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宋代以来的碑刻书法

    王平

    摘要：自宋以来，碑刻的书写者和镌刻者对于书法的艺术意味追求更為自觉，但碑刻的文化价值却日益衰退，其中的原因书法史学界虽已有多种阐说，但若从更为广阔的思想史、社会史角度审视，儒学宋明理学对于书法的影响和清儒对“汉学”的推崇或许是这一历史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宋代? ?碑刻? ?书法? ?衰微

    中图分类号：J292.1?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文章编号：1008-3359（2020）01-0035-03

    一、“碑刻”的定义

    据有关学者考证，先秦文献中碑的主要功能：“第一种为石质，用以测日影、定时辰，起后来‘日规的作用;第二种栓牲畜;第三种为原木，用以系绳下棺椁。有的为追述死者功德，并写字于其上。”[1]“碑”的概念大量使用应在东汉时期，如刘熙《释名·释典艺》中所述：“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其辘护，以绳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谓之碑也。”[2]现代金石学中广义的“碑刻”概念是将各种形制的石刻文字，如刻石、碑、碣、摩崖、墓志、塔铭、石阙铭、造像题记、画像题字、刻经、界石等一并纳入。而本文所谈的“碑”仅指狭义上的“碑”，即具有公共文化作用或目的的，其铭刻的文字是书法性的书写，有一定尺寸规格，具有碑首、碑身、碑趺形制的长方形竖石。

    二、“碑重汉唐”与书法之兴

    就碑刻书法的兴起与书法形成为一独立艺术门类来看，时间皆在东汉中后期。据《东汉中晚期立碑风潮的源起研究》一文的研究，自东汉顺帝时起，天灾频仍，皇家为了应对性维持“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采取了“罢免三公”和重用宦官或外戚的举措，从而打破了国家的人才察举和精英晋升的制度。经历党锢之争等一系列事件后，国家政治系统逐渐走向“儒臣顶端弱势、中段腐败、底层排挤的局面。”[3]中央与地方势力断裂甚至是对立发展，成为三国魏晋的分裂混战的根本原因。立碑之风在时间上正是兴起于安帝之时，大盛于桓灵二帝时期，与东汉中央政权崩溃、地方势力崛起相对应。而就桓灵时期碑刻的文字内容来看，几乎尽是为地方势力、权贵纪功颂德，也就是说东汉的碑刻之盛并非是缘于书法的兴起，而是儒生与崛起的地方势力结合谋求权力正当性的作为。

    正是在“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和察举制崩溃的过程中，审美自觉的书法艺术诞生了，也就是赵壹《非草书》一文中所批判的草书之风。随着宇宙论儒学随着汉王朝的分裂而彻底崩溃，借道学之名逆反儒学的玄学兴起，“名礼双修”“自然”“物各自造”“品评之风”等观念为书法在魏晋时期的发展提供了思想理据。这也就能够比较合理的解释，魏晋时期个人书法与官方文字书体、南北方的文字书体为何有那么巨大的差别。

    书法理论界比较流行说法是，金石学家尤其是书法家普遍崇尚宋代以前的碑刻，而轻视宋以来的碑刻是因书法发展日渐衰微，因而出现“厚古薄今”的现象。很少有人质疑的是，在书法上崇尚汉唐碑刻，这仅仅是清代乾嘉学者及其后学的价值观，而“一代不如一代”的式微论是中国最为流行的成语说辞，往往并没有实际的理据。乾嘉时期兴起的考据之风，思想史的定位是清儒“从文本训诂的角度质疑宋明理学以厘正儒学道统”观念影响下的“实用”行动，崇尚汉代考据儒学、考据文字和字体演进，由此促使经典注疏、金石学、文字学的兴盛。也就是说，宋代以来的碑刻，或许因雕版印刷和书籍刊刻的发达而失去了文化传播过程中的载体作用，但碑刻的书法艺术性并不见得逊色于汉唐，人们对于宋代以来碑刻的轻视，与乾嘉以来的审美价值趋向所影响，若真以为宋以来碑刻书法不足观，没有学术价值，则就因信而障见了。

    三、书体之变与碑刻之价值

    还有一个比较的理论，认为文字字体的演变是受实用和审美双重力量推动向着简单、便捷的方向发展，最终走向规范。从秦代开始，官方层面就一直有“书同文”的统一性举措，所以，小篆作为官方字体在汉唐时期书写技法和形态一直都比较稳定。而个人化的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书法没有成为艺术审美活动，没有形成一元的审美品评理论系统，所以书体的地域化、个人化影响明显，字体的发展也具有不稳定性。

    文字书体发展之不稳定，对书法艺术而言却是益事。从艺术的角度观察，这种不稳定状态表现为结体、用笔的技法和评判标准没有定则，这就为书法的艺术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反观唐代楷书的成熟定型，在文化和知识传播方面是一大进步，但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看，高度成熟、规范的唐楷封闭了书法艺术方面发展的原动力源泉。宋代以来碑刻书法的风格基本上以颜、柳、欧为主，艺术创新程度不高，这也是必须要承认的。此外，宋以前书法家的纸上墨迹多不流传于世，传播也不及碑刻拓本广泛便捷，这也是导致后人重视宋以前碑刻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书风转向与碑刻书法之衰

    简单地说，宋代以来书法的发展有三个方面的重大转变：一是书法由世家家学向个人才艺转变，二是书法由个人才艺向道德修身方式的转变，三是“法帖”观念和书法品评系统的转向。唐宋之变，最为根本的是汉唐以来的世家贵族在唐末的战乱中“从肉体层面上被消灭了”，建立在世家贵族基础之上的各种文化形态也随之崩溃。在书法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书法的家学系统不再重要了，晋唐时期书法理论中一直强调的“笔法授受谱系”，从宋代开始就断裂，也不再重要，一门世代皆书法家的情况也不再出现了。

    宋代最显著的书法现象是“刻帖”的大量出现和书法家兴趣的行草转向。“书法家在宋代，主要的用武之地不同于过去在碑版和墓志，而在卷轴和书信上。”[4]如果把书视为“规范系统中的自由表现”，则楷书、隶书、篆书在自由性方面是远不及行草书。在艺术创作、雅集笔会、书信往来时，行草书就成为最主要的书体，甚至在碑刻上也大量运用。事实上，宋代以来的书法家并非不擅楷书，他们在抄写经典的时候都会用楷书恭恭敬敬的书写，在书写的态度或者心理诉求方面极力强化“日课”书写过程中“主静”“用敬”“心正则笔正”的心理状态或境界追求，明确的体现了宋明理学对文人书法的深刻影响。

    从宋代开始大量刻帖的出现，徐无闻认为《阁帖》的出现是书法史上的一个新的起点，从此在书法史上演变出所谓的“帖学”。“纸寿不过千年”，唐代以前书家的墨迹到五代时已十分稀少，南唐后主李煜正是看到历代墨迹日渐消亡，为了使珍贵的前人墨迹流传百代，于是他命徐铉将宫内珍藏的历代名人书法勾勒上石，这就是最早的刻帖《升元帖》。但刻帖的出现证明的依然是墨迹的珍贵与稀少，并不足以成为元明文人推崇“法帖”的原因。推崇“法帖”自然是因为其是“法帖”，而与墨迹还是碑刻、究竟是宋人刻拓还是元明人刻拓关系不大。收入“法帖”的作品，代表的是书法的道统，是书法技法规范和审美品评的正当性根源。抛开先入为主的价值观，从碑刻自身的艺术性来考量，如元代赵孟頫书丹的《玄妙观重修三门记》、董其昌的《昼锦堂记》都是极其优秀的碑刻存在。[5]

    最后，需要申明的是，汉唐人立碑刻石的目的或是为了传播经典、或是为了纪功颂德，在思想层面往往都是有谋求行动正当性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表现书法的艺术价值。所以，在唐代以后，雕版印刷和书籍刊刻系统日渐发达而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式与途径，宋明理学完全克除了意识形态和文化核心中的天神迷信，中央集权的政治也没有再出现汉末那样的大分裂、大崩溃局面，“立碑刻石”的文化象征寓意虽然至今尚存，但清代以来金石学、文字学、书法领域重汉唐碑刻，轻视宋代以来碑刻的原因必然是观念性的，“厚古薄今”的解释是不成立的。

    参考文献：

    [1]中国书法家协会山东分会.汉碑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90.

    [2]任继昉.释名汇校[M].济南：齐鲁书社，2006.

    [3]王惠玉.东汉中晚期立碑风潮的源起研究[D].杭州：中国美术学院，2019年.

    [4]杨仁恺.中国书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5]启功.启功丛稿（论文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