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苦旅中的心灵思索与探寻

    马小依

    [摘要]电影《千里走单骑》的寓意文本中，父子情感牵绊的矛盾确立了一种现实对话，这种对话最大的可能性是在反思与回归本我的生存语境中重塑精神人格，影片以高田拒绝父亲探望的形式表达不能承受父爱之重的疑虑，但他又不想父亲远赴云南去拍摄一个和爱与谅解无关的主题，因而在儿媳给高田父亲的越洋电话中我们已然体味到了高于生命的某种情感在高田内心的矛盾与不安。影片的切入点由此深入到高田父亲的内心世界里，即使高田的内心并非真正痴迷于傩戏，或者仅仅是用傩戏中掩饰自已的面具获得了某种精神慰藉，而自己却在精神的苦旅中感受到了人生的冷暖与博爱，感受到了生命个体在走寻过程中迷惘和孤独背后的对爱的思索与探询。父爱的责任感和求得儿子宽怒的自我抚叹，使作品在精神苦旅的心灵体味中完成了精神升华，在帮助李加民父子的过程中实现了情感慰籍，并成功塑造了影片中朴素又感人的父爱人格和品质。[关键词]父爱心灵思索精神苦旅叙事线索情感慰藉精神意味

    看过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影片中深切而回味悠远的质朴情怀让我久久不能平静，在讲述一个父亲为了实现儿子的心愿而不停跋涉的困顿世界里，我看到了一种不被理解的父爱在精神深处的痛苦与无助。如果说在影片的故事中寻找当年那个唱傩戏的人是对儿子的一种精神抚慰，也是父亲试图达成谅解的美好愿望，那么，影片以儿子的肝癌晚期为背景，父亲在其生命倒计时分里的努力和尝试则充满了苦涩与辛酸的悲情色彩。在泪水与希冀并存的感受中，愧疚于儿子内心的真切又充满觉醒的父爱形象在自我反思与体味的艰难旅程中得以升华，这种精神的苦旅在高仓健的心灵深处被融化掉了，真得让我误以为这就是他的人生。沧桑深邃的情感让我的内心无处安顿，只能在感动中继续被感动着。

    影片是围绕着父子矛盾这一主题展开的。儿子高田与父亲有着多年的内心隔阂，在自我逃避的封闭世界里，他只身来到中国的云南小镇寻觅着内心的孤独，他喜欢傩戏中掩饰自己的面具，并在抑郁的精神孤独中用强忍的欢笑面对一切，在高田患肝癌晚期的日子里，他拒绝了父亲的探望，高田的父亲在愧疚与难过中决定为实现儿子的愿望远赴云南，找寻那个唱千里走单骑的李加民。他通过当地的导游邱林得知李加民因过失伤人被判刑，在试图去监狱探望并拍戏受阻的情况下，他一直努力坚持为实现父亲爱的责任而艰苦跋涉着。影片对父子隔膜的理解和探讨是富有意味的：在高田的父亲身上，我们感受到的是父亲在儿子情感回避下对于爱的理解和倾注，坚持前往云南的内心感受正是爱的态度支撑起一种精神动力，使这次拍摄计划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平实。回想起父子多年未曾消融的心里隔膜，内疚之情使他更想为儿子做些事情，尽一个父亲的责任，在试图得到儿子谅解的迫切心情里，云南之行就成了获得宽慰与精神解脱的最好方式。对于高田的父亲来说情感回归与长途跋涉都是艰辛而漫长的。他始终无法直面高田获得交流与对话的勇气，父子间的情感只能囿于精神牵绊的无助与困惑中艰难维持。内心的挣扎与彷徨也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救赎自我的愿望无法达成而变得更加孱弱。所以高田之父远赴云南拍摄千里走单骑便带有救赎自我缓与求得儿子宽恕的心理诉求与精神愿望，而这种情感表现也隐含着父爱长期缺失以及没有勇气表露心声的内疚与自责。

    高田之父毅然前往云南的决心是让人感动的，而他不善于交际，置身于无助的语言环境和陌生的面孔时，他的内心又被孤独感强烈的振颤着，他在品尝这份失落时，一种无法释怀的父爱已让他深切的体会到高田在逃避的自我世界里那一份无人理解又无人倾听的精神寂寞，而这是比父子隔膜更令人生畏的。高田的父亲在通过一步步踏寻儿子的足迹发现自己对高田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责任感与内疚心坚定了他拍摄千里走单骑的精神意志。他一直在以自己并非擅长的交流方式努力的倾听与领会着，当他手拿锦旗近似于哀求得到李彬主任帮助的那一幕呈现于眼前的时候．他的泪水让我感动，面对未与儿子达成理解的内心苦痛他没有掉过眼泪，直面儿子肝癌的消息他也没有掉过眼泪。在这一刻一个沉默坚毅的父亲形象陷入深深的无助和忏悔当中，任由泪水宣泄着那份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惆怅与辛酸滋味。

    影片的巧妙之处在于对于父亲拍摄千里走单骑的举动，在高田看来只是一个并不重要的心愿，由此让人解读到高田内心深处的隐痛也并非是渴求一部傩戏那样简单，他所需要的恰恰是他最害怕得到的父爱，因为在伤害与被伤害。误会与被误会的内心世界里，他已无法再承受对父爱的奢望但又寄予更多的幻想。当儿媳说出一家三口再也没有机会坐到一起吃顿饭时。这正是高田内心最痛楚的独自，他以拒绝父亲探望的形式表达不能承受父爱之重的疑虑，但他又不想父亲远赴云南去拍摄一个和爱与谅解无关的主题，因而通过儿媳给高田父亲的越洋电话中我们已然体味到了高于生命的某种情感在高田内心的矛盾与不安。所以这一细节的处理更符合于高田的·情感倾向。也使得高田之父的云南之行变为精神苦虑埋下了伏笔。

    高田父亲通过导游邱林和李彬主任的帮助终于在监狱中探望到了李加民，在准备拍摄儿子和李加民早已约好的千里走单骑时，李加民却因思念从未谋面的私生子而泣不成声，心中的无限愧意和辛酸翻涌而来，这种情境触动了这位日本老人。在高田的父亲看来，李加民毫无掩饰的哭泣，是一种勇气和爱的态度，能拥有这份勇气是幸福的，也是令人羡慕的。在拍戏未果的情形下，他的内心开始触动，并把李加民父子相见作为拍戏之外的一种情感帮助，这种行为动机正是缘于自己脆弱的父子关系带来的反思与情感波动，因而也是合乎逻辑发展的。

    随着儿媳打来越洋电话试图让他放弃云南之行，并告诉他高田内心的真实感受时。这位沧桑的老人依然坚持着自己的精神守望和寄托。即使高田的内心并非真正痴迷于傩戏，或者仅仅是用傩戏中掩饰自己的面具获得了某种精神慰藉，而自己却在精神的苦旅中感受到了人生的冷暖和博爱，感受到了生命个体在走寻过程中迷惘和孤独背后的对爱的思索与探寻。

    在影片中，杨杨这一形象的出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高田的父亲在倾心实现李加民父子相见的愿望时，发现了杨杨内心的拒绝情绪与抵触心理，在探望李加民途中因杨杨逃跑以致迷失在山中的细节，让语言本不相通的高田之父与杨杨之间建立了一种信任感，特别是杨杨依偎在他腿上睡去时，他给杨杨披上衣服的那种安详和细心俨然是实现父爱的一种满足，这种情感的确立并没有随着李加民父子相见的失败而告终，当离开村庄的汽车渐行渐远，杨杨的一路奔跑以及刺破长空的哨声都在延续着一种对于父爱的企盼和希望。

    影片围绕着两条叙事线索的穿插得以进行的：一条是高田面对死亡病情恶化的线索，一条是高田父亲坚持选择的线索，两条线索的深入发展凸显了作品矛盾的深化和戏剧性的高潮。当作品的高潮归位定格于高田已经死亡的噩耗时，高田的线索由此完结，转而又回归到云南之行的主线中去。这时，高田父亲的拍戏之举也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父子矛盾开始消解，这条线索在情感的创痛中升华为对李加民父子的情感关照。没能带杨杨去看望李加民固然是一种父子未曾相见的生疏造成的，但高田的父亲依然给李加民带来了杨杨的生活照片，这成为他云南之行的最后慰藉。从这一点来说。高田的父亲已不再是为了拍千里走单骑，而对儿子生命最后时刻的自我允诺，在这里已上升到帮助李加民父子以实现自己的情感寄托。这一方面正是自己饱尝与儿子多年未曾消融的隔阂，对李加民作为一个父亲的内心感受的体谅与同情：另一方面，这也是试图实现另一种父子交流的精神抚慰与尝试，也是充满父爱意味的延续。所以说影片是以拍摄千里走单骑的直观动机为切入，但其最终目标却在高田病逝的创痛中以关爱另一对父子的现实感受而实现了其精神超越的。这正是精神苦旅的心灵思索与探寻的内心净化，也是反思自我，求得高田宽恕的父爱情怀的真挚顿悟。

    这是张艺谋又一部反映当下现实问题的作品，影片通过对父子矛盾及情感变化的生动探索真正洞察到了掩藏在冷漠外表下的脆弱的内心世界。在以遗憾收场的结局中。父子间进行了艰难的尝试依然没有达成谅解似乎有些伤感和宿命色彩，然而真正昭示的人物命运和内心轨迹确是朴素和发人深省的，它是一个故事的支点，也是一个命题，启示的意义不在于恢复记忆的原貌，而是从现实上加以避免，在爱与谅解的达成中感受到关怀和信任，在个体的生存语境中体现自我的归属感和价值意义，以实现相悦而和谐的人生愿望。就这一精神内涵来说，影片千里走单骑在没有定向结果的现实启示中带给我们的思考与探索是富有深层意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