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校雠通义》看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
黄红兵?卫蒙蒙
【摘 要】 清代章学诚在其著作《校雠通义》中提出， 目录学的主旨在于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是对西汉的刘向、刘歆《七略》以来目录学思想的提炼和总结。章氏还总结和提出了互著、别裁和辨嫌名等著录方法，并认为这些著录方法是为了更好地揭示目录学主旨而服务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目录学主旨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古代目录学思想达到了最高峰。
【关 键 词】章学诚；《校雠通义》；目录学；辨章学术
【作者单位】黄红兵，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陕西理工大学文旅学院；卫蒙蒙，西安半坡湖酒店。
【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1.022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汉族，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人，是清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和方志学家，在目录学上有卓越的贡献。章学诚把以辨别学术源流为首要目的的目录学称为校雠学，而把以“徒为甲乙记录之需”——单单以甲乙丙丁排列顺序的简单目录学称为目录学。因此，本文所探讨的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侧重于以辨别学术源流为首要目的的目录学，这也体现了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
《校雠通义》成书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共4卷。章学诚撰该书意在“宗刘” （继承刘向、刘歆的校雠事业）、“补郑” （弥补郑樵的不足）和“正俗” （纠正时弊），指出校雠之义，是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主张文献分类应随文献增长和学术演变而加以改变，认为中国古代文献分类从“七略”发展为“四部”是势所必然。他主张编制目录时不仅要对文献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还要全面叙述著述源流。该书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刘向、刘歆、郑樵的目录学思想，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概括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精华和优良传统，是古典目录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校雠通义》中，尤其是原道、宗刘、互著、别裁和辨嫌名五个部分。下文就从这五个方面探讨章氏的目录学思想。
一、原道第一
道的意思就是大道，是目錄学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原道第一就是应该将目录学发展的规律和方向放在首要位置。王重民说：“这一章的标题在章学诚的初稿上题为‘著录先明大道论。”[1] 由此可见，“明大道”在目录学工作中的重要位置。为“明大道”，章氏从历史的角度对目录学的起源和发展规律进行了阐述。
对图书目录学的起源和发展，从有文字的商代到战国前这一阶段，章学诚认为，因为当时学在官府，“官守其书”“官师合一”“师传其学”，所以图书的分类，只能按官守次序进行。“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充分体现了图书分类的思想，即用官员的官名及次序进行分类。王重民说：“章学诚根据他本人这样的认识，得出了下面的论断：春秋战国以前，图书资料几乎都是典藏于官府之中，没有私人藏书。所以在当时，《周礼》中的三百六十种官名分类自然就构成了古代图书目录的自然分类，三百六十官也就成了古代分类表中的自然分类类目。”[1]
相对“学在官府”，从战国到汉代是“私门著述时期”。这一时期有不少私人著作问世，这样，图书的类别就复杂起来，不是按第一阶段的官守能够进行分类的。这一现象西汉时期变得更为复杂，故而刘氏父子整理图书时使用其他分类法，不再按官守对图书分类，而是按照新的编目方法进行分类。
章学诚认为，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图书时十分重视对学术的辨别和考究，而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删除了《七略》中的《辑略》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此最为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传。今可见者，唯总计部目之后，条辨流别数语耳。”[1]这其中的“条辨流别数语耳”，可能就是《辑略》中的原文。章学诚认为，《辑略》十分重视对学术的辨别和考究：“即此数语窥之，刘歆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门初无著述之故也。何则？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於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1]
章学诚所言并不是空穴来风，他极可能认为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诸子略》部分关于诸子学说之源流和发展是来源于《七略》。章学诚对《辑略》的强调与他认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起源于刘向、刘歆不无关系。
可见，章氏所说的“明大道”，就是目录学要探讨和体现学术的起源、流派等，也就是要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二、宗刘第二
宗是宗法、宗师或归宗的意思。宗刘是指目录学的方法和理论应该宗师于刘向、刘歆的《七略》，向刘向、刘歆父子学习。《七略》通过大叙和小叙，即叙录来详细阐述图书资料的学术源流，深为章学诚所赞赏。罗勤在《简论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体系》中说：“章学诚认为，叙录是宣传图书、批判图书和阐明学术流别的重要表达方式，是‘讨论群书之旨‘最为明道之要。”[2]叙录中包含了校书的过程、著者的生平经历以及概括书籍大意等内容，可以为后人研究图书文献提供切实的资料，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供方便。郑樵在著录目录时删去了《崇文总目》的叙录，致使目录失去了讨论学术派别源流的作用。章学诚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由于书目数量和种类的增多，文献资料著录时不能像《七略》那样分类，但是叙录这种可以为读者提供便利的著录方法应该被借鉴使用。
章学诚并非盲目宗刘，但他认为《七略》的分类方法已不合时宜。在宗刘部分，章学诚用了五个具体例证来证明《七略》的分类方法已经不适于当时的环境。一是史书的数量比汉代时翻了几倍；二是名家、墨家等诸子百家在后世没有传承延续，书籍数量少而不足以占据一个类；三是各种文献资料大量出现，种类与汉代相比增加了很多，汉代时仅有诸子百家等种类，六分法足以；四是摘抄多部书籍而成的书籍不是从书也非类书；五是评点诗文的书籍既不是别集也不是总集。
事实上，目录学的分类法是发展的，在魏晋时产生了四部分类法，改变了《七略》的分类方法。图书目录的分类方法和编制方法必然要适应文献资料的发展变化，而不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随着文献资料数量的大量增加，《七略》的分类方法已经不适用于后世图书分类，所以，清朝时《四库全书》使用了四部分类法，而不是像《七略》那样使用六分法分类。
三、互著第三
互著又作互注，即将有多种主题的图书分门别类地在各个主题下同时著录。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写道：“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於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6]意思是对内容相同和主题多样的图书，不能因为重复著录的烦琐就不在各个主题下同时著录，互著可以使读者以最快的速度找到符合自己要求的文献资料。
互著是章学诚首先提出的，但他认为互著起源于汉代的刘向、刘歆，因为在他们的著作《七略》中互著已经开始运用。元代马端临在其著作《文献通考·经籍考》中也有意识地运用互著。明代祁承澲在他的《庚申整书例略》中提出编目上的“互”就是互著，并且在他的《詹生堂书目》中使用了互著这一著录方法。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借鉴郑樵的经验并加以阐释：“不特如郑樵之所谓性命之书求之道家，小学之书求之释家，《周易》藏於卜筮，《洪范》藏於五行已也”[1]，说明某一分类中少见的书籍是可以在其他分类中找到的，“书之易混者”与“书之相资者”之间的矛盾是可以用互著法来解决的。互著法在编制目录时可以起到巨大作用，为读者提供便利。
刘向、刘歆在其著作《七略》中就运用了互著法，如《七略》的兵书权谋家中有《荀卿子》（《汉书》作《孙卿子》）、《陆贾》，但是在儒家中也记载有《荀卿子》《陆贾》两本书籍。这两本书虽然相同，但由于同时被几个学派推崇，因此被分别著录在多个学派的著作中。
互著一可以申明大道，让读者明白文献出处和学术源流；二便于读者查询，通过学科来寻找自己需要的文献；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著作在流传过程中遗失；四可以通过互著来“辩章学术，考镜源流”，使文献资料的学术流派更加清晰，不会使其混淆。同时，互著对编制专科目录也有很大的帮助。编制专科目录需要按照文献资料所属的学科分类进行编目，当一本书有多个主题时，使用互著法在图书的每个学科分类下著录，可以使检索文献资料时不容易发生错误，不会遗漏某些多学科的文献资料，提高检索的准确率，增加图书的使用价值。
四、别裁第四
别裁的意思是區别取舍。别裁第四讲述的是将一本书中比较重要的部分或者比较常用的部分单独裁处，著录在相关的一类或几类之中。别裁这一著录概念是章学诚在其著作《校雠通义》首先提出的，对什么样的图书资料应该别裁，别裁之后的别裁本与原本应该怎样著录，书中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前人只是在编制目录时使用别裁法，但没有对别裁法进行总结阐释。
刘向、刘歆在《七略》中首次运用别裁法对单行本进行处理，对有特殊关系的单行本和全本采取同时保留特殊的单行本的做法，但是这个方法并不完美。明代祁承澲在他的著作《庚申整书例略》中提出，编目上的“通”在著录法中就是别裁，并且在他的《詹生堂书目》中使用了别裁这一著录方法。别裁法可以分辨图书文献的学术流派，通过学术流派的不同来归类文献、编制目录，从而达到辨别学术源流的目的。
古代目录中有许多使用别裁法的例子。如章学诚认为，《大学》《中庸》原先是《礼记》中的两篇，但是南宋著名学者朱熹却把它们编在一起，与《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于是有了后来的四书五经。别裁法在现代的应用也很多，如有人写了一本合集，但其中一篇或几篇的内容或意义对人们的生活和学习有很大帮助，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其单独裁出，另行成册。《安徒生童话》原是一本童话合集，但其中有很多篇目经常被单独使用，如《海的女儿》《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拇指姑娘》等，于是被单独裁出另行成册，这些篇目对儿童而言有很大的阅读价值。
这就是别裁法的作用——能够权衡轻重，将重要的部分单独裁处使用。使用别裁法可以通过较少的文献资料获得较多的信息资源，可以通过小部分文献资料获取丰富的内涵，不会失去其精髓。对读者而言，别裁法的应用有积极的意义。
五、辨嫌名
辨嫌名是专指辨别著录时的错误，如错误地将同名但内容不同的书只著录其中一本，或者名字不同但内容相同的书著录了两次的错误。
在《校雠通义》中，章学诚谈到，古代人写书常常不写题目和书名，通常以篇首的几个字作为文章的题目或书名。因为没有书名，所以在编制目录时，只能以作者的名字作为书籍名称来分类。当然，这些著作中也有有篇名或书名的，著录时可以编得十分清楚，但当遇到著录书名与篇名不一致的著作时，就不一定能正确著录，只能沿用其他目录学家的著录，于是慢慢就有了分歧和错误，致使有些书籍虽然是完整的，但在著录时会被认为不完整，而有些不完整的书籍却被认为是完整的。经常因为这样的原因，古代目录学家在著录文献资料时会将文献资料遗漏或者重复著录，使目录的可靠性下降，降低了检索的准确性。所以，古代的目录中才会出现书名不同但内容相同的书籍，如《老子》又被称为《道德经》，《庄子》又被称为《南华经》等。
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提到，郑樵擅长校雠目录，但在他写的《艺文略》一书中却同时存在《班昭集》和《曹大家集》两个目录，这是因为班昭嫁给了曹世叔，又被称为曹大家，于是将一个人错误地认为是两个人。姚公武善于考据，但他在编制著作《郡斋》时却将张君房写的《脞说》误认为是张唐英的作品，这就是编制目录时的错误。
章学诚提出辨嫌名，就是要通过编制不同种类的索引将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和归类，如著者索引、目录索引、主题索引等，尽量避免因为书名、著者或其他因素相同而导致著录时文献资料缺失或者重复著录。通过多种索引来将各种文献资料加以区分，使读者更加简便地从目录索引中查找自己需要的文献，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查找文献的准确性，还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
六、结语
综上可以看出，章学诚的《校雠通义》对目录学的各方面都进行了阐释，包括著录学的主旨、著录方法、文献分类及目录索引等，为近现代目录学研究者和研究工作提供大量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也为我国的目录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目录学思想、理论体系。
章学诚认为，目录学的主旨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目录学思想不仅是对西汉刘氏父子目录学思想的提炼和总结，也是对目录学历史发展及自身实践的总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目录学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古代目录学理论体系已趋于完善，达到我国古代目录学思想的最高峰。
|参考文献|
[1]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 校雠通义通解[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罗勤. 简论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体系[J].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98（1）：101-104.
【摘 要】 清代章学诚在其著作《校雠通义》中提出， 目录学的主旨在于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是对西汉的刘向、刘歆《七略》以来目录学思想的提炼和总结。章氏还总结和提出了互著、别裁和辨嫌名等著录方法，并认为这些著录方法是为了更好地揭示目录学主旨而服务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目录学主旨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古代目录学思想达到了最高峰。
【关 键 词】章学诚；《校雠通义》；目录学；辨章学术
【作者单位】黄红兵，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陕西理工大学文旅学院；卫蒙蒙，西安半坡湖酒店。
【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1.022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汉族，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人，是清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和方志学家，在目录学上有卓越的贡献。章学诚把以辨别学术源流为首要目的的目录学称为校雠学，而把以“徒为甲乙记录之需”——单单以甲乙丙丁排列顺序的简单目录学称为目录学。因此，本文所探讨的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侧重于以辨别学术源流为首要目的的目录学，这也体现了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
《校雠通义》成书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共4卷。章学诚撰该书意在“宗刘” （继承刘向、刘歆的校雠事业）、“补郑” （弥补郑樵的不足）和“正俗” （纠正时弊），指出校雠之义，是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主张文献分类应随文献增长和学术演变而加以改变，认为中国古代文献分类从“七略”发展为“四部”是势所必然。他主张编制目录时不仅要对文献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还要全面叙述著述源流。该书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刘向、刘歆、郑樵的目录学思想，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概括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精华和优良传统，是古典目录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校雠通义》中，尤其是原道、宗刘、互著、别裁和辨嫌名五个部分。下文就从这五个方面探讨章氏的目录学思想。
一、原道第一
道的意思就是大道，是目錄学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原道第一就是应该将目录学发展的规律和方向放在首要位置。王重民说：“这一章的标题在章学诚的初稿上题为‘著录先明大道论。”[1] 由此可见，“明大道”在目录学工作中的重要位置。为“明大道”，章氏从历史的角度对目录学的起源和发展规律进行了阐述。
对图书目录学的起源和发展，从有文字的商代到战国前这一阶段，章学诚认为，因为当时学在官府，“官守其书”“官师合一”“师传其学”，所以图书的分类，只能按官守次序进行。“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充分体现了图书分类的思想，即用官员的官名及次序进行分类。王重民说：“章学诚根据他本人这样的认识，得出了下面的论断：春秋战国以前，图书资料几乎都是典藏于官府之中，没有私人藏书。所以在当时，《周礼》中的三百六十种官名分类自然就构成了古代图书目录的自然分类，三百六十官也就成了古代分类表中的自然分类类目。”[1]
相对“学在官府”，从战国到汉代是“私门著述时期”。这一时期有不少私人著作问世，这样，图书的类别就复杂起来，不是按第一阶段的官守能够进行分类的。这一现象西汉时期变得更为复杂，故而刘氏父子整理图书时使用其他分类法，不再按官守对图书分类，而是按照新的编目方法进行分类。
章学诚认为，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图书时十分重视对学术的辨别和考究，而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删除了《七略》中的《辑略》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此最为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传。今可见者，唯总计部目之后，条辨流别数语耳。”[1]这其中的“条辨流别数语耳”，可能就是《辑略》中的原文。章学诚认为，《辑略》十分重视对学术的辨别和考究：“即此数语窥之，刘歆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门初无著述之故也。何则？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於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1]
章学诚所言并不是空穴来风，他极可能认为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诸子略》部分关于诸子学说之源流和发展是来源于《七略》。章学诚对《辑略》的强调与他认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起源于刘向、刘歆不无关系。
可见，章氏所说的“明大道”，就是目录学要探讨和体现学术的起源、流派等，也就是要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二、宗刘第二
宗是宗法、宗师或归宗的意思。宗刘是指目录学的方法和理论应该宗师于刘向、刘歆的《七略》，向刘向、刘歆父子学习。《七略》通过大叙和小叙，即叙录来详细阐述图书资料的学术源流，深为章学诚所赞赏。罗勤在《简论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体系》中说：“章学诚认为，叙录是宣传图书、批判图书和阐明学术流别的重要表达方式，是‘讨论群书之旨‘最为明道之要。”[2]叙录中包含了校书的过程、著者的生平经历以及概括书籍大意等内容，可以为后人研究图书文献提供切实的资料，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供方便。郑樵在著录目录时删去了《崇文总目》的叙录，致使目录失去了讨论学术派别源流的作用。章学诚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由于书目数量和种类的增多，文献资料著录时不能像《七略》那样分类，但是叙录这种可以为读者提供便利的著录方法应该被借鉴使用。
章学诚并非盲目宗刘，但他认为《七略》的分类方法已不合时宜。在宗刘部分，章学诚用了五个具体例证来证明《七略》的分类方法已经不适于当时的环境。一是史书的数量比汉代时翻了几倍；二是名家、墨家等诸子百家在后世没有传承延续，书籍数量少而不足以占据一个类；三是各种文献资料大量出现，种类与汉代相比增加了很多，汉代时仅有诸子百家等种类，六分法足以；四是摘抄多部书籍而成的书籍不是从书也非类书；五是评点诗文的书籍既不是别集也不是总集。
事实上，目录学的分类法是发展的，在魏晋时产生了四部分类法，改变了《七略》的分类方法。图书目录的分类方法和编制方法必然要适应文献资料的发展变化，而不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随着文献资料数量的大量增加，《七略》的分类方法已经不适用于后世图书分类，所以，清朝时《四库全书》使用了四部分类法，而不是像《七略》那样使用六分法分类。
三、互著第三
互著又作互注，即将有多种主题的图书分门别类地在各个主题下同时著录。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写道：“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於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6]意思是对内容相同和主题多样的图书，不能因为重复著录的烦琐就不在各个主题下同时著录，互著可以使读者以最快的速度找到符合自己要求的文献资料。
互著是章学诚首先提出的，但他认为互著起源于汉代的刘向、刘歆，因为在他们的著作《七略》中互著已经开始运用。元代马端临在其著作《文献通考·经籍考》中也有意识地运用互著。明代祁承澲在他的《庚申整书例略》中提出编目上的“互”就是互著，并且在他的《詹生堂书目》中使用了互著这一著录方法。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借鉴郑樵的经验并加以阐释：“不特如郑樵之所谓性命之书求之道家，小学之书求之释家，《周易》藏於卜筮，《洪范》藏於五行已也”[1]，说明某一分类中少见的书籍是可以在其他分类中找到的，“书之易混者”与“书之相资者”之间的矛盾是可以用互著法来解决的。互著法在编制目录时可以起到巨大作用，为读者提供便利。
刘向、刘歆在其著作《七略》中就运用了互著法，如《七略》的兵书权谋家中有《荀卿子》（《汉书》作《孙卿子》）、《陆贾》，但是在儒家中也记载有《荀卿子》《陆贾》两本书籍。这两本书虽然相同，但由于同时被几个学派推崇，因此被分别著录在多个学派的著作中。
互著一可以申明大道，让读者明白文献出处和学术源流；二便于读者查询，通过学科来寻找自己需要的文献；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著作在流传过程中遗失；四可以通过互著来“辩章学术，考镜源流”，使文献资料的学术流派更加清晰，不会使其混淆。同时，互著对编制专科目录也有很大的帮助。编制专科目录需要按照文献资料所属的学科分类进行编目，当一本书有多个主题时，使用互著法在图书的每个学科分类下著录，可以使检索文献资料时不容易发生错误，不会遗漏某些多学科的文献资料，提高检索的准确率，增加图书的使用价值。
四、别裁第四
别裁的意思是區别取舍。别裁第四讲述的是将一本书中比较重要的部分或者比较常用的部分单独裁处，著录在相关的一类或几类之中。别裁这一著录概念是章学诚在其著作《校雠通义》首先提出的，对什么样的图书资料应该别裁，别裁之后的别裁本与原本应该怎样著录，书中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前人只是在编制目录时使用别裁法，但没有对别裁法进行总结阐释。
刘向、刘歆在《七略》中首次运用别裁法对单行本进行处理，对有特殊关系的单行本和全本采取同时保留特殊的单行本的做法，但是这个方法并不完美。明代祁承澲在他的著作《庚申整书例略》中提出，编目上的“通”在著录法中就是别裁，并且在他的《詹生堂书目》中使用了别裁这一著录方法。别裁法可以分辨图书文献的学术流派，通过学术流派的不同来归类文献、编制目录，从而达到辨别学术源流的目的。
古代目录中有许多使用别裁法的例子。如章学诚认为，《大学》《中庸》原先是《礼记》中的两篇，但是南宋著名学者朱熹却把它们编在一起，与《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于是有了后来的四书五经。别裁法在现代的应用也很多，如有人写了一本合集，但其中一篇或几篇的内容或意义对人们的生活和学习有很大帮助，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其单独裁出，另行成册。《安徒生童话》原是一本童话合集，但其中有很多篇目经常被单独使用，如《海的女儿》《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拇指姑娘》等，于是被单独裁出另行成册，这些篇目对儿童而言有很大的阅读价值。
这就是别裁法的作用——能够权衡轻重，将重要的部分单独裁处使用。使用别裁法可以通过较少的文献资料获得较多的信息资源，可以通过小部分文献资料获取丰富的内涵，不会失去其精髓。对读者而言，别裁法的应用有积极的意义。
五、辨嫌名
辨嫌名是专指辨别著录时的错误，如错误地将同名但内容不同的书只著录其中一本，或者名字不同但内容相同的书著录了两次的错误。
在《校雠通义》中，章学诚谈到，古代人写书常常不写题目和书名，通常以篇首的几个字作为文章的题目或书名。因为没有书名，所以在编制目录时，只能以作者的名字作为书籍名称来分类。当然，这些著作中也有有篇名或书名的，著录时可以编得十分清楚，但当遇到著录书名与篇名不一致的著作时，就不一定能正确著录，只能沿用其他目录学家的著录，于是慢慢就有了分歧和错误，致使有些书籍虽然是完整的，但在著录时会被认为不完整，而有些不完整的书籍却被认为是完整的。经常因为这样的原因，古代目录学家在著录文献资料时会将文献资料遗漏或者重复著录，使目录的可靠性下降，降低了检索的准确性。所以，古代的目录中才会出现书名不同但内容相同的书籍，如《老子》又被称为《道德经》，《庄子》又被称为《南华经》等。
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提到，郑樵擅长校雠目录，但在他写的《艺文略》一书中却同时存在《班昭集》和《曹大家集》两个目录，这是因为班昭嫁给了曹世叔，又被称为曹大家，于是将一个人错误地认为是两个人。姚公武善于考据，但他在编制著作《郡斋》时却将张君房写的《脞说》误认为是张唐英的作品，这就是编制目录时的错误。
章学诚提出辨嫌名，就是要通过编制不同种类的索引将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和归类，如著者索引、目录索引、主题索引等，尽量避免因为书名、著者或其他因素相同而导致著录时文献资料缺失或者重复著录。通过多种索引来将各种文献资料加以区分，使读者更加简便地从目录索引中查找自己需要的文献，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查找文献的准确性，还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
六、结语
综上可以看出，章学诚的《校雠通义》对目录学的各方面都进行了阐释，包括著录学的主旨、著录方法、文献分类及目录索引等，为近现代目录学研究者和研究工作提供大量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也为我国的目录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目录学思想、理论体系。
章学诚认为，目录学的主旨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目录学思想不仅是对西汉刘氏父子目录学思想的提炼和总结，也是对目录学历史发展及自身实践的总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目录学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古代目录学理论体系已趋于完善，达到我国古代目录学思想的最高峰。
|参考文献|
[1]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 校雠通义通解[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罗勤. 简论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体系[J].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98（1）：101-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