者人们对于借助外力征服自然、改善生活、增加财富的渴望,识宝传说寄托着农耕民众对土地、家园的复杂感情,同时也记录着人们的这些理想和渴望被粉碎后的无奈与失落。识宝传说裹挟着中国民众的梦想,曲折委婉的表达着他们的心事,展示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4]

    参考文献:

    [1][2] [4]程蔷.中国识宝传说研究[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3]江帆.“芝麻开门”的绵绵回响——论中国的“识宝”故事[A].2001(3).

    作者简介:常雅慧(1991—),女,汉,青海格尔木人,西北民族大学民族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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