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嗜好

    金筌

    

    母亲曾笑说父亲“总算缺一门”，意思是常人世俗的三大嗜好烟酒茶中，父亲占了两门：茶与烟。

    先说通常被认为是“良性嗜好”的茶。

    父亲有着逾八十年的“茶龄”。他生长于名茶六安瓜片的产地皖西，祖父和伯父一直做茶麻生意，家里是不缺茶的。即便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在北平求学，由于战乱与经济凋敝，家中的接济时有中断，偶尔甚至会面临“断炊”之虞，但茶却从未断过——寒暑假探家归来，家人总会为他准备一些上好的“片茶”（瓜片），装在铁皮桶中，桶盖用焊锡焊死。

    说到喝茶，自然会想到周作人先生的“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父亲一生的饮茶行为，倒也部分地应和了周作人先生所规定的典型环境、典型器具和典型操作。

    父亲一生只喝绿茶，与周作人先生“喝茶以绿茶为正宗”的高见不谋而合。他笑嗜花茶的北方人不懂茶，也笑嗜红茶的英国人——上等茶叶怎幺会拿去“窨花”做花茶、发酵做红茶。所以，即便是身陷缧绁又交由街道管制的十多年间，潦倒到只能喝一角钱一大包的茶叶末的时候，父亲也强调要绿茶末。而在勉强有支付能力的时候，他还是倾心于从小一路喝过来的瓜片绿茶。不过到了晚年，他开始喜欢江苏的茶叶了，并逐渐取瓜片而代之。我来南京工作和定居后，时常会带一些苏南的地产茶叶，诸如洞庭碧螺春、宜兴雪芽、金坛雀舌、茅山青锋、天目湖白茶等请他品尝。他称赞江苏的茶叶制作精细，汤色清亮，口感香醇，胜过他买的瓜片。奇怪的是，他对同为绿茶上品的杭州西湖龙井却缺少兴致——大约是情之所系吧：浙江并无他特别牵挂的人。

    其次是泡茶用水。“清泉”自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家乡的自来水或桶装水的水源地都是淮河。但他同样要求泡茶的“水要好”——其实所谓“好水”，就是滚沸的水而已。有段时间我们家用饮水机，他来南京小住，从来都是自己用电水壶或液化气烧水。而且他从不说是“烧水”，而是沿用皖西方言称之为“炖水”：把壶中水提升到了美食或高汤的地位。尽管各类媒体时常苦口婆心地介绍科学健康的泡茶、饮茶知识，他也听，也看，但依然坚持不科学也不健康的沸水泡茶、饮烫口茶的习惯。三十余年前，他和母亲与一位也嗜茶的老友结伴去杭州旅游，千挑万选入住一家极小的旅馆。母亲以为是取其离西湖较近，其实是两位老茶客看中了小旅馆门房里有一只蜂窝煤炉，可以随时供应滚开水。

    第三是茶具。素雅未必，但一直用陶瓷茶杯;偶尔用玻璃的，但绝不用不锈钢的保温杯之类——他认为会把茶叶“煮坏”。父亲成为资深教师后，享有可以端着茶杯进教室的特权。同事中有一位父亲教过的学生，比他小不了几岁，但一直执弟子之礼甚恭。那位老师也嗜茶，但从不敢像他那样把茶杯放到讲台上，而是置于教室外的窗台上，课间休息时过去“抿一口”。如果他们在校园里或回家的路上同行，父亲的大号陶瓷茶杯一定捧在他的那位学生的手上。一位老教师小心翼翼地手捧茶杯恭而敬之地尾随着另一位更老的教师，不禁令人想到梁晓声先生谈论“师道尊严”的大作：那图景，真是有些“古老的诗意”呢。

    父亲的养生之道，除了不喝酒之外，倒也和陆文夫先生相近：一抽烟，二喝茶，三不锻炼身体。对茶的嗜好使得他屏蔽了所有的营养保健品：不信，更不吃。他的保健哲学是，茶中自有百味药。嗜茶的父亲癌症手术后又活了三十年，他的长寿良方倒也简单易行：坚持喝茶不动摇;年年喝，月月喝，天天喝，从早喝到晚。

    香烟是父亲的第二个嗜好。

    父亲的“烟龄”长达七十余年——从不到20岁开始，一直抽到90岁过世。家族中曾有激烈的禁烟派：他的一位兄长曾将一支香烟泡在茶水里，强迫他的儿子、我的堂兄喝下去。不过这样的高压态势也并没有造就一个无烟家族：这对叔侄还是抽了一辈子烟。

    父亲的烟瘾不算很大，其“峰值”不过是一天一盒。然而一直希望他戒烟的母亲则认为他烟瘾很大。面对母亲的奚落，父亲往往会流露出如《故乡》中“豆腐西施”杨二嫂般“仿佛嗤笑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的不屑神色，说你真是没见过烟瘾大的人。

    父亲对香烟的选择始终保持在中档水平。即便是在“文革”期间，常常有断炊之虞的时候，也绝不降格以求。当时流传着一首关于香烟的民谣：公社干部“水上漂”，指“东海”牌香烟，其商标图案为一艘轮船乘风破浪;大队干部“猫对猫”，指“双猫”牌香烟，其商标图案为两只严肃对视的猫咪;小队干部“大铁桥”，指“大铁桥”牌香烟，其商标图案为一座铁路桥;社员群众手工造，指自己动手卷制香烟。前三种香烟的售价分别为每盒0.27元、0.18元、0.09元，呈等差数列。父亲当时的政治身份已在民谣的第四等之下，而香烟的定位却在第一等——“水上漂”。有次我从插队的知青点回城探亲，适逢母亲带学生下乡学农。天已很晚了，父亲吞吞吐吐地问我有没有5分钱——他自己有6分钱，加在一起可以买八支东海香烟。

    那时的香烟是可以论支卖的。贫困催生了灵活的经营方式，也培养了人的精算能力。

    父亲60岁时做了癌症手术，主刀医生比母亲更希望他戒烟。医生多次警告父亲：再抽一支烟，都有复发的可能。父亲看他神色凝重，也就真的戒了——但只戒了约一个礼拜，最多十天，便故态复萌，先是一天一两支，其后是三五支地悄悄“复抽”了。至于理由，父亲以为比较充分：因为“他（指医生）自己一天倒要抽一盒半”。

    不过，父亲晚年的日抽烟量再也没有达到过“峰值”——不是不想，而是由于母亲可持续的唠叨、数落、劝诫、严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抽烟的乐趣，不抽烟的人恐怕很难体味。一位友人将其上升到了“何以解忧”的层次，说现在还有什幺能够像抽烟这样，只消花几角钱、块把钱就能让急切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来读徐志摩先生的《吸烟与文化》，他则说：“在牛津或康桥地方要找一个不吸烟的学生是很费事的——先生更不用提。学会抽烟，学会沙发上古怪的坐法，学会半吞半吐的谈话——大学教育就够格儿了。”看来英国文化人跟中国普通人真是不一样：前者抽烟，似乎是为了形而上的身份象征;而后者，更多的大约还是为了切实的身心舒缓。父亲读过旧中国的大学，但他的抽烟文化品位，似乎与中国广大的普罗烟民并无二致。

    父亲的癌症没有复发。手术后，他又活了三十年——当然，也抽了三十年烟。不过，最终病逝还是由于呼吸道疾病，不抽烟，他也许可以活得更长一些。抽烟有害健康，已经成为人类共识;只是偶尔也能听到不同声音——比如南京大学的一位师辈，比父亲小近十岁，但也和父亲一样几十年如一日地抽烟。不同于父亲仅止于抽烟实践，这位师辈还是一位实践理论家：多次坚称烟草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超过大豆。听者多一笑置之，似乎没有谁去考量他立论的科学性。而他本人则如鲁迅先生笔下的九斤老太：早已做过八十大寿，依然不平而且康健。直至做了“米寿”之后，他才飘然远行。

    然而，出于种种考虑，我竟然从未在父亲面前提及这位师辈的高论。现在想来，似乎有些不够尊重这位资深烟民的知情权。思之不觉怅然。

    编辑 曹宏萍 271828661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