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女性生活类期刊纪实新闻故事文本的反思
范国平
女性生活类期刊唯有主动求新求变，才能在市场立足。而求新求变，任重道远，牵涉到诸多因素，关键在于理念、人才以及管理。其中，在实践层面，最迫切需要对纪实新闻故事文本进行反思并改造。
以《家庭》、《知音》等为代表的女性生活类期刊，曾以其独特的纪实新闻故事文本深入千家万户，创造过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然而，随着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纸质大众媒体的生存空间普遍被挤压，这类以纪实新闻故事(纪实故事、纪实特稿)为主打内容和卖点的期刊更是遭遇发展瓶颈。一度是女性生活类期刊核心竞争力的纪实新闻故事文本模式的弊病越来越明显，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这类刊物未来发展的桎梏。
警鐘还是丧钟：
公共事件背后的行业危机
《家庭》、《知音》以纪实新闻故事为核心内容。此外，《知音》(海外版)、《婚姻与家庭》、《前卫》等也以刊登纪实新闻故事为主。由于用稿量大、稿费标准高，纪实新闻故事文稿供需已经成行成市，然而由于缺乏行业规范、缺少理论反思，竞争既激烈又无序，近几年来，这类期刊刊载的一批纪实新闻故事文章遭到民众、行政管理部门、报纸、网络的质疑，甚至升级为公共事件。
2008年上半年，武汉《前卫》杂志因刊登题为《傍上两个“副省”，为何保不住她的亨通仕途》的文章，而遭当事人尚军(安徽省卫生厅原副厅长)亲属起诉，指责该文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名誉权。事发后，该文作者张某毫无忌讳地将责任往这类期刊的编辑思路上推，“我写这个稿子，主要是为了赚稿费，我确实是没有经过采访，确实是道听途说……外人总认为特稿是实的，实际上你可以想想，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奇事，哪有那么多有看点的东西?”纪实新闻故事文稿，前提是真实，作为发稿量较大的特稿撰写人，张某的辩解在网络上被迅速传播，并被挖掘出在其他刊物上发表的多篇炮制手法类似的文章，进而引发更多媒体、法律界人士对女性生活类期刊纪实新闻故事文稿的真实性的质疑。显然，这是一起扩大化了的行业负面报道，甚至是危机。遗憾的是，没有一家期刊社官方出面回应此事。
如果说张某引发的这起事件是“供货商”自爆行业内幕，那么2008年12月，《云南信息报》对《知音》(12月月末版)刊登的《搜狐女编辑绝望青葱恋：谁在丽江等你》一文的真实性进行掘地三尺的调查，调查的结果是，搜狐没有该文所称的名为杨小萼的女编辑，《知音》文章提及的自杀地点、事件完全子虚乌有。《家庭》也曾经因为某篇部分失实的名人报道文章被同城报纸曝光。
2009年以来，因“索马里护航”系列报道，《华西都市报》遭新闻出版总署严厉批评。《知音》先后因未采访或未经同意而刊登“倪萍和陈红”、“郎昆与刘岩”等影视圈艺人的生活或情感故事，而引发当事人对失实报道的口诛笔伐；因涉嫌失实报道，《知音》遭到毕淑敏、周国平、史铁生等作家的联名控诉。而《家庭》也因报道TCL,总裁李东升、前央视体育主持黄健翔的婚姻生活细节，而引发对方不满……
当事人不满，加上网络和以报纸为主的平面媒体推波助澜，普通争端随时会升级为备受关注的公共事件，而矛头最终指向的是纪实新闻故事文稿的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贬损了女性生活类期刊的内容生产方式。
负面事件越来越多，不利的声音越来越大，却鲜见有积极回应。根据传播学家伊丽莎白·诺埃勒一诺依曼的理论，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女性生活类期刊的这种表现，只能给读者造成一种默认事实的印象。除体制、市场等因素外，纪实新闻故事文稿，这种文本模式本身的弊病日益成为发展、创新的藩篱。
优势演变局限：
纪实新闻故事文本的历路
我国女性生活类期刊的纪实新闻故事文本，走的是一条非常崎岖甚至是畸形的发展道路。女性生活类期刊大量创刊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主要由各级妇联系统创办，面对家庭、妇女，在内容设置上，倾向生活化、情感化、故事化。到了1990年代，在外部，随着电视机逐渐普及，报纸尤其是晚报和都市报的发展，文化产品的供应量大了、品类多了；在内部，女性生活类期刊内容同质化现象明显，竞争开始激烈。在这种竞争态势下，前期发育良好的《家庭》、《知音》等开始有意识地强化内容的震撼性和吸引力：关注热点新闻、报道大案要案、追踪名人明星，强调故事的新、奇、特。到了2000年代前后，以《辽宁青年》、《黄金时代》为代表的青年类刊物颓势尽显，而《家庭》、《知音》等女性生活类期刊没有一并沉沦，是源于其吸引眼球、丰富可读的故事化内容，因此挖掘、包装纪实新闻故事也逐渐成为女性生活类期刊的风格和核心竞争力。真实、新鲜、曲折，这几乎成了女性生活类期刊对纪实新闻故事的标准化要求。《知音》更是将这种标准化发挥到了极致：除字数、文章结构、标题风格、叙述语言有细致入微的要求外，就连故事中涉及到的人物的身份、社会地位、收入等，也有具体要求。因此，女性生活类期刊的纪实新闻故事文稿，无论内涵还是外延，都非真正意义上的纪实特稿，而是一种阶段性的故事文本形式，更偏重在封闭的特定背景中营造曲折的故事，让事实屈从于故事。对于这类期刊产业链上的生产者和把关人而言，假新闻经常是令他们爱不释手的好故事。
套路化、模式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积极意义的，有助于塑造易于识别的刊物内容风格和品牌形象，也便于提高生产者的效率，像流水作业般地，添加枝节、制作标题，包装打磨故事。但在新媒体环境下，这种文本模式已经举步维艰。
首先，这类刊物绝大多数没有自己的记者队伍，也没有强势的官方或行业背景，刊物形象偏低，难以采访到名人。很多材料不是第一时间获得，内容也并非独家，作者和编辑只能靠二次甚至三次创作。
其次，在新媒体环境下，新闻发布的渠道、主体多了。同样，每一起新闻事件，都会有人在第一时间从不同层面进行追踪，甚至人肉搜索、掘地三尺。面对新媒体，出版周期更长的纪实新闻故事期刊即便派编辑记者到场，也无法抓到第一新闻点。
再次，采访到当事人、有了独家故事，还要将故事往标准化的框架里套。为了使故事更加生动、完整，十年前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事情，要将时间移到最近，将发生在甲亲友身上的事，改在发生在主人公身上，本来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事件，硬生生地营造出因果关系来。而大量对事件的发展有支撑性的背景信息，却常常因为影响故事节奏，而被当成无关紧要的枝节删除。结果。故事好看了，但也面目全非、背离了真相。这类期刊没有“议程设置”能力，难以成为引起公众关注的话题。
最后，激励作者、编辑的，既不是新闻理想，也不是文学理想，而是金钱。
这个利益链条上，存在明显的“三高”和“三低”特征。“三高”，高风险、高效率、高利润。“高风险”，稿件极容易侵权；“高效率”，可以在几天，甚至一天内，完成采写工作；“高利润”，千字千元甚至以上的稿费标准，吸引了身份眾多、良莠不齐的作者。“三低”。低门槛、低责任、低理性。“低门槛”，纪实新闻文稿文稿作者的门槛非常低，只要会写故事，无论你是乞丐，还是屠夫，哪怕语病百出、逻辑混乱，也有编辑帮你润色；“低责任”，作者基本不在乎作品的名誉权、不署真名，只要刊物能发，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加工，刊发后出了问题，最多扣留稿费，没有其他任何形式的惩罚，甚至不会影响下期发稿；“低理性”，稿件普遍缺乏理性和人文关怀，人为营造的情境和细节，经常经不起推敲。采写、编发稿件，很少考虑会给主人公带来的不便。
反思以及前瞻：
纪实新闻故事文本的未来
在行业危机面前，这类期刊如果没有革命性举措，那只能继续被边缘化。具体有三种可能：一是虚化，为了避免法律纠纷，虚化人物身份、事发地点。舍弃纪实元素；二是淡化，回避热点话题、主流人物，关注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三是泛化，依然跟踪热点，但采取跟风策略，整合新闻，说顺风话空话、套话。这些做法虽然可以暂时缓解矛盾，但最终会步青年类期刊集体被边缘化的后尘，在落寞中退出竞争舞台。
我们正面临一个全新的媒体时代、发达的资讯时代，传播方式变了，传媒环境变了。女性生活类期刊唯有主动求新求变，才能在市场立足。而求新求变，任重道远，牵涉到诸多因素，关键在于理念、人才以及管理。其中，在实践层面，最迫切需要对纪实新闻故事文本进行反思并改造。
首先，在刊物理念上，增强人文色彩和理性色彩，矫正对故事冲突的极端追求。
其次，在题材选择上，坚持“贴近生活、贴近读者、贴近时代”，而不一味强调吸引眼球、轰动效应。
再次，以事件或者人物命运的自然发展为主导，不去导演、扭曲事件本身的发展进程。
最后，从源头上提升稿件的质量和用稿门槛，以本刊编辑、记者采写的高素质稿件为主，减少或尽量不采用职业写手的稿件。
期刊既无法与网络争时效性。又无法与影视争画面感，唯有做深、做精，凸现刊物自身理念，走差异化道路。才能逐步体现自身独特的存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