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有效性
张国兴+张培德+修静+柴建
摘要利用节能减排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进而促进节能减排是我国环境治理工作的重要策略之一。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对节能减排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得以证实的情况下，不禁疑问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有效吗？本文在系统收集我国1978—2013年间颁布的1 195条节能减排政策以及对节能减排政策精读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应政策的政策力度、政策措施、政策目标的量化，构建了节能减排政策中行政措施、财政税收措施、人事措施、金融措施、引导措施、其它经济措施的有效性度量模型，通过构建时间序列计量模型，运用稳健标准误和单位根-协整检验分别探讨了节能减排政策中各单项政策措施及不同措施协同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节能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整体促进作用显著大于阻碍作用；节能减排政策中的金融措施、引导措施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行政措施、财政税收措施、其他经济措施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引导措施和金融措施的协同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效果大于只考虑财政税收措施和其他经济措施协同的负向影响效果，也显著大于行政措施、财政税收措施、其他经济措施协同的负向影响效果。重视并加强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有显著正向作用的政策措施單独和协同的使用，减少或避免无显著影响或有负向作用的政策措施单独和协同的使用，是利用节能减排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进而促进节能减排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节能减排；政策量化；措施协同；NeweyWest标准误；单位根-协整分析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8）02-0123-11DOI：10.12062/cpre.20170907
我国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资源加快消耗、生态环境破坏、效率低下和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我国产业结构特点是造成高能耗、高污染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原因。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已有所调整[1]，但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及结构重组的需要依然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绕不开的话题，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2]。 “十三五”规划中，政府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视程度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文献综述
产业结构是指产业间各种经济要素的数量比例关系和质量协调关系[3]。产业结构调整是指产业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动和调整。产业结构朝着最优化的方向调整可实现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是指产业结构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的过程或趋势，通常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比重的演替变化，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之间依次演变，其核心是产业结构朝具有较高生产率、较快需求增长、以更高级技术为基础的产业群转移。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包括两方面：调整以及升级，其中调整是过程，升级是结果。
近些年，学者们关于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对于节能减排的作用开展了许多研究。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对节能减排的影响方面，Ning[4]利用2007年我国二氧化碳关键排放行业的数据，建立了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下，最优化产业结构的投入产出模型，提出要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调整产业结构。Zhu等人[5]认为目前这种能源密集型产业结构是导致中国排放大量二氧化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调整产业结构。Guo等[6]基于上海市的碳减排研究发现，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自于产业经济活动，产业结构升级是减少碳排放的主要选择。Mi等人[7]采用案例研究与模型相结合的方法，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节能减排潜力。马丽梅、张晓[8]基于空间计量法，探讨了中国31个省份本地与异地之间雾霾污染的交互影响问题以及经济变动、能源结构影响，表明基于产业转移的产业结构调整对雾霾污染的治理存在着“损人利己”效应，需要中央一定程度的集权从而实现各个地方联合防控。原毅军和谢荣辉[9]在研究中指出，当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趋紧的环境约束和转型压力，产业结构调整成为解决促增长、促减排这一“两难”格局的关键路径。
关于产业结构升级对节能减排的影响方面，Zhang等人[10]基于ARDL模型，探讨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市化对碳减排的作用机制，提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对于碳减排具有显著作用。朱永彬等人[11]对比分析了我国与美国、欧盟、日本在部门能源强度和产业结构上的差异，发现我国各部门能源强度显著高于美国、欧盟及日本，且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的产业结构造成了我国碳排放居高的现状。Chen等人[12]选择大连作为研究对象，利用LMDI方法分解影响工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因素，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是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负向影响因素，即产业结构升级能有效抑制工业二氧化碳的排放。蔡圣华等人[13]预测了纯消费拉动下，我国未来产业结构演进的特征与二氧化碳强度的发展趋势。预测结果显示，降低重化工业的比重，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有利于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总的来说，上述文献从不同角度证实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对节能减排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对节能减排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仅依赖现有的产业结构特点颁布节能减排政策还远远不够。长期来看，政府必须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加快完成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从而改变现有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节能降耗的目标。钟茂初等人[14]研究指出，以往学术界对环境保护和产业结构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结构影响环境质量这一视角，然而，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也可以反作用于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是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重要抓手，也是我国推动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15]。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利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来促进节能减排，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在其他的节能减排治理逻辑之外，还形成了一条依赖节能减排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进而实现节能减排的治理途径。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对节能减排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得以证实的情况下，还未见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颁布的节能减排政策为样本从总体上研究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有效性的相关文献。基于政策文献的量化研究可以有效反映政府依赖节能减排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演进。为此，本文通过系统收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节能减排政策文本，在量化分析节能减排政策的基础上，分析节能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影响，探讨各单项政策措施及政策措施协同对于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有效性。
2政策量化与作用机理
2.1数据来源
节能减排是指节约能源和减少环境有害物排放。本文以节能减排政策为研究对象，所涉及的节能减排政策包括节能节水、减少污染物（主要是指COD与SO2）排放、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以及使用和发展清洁能源等方面的政策。根据这一定义，作者的研究团队系统收集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全国人大、国务院、国家发改委、环境保护部等40多个机构独立或联合颁布的节能减排政策，自主建成了节能减排政策数据库。考虑到政策效果的时滞现象，最终选取1978—2013年我国颁布的1 195条节能减排政策文本展开量化研究。
2.2政策量化标准
关于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量化标准及量化过程，作者在文献[15]和[16]中专门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本文依照上述量化办法对节能减排政策从政策力度、政策目标、政策措施三个方面进行度量，并且针对每一方面由强到弱赋予其由大到小的分值，具体如下：
（1）政策力度。政策力度是指政策的法律效力，与政策颁布主体及政策类型紧密关联，表现了政府对政策实施态度的强硬程度。一般而言，越高级别的主体颁布的政策法律效力越高，表明政府对政策实施的态度越强硬，因而政策力度越大。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代表最高法律效力，因此赋予政策力度5分的分值；国务院颁布的各项指令、条例、规定，以及各部委的命令，赋予政策力度4分的分值；国务院颁布的暂行条例和规定、决定、意见、方案、办法、标准，以及各部委颁布的规定、条例和决定，赋予政策力度3分的分值；各部委颁布的意见、方案、办法、细则、指南、条件、暂行规定及标准，赋予政策力度2分的分值；对于简单的通知、公告和规划，一般法律效力最低，因此赋予政策力度1分的分值。
（2）政策目标。政策目标是指政府在颁布政策时所期望达到的目标。对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内容分析表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已成为我国政府颁布节能减排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15]。不同政策中，对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这一目标的体现方式有所不同，重视程度也有差异。对政策目标的量化应体现政府对该目标的态度以及实现目标的程度，根据态度的强硬程度、实现目标的程度大小给予目标5、4、3、2、1分的赋值。当政策目标得分为5时，表明该条政策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措施和办法，且要求强制执行；当政策目标得分为3时，表明该条政策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制定了相对具体的措施和办法，但不要求强制执行；当政策目标得分为1时，表明该条政策仅涉及了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内容，但并未制定相关的措施和办法；4分是介于5分和3分之间的一种情况；2分是介于3分和1分之间的一种情况。具体量化标准参照张国兴等[15]制定的标准。
（3）政策措施。我国政府采用的节能减排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六项：人事措施、行政措施、财政税收措施、金融措施、引导措施以及其他经济措施。人事措施是从人事培训、人事安排、人事奖惩等方面采取的手段；行政措施主要是指政府采取行政许可、监督检查、审批权限等强制性的手段；财政税收措施主要指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金融措施主要指信贷支持、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措施；引导措施主要指加强宣传、推广，实行试点项目等手段；其他经济措施主要包括相关费用与价格的实施调整，折旧、成本和费用的会计处理规定等。对于节能减排政策措施中的成本、折旧以及相关价格的调整等这些方面无法归类到另外五个措施中，将其单独归为其他经济措施以示区分效果。各类政策措施的量化标准及量化过程与政策目标的量化相似，政策措施越详细，可实施性越强，则得分越高，分值由高到低分别是5～1分。
2.3作用机理
环境保护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是“前期投入后期收获”的关系。就本文而言，为达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节能减排政策可能在短期内增加产业成本，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但就长期而言，政府利用各方面的信息优势并制订适当的节能减排政策对各产业施加的宏观调控，将在解决环境问题的同时，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增长。
如图1所示，本文结合前述政策量化标准对节能减排政策进行解读，通过考虑具体的政策措施作用来探究节能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内在作用机理。
（1）单项政策措施的作用机理。财政税收政策措施主要是针对高耗能产业的税收规制惩罚与对节能减排产业的财政补助与支持，通过优惠目录与懲罚条例对相应的产业结构施加影响；其它经济措施是相关价格、计量标准的政策规定，通过调整与节能减排相关的价格、费用，制订相应的计量标准来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作用，例如：对供暖、供电的计量与收费标准；行政措施利用行政审批权限以及强制性管理执行条例，例如“强制关停小火电”，通过引入先进产能和淘汰落后产能对产业升级施加影响；人事措施将企业的节能减排绩效与“一把手”职位挂钩，主要是针对企业的中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具体的人员调动、考核、表彰、惩罚、培训等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金融措施是将企业的节能减排程度与企业的信用水平挂钩，是信贷管控的政策条例，通过信贷支持与信贷惩罚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引导措施通过示范项目和试点工程以及新产品技术的倡导推广，使得节能减排观念深入人心，进而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政策措施协同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政府在颁布节能减排政策过程中，为了达到既定的政策目标，往往同时采用多项政策措施协同推动政策目标的实现。所谓的政策协同是指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不同政策制定主体之间联合采用多种措施，通过利用多种政策措施
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通过不同政策措施的协调、合作、互补等实现一个或多个政策目标，进而实现政策实施绩效的提升[17]。措施之间产生的协同效果可能会比单项措施的叠加效果复杂得多。本文将在单项政策措施的具体分析结果基础上考察多项政策措施协同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
3模型构建
3.1单项政策措施的度量
在应用以上量化标准的前提下，衡量第t年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目标的重视程度（pgt），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方面为第t年每条政策的政策力度（petj），它表明了政府对政策实施态度的强硬程度；另一方面为每条政策对其所包含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这一目标的重视程度（pgtj），即节能减排政策中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这一目标的得分，它体现了“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在这条政策中的重要程度。因此，第t年政府想要通过实施第j条政策来达成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这一愿望的强烈程度以pgtjpetj来衡量。最终，将第t年所有政策的pgtjpetj加总，得到第t年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重视程度pgt：
pgt=∑nj=1pgtjpetj，t=[1978，2013]（1）
根据公式（1），计算得到我国节能减排政策中历年以来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这一政策目标的重视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虽然是节能减排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但并非所有的节能减排政策都与推动产业升级相关。例如某一条政策中政府给出了很
详细的行政措施方案，但该条政策并未涉及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相关的内容，也就是该项措施并非为了达成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这一目标。因此基于对上述问题的考虑，第t年第j条政策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这一政策目标的政策措施效力为：
pmtjpetjpgtj，其中pmtj为政策措施的量化，它代表上述6项政策措施。这一衡量标准的意义为：当
某条节能减排政策的政策目标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无关时（即pgtj=0），该条政策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措施效力为0（pmtjpetjpgtj=0）。最终，第t年的节能减排政策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措施使用程度（即政策措施效力）可用以下公式度量：
pmt=
∑nj=1pmtjpetjpgtj，t=[1978，2013]
（2）
根据公式（2），计算得到历年来我国节能减排政策中对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各项政策措施的效力。图2直观地表明，针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这一目标，政府对各类政策措施的使用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行政措施被使用的程度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政策措施，这是由于政府在颁布政策时，即使主要采取的是其他类型的政策措施，往往也会采取一定程度的行政手段以保证其他政策措施的有效实施；引导措施的被使用程度也相对较高，其次分别是财政税收措施、人事措施、其他经济措施与金融措施；在2011年之后，金融措施的使用程度反超了其他经济措施。此外，从演变趋势上看，各项措施效力都呈现增长趋势，尤其在2003年之后，增长趋势尤为明显，但各项措施效力的增长趋势有所差异，一方面表明政府越来越重视利用各项政策措施来推动产业升级，从而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另一方面也表明，政府在尝试调整各类政策措施的使用情况。
3.2政策措施协同度度量
本文引入政策措施协同度这一指标表征政策措施之间协同的程度，具体如下：
MMCPtkl=（1nkpmtk）
（1nlpmtl），t=[1978，2013]
其中，MMCPtkl表示第t年措施k与l措施之间的协同度；pmtk与pmtl分别表示第t年措施k的政策措施效力与措施l的政策措施效力；nk为包含政策措施k的节能减排政策数量，nl为包含政策措施l的節能减排政策数量。同理，若为三项措施协同时，政策措施协同度为：
MMCPtlmk=（1nkpmtk）
（1nlpmtl）
（1nmpmtm），t=[1978，2013]
（4）
3.3自变量的选取
模型中的自变量为节能减排政策措施效力（pmt）以及政策措施的协同度（MMCPtkl），但在节能减排政策中各个政策措施之间相互相关，对节能减排政策措施效力以简单加总的计算方式度量会使六项政策措施均与政策数量相关，从而导致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为剔除政策数量对政策措施效力的影响，取其平均值作为每年政策措施效力的反映，即取（1nkpmtk）来衡量第t年政策措施k的措施效力。技术进步、要素供给、对外开放程度等会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重要影响，为保证实证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将这四个影响因素纳入模型中作为控制变量。
其中，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重要影响[18-20]，节能减排政策工具对技术进步具有促进作用[21-22]。因此，为了考查节能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纯”效应，本文在将六项政策措施效力作为自变量的基础之上，将技术进步也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之中。另外，考虑到时间趋势项不能完全反映技术进步，而且采用时间趋势项代替技术进步也与经济理论不符[23]，我们借鉴曹吉云[23]提出的第三产业劳动力投入占比作为技术进步的替代变量。此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供给因素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因素是劳动力和资本。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路径是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型，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24]。因此本文选取劳动力和固定资产投资作为供给因素的反映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劳动力以三大产业就业人数度量，固定资产投资选用传统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对外贸易一方面通过出口，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通过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工艺，推动传统产业发展。本文选取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四个控制变量所需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3.4因变量的选取
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过程，无法进行量化，且调整的最终目标是达到产业升级，因此本研究因变量相关数据的选取借鉴干春辉[25]提出的产业高级化值TS来度量，即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相比的比率来度量产业高级化值。
3.5模型构建
1978年到2013年的TS值变化均出现波动，这归因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26]。根据上述变量的选取，具体估计方程设定如下：
Yt=C+β1RSt-i1+
β2XZt-i2+β3CSt-i3+
β4JRt-i4+
β5YDt-i5+
β6QTt-i6+
∑kj=1θjQj
（5）
其中，Qj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in（n=1，…，6）代表滞后期数。
通过阅读本文量化的1 195条节能减排政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我国常常采用“多管齐下，多措并举”的方式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因此，不仅要探究单一措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还有必要考虑两种或两种以上措施协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不同影响效应之间相对作用效果的大小。为此，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Yt=C+λ1X1+…+λiXi+∑kj=1θjQj
（6）
其中，Xi代表政策措施协同项，协同项下标i代表协同项的数量。
4实证分析
4.1模型的初步检验
本文运用的是时间序列模型，因而变量数据很可能会受到时间趋势或随机趋势等影响使得实际不相关的变量有显著的回归结果。因此为了降低伪回归的可能性保证实证分析的科学性，在做回归分析前我们需要对各变量数据做平稳性检验（运用kpss检验）。
5%的临界值为0.146，RS、XZ、CS、JR、YD以及QT六项政策措施0阶至5阶滞后的kpss统计量均小于0.146，故这六项措施为平稳时间序列；Str、Fix、Open、Lab以及因变量TS的检验统计量均存在大于0.146的滞后项，因此均为非平稳序列。
确立协整关系之前，我们需要考虑非平稳序列是否为同阶单整序列，这是长期均衡关系存在的前提。我们对非平稳序列的差分项进行检验，若一阶差分平稳则原时间序列为一阶单整序列I（1）；同样的，若变量2阶差分平稳原序列为二阶单整序列I（2），以此类推。检验结果见表1。
表1结果表明，Str、Fix、Open、Lab以及TS差分项的0阶至5阶滞后均小于0.146，均为一阶差分平稳，原时间序列为一阶单整序列。由于原模型中不包含时间趋势，协整秩的确定我们只考虑常数项存在的情况，具体检验结果见表2。
包含常数项的协整秩迹检验表明，只有一个线性无关的协整向量（相应的统计量小于临界值，打星号者）。同时最大特征值检验也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协整秩为0的原假设，而无法拒绝协整秩为1的原假设。我们需要确定VAR表示法的滞后阶数，具体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中大多数信息准则表明，应该选择滞后四阶（打星号者）。基于表2和表3的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得出相应的长期协整回归结果，具体如表4所示。
从表4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其系数以及整个协整方程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表4中协整方程所代表的长期均衡关系得到了验证。就本文模型而言，由于这些序列同期单整并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因此根据协整理论的内涵，在因变量TS中“除去”这些非平稳序列影响的部分后其剩余的部分就是平稳的，而多元回归模型恰恰可以达到“除去”这一效果。
本文对模型进行了自相关检验，发现无论是BG检验还是Q检验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无自相关”原假设，而认为原模型存在自相关。由于扰动项存在自相关，导致OLS所提供的标准误不准确，因此在本文中将使用NeweyWest估计法对标准误进行修正，以得到相对准确的结果。
4.2单项措施的作用效果
通过对模型最初回归结果的检测，发现误差项存在序列相关，从而使参数方差出现偏误，t检验和F检验也就失去了意义。为了克服残差序列相关带来的估计偏误，本文对标准误进行稳健性修正。考虑基于节能减排政策的单项政策措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如表5所示。
表5表明，对标准误的修正之后，基于节能减排政策的其他经济措施、引导措施、金融措施、财政税收措施、行政措施对产业高级化的影响效果显著。一方面，就系数的绝对值而言，其他经济措施、引导措施对产业高级化的影响作用明显大于财政税收措施、行政措施、金融措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另一方面，金融措施、引导措施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他经济措施、财政税收、行政措施对产业高级化产生了负面效果。与此同时，在上述政策措施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事措施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并且其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是阻碍作用。这是因为关于度量技术进步的变量，我们选取的是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这一变量本身蕴含着人事措施的作用效果，根据路径分析理论，技术进步项可能使人事措施的显著性降低；并且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频繁的人事调动和人事任命并不利于产业的长期发展，进而难以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促进作用。由于人事措施对产业高级化影响作用不显著，根据回归分析的交互项构造理论，考虑政策措施协同对产业高级化的影响中，不再把人事措施放入交互项。
实证分析结果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就单项措施而言，引导措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它的实施可以让节能减排的理念深入人心，让各层次企业了解我国产业发展的道路，并且朝着我国政府倡导的方向不断前进。因此，努力宣传、推广、推行试点项目，积极引导企业主动采用先进技术，低碳低消耗发展，将有利于产业结构更优化、更高级；金融措施的实施本身有利于带动金融行业的发展，因而能够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间结构的优化升级。因此，要加强信贷支持与惩罚，加大金融措施的使用力度。同时，产业向高级化发展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在工业中，制造业占比高达80%，对于传统制造业等粗放型产业来说，较大力度的税收规制与惩罚等财政税收政策的实施以及对相关价格、费用、成本计量规制等其他经济措施的实施，使得企业盈利减少，甚至亏损，对产业高级化的进程产生影响。而对于有关审批权限和审批程序的行政措施来说，它的使用大多是为了配合其他政策措施的實施，政府通常采取行政措施来提升其他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而较少单独采取行政措施，因此单独就行政措施而言，很难对产业结构的升级产生促进作用，甚至如果行政措施本身不完善或使用不当，反而会对产业内的结构升级产生不利影响；其次，行政措施的效果还受到其行政效率的影响，对当前问题的行政反应，其“及时”效果难以产生。
综上，通过异方差-序列相关一致标准误的修正，节能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为促进作用，体现在金融措施、引导措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另一方面为抑制作用，体现在其他经济措施、财政税收措施、行政措施对产业高级化的影响作用。
4.3多项措施协同的作用效果
那么节能减排政策对产业高级化的影响效果到底是促进作用大一些，还是抑制作用大呢？本文考虑同为滞后两期情况下的体现为抑制作用的财政税收措施和其它经济措施的协同（就这两项措施的定义来说我们很容易把他们归为起抑制作用的“经济措施”）以及体现为促进作用的引导措施与金融措施的协同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分析结果如表6。
表6的分析结果表明，同为滞后两期的情况下，引导措施与金融措施协同的促进作用稍低于财政稅收措施和其他经济措施协同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抑制作用。就政策协同来说，在加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信贷支持的同时，应加大宣传力度，大力推行试点项目。在基于节能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过程中，应使引导措施与金融措施双管齐下，达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与此同时，应减少财政税收措施和其他经济措施的联合使用，或者多运用一些奖励手段而不是惩罚规制。需要注意的是，模型中还没有考虑行政措施对产业结构的负面作用，即没有把它放入模型交互项中加以比较。因此，虽然起抑制作用的两
项措施的协同效果大于起促进作用的两项政策措施的协同，但仍难以判断节能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究竟是促进作用大还是抑制作用大。
由于表现为抑制作用的是三项政策措施的协同，而表现为促进作用的只有两项政策措施的协同，在非标准化数据下，协同效应的系数值属于不同的量级，不能进行直接比较。因此，为了使系数估计值在同一个量级，我们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结果如表7所示。
依据表7的结果，我们可以明确地得出节能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其抑制作用。这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对作用中，依据修正后的标准误可以看出促进作用对产业高级化的重要性明显大于抑制作用对产业高级化的重要程度，即体现为促进作用的金融措施与引导措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解释力更高；其二，在同一标准化单位下，金融措施、引导措施两者协同的系数远大于其他经济措施、财政税收、行政措施三者协同的系数。上述结果说明节能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的效果明显大于其抑制作用的效果。
5稳健性检验
5.1对截断参数的敏感性
检查异方差-序列相关一致标准误是否对截断参数敏感，即是否忽略了高阶自相关而导致估计结果偏误。具体结果如表8所示。
从表8结果看，三个模型中除了人事措施，剩下所有的自变量的NeweyWest标准误随着误差项滞后期的增加明显降低。这说明误差项的高阶自相关对估计结果有影响，即存在对截断参数敏感的情况，使具有显著影响的解释变量变得更加显著，对被解释变量影响不显著的变量（人事措施）变得更加不显著。NeweyWest估计法只改变标准误的估计值，不改变模型中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在高阶情况下，显著的自变量变得更加显著，不显著的自变量变得更加不显著，故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依然大于抑制作用；并且若误差项的自相关系数太多（即滞后期太长），随着样本量的增加，将导致此估计量不一致。为保证估计量在大样本下的一致性，我们仍以误差项滞后3期的分析结果为准。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其对研究结果并不影响。
5.2措施协同有效性检验
进行第二阶段回归时，本文对于在产业结构升级中体现为抑制作用的三项政策措施选取的是同一滞后期下财政税收措施与其他经济措施的协同。事实上，无论我们选取其中哪两个政策措施，其结果都是这两项措施的协同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抑制作用小于金融措施与引导措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还有一个起抑制作用的单项措施，并且其结果对第三阶段回归并无影响。因为无论是行政措施与财政税收措施的协同，还是财政税收措施与其他经济措施的协同，亦或是行政措施与其他经济措施协同，第三阶段回归衡量的都是体现为抑制作用的这三项措施的协同与体现为促进作用的引导措施与金融措施协同的相对作用效果。
6结论
本文基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有利于促进节能减排”这一研究前提，通过将1978—2013年间政府颁布的节能减排政策措施进行量化，分别探讨了节能减排政策单项措施和措施协同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且基于其对产业高级化的促进作用与阻碍作用，具体分析了这两种作用的相对影响效应的大小。
（1）2003年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通过节能减排政策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进而促进节能减排的目标。总体而言，基于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但节能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阻碍作用。
（2）单项措施方面，引导措施、金融措施表现为促进作用，行政措施、财政税收措施、其他经济措施表现为一定的阻碍作用。政府不断提倡、宣传、进行试点等引导措施以及各种信贷金融支持措施，有力地推动产业结构得以朝着更高级的方向优化升级；但由于行政措施往往是配合其他政策措施使用[26]，其单独使用的作用效果低下及其迟滞效应，对第二产业中占大比重的工业企业的相关成本、费用、税收等方面过多的规制与惩罚均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不同措施协同方面，金融措施、引导措施的协同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财政税收措施、行政措施、其他经济措施三者之间的协同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并且通过将数据标准化之后的结果显示，前者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比后者的阻碍作用产生了更为显著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的产业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政府在颁布节能减排政策过程中，如利用节能减排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进而促进节能减排效果，则应当加强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正向作用的政策措施或措施组合的使用，减少对产业结构升级无显著作用的政策措施或措施组合的使用，以及避免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阻碍作用的政策措施或措施组合的使用。
尽管本文研究结论对今后政府颁布节能减排政策具有理论借鉴价值，但仍然存在一定局限性。本文主要探讨了两项措施或三项措施对产业结构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影响，在政府颁布政策的过程中，使用的政策措施组合也存在比本文研究的内容更为复杂的情况。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并未詳细讨论其它多项政策措施组合的有效性问题。在后续研究中，可以继续探讨多项政策措施协同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影响。
（编辑：刘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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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use of energysaving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to promot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and thus facilitate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trategie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China. On condition that industrial structure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has a crucial role in the promotion of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could be confirmed， we can not help wondering that the energysaving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and measures are effective for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upgrading？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collection of 1 195 energysaving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promulgated in China from 1978 to 2013 and the intensive reading of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reduction policies， we build the measurement model to illustr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iscal and tax measures， personnel measures， financial measures， guidance measures， and other economic measures in the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through the quantification to the policy power， policy measures and policy objectives of the corresponding policies. In the meantime，we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measure and measure synergy of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respectively through constructing the time series econometric model and using the stochastic standard error and the unit rootcointegration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overall promotion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 financial measures and guidance measures of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which is greater than the inhibiting effect； the financial measures and guidance measures of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the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however， the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iscal tax measures and other economic measures do the opposit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synergy of guidance measures and financial measures 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greater than the negative effect of considering only the synergy of fiscal tax measures and other economic measures， and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e negative effect of the synergy of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iscal tax measures， and other economic measures. We should strengthen and emphasize the use of the measure which has positive effect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individually and synergistically， and reduce or avoid using the measure which has nonsignificant or negative effect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and thus facilitate the effect of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by using the policy of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Key words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y quantification； measure synergy； HAC； unit rootcointegration
摘要利用节能减排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进而促进节能减排是我国环境治理工作的重要策略之一。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对节能减排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得以证实的情况下，不禁疑问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有效吗？本文在系统收集我国1978—2013年间颁布的1 195条节能减排政策以及对节能减排政策精读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应政策的政策力度、政策措施、政策目标的量化，构建了节能减排政策中行政措施、财政税收措施、人事措施、金融措施、引导措施、其它经济措施的有效性度量模型，通过构建时间序列计量模型，运用稳健标准误和单位根-协整检验分别探讨了节能减排政策中各单项政策措施及不同措施协同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节能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整体促进作用显著大于阻碍作用；节能减排政策中的金融措施、引导措施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行政措施、财政税收措施、其他经济措施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引导措施和金融措施的协同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效果大于只考虑财政税收措施和其他经济措施协同的负向影响效果，也显著大于行政措施、财政税收措施、其他经济措施协同的负向影响效果。重视并加强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有显著正向作用的政策措施單独和协同的使用，减少或避免无显著影响或有负向作用的政策措施单独和协同的使用，是利用节能减排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进而促进节能减排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节能减排；政策量化；措施协同；NeweyWest标准误；单位根-协整分析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8）02-0123-11DOI：10.12062/cpre.20170907
我国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资源加快消耗、生态环境破坏、效率低下和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我国产业结构特点是造成高能耗、高污染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原因。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已有所调整[1]，但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及结构重组的需要依然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绕不开的话题，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2]。 “十三五”规划中，政府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视程度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文献综述
产业结构是指产业间各种经济要素的数量比例关系和质量协调关系[3]。产业结构调整是指产业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动和调整。产业结构朝着最优化的方向调整可实现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是指产业结构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的过程或趋势，通常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比重的演替变化，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之间依次演变，其核心是产业结构朝具有较高生产率、较快需求增长、以更高级技术为基础的产业群转移。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包括两方面：调整以及升级，其中调整是过程，升级是结果。
近些年，学者们关于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对于节能减排的作用开展了许多研究。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对节能减排的影响方面，Ning[4]利用2007年我国二氧化碳关键排放行业的数据，建立了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下，最优化产业结构的投入产出模型，提出要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调整产业结构。Zhu等人[5]认为目前这种能源密集型产业结构是导致中国排放大量二氧化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调整产业结构。Guo等[6]基于上海市的碳减排研究发现，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自于产业经济活动，产业结构升级是减少碳排放的主要选择。Mi等人[7]采用案例研究与模型相结合的方法，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节能减排潜力。马丽梅、张晓[8]基于空间计量法，探讨了中国31个省份本地与异地之间雾霾污染的交互影响问题以及经济变动、能源结构影响，表明基于产业转移的产业结构调整对雾霾污染的治理存在着“损人利己”效应，需要中央一定程度的集权从而实现各个地方联合防控。原毅军和谢荣辉[9]在研究中指出，当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趋紧的环境约束和转型压力，产业结构调整成为解决促增长、促减排这一“两难”格局的关键路径。
关于产业结构升级对节能减排的影响方面，Zhang等人[10]基于ARDL模型，探讨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市化对碳减排的作用机制，提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对于碳减排具有显著作用。朱永彬等人[11]对比分析了我国与美国、欧盟、日本在部门能源强度和产业结构上的差异，发现我国各部门能源强度显著高于美国、欧盟及日本，且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的产业结构造成了我国碳排放居高的现状。Chen等人[12]选择大连作为研究对象，利用LMDI方法分解影响工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因素，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是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负向影响因素，即产业结构升级能有效抑制工业二氧化碳的排放。蔡圣华等人[13]预测了纯消费拉动下，我国未来产业结构演进的特征与二氧化碳强度的发展趋势。预测结果显示，降低重化工业的比重，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有利于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总的来说，上述文献从不同角度证实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对节能减排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对节能减排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仅依赖现有的产业结构特点颁布节能减排政策还远远不够。长期来看，政府必须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加快完成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从而改变现有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节能降耗的目标。钟茂初等人[14]研究指出，以往学术界对环境保护和产业结构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结构影响环境质量这一视角，然而，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也可以反作用于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是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重要抓手，也是我国推动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15]。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利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来促进节能减排，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在其他的节能减排治理逻辑之外，还形成了一条依赖节能减排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进而实现节能减排的治理途径。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对节能减排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得以证实的情况下，还未见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颁布的节能减排政策为样本从总体上研究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有效性的相关文献。基于政策文献的量化研究可以有效反映政府依赖节能减排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演进。为此，本文通过系统收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节能减排政策文本，在量化分析节能减排政策的基础上，分析节能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影响，探讨各单项政策措施及政策措施协同对于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有效性。
2政策量化与作用机理
2.1数据来源
节能减排是指节约能源和减少环境有害物排放。本文以节能减排政策为研究对象，所涉及的节能减排政策包括节能节水、减少污染物（主要是指COD与SO2）排放、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以及使用和发展清洁能源等方面的政策。根据这一定义，作者的研究团队系统收集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全国人大、国务院、国家发改委、环境保护部等40多个机构独立或联合颁布的节能减排政策，自主建成了节能减排政策数据库。考虑到政策效果的时滞现象，最终选取1978—2013年我国颁布的1 195条节能减排政策文本展开量化研究。
2.2政策量化标准
关于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量化标准及量化过程，作者在文献[15]和[16]中专门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本文依照上述量化办法对节能减排政策从政策力度、政策目标、政策措施三个方面进行度量，并且针对每一方面由强到弱赋予其由大到小的分值，具体如下：
（1）政策力度。政策力度是指政策的法律效力，与政策颁布主体及政策类型紧密关联，表现了政府对政策实施态度的强硬程度。一般而言，越高级别的主体颁布的政策法律效力越高，表明政府对政策实施的态度越强硬，因而政策力度越大。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代表最高法律效力，因此赋予政策力度5分的分值；国务院颁布的各项指令、条例、规定，以及各部委的命令，赋予政策力度4分的分值；国务院颁布的暂行条例和规定、决定、意见、方案、办法、标准，以及各部委颁布的规定、条例和决定，赋予政策力度3分的分值；各部委颁布的意见、方案、办法、细则、指南、条件、暂行规定及标准，赋予政策力度2分的分值；对于简单的通知、公告和规划，一般法律效力最低，因此赋予政策力度1分的分值。
（2）政策目标。政策目标是指政府在颁布政策时所期望达到的目标。对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内容分析表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已成为我国政府颁布节能减排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15]。不同政策中，对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这一目标的体现方式有所不同，重视程度也有差异。对政策目标的量化应体现政府对该目标的态度以及实现目标的程度，根据态度的强硬程度、实现目标的程度大小给予目标5、4、3、2、1分的赋值。当政策目标得分为5时，表明该条政策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措施和办法，且要求强制执行；当政策目标得分为3时，表明该条政策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制定了相对具体的措施和办法，但不要求强制执行；当政策目标得分为1时，表明该条政策仅涉及了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内容，但并未制定相关的措施和办法；4分是介于5分和3分之间的一种情况；2分是介于3分和1分之间的一种情况。具体量化标准参照张国兴等[15]制定的标准。
（3）政策措施。我国政府采用的节能减排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六项：人事措施、行政措施、财政税收措施、金融措施、引导措施以及其他经济措施。人事措施是从人事培训、人事安排、人事奖惩等方面采取的手段；行政措施主要是指政府采取行政许可、监督检查、审批权限等强制性的手段；财政税收措施主要指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金融措施主要指信贷支持、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措施；引导措施主要指加强宣传、推广，实行试点项目等手段；其他经济措施主要包括相关费用与价格的实施调整，折旧、成本和费用的会计处理规定等。对于节能减排政策措施中的成本、折旧以及相关价格的调整等这些方面无法归类到另外五个措施中，将其单独归为其他经济措施以示区分效果。各类政策措施的量化标准及量化过程与政策目标的量化相似，政策措施越详细，可实施性越强，则得分越高，分值由高到低分别是5～1分。
2.3作用机理
环境保护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是“前期投入后期收获”的关系。就本文而言，为达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节能减排政策可能在短期内增加产业成本，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但就长期而言，政府利用各方面的信息优势并制订适当的节能减排政策对各产业施加的宏观调控，将在解决环境问题的同时，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增长。
如图1所示，本文结合前述政策量化标准对节能减排政策进行解读，通过考虑具体的政策措施作用来探究节能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内在作用机理。
（1）单项政策措施的作用机理。财政税收政策措施主要是针对高耗能产业的税收规制惩罚与对节能减排产业的财政补助与支持，通过优惠目录与懲罚条例对相应的产业结构施加影响；其它经济措施是相关价格、计量标准的政策规定，通过调整与节能减排相关的价格、费用，制订相应的计量标准来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作用，例如：对供暖、供电的计量与收费标准；行政措施利用行政审批权限以及强制性管理执行条例，例如“强制关停小火电”，通过引入先进产能和淘汰落后产能对产业升级施加影响；人事措施将企业的节能减排绩效与“一把手”职位挂钩，主要是针对企业的中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具体的人员调动、考核、表彰、惩罚、培训等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金融措施是将企业的节能减排程度与企业的信用水平挂钩，是信贷管控的政策条例，通过信贷支持与信贷惩罚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引导措施通过示范项目和试点工程以及新产品技术的倡导推广，使得节能减排观念深入人心，进而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政策措施协同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政府在颁布节能减排政策过程中，为了达到既定的政策目标，往往同时采用多项政策措施协同推动政策目标的实现。所谓的政策协同是指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不同政策制定主体之间联合采用多种措施，通过利用多种政策措施
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通过不同政策措施的协调、合作、互补等实现一个或多个政策目标，进而实现政策实施绩效的提升[17]。措施之间产生的协同效果可能会比单项措施的叠加效果复杂得多。本文将在单项政策措施的具体分析结果基础上考察多项政策措施协同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
3模型构建
3.1单项政策措施的度量
在应用以上量化标准的前提下，衡量第t年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目标的重视程度（pgt），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方面为第t年每条政策的政策力度（petj），它表明了政府对政策实施态度的强硬程度；另一方面为每条政策对其所包含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这一目标的重视程度（pgtj），即节能减排政策中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这一目标的得分，它体现了“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在这条政策中的重要程度。因此，第t年政府想要通过实施第j条政策来达成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这一愿望的强烈程度以pgtjpetj来衡量。最终，将第t年所有政策的pgtjpetj加总，得到第t年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重视程度pgt：
pgt=∑nj=1pgtjpetj，t=[1978，2013]（1）
根据公式（1），计算得到我国节能减排政策中历年以来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这一政策目标的重视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虽然是节能减排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但并非所有的节能减排政策都与推动产业升级相关。例如某一条政策中政府给出了很
详细的行政措施方案，但该条政策并未涉及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相关的内容，也就是该项措施并非为了达成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这一目标。因此基于对上述问题的考虑，第t年第j条政策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这一政策目标的政策措施效力为：
pmtjpetjpgtj，其中pmtj为政策措施的量化，它代表上述6项政策措施。这一衡量标准的意义为：当
某条节能减排政策的政策目标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无关时（即pgtj=0），该条政策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措施效力为0（pmtjpetjpgtj=0）。最终，第t年的节能减排政策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措施使用程度（即政策措施效力）可用以下公式度量：
pmt=
∑nj=1pmtjpetjpgtj，t=[1978，2013]
（2）
根据公式（2），计算得到历年来我国节能减排政策中对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各项政策措施的效力。图2直观地表明，针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这一目标，政府对各类政策措施的使用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行政措施被使用的程度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政策措施，这是由于政府在颁布政策时，即使主要采取的是其他类型的政策措施，往往也会采取一定程度的行政手段以保证其他政策措施的有效实施；引导措施的被使用程度也相对较高，其次分别是财政税收措施、人事措施、其他经济措施与金融措施；在2011年之后，金融措施的使用程度反超了其他经济措施。此外，从演变趋势上看，各项措施效力都呈现增长趋势，尤其在2003年之后，增长趋势尤为明显，但各项措施效力的增长趋势有所差异，一方面表明政府越来越重视利用各项政策措施来推动产业升级，从而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另一方面也表明，政府在尝试调整各类政策措施的使用情况。
3.2政策措施协同度度量
本文引入政策措施协同度这一指标表征政策措施之间协同的程度，具体如下：
MMCPtkl=（1nkpmtk）
（1nlpmtl），t=[1978，2013]
其中，MMCPtkl表示第t年措施k与l措施之间的协同度；pmtk与pmtl分别表示第t年措施k的政策措施效力与措施l的政策措施效力；nk为包含政策措施k的节能减排政策数量，nl为包含政策措施l的節能减排政策数量。同理，若为三项措施协同时，政策措施协同度为：
MMCPtlmk=（1nkpmtk）
（1nlpmtl）
（1nmpmtm），t=[1978，2013]
（4）
3.3自变量的选取
模型中的自变量为节能减排政策措施效力（pmt）以及政策措施的协同度（MMCPtkl），但在节能减排政策中各个政策措施之间相互相关，对节能减排政策措施效力以简单加总的计算方式度量会使六项政策措施均与政策数量相关，从而导致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为剔除政策数量对政策措施效力的影响，取其平均值作为每年政策措施效力的反映，即取（1nkpmtk）来衡量第t年政策措施k的措施效力。技术进步、要素供给、对外开放程度等会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重要影响，为保证实证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将这四个影响因素纳入模型中作为控制变量。
其中，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重要影响[18-20]，节能减排政策工具对技术进步具有促进作用[21-22]。因此，为了考查节能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纯”效应，本文在将六项政策措施效力作为自变量的基础之上，将技术进步也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之中。另外，考虑到时间趋势项不能完全反映技术进步，而且采用时间趋势项代替技术进步也与经济理论不符[23]，我们借鉴曹吉云[23]提出的第三产业劳动力投入占比作为技术进步的替代变量。此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供给因素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因素是劳动力和资本。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路径是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型，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24]。因此本文选取劳动力和固定资产投资作为供给因素的反映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劳动力以三大产业就业人数度量，固定资产投资选用传统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对外贸易一方面通过出口，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通过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工艺，推动传统产业发展。本文选取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四个控制变量所需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3.4因变量的选取
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过程，无法进行量化，且调整的最终目标是达到产业升级，因此本研究因变量相关数据的选取借鉴干春辉[25]提出的产业高级化值TS来度量，即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相比的比率来度量产业高级化值。
3.5模型构建
1978年到2013年的TS值变化均出现波动，这归因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26]。根据上述变量的选取，具体估计方程设定如下：
Yt=C+β1RSt-i1+
β2XZt-i2+β3CSt-i3+
β4JRt-i4+
β5YDt-i5+
β6QTt-i6+
∑kj=1θjQj
（5）
其中，Qj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in（n=1，…，6）代表滞后期数。
通过阅读本文量化的1 195条节能减排政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我国常常采用“多管齐下，多措并举”的方式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因此，不仅要探究单一措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还有必要考虑两种或两种以上措施协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不同影响效应之间相对作用效果的大小。为此，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Yt=C+λ1X1+…+λiXi+∑kj=1θjQj
（6）
其中，Xi代表政策措施协同项，协同项下标i代表协同项的数量。
4实证分析
4.1模型的初步检验
本文运用的是时间序列模型，因而变量数据很可能会受到时间趋势或随机趋势等影响使得实际不相关的变量有显著的回归结果。因此为了降低伪回归的可能性保证实证分析的科学性，在做回归分析前我们需要对各变量数据做平稳性检验（运用kpss检验）。
5%的临界值为0.146，RS、XZ、CS、JR、YD以及QT六项政策措施0阶至5阶滞后的kpss统计量均小于0.146，故这六项措施为平稳时间序列；Str、Fix、Open、Lab以及因变量TS的检验统计量均存在大于0.146的滞后项，因此均为非平稳序列。
确立协整关系之前，我们需要考虑非平稳序列是否为同阶单整序列，这是长期均衡关系存在的前提。我们对非平稳序列的差分项进行检验，若一阶差分平稳则原时间序列为一阶单整序列I（1）；同样的，若变量2阶差分平稳原序列为二阶单整序列I（2），以此类推。检验结果见表1。
表1结果表明，Str、Fix、Open、Lab以及TS差分项的0阶至5阶滞后均小于0.146，均为一阶差分平稳，原时间序列为一阶单整序列。由于原模型中不包含时间趋势，协整秩的确定我们只考虑常数项存在的情况，具体检验结果见表2。
包含常数项的协整秩迹检验表明，只有一个线性无关的协整向量（相应的统计量小于临界值，打星号者）。同时最大特征值检验也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协整秩为0的原假设，而无法拒绝协整秩为1的原假设。我们需要确定VAR表示法的滞后阶数，具体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中大多数信息准则表明，应该选择滞后四阶（打星号者）。基于表2和表3的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得出相应的长期协整回归结果，具体如表4所示。
从表4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其系数以及整个协整方程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表4中协整方程所代表的长期均衡关系得到了验证。就本文模型而言，由于这些序列同期单整并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因此根据协整理论的内涵，在因变量TS中“除去”这些非平稳序列影响的部分后其剩余的部分就是平稳的，而多元回归模型恰恰可以达到“除去”这一效果。
本文对模型进行了自相关检验，发现无论是BG检验还是Q检验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无自相关”原假设，而认为原模型存在自相关。由于扰动项存在自相关，导致OLS所提供的标准误不准确，因此在本文中将使用NeweyWest估计法对标准误进行修正，以得到相对准确的结果。
4.2单项措施的作用效果
通过对模型最初回归结果的检测，发现误差项存在序列相关，从而使参数方差出现偏误，t检验和F检验也就失去了意义。为了克服残差序列相关带来的估计偏误，本文对标准误进行稳健性修正。考虑基于节能减排政策的单项政策措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如表5所示。
表5表明，对标准误的修正之后，基于节能减排政策的其他经济措施、引导措施、金融措施、财政税收措施、行政措施对产业高级化的影响效果显著。一方面，就系数的绝对值而言，其他经济措施、引导措施对产业高级化的影响作用明显大于财政税收措施、行政措施、金融措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另一方面，金融措施、引导措施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他经济措施、财政税收、行政措施对产业高级化产生了负面效果。与此同时，在上述政策措施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事措施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并且其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是阻碍作用。这是因为关于度量技术进步的变量，我们选取的是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这一变量本身蕴含着人事措施的作用效果，根据路径分析理论，技术进步项可能使人事措施的显著性降低；并且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频繁的人事调动和人事任命并不利于产业的长期发展，进而难以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促进作用。由于人事措施对产业高级化影响作用不显著，根据回归分析的交互项构造理论，考虑政策措施协同对产业高级化的影响中，不再把人事措施放入交互项。
实证分析结果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就单项措施而言，引导措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它的实施可以让节能减排的理念深入人心，让各层次企业了解我国产业发展的道路，并且朝着我国政府倡导的方向不断前进。因此，努力宣传、推广、推行试点项目，积极引导企业主动采用先进技术，低碳低消耗发展，将有利于产业结构更优化、更高级；金融措施的实施本身有利于带动金融行业的发展，因而能够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间结构的优化升级。因此，要加强信贷支持与惩罚，加大金融措施的使用力度。同时，产业向高级化发展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在工业中，制造业占比高达80%，对于传统制造业等粗放型产业来说，较大力度的税收规制与惩罚等财政税收政策的实施以及对相关价格、费用、成本计量规制等其他经济措施的实施，使得企业盈利减少，甚至亏损，对产业高级化的进程产生影响。而对于有关审批权限和审批程序的行政措施来说，它的使用大多是为了配合其他政策措施的實施，政府通常采取行政措施来提升其他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而较少单独采取行政措施，因此单独就行政措施而言，很难对产业结构的升级产生促进作用，甚至如果行政措施本身不完善或使用不当，反而会对产业内的结构升级产生不利影响；其次，行政措施的效果还受到其行政效率的影响，对当前问题的行政反应，其“及时”效果难以产生。
综上，通过异方差-序列相关一致标准误的修正，节能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为促进作用，体现在金融措施、引导措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另一方面为抑制作用，体现在其他经济措施、财政税收措施、行政措施对产业高级化的影响作用。
4.3多项措施协同的作用效果
那么节能减排政策对产业高级化的影响效果到底是促进作用大一些，还是抑制作用大呢？本文考虑同为滞后两期情况下的体现为抑制作用的财政税收措施和其它经济措施的协同（就这两项措施的定义来说我们很容易把他们归为起抑制作用的“经济措施”）以及体现为促进作用的引导措施与金融措施的协同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分析结果如表6。
表6的分析结果表明，同为滞后两期的情况下，引导措施与金融措施协同的促进作用稍低于财政稅收措施和其他经济措施协同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抑制作用。就政策协同来说，在加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信贷支持的同时，应加大宣传力度，大力推行试点项目。在基于节能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过程中，应使引导措施与金融措施双管齐下，达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与此同时，应减少财政税收措施和其他经济措施的联合使用，或者多运用一些奖励手段而不是惩罚规制。需要注意的是，模型中还没有考虑行政措施对产业结构的负面作用，即没有把它放入模型交互项中加以比较。因此，虽然起抑制作用的两
项措施的协同效果大于起促进作用的两项政策措施的协同，但仍难以判断节能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究竟是促进作用大还是抑制作用大。
由于表现为抑制作用的是三项政策措施的协同，而表现为促进作用的只有两项政策措施的协同，在非标准化数据下，协同效应的系数值属于不同的量级，不能进行直接比较。因此，为了使系数估计值在同一个量级，我们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结果如表7所示。
依据表7的结果，我们可以明确地得出节能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其抑制作用。这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对作用中，依据修正后的标准误可以看出促进作用对产业高级化的重要性明显大于抑制作用对产业高级化的重要程度，即体现为促进作用的金融措施与引导措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解释力更高；其二，在同一标准化单位下，金融措施、引导措施两者协同的系数远大于其他经济措施、财政税收、行政措施三者协同的系数。上述结果说明节能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的效果明显大于其抑制作用的效果。
5稳健性检验
5.1对截断参数的敏感性
检查异方差-序列相关一致标准误是否对截断参数敏感，即是否忽略了高阶自相关而导致估计结果偏误。具体结果如表8所示。
从表8结果看，三个模型中除了人事措施，剩下所有的自变量的NeweyWest标准误随着误差项滞后期的增加明显降低。这说明误差项的高阶自相关对估计结果有影响，即存在对截断参数敏感的情况，使具有显著影响的解释变量变得更加显著，对被解释变量影响不显著的变量（人事措施）变得更加不显著。NeweyWest估计法只改变标准误的估计值，不改变模型中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在高阶情况下，显著的自变量变得更加显著，不显著的自变量变得更加不显著，故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依然大于抑制作用；并且若误差项的自相关系数太多（即滞后期太长），随着样本量的增加，将导致此估计量不一致。为保证估计量在大样本下的一致性，我们仍以误差项滞后3期的分析结果为准。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其对研究结果并不影响。
5.2措施协同有效性检验
进行第二阶段回归时，本文对于在产业结构升级中体现为抑制作用的三项政策措施选取的是同一滞后期下财政税收措施与其他经济措施的协同。事实上，无论我们选取其中哪两个政策措施，其结果都是这两项措施的协同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抑制作用小于金融措施与引导措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还有一个起抑制作用的单项措施，并且其结果对第三阶段回归并无影响。因为无论是行政措施与财政税收措施的协同，还是财政税收措施与其他经济措施的协同，亦或是行政措施与其他经济措施协同，第三阶段回归衡量的都是体现为抑制作用的这三项措施的协同与体现为促进作用的引导措施与金融措施协同的相对作用效果。
6结论
本文基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有利于促进节能减排”这一研究前提，通过将1978—2013年间政府颁布的节能减排政策措施进行量化，分别探讨了节能减排政策单项措施和措施协同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且基于其对产业高级化的促进作用与阻碍作用，具体分析了这两种作用的相对影响效应的大小。
（1）2003年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通过节能减排政策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进而促进节能减排的目标。总体而言，基于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但节能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阻碍作用。
（2）单项措施方面，引导措施、金融措施表现为促进作用，行政措施、财政税收措施、其他经济措施表现为一定的阻碍作用。政府不断提倡、宣传、进行试点等引导措施以及各种信贷金融支持措施，有力地推动产业结构得以朝着更高级的方向优化升级；但由于行政措施往往是配合其他政策措施使用[26]，其单独使用的作用效果低下及其迟滞效应，对第二产业中占大比重的工业企业的相关成本、费用、税收等方面过多的规制与惩罚均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不同措施协同方面，金融措施、引导措施的协同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财政税收措施、行政措施、其他经济措施三者之间的协同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并且通过将数据标准化之后的结果显示，前者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比后者的阻碍作用产生了更为显著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的产业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政府在颁布节能减排政策过程中，如利用节能减排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进而促进节能减排效果，则应当加强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正向作用的政策措施或措施组合的使用，减少对产业结构升级无显著作用的政策措施或措施组合的使用，以及避免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阻碍作用的政策措施或措施组合的使用。
尽管本文研究结论对今后政府颁布节能减排政策具有理论借鉴价值，但仍然存在一定局限性。本文主要探讨了两项措施或三项措施对产业结构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影响，在政府颁布政策的过程中，使用的政策措施组合也存在比本文研究的内容更为复杂的情况。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并未詳细讨论其它多项政策措施组合的有效性问题。在后续研究中，可以继续探讨多项政策措施协同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影响。
（编辑：刘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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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use of energysaving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to promot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and thus facilitate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trategie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China. On condition that industrial structure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has a crucial role in the promotion of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could be confirmed， we can not help wondering that the energysaving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and measures are effective for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upgrading？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collection of 1 195 energysaving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promulgated in China from 1978 to 2013 and the intensive reading of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reduction policies， we build the measurement model to illustr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iscal and tax measures， personnel measures， financial measures， guidance measures， and other economic measures in the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through the quantification to the policy power， policy measures and policy objectives of the corresponding policies. In the meantime，we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measure and measure synergy of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respectively through constructing the time series econometric model and using the stochastic standard error and the unit rootcointegration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overall promotion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 financial measures and guidance measures of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which is greater than the inhibiting effect； the financial measures and guidance measures of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the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however， the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iscal tax measures and other economic measures do the opposit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synergy of guidance measures and financial measures 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greater than the negative effect of considering only the synergy of fiscal tax measures and other economic measures， and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e negative effect of the synergy of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iscal tax measures， and other economic measures. We should strengthen and emphasize the use of the measure which has positive effect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individually and synergistically， and reduce or avoid using the measure which has nonsignificant or negative effect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and thus facilitate the effect of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by using the policy of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Key words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y quantification； measure synergy； HAC； unit rootcointeg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