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表象与悲剧意味:姜文电影漫议

    赵瑞君

    【摘 要】姜文于1995年拍摄《阳光灿烂的日子》,从而完成了从“大腕”到“名导”的成功蜕变。他并不是一个多产的导演,20年来,他执导的影片只有五部,其中有掀起观影狂潮的《让子弹飞》(2010),也有晦涩难懂、褒贬不一的《太阳照常升起》(2007)、《一步之遥》(2014)。总的来看,姜文在转型之后按照自己的艺术追求进行创作,用中国导演少有的后现代思维模式,为中国的影坛注入了一股强大而又奇特的力量。其强大的批判力量和荒诞意味给作品注入了新的内涵,十分值得人玩味。

    【关键词】荒诞表象;悲剧意味;姜文电影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1-0117-02

    一、戏仿带来的双重意味

    戏仿是后现代电影的主要文本策略,指通过对权威与经典的颠覆性模仿来制造宣泄式的喜剧效果。姜文在运用戏仿这一策略时,主要借鉴了美国电影的某些镜语和叙事方式,用以加强作品对观众的视觉性冲击,并通过这些元素的“中国本土化”,在心理上给观众带来喜剧化的效果。

    《让子弹飞》中,张牧之、汤师爷、黄四郎和两大家族老爷上台进行剿匪讲话时,姜文借鉴了“巴顿将军上台”这一经典镜头。但是当这一镜头被本土化之后,喜感便随即而至——《巴顿将军》中严肃庄重的鼓点声被随意的、带有谐谑色彩的音乐和哨声所取代,汤师爷拿着大得夸张的喊话筒,一本正经地踏着正步走上台。仅是这种反差和葛优的形象,就带着强烈的喜剧色彩。

    《一步之遥》中,戏仿的印记更加鲜明。导演的镜头运用和对画面的处理方式并非局限于正常模式,而是做了艺术化、陌生化的处理。马走日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和经历者,自然知道所谓的“花域大选”只是武七洗钱的手段,然而,在展现众美人集聚上海时,画面并没有按照正常的叙事速度展开,而是变成了默片时代的影像风格。黑白影调中,美人们被所在国送来参赛,她们搔首弄姿,使尽浑身解数;被记者包围采访的警官项飞田屡屡登报,风光无限;与此同时,马走日正在以零聚焦的叙事视角对这一事件进行客观点评,画面中风光无限也好,人潮涌动也罢,只要配上马走日调侃的解说,就会立即显出肤浅、愚昧的真相。会场中各美女展现风采的段落,导演使用了好莱坞歌舞片的叙事模式,直接用青卢、白狐的歌舞表演和完颜的演讲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这样的的戏仿不仅使作品的表现方式更加多元化,通过拼贴增强其作为剧情片的观赏性,更能引导观影者站在事件之外,透过歌舞升平和华丽的表象看到其内在隐含的讽刺意味。

    戏仿是调节作品风格时的一种有效形式,与蒙太奇性质一样,戏仿经典的内容与影片原本的主题拼贴在一起,产生的新的含义远不止喜剧性那么简单。在《一步之遥》中,与彩色影调加大段对白相比,黑白影调和快速剪辑的手段更能完美地展现花魁完颜英的美貌和高傲,也能暂时地将项飞田塑造成正人君子的形象。此处的戏仿与后来的剧情走向相拼贴,营造出了极大的落差:在后来的故事中,完颜英并不是个事事顺心、呼风唤雨的女人,项飞田并非忠义之人。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结尾,导演采用了黑白影调和礼帽、雪茄等道具,将老朋友再会的场景做出了早期好莱坞黑帮片的感觉。少年时期的伙伴再聚首,马小军混成富有的“大佬”着实值得观众微微一笑,但与之前多彩的、年轻的、冲动的的日子相比,再聚首的寒暄就显得苍白、单调,甚至悲凉了许多,这已然上升为一种哲学思辨。

    戏仿可以称得上是一种“颇具意味的形式”,它在姜文影片中的作用,不能用“增添喜剧色彩”一概而论。

    二、解构之后的人性之真

    姜文的作品极具讽刺性,尽管他在表达时运用了很多隐喻的方法,借助黑色幽默的方式来展现,但并不能遮掩其内涵的锋芒。可以说,姜文解构的就是人性之善、人性之美,在嬉闹之中用看似反常识的立场进行人性的反思,把丑的一面展现了出来。

    在姜文的作品中,最普遍存在的就是对权威和良知的消解。在常识中,辛亥革命带来的是先进的思想和公正的体制,但姜文借《让子弹飞》对这一常识泼了一大桶冷水。前来就职的县长怀揣的是买来的委任令、坐的是马拉的火车;官方对于恶霸、土匪的行径向来不闻不问;鹅城的人民在民国建立后依旧生活在封建制度下,磕头作揖已成为他们改不掉的习惯;当张麻子鼓动大家一起战恶霸时,捡了钱的民众只偷偷观望却无人响应……正如电影所展现的那样,不论在什么时代,能够解决问题的是人们心中的良知和勇气,无奈的是,有胆有识者少之又少。

    在《一步之遥》中,项飞田与马走日关系亲密,共享荣光;形势大变后,项飞田被武大帅抓去蹲马棚,好心的马走日苦苦救他,却不料项飞田日后不顾两人情谊,将捉拿马走日作为自己加官进爵的筹码;而当年马走日在马棚看到项飞田的狼狈样,竟也成了项飞田记恨老友的理由。友情的微妙变化和斩不断的芥蒂,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

    姜文是一位充满男子气概的导演,其作品中从不乏硬汉的形象。但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这并不是在一味地塑造英雄,而是在解构英雄主义。姜文镜头下的英雄虽光鲜过、勇猛过,但终究殊途同归,成为孤独的英雄、悲凉的英雄、荒诞的英雄。以《让子弹飞》为例,年轻帅气的小六子比养父张麻子文雅不少,对西洋文化有着强烈的好奇心,这样看来,小六子具有成为英雄的潜质。但其归宿却出乎意料、让人叹息:头脑简单的六子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采用了剖腹的方式,白白丢掉了性命。凭着一股狠劲行动,血腥而又荒诞。

    片中对张麻子的塑造,也是对英雄主义的解构。故事开始时,张麻子就是作为全能的麻匪头子存在的,他截火车、斗恶霸,成了黄四郎的眼中钉和鹅城的青天大老爷,但其作为主角的英雄光环并没有始终庇护他。在斗争中他失去了养子、兄弟,还赔了夫人;呼吁民众一起反抗时无人响应,直到表现出黄四郎已死,才有人冲出来跟他进碉楼——只是为了瓜分恶霸的财物;故事的最后,他坐的椅子也被人搬走,兄弟带着花姐离开了这里……英雄的孤独和悲凉不言而喻。《太阳照常升起》中对唐雨林的塑造也与之相似,会玩枪的老唐能猎捕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被所有孩子追捧,但这却不能改变妻子先精神出轨后肉体出轨的事实,改变不了自己在婚姻上的失败。英雄不再是“高、大、全”的形象,勇猛、有抱负的男性首先作为“人”而存在,在无人响应、无人相信的情况下,英雄难做;就算成了所谓的英雄,在很多无奈之事面前,英雄与凡人也毫无区别,甚至比凡人更具悲剧意味,这种悲剧意味产生于“英雄”的应有形象与实际能力的落差之中。

    在这种解构下,大多数电影中被粉饰过的,美的、善的、单面的人性荡然无存,人性重新真正回归为人性原本的模样,两面,真实。姜文影片中所蕴含的人性冷暖、人世悲喜与审美价值,需要我们更深层次地去挖掘,去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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