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出版精品化：出版人的担当与使命
【摘 要】 学术出版是当代出版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人类优秀的知识和思想要得到延续，文明得以充实与发展，每一代出版人都责无旁贷。出版人以联系作者与读者两端责任重大，做好学术出版，出版人应该具有一定的专业文化追求，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文化使命担当的责任感，应充分发挥辅助出版精品的作用。
【关 键 词】学术出版；精品化；出版人；担当
【作者单位】贺圣遂，复旦大学出版社原社长。
【中图分类号】G23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20.001
学术出版是当代出版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人类优秀的知识和思想要得到延续，文明得以充实与发展，每一代出版人都责无旁贷。学术出版就是将当代学者对思想、知识及文化的理解和阐释以出版的形式给予广泛的传播。
我先从两部书谈起。一部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这部书获得了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其实它获得的奖有很多，我记得深圳举办的一个极有影响的图书评奖活动，就把《中国思想史》选为“改革开放30年30本书”的其中之一。这部书的韩文版已经位列韩国出版协会2015年度推荐书籍之首，英文版第一卷入选美国《选择杂志》2014年杰出学术读物。2018年6月，《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出版后，迅有嘉评，这部著作被认为是冯友兰的哲学史之后的又一部杰出的中国思想史著作。目前这部优秀的学术专著的中文版已发行8万套。另一部是201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行政区划通史》。我记得这部书1995年即有出版动议，1998年正式立项，从最初计划出五卷本扩展到九卷本，最后到2016年十三卷十八册全部出齐，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上海图书奖一等奖等。
这两部图书都是作者花费很长的时间和精力完成的当代学术精品。开始着手写作图书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壮年，现在他们都已进入老年。他们在做这些图书以前，还仅是初露锋芒的中青年学者，现在已是学术界相关学科著名的领军人物。这两部书获得了很多奖项，在国家图书奖和中国出版政府奖榜上都获得提名奖。复旦大学出版社有一个史论专著的出版规划，除上面提到的，还出版有《中国人口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新著》《〈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等，这些图书出版后都引起了学界很大关注，被誉为当代学术精品，也无一例外地获得了国家级奖项。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这些图书的价值受到了广泛认可。
当然，复旦大学出版社从事学术出版是为了弘扬文化，为当代出版推出精品，获奖不是我们的目标，但是能够获奖，也会使出版人得到一些欣慰。做学术出版是令人兴奋并愉悦的事情。下面我以这些图书为例，说几点做好学术出版要重视的要素。
一、学术精品化的第一要素
我觉得学术精品化的第一要素，是出版人的发现力，出版人要有发现的能力。优秀文化是需要出版人去察觉发现的，而出版人有能力成为发现专家的专家。
《中国思想史》就是一部被察觉发现的精品。葛兆光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經活跃在中国思想史的出版舞台上，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禅宗与中国文化》，一本是《道教与中国文化》。这就引起了我们对他的关注。出版这两本书的时候，葛兆光只有34岁，我们后来跟他交往时获悉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在中国几千年的思想舞台上，精英们的思想在影响我们这个社会和我们的历史，从孔子、孟子以降，每一个时代都有精英思想家给我们留下很多思想的材料、元素和观点。可是，除此之外，在历史长河和文明发展进程中，有许多民间流行的思想观念也长时期地发挥着影响和作用，而我们没有给予充分关注。这个信息让我们眼前一亮，也促成了我们极力鼓励他把这个观念化为著书立说的行动。而葛兆光开始有这样一个想法到真正完成一部著作，花费了整整8年时间，书的第一卷在1998年完成，第二卷在2001年完成。这部优秀的学术著作之所以能够诞生，是因为复旦大学出版社注意到葛兆光在哲学思想领域里的探究是有价值的，是有创新意义的。同时，周振鹤主编的《中国古代行政区划通史》的出版，以及同为谭其骧教授的弟子，亦得其真传的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的出版，都体现了复旦出版人独具慧眼、善于发现原创优秀学术成果，使之成为当代学术出版精品的能力。
我再提另外一本书，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1996年出版的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当时形成了一个轰动效应——两个月期间一部学术著作畅销5万套。关于这部《中国文学史》的出版，当时报道的新闻媒体不少于200家，包括《亚洲评论》这样的境外刊物，日本的新闻媒体等也有很好的书评。《中国文学史》的出版也是出版社的发现功能在起作用，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章培恒就在自己的文章中以及朋友和学生圈里表述了这样一种文学史观念——中国以往的文学史过多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道德功能，强调文学作为思想斗争武器的功能，或是阶级斗争的功能，忽略了文学本身内在的另一种本质功能，即文学是人们心灵情感的一种语言表述。改革开放了，我们应该写一部更好的文学史，文学史应该反映中国文学丰富内涵是建立在我们民族的道德人性和美好情感基础上的——这当然是一种新颖的文学研究观念，因为这个原因，复旦大学出版社也就决定请章培恒主编这部《中国文学史》。这本书在十年以后推出了新版本，叫《中国文学史新著》，从章培恒最初的《中国文学史》到新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两部文学史都在学术界、读书界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为什么一部图书要出两个版本？因为最先推出的那部虽然在社会上形成了很大影响，这是章培恒始料未及的，他没想到有那么多的人能够接受他创新的文学史观念，但《中国文学史》存在一些欠缺，这点章培恒非常清楚。虽然《中国文学史》贯彻了他关于文学史应该反映人的心灵情感这样一些观点，但毕竟多数篇章是他的学生或者朋友写就的，而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手笔，因此，《中国文学史》仅部分体现了他的文学史观点，还没有充分展示他的观点。于是，章培恒决定重新写一部，《中国文学史新著》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来的。十年之后，《中国文学史新著》最终完成出版。章培恒的这部《中国文学史新著》是在他抱病十年期间写出来的，这部极具个性的文学史是他用生命留给我们的一份重要学术遗产。为什么这样说？由日本学者翻译的日文版《中国文学史新著》在九州大学出版。我们知道，文学史观念是从日本传播来的，国内通行的各种文学史大多是日本人撰写翻译成中文的，但章培恒这部《中国文学史新著》是20世纪到21世纪我国唯一一部完整翻译到日本的文学史，能够出版日译本，也是出版社发现优秀作品并勇于担当的一个结果。
二、学术精品化的第二要素
学术精品化的第二要素，是编辑要有学术素养，有编辑出版精品的能力。我认为，一个优秀的编辑需要三种禀赋，即慧根、慧眼、慧才。慧根是出版工作者对文化的一种特别的崇敬感，编辑要热爱文化，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慧眼是有发现的能力。慧才是编辑具有的专业技术能力，编辑能否娴熟地驾驭编辑工作的各类技艺，决定其能否赢得优秀作者的合作信任。
这里我再举一本书为例，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复杂系统中的电磁波》。作者金亚秋是一个有才华的教授，现在仍是复旦大学的院士教授。金亚秋当年给出版社的著作文稿叫《电磁波》，这是一本教材，但这本书里面的很多章节内容，已有前人做出相当见解。复旦大学出版社接手这部稿件的编辑，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以后一直在学术出版行业担任编辑。这个编辑的学术涵养非常高，也正因为如此，在最初相稿的时候就发现问题：这部文稿里面多数内容虽然撰述得当，但缺乏新意。编辑同时也发现这本教材里其中一章最具作者独到的见解，编辑跟金亚秋协商，把仅占初稿30%新颖出彩的创造性观点扩展成一本书。这个眼光是敏锐的，因为编辑本身是物理学专业出身，而且一直在做相关领域的顶尖图书，练就了过硬的编辑慧才技能，所以能引导作者、帮助作者最后完成一本优秀著作。这本书问世以后得到了国家图书奖，作者也获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为什么说慧才很重要？因为复旦大学出版社做过一套丛书，叫《名家专题精讲》，总共挑选30个文史各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出版了30本书。当时选择的标准就是做专家最擅长的学问精品。我觉得成功的专家，往往许多方面都可能有所建树，但真正的专家永远只是在某个领域有所建树，能够选择将一个专家最擅长的部分以作品形式出版，是最有益于读者的。在《名家专题精讲》这套丛书里，我们选择的作者都是极具声望、卓有建树的名家。这套丛书有一些书完全是编辑根据所掌握的学者的学术档案，帮助他们在自己作品里选择最擅长的精华结集而成。
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工作那么多年，我赞叹出版社里有那么多优秀的编辑，这些编辑能够对作者的稿件充分展开讨论，能够不断提供意见，能够完整修饰稿件。正因为有这样的编辑，我们才能不断为读者出版好书。学术出版是给学术服务的，没有一本優秀的学术著作不需要编辑花费辛勤的劳动，不浇灌血汗是不可能让一个优秀作者的作品真正成为社会欢迎的精品。要做好学术出版，我们必须要有优秀的、称职的、有足够出版技艺才干的编辑。
三、学术精品化的第三要素
学术精品化的第三个要素，是要对作者尽呵护和催化责任。一个优秀的作者可能会做很多学问，但是他能不能将出版社希望出版的学问赶紧做出来，出版社是要花足够的功夫的。
陈尚君是复旦大学的教授，他在本科读了一年以后就考取了本校的研究生，留校工作以后，他的老师感慨地说：陈尚君将来一定会给复旦大学带来荣耀。他的老师眼光很尖锐，现在陈尚君已是国内著名的大学者，他的许多学术成果都是让人刮目相看的。我们这里要提到的是他整理出版的《〈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廿四史》，其中23种是基本完整地从古代传下来，唯有《旧五代史》，原书早就散佚，经清朝学者邵晋涵辑佚保存下来，但其中有许多问题。20世纪初，梁启超、陈桓等著名学者都有揭示，觉得应该重辑还原《旧五代史》。但此工作体量巨大，即使梁、陈辈大师亦不敢动手担当。陈尚君是一个有能量且勇于担当的学者，他心存此意，逐年在做学术资料的积累。出版社闻此情况，认为这是我们可以期待的一次重大出版机会，一直跟踪关切。虽然陈尚君已对我们做出承诺，但其时他在中文系主任任上，工作耽误了他做学术的时间，该著撰述进程缓慢。2001年幸而他能卸任，这对出版社来说是一个机会。我们不仅关心他的学术活动，给予提供工作场所等各种条件，还关心他的生活，真正感动了他，使他放下其他多项学术工作，全力以赴把《〈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这本书做出来。首发式上，一位有资望的教授这样评价陈尚君的贡献，称中国的学术史将记住这一天，因为这一天我们有了一部更加完整的《旧五代史》。
做学术精品出版，需要我们关心、呵护作者。复旦大学出版社花了300多万元的资金，用了十几年时间，从1998年开始到2016年，得以完成陆谷孙担任主编的《中华汉英大辞典》（上卷）的出版，下半部著作还在出版进行当中，而先生已遽然谢世！我们想给中国留下一部最有价值的汉英大词典，为担当这样一项重任，我们也是竭尽对作者呵护、服务的责任。精品学术出版，是一条荣耀之路，也是饱尝艰辛之路，在出版《中华汉英大辞典》工作中，我体会尤深。我们完成了我们的使命，陆谷孙在天之灵也会得以欣慰。
出版是一项创造性很强的文化工作，出版人以联系作者与读者两端责任重大。要做好这些工作，出版人应该具有一定的专业文化追求，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文化使命担当的责任感，应充分发挥辅助出版精品的作用。通观中外历史，国家繁荣、经济发达、社会稳定为出版业繁荣创造了条件。中国是一个重视出版的国家，中国古代出版分官刻、私刻和坊刻，我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官刻和私刻里面贡献了更多的精品，因为官刻和私刻都是有意识地重视传承文化功能，而不在意出版活动商业牟利的作用，因此精品更多。我们这个时代，政府高度重视出版，迎来了国家出版的最好时期。国家的繁荣给出版的繁荣带来了机会和保障，如何完成出版人的使命？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机会很多，我们能为出版做出贡献，也能为自己赢得荣誉。
【关 键 词】学术出版；精品化；出版人；担当
【作者单位】贺圣遂，复旦大学出版社原社长。
【中图分类号】G23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20.001
学术出版是当代出版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人类优秀的知识和思想要得到延续，文明得以充实与发展，每一代出版人都责无旁贷。学术出版就是将当代学者对思想、知识及文化的理解和阐释以出版的形式给予广泛的传播。
我先从两部书谈起。一部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这部书获得了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其实它获得的奖有很多，我记得深圳举办的一个极有影响的图书评奖活动，就把《中国思想史》选为“改革开放30年30本书”的其中之一。这部书的韩文版已经位列韩国出版协会2015年度推荐书籍之首，英文版第一卷入选美国《选择杂志》2014年杰出学术读物。2018年6月，《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出版后，迅有嘉评，这部著作被认为是冯友兰的哲学史之后的又一部杰出的中国思想史著作。目前这部优秀的学术专著的中文版已发行8万套。另一部是201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行政区划通史》。我记得这部书1995年即有出版动议，1998年正式立项，从最初计划出五卷本扩展到九卷本，最后到2016年十三卷十八册全部出齐，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上海图书奖一等奖等。
这两部图书都是作者花费很长的时间和精力完成的当代学术精品。开始着手写作图书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壮年，现在他们都已进入老年。他们在做这些图书以前，还仅是初露锋芒的中青年学者，现在已是学术界相关学科著名的领军人物。这两部书获得了很多奖项，在国家图书奖和中国出版政府奖榜上都获得提名奖。复旦大学出版社有一个史论专著的出版规划，除上面提到的，还出版有《中国人口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新著》《〈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等，这些图书出版后都引起了学界很大关注，被誉为当代学术精品，也无一例外地获得了国家级奖项。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这些图书的价值受到了广泛认可。
当然，复旦大学出版社从事学术出版是为了弘扬文化，为当代出版推出精品，获奖不是我们的目标，但是能够获奖，也会使出版人得到一些欣慰。做学术出版是令人兴奋并愉悦的事情。下面我以这些图书为例，说几点做好学术出版要重视的要素。
一、学术精品化的第一要素
我觉得学术精品化的第一要素，是出版人的发现力，出版人要有发现的能力。优秀文化是需要出版人去察觉发现的，而出版人有能力成为发现专家的专家。
《中国思想史》就是一部被察觉发现的精品。葛兆光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經活跃在中国思想史的出版舞台上，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禅宗与中国文化》，一本是《道教与中国文化》。这就引起了我们对他的关注。出版这两本书的时候，葛兆光只有34岁，我们后来跟他交往时获悉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在中国几千年的思想舞台上，精英们的思想在影响我们这个社会和我们的历史，从孔子、孟子以降，每一个时代都有精英思想家给我们留下很多思想的材料、元素和观点。可是，除此之外，在历史长河和文明发展进程中，有许多民间流行的思想观念也长时期地发挥着影响和作用，而我们没有给予充分关注。这个信息让我们眼前一亮，也促成了我们极力鼓励他把这个观念化为著书立说的行动。而葛兆光开始有这样一个想法到真正完成一部著作，花费了整整8年时间，书的第一卷在1998年完成，第二卷在2001年完成。这部优秀的学术著作之所以能够诞生，是因为复旦大学出版社注意到葛兆光在哲学思想领域里的探究是有价值的，是有创新意义的。同时，周振鹤主编的《中国古代行政区划通史》的出版，以及同为谭其骧教授的弟子，亦得其真传的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的出版，都体现了复旦出版人独具慧眼、善于发现原创优秀学术成果，使之成为当代学术出版精品的能力。
我再提另外一本书，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1996年出版的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当时形成了一个轰动效应——两个月期间一部学术著作畅销5万套。关于这部《中国文学史》的出版，当时报道的新闻媒体不少于200家，包括《亚洲评论》这样的境外刊物，日本的新闻媒体等也有很好的书评。《中国文学史》的出版也是出版社的发现功能在起作用，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章培恒就在自己的文章中以及朋友和学生圈里表述了这样一种文学史观念——中国以往的文学史过多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道德功能，强调文学作为思想斗争武器的功能，或是阶级斗争的功能，忽略了文学本身内在的另一种本质功能，即文学是人们心灵情感的一种语言表述。改革开放了，我们应该写一部更好的文学史，文学史应该反映中国文学丰富内涵是建立在我们民族的道德人性和美好情感基础上的——这当然是一种新颖的文学研究观念，因为这个原因，复旦大学出版社也就决定请章培恒主编这部《中国文学史》。这本书在十年以后推出了新版本，叫《中国文学史新著》，从章培恒最初的《中国文学史》到新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两部文学史都在学术界、读书界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为什么一部图书要出两个版本？因为最先推出的那部虽然在社会上形成了很大影响，这是章培恒始料未及的，他没想到有那么多的人能够接受他创新的文学史观念，但《中国文学史》存在一些欠缺，这点章培恒非常清楚。虽然《中国文学史》贯彻了他关于文学史应该反映人的心灵情感这样一些观点，但毕竟多数篇章是他的学生或者朋友写就的，而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手笔，因此，《中国文学史》仅部分体现了他的文学史观点，还没有充分展示他的观点。于是，章培恒决定重新写一部，《中国文学史新著》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来的。十年之后，《中国文学史新著》最终完成出版。章培恒的这部《中国文学史新著》是在他抱病十年期间写出来的，这部极具个性的文学史是他用生命留给我们的一份重要学术遗产。为什么这样说？由日本学者翻译的日文版《中国文学史新著》在九州大学出版。我们知道，文学史观念是从日本传播来的，国内通行的各种文学史大多是日本人撰写翻译成中文的，但章培恒这部《中国文学史新著》是20世纪到21世纪我国唯一一部完整翻译到日本的文学史，能够出版日译本，也是出版社发现优秀作品并勇于担当的一个结果。
二、学术精品化的第二要素
学术精品化的第二要素，是编辑要有学术素养，有编辑出版精品的能力。我认为，一个优秀的编辑需要三种禀赋，即慧根、慧眼、慧才。慧根是出版工作者对文化的一种特别的崇敬感，编辑要热爱文化，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慧眼是有发现的能力。慧才是编辑具有的专业技术能力，编辑能否娴熟地驾驭编辑工作的各类技艺，决定其能否赢得优秀作者的合作信任。
这里我再举一本书为例，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复杂系统中的电磁波》。作者金亚秋是一个有才华的教授，现在仍是复旦大学的院士教授。金亚秋当年给出版社的著作文稿叫《电磁波》，这是一本教材，但这本书里面的很多章节内容，已有前人做出相当见解。复旦大学出版社接手这部稿件的编辑，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以后一直在学术出版行业担任编辑。这个编辑的学术涵养非常高，也正因为如此，在最初相稿的时候就发现问题：这部文稿里面多数内容虽然撰述得当，但缺乏新意。编辑同时也发现这本教材里其中一章最具作者独到的见解，编辑跟金亚秋协商，把仅占初稿30%新颖出彩的创造性观点扩展成一本书。这个眼光是敏锐的，因为编辑本身是物理学专业出身，而且一直在做相关领域的顶尖图书，练就了过硬的编辑慧才技能，所以能引导作者、帮助作者最后完成一本优秀著作。这本书问世以后得到了国家图书奖，作者也获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为什么说慧才很重要？因为复旦大学出版社做过一套丛书，叫《名家专题精讲》，总共挑选30个文史各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出版了30本书。当时选择的标准就是做专家最擅长的学问精品。我觉得成功的专家，往往许多方面都可能有所建树，但真正的专家永远只是在某个领域有所建树，能够选择将一个专家最擅长的部分以作品形式出版，是最有益于读者的。在《名家专题精讲》这套丛书里，我们选择的作者都是极具声望、卓有建树的名家。这套丛书有一些书完全是编辑根据所掌握的学者的学术档案，帮助他们在自己作品里选择最擅长的精华结集而成。
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工作那么多年，我赞叹出版社里有那么多优秀的编辑，这些编辑能够对作者的稿件充分展开讨论，能够不断提供意见，能够完整修饰稿件。正因为有这样的编辑，我们才能不断为读者出版好书。学术出版是给学术服务的，没有一本優秀的学术著作不需要编辑花费辛勤的劳动，不浇灌血汗是不可能让一个优秀作者的作品真正成为社会欢迎的精品。要做好学术出版，我们必须要有优秀的、称职的、有足够出版技艺才干的编辑。
三、学术精品化的第三要素
学术精品化的第三个要素，是要对作者尽呵护和催化责任。一个优秀的作者可能会做很多学问，但是他能不能将出版社希望出版的学问赶紧做出来，出版社是要花足够的功夫的。
陈尚君是复旦大学的教授，他在本科读了一年以后就考取了本校的研究生，留校工作以后，他的老师感慨地说：陈尚君将来一定会给复旦大学带来荣耀。他的老师眼光很尖锐，现在陈尚君已是国内著名的大学者，他的许多学术成果都是让人刮目相看的。我们这里要提到的是他整理出版的《〈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廿四史》，其中23种是基本完整地从古代传下来，唯有《旧五代史》，原书早就散佚，经清朝学者邵晋涵辑佚保存下来，但其中有许多问题。20世纪初，梁启超、陈桓等著名学者都有揭示，觉得应该重辑还原《旧五代史》。但此工作体量巨大，即使梁、陈辈大师亦不敢动手担当。陈尚君是一个有能量且勇于担当的学者，他心存此意，逐年在做学术资料的积累。出版社闻此情况，认为这是我们可以期待的一次重大出版机会，一直跟踪关切。虽然陈尚君已对我们做出承诺，但其时他在中文系主任任上，工作耽误了他做学术的时间，该著撰述进程缓慢。2001年幸而他能卸任，这对出版社来说是一个机会。我们不仅关心他的学术活动，给予提供工作场所等各种条件，还关心他的生活，真正感动了他，使他放下其他多项学术工作，全力以赴把《〈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这本书做出来。首发式上，一位有资望的教授这样评价陈尚君的贡献，称中国的学术史将记住这一天，因为这一天我们有了一部更加完整的《旧五代史》。
做学术精品出版，需要我们关心、呵护作者。复旦大学出版社花了300多万元的资金，用了十几年时间，从1998年开始到2016年，得以完成陆谷孙担任主编的《中华汉英大辞典》（上卷）的出版，下半部著作还在出版进行当中，而先生已遽然谢世！我们想给中国留下一部最有价值的汉英大词典，为担当这样一项重任，我们也是竭尽对作者呵护、服务的责任。精品学术出版，是一条荣耀之路，也是饱尝艰辛之路，在出版《中华汉英大辞典》工作中，我体会尤深。我们完成了我们的使命，陆谷孙在天之灵也会得以欣慰。
出版是一项创造性很强的文化工作，出版人以联系作者与读者两端责任重大。要做好这些工作，出版人应该具有一定的专业文化追求，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文化使命担当的责任感，应充分发挥辅助出版精品的作用。通观中外历史，国家繁荣、经济发达、社会稳定为出版业繁荣创造了条件。中国是一个重视出版的国家，中国古代出版分官刻、私刻和坊刻，我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官刻和私刻里面贡献了更多的精品，因为官刻和私刻都是有意识地重视传承文化功能，而不在意出版活动商业牟利的作用，因此精品更多。我们这个时代，政府高度重视出版，迎来了国家出版的最好时期。国家的繁荣给出版的繁荣带来了机会和保障，如何完成出版人的使命？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机会很多，我们能为出版做出贡献，也能为自己赢得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