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殖民主义寓言的怪兽片：《金刚》和《狂蟒之灾２》
杨亚东 张 磊
[摘要]潜藏在怪兽片《金刚》与《狂蟒之灾2》之下的是帝国的权威。本文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从殖民之路、建构的他者及土著的世界三方面对两部影片进行对比解读，试图获得全新的将怪兽片当作殖民主义寓言的认识方法。[关键词]怪兽片殖民寓言《金钢》《狂蟒之灾2》
怪兽片一直是银幕上的一支生力军，《金刚》热潮席卷全球各大影院极好的证明了这一点。2005年版《金刚》是“金刚之父”梅里安·C·库柏1933年的初版及意大利人劳伦蒂斯1976年彩色重拍版之后的第三次拍摄，大量计算机特效的运用使得亿万观众再次沉浸在巨型野兽与金发美女的情感历险中：女演员安随一支摄制组冒险去骷髅岛拍戏，不幸被土著捉去当祭品献给岛神金刚，不想金刚却对安产生了感情而成了保护者，导演卡尔利用这种感情俘获了金刚并将其带回纽约展出，金刚挣脱镣铐找寻安，在人类疯狂追击下爬上帝国大厦的楼顶。最后终于倒在枪口之下。
《狂蟒之灾2：寻找血兰》则以更加毛骨悚然的方式讲述了一段人与巨蟒的血腥搏杀：一支科考队深入热带雨林去找寻长生不死的血兰花，却进入了土著之神巨蟒的领地，利欲熏心的队员不顾随时丧命的巨大危险继续前行，纷纷命丧蛇腹。
在强烈的视觉和心理冲击力过后，如何认识这样的怪兽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笔者认为，在怪兽片中人兽对抗、最后人战胜兽的模式下潜藏着帝国叙事的权威，本文在后殖民主义视阈下进行分析，试图获得一种对怪兽片的全新认识。
一、殖民之路
这两部电影最动人心魄的情节都是发生在异域的冒险，但故事的起点都是在白人的世界。《金刚》的故事开始在上世纪30年代陷入经济危机的纽约，几乎所有的人都被逼上了生活的绝境：导演卡尔债台高筑、濒临破产：女演员安食不果腹，为了生存甚至去偷一只苹果：剧作家杰克也是贫困潦倒。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卡尔连哄带骗，组建了一支摄制组，在警察赶到之前匆忙起锚，开始了孤注一掷的冒险。《狂蟒之灾2》的情节从某跨国公司一次激烈的会议展开。项目负责人正在用图片、数据极力说服各位投资人、经理和研发人员接受他的计划，远赴正值雨季的热带雨林进行一次科学探险。这两次冒险的故事总是与白人的世界息息相关，正如萨义德所指出的：“帝国的种种事实是与被保有的属地、远方的有时是人所不知的空间、古怪的或令人难以接受的人、聚敛财富或移民、挣钱和冒险中的离奇活动连在一起的。”[1]在这种故事中，帝国是“一个参照系，一个界定点，是一个合适的旅行、聚敛财富和服务的背景。”[2]
相应地两部电影中的目的地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东方。卡尔竭力寻找的是位于新加坡附近一座有怪兽出没的神秘小岛，因为他梦想找到一块原始的地方，拍摄从来没有见过的场景，能使他在返回纽约后名利双收：科考队的目的地是婆罗洲(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莽莽丛林中从来没有人到过的地方，那里生长着生命之花血兰，他们可以用其研制专利药品，获取暴利。东方在他们心目中“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3]它被当作帝国的一部分而加以认识，东方是充满危机的“黑暗的大陆”和探险寻宝的乐土的共同体。因此，卡尔到达的骷髅岛虽然浓雾弥漫、怪石嶙岣，还有食人巨兽，但这并不能阻挡他探险的步伐，因为只有在这儿才能实现他伟大的事业：科考队前往的丛林洪水泛滥、极度险恶，但这并不能熄灭他们心头的贪欲火焰，因为那里有能为他们带来无尽财富的神秘花朵。
二、建构的他者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东方是用来圈定东方的舞台。这一舞台上将出现这样的人物：其作用是表述他们所属更大的整体。……在此东方舞台的深处有一巨大的文化宝库，其中的每样东西都使人联想到一个像寓言一样丰富的世界……布景一半是想象的，一半是已知的；怪物，魔鬼，英雄：恐惧，快感，欲望。”[4]金刚和巨蟒就是活动在东方舞台上的形象，是被建构的他者(the other)。
它们在体形上是放大的现实中的动物，同时又被阴险地夸大了某些令人恐惧的行为特征。金刚是一只体型庞大的黑猩猩，相貌丑陋同时头脑简单：巨蟒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能生吞活人，行为残忍狠毒。同样怪兽出没的环境值得注意，它们都生存于原始森林，白人的足迹从未到达这里，这里居住的只有与世隔绝的土著。更加奇怪的是怪兽与土著之间保持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怪兽作为土著无法对抗的强大力量，时时威胁着土著的生命安全，土著对怪兽畏惧万分：另一方面怪兽又是土著之神，它们保护着土著的居住地，土著以献上活人祭祀或树立图腾的方式崇拜怪兽。从而我们可以发现。怪兽正是帝国对土著世界歪曲表现的象征，这种妖魔化的形象“表述或代表着一个非常巨大的实体，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形象人们才有可能把握或看到这一实体。”[5]帝国正是借助怪兽的形象把握着土著世界。
三、土著的世界
征服欲驱使下的白人闯入了土著的居住地，土著的世界因而被知晓。在闯入者白人的眼中，土著是没有语言的，至多也只是简单的几句土语。他们更多的时候或像《金刚》中那样惊恐万状、神志不清或是像《狂蟒之灾2》中那样毫无声音。他们是“不正常”的，“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他们丧失了话语权，只有被编纂进冒险故事才能获得一种存在。
如同许多殖民主义作品，这两部电影靠否定土著的个性和主观性将其商品化，土著都面貌丑陋、野蛮残忍，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差别，他们被贬至只具有交换价值。这样白人就和土著构成了一个“摩尼教寓言”：一个白与黑、善与恶、优与劣、文明与野蛮、理智与情感、理性与感性、自我与他人、主体与客体之间各种不同而又可以互换的对立领域。[6]一提到土著就自动等同于邪恶，因而白人有权力有责任教化土著。他们可以理直气壮的夺取财富，毫无愧疚地残杀土著，并将这种殖民无限期的合理化。
正如默哈默德所言：“只要哪里存在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我们就会在那里找到种族主义浪漫故事和寓言的实例。”[7]怪兽片虽然以凶猛丑陋的形象和惊险刺激的情节转移了观众的注意力，但这并不能改变它作为殖民主义寓言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