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的缺席
蒋兰心
【摘 要】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一方面,在刻画男性形象的同时,创造出了光彩夺目的“乱世佳人”形象;另一方面,片中的女性形象依然作为“缺席”的客体而存在。在商业消费主义主导的语境中,姜文电影的女性观呈现出典型的二律悖反——在场的缺席。
【关键词】《让子弹飞》;姜文电影;女性观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1-0110-01
一、在场:对“乱世佳人”的肯定
《让子弹飞》通过对几位“乱世佳人”的成功塑造,奠定了女性角色一定的“在场”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故事发生在军阀混战的民国时期,影片的主要女性人物花姐和县长夫人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良家妇女”,妓女的身份赋予了她们不同于一般女性的主动权,也给予了她们野性的美。二人活色生香,在男权社会中极尽全力谋求想要的幸福。
县长夫人作为最早出现的女性角色,在影片开头便以春风得意的形象示人。刘嘉玲港味十足的普通话配上妓女特有的浪语油腔,为县长夫人添了粗俗却魅惑的风情。她用自己卖身的二十万为马邦德买了官,投资一个“写几个烂戏本的老色鬼”,试图让自己坐上“县长夫人”的位置。这里的县长夫人,不是马邦德的附属,她有自己的野心,规划着如何实现从低贱的“妓女”到有头有脸的“县长夫人”的身份转变。她对张麻子说“我就是想当县长夫人,谁是县长,我无所谓”,这不仅是性暗示意味浓厚的调情之语,也是这个女人内心对权势、对更好生活的渴望的表达。
妓女花姐也同样胆识过人。在与黄四郎的两次对话中,恭顺周全却透着反骨,用俏皮圆融的表达逗得黄四郎笑逐颜开。花姐对英雄和美人有自己的评价体系,作为美人,她不满足于扮演“被拯救”的角色,相反,她渴望参与拯救参与革命。她用一支枪指着自己的脑袋,另一支瞄准张麻子,以此要求担负拯救苍生的重任。张麻子对花姐说,“姑娘,你这么拿着枪,更好看”,这简单的一句无疑成为对花姐最好的褒奖。影片最后,兄弟们决定离开张麻子跟随花姐去上海。发完钱,再没有什么“比今天更过瘾的”,花姐的简单、美丽、温柔便成为兄弟们停歇的港湾。花姐这一角色在结尾象征了男性在历经风波后的短暂归依,她如同母亲般亲切无私,但其妓女身份又使她失去了母亲的神性。
二、缺席:女性的客体地位
电影《让子弹飞》表面的“女性在场”背后,隐藏的依然是女性本位的“缺席”。姜文对“乱世佳人”等女性形象反叛意识的短暂肯定,依然无法抹去影片“男性中心主义”的实质。
《让子弹飞》中的女性只是被建构于父权社会之中的男性幻想客体,始终处在被主宰的地位。例如:县长夫人满足了男性对“性”的臆想,青楼出身的她从一开始就透着些轻浮浪荡的气息,对张麻子的勾引露骨而直接。女性对男性身体无条件迎合,即使素昧平生,也甘心投怀送抱[1];同样被视为性符号的还有被强暴的村妇。黄四郎的手下强暴她时用麻匪头套套住她的头,采用动物交配的粗暴姿势。作为性的载体,她的感受,甚至面容在此情境下都显得无足轻重。
影片对女性的物化还体现在县长夫人不明不白的死上。她宛若没有生命的物件,承受着本该张麻子承受的乱枪。马邦德扶尸痛哭,看似真挚的情感在堆积如山的银子前立马烟消云散。张麻子学着马邦德的样子,抱着县长夫人的尸体演戏给黄四郎看,县长夫人未寒的尸骨成了男人博弈的工具。精明一世仍逃不过自己命比纸薄,男人情比纸薄,这是县长夫人的悲哀,也是所有女人的悲哀。
片中着墨不多的另两个女人,马邦德的山西前妻和黛玉晴雯子都是作为笑料出现的,但细细揣摩不难发现两个女人依然是可悲可叹的。马邦德的前妻在兵戎相接的乱世带着儿子穿过半个中国找马邦德要钱,其泼辣大胆可见一斑,最后却落得炸死的结局,只撩起了男人心里无足轻重的一缕涟漪。而同样被炸死的马邦德,却可以带着英雄陨落的悲壮感。导演对女性的香消玉殒只给予了最表层的同情,对她们的着墨点仍在性感风骚的笑料上。黛玉晴雯子误将宝石盒摔在地上,黄四郎欲杀之际张麻子顺手将其救下,转危为安的黛玉晴雯子在马邦德的亲吻里绽出笑容。年轻貌美的女性对男性欢天喜的迎合和在被拯救后对男性表达无限崇拜在影片中反复出现,不得不说这里有主创者潜意识中的优越感作祟。
三、结语
归根结底,姜文电影女性意识的不彻底性,依然是甚嚣尘上的商业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宰制一切领域的具体体现。作为商业电影的《让子弹飞》,以票房成功为第一要旨。片中的村妇已被彻底符号化,成为被剥夺话语权、被男性征服的对象;而看似有话语权的县长夫人,她的话语权也仅限于床上;黛玉晴雯子出场时引人浮想联翩,画面充斥着性的意味。女性的身体作为卖点,供人把玩也供人消遣。
总体而言,在《让子弹飞》这部男性掌握主导权的电影里,女性角色最终呈现出一种“在场的缺席”的尴尬状态,她们很难承担叙事功能。影片中的世界是属于男人的,被物化的女性只能寂静无声地供人打量。
参考文献:
[1]吕燕.究竟是“英雄救美”还是“美救英雄”——姜文电影<让子弹飞>中的女性形象[J].电影评介,20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