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筱舟：唱支山歌给党听

    阿　敏　康亚玲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读起这些脍炙人口的词句，相信许多人的脑海里都会回荡起那段已经流传40多年的优美旋律。

    但是，有人或许并不清楚，这首歌的词作者姚筱舟就生活在拥有“煤城”之誉的陕西省铜川市。前不久，本刊记者前往铜川，拜访了这位既熟悉又陌生的老人。

    寻找蕉萍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一时间，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雷锋热潮。

    当时，上海音乐学院的教师朱践耳在出版的《雷锋日记》中看到雷锋抄录的8句《唱支山歌给党听》诗词后，便满怀激情地为之谱曲，并交由当时正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首唱。没想到，这首歌一经唱响，就引发了亿万人民的强烈共鸣，才旦卓玛的名字一夜间家喻户晓。

    1963年3月21日，《文汇报》刊载了这首新歌。朱践耳为歌曲取了《雷锋的歌》的标题，并注明歌词摘自《雷锋日记》。此后，虽说《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介绍这首歌曲时，都曾称是“雷锋同志抄录蕉萍原词”，但“蕉萍”是谁?却众说纷纭，有人说“蕉萍”是江南某大学的一名女生，也有人说“蕉萍”实际上就是雷锋的女朋友。而当时出版的不少歌曲集在词作者位置干脆直接打上了“雷锋”的名字。

    1963年底，朱践耳通过多种渠道打听，终于将词作者“蕉萍”锁定在了陕西铜川矿务局，他给矿务局寄来了一封寻人信函。希望尽快找到“蕉萍”本人。

    据姚筱舟老人回忆，当时小小的矿务局被这一“寻人启事”搞得沸沸扬扬。“唱红大江南北的这首山歌，能是咱这穷山沟里的人写的吗?”很多人持怀疑的态度。也有人根据“蕉萍”二字，将寻找的目光集中在了矿上的女性身上。

    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时任矿党委书记的赵炳儒动员全矿寻找“蕉萍”同志，“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找到。”不久，有人向领导“举报”，说是被下放到井下挖煤的姚筱舟总喜欢背着人写写画画，还时常看见他“熬出”些散文，诗歌向外投稿。不仅如此，为了省下买稿纸的钱，这个姚筱舟还隔三岔五到区队办公室蹭稿纸。

    赵炳儒书记找来姚筱舟，问他是不是以“蕉萍”为笔名发表过诗歌?但姚筱舟不敢承认，“那时我被整怕了，加之我出身不好，关系复杂，叔父和哥哥都跑去了台湾。”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姚筱舟常常犹如惊弓之鸟，他不知道自己发表的哪首诗又出现了政治问题，是不是又闯下了什么大祸?后来，在赵书记等领导的耐心说明下，姚筱舟才承认以“蕉萍”为笔名发表过《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

    事实上，姚筱舟早已从广播上听到才旦卓玛唱的这首歌，他当时既惊讶又激动，不敢想象自己的一首小诗，竟然会成为在全国广为传唱的歌曲。

    在承认自己就是“蕉萍”后，姚筱舟给朱践耳写了一封信，说明了《雷锋日记》中的那首诗是摘自自己1958年6月26日刊发在“总路线诗传单”上的一首小诗的前八句。1962年，该诗被春风文艺出版社收入《新民歌三百首》中。

    不久之后，中国音协出版的刊物《歌曲》在转载《雷锋的歌》时，正式将歌曲标题改成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词作者署名也第一次更正为“蕉萍”。

    煤城挫折

    1933年3月，姚筱舟出生在江西省铅山县石塘镇。1949年4月铅山解放后，解放军二野“南下工作团”在江西招兵买马，年仅16岁的姚筱舟与铅山中学的几十名同学一起投笔从戎，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当母亲知道我报考了二野，一直哭到我背着行李出门。”姚筱舟老人提起当时的情景，仿佛一切就发生在昨天。

    当时，国民党正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而姚筱舟的叔父时任国民党军联部的少将，哥哥任国民党海军某工厂军官，这些家庭背景不能不让姚筱舟的母亲忧心忡忡。“我后来终于明白了母亲为什么反对我参加解放军，家里出现了两股敌对势力，如果国民党取胜，我的人头将会落地：如果共产党胜利，叔叔和哥哥又凶多吉少，手心手背都是肉。”

    经过短暂的学习之后，姚筱舟被分配到了二野十七军五十一师政治部任民运干事。1951年冬，他又作为一名志愿军的铁道兵，奔赴朝鲜战场。朝鲜战争结束后，姚筱舟所在的部队撤到陕西。组成转建大军，支援大西北建设。转业后的姚筱舟被分配到当时的商洛石棉矿人事股工作，但不到1年，该矿就因资源枯竭而关闭。1955年春，姚筱舟被组织调往新成立的铜川矿务局，学习采矿技术。第二年，他被正式分到焦坪煤矿任采煤区技术员。“那时的焦坪煤矿还是公私合营矿。”姚筱舟回忆说。

    1957年1月8日，对姚筱舟来说是个终身难忘的日子。“那天天气很冷，井下的矿工们违规点火融冰，引发了火灾，14名矿工罹难，我虽然当天不在班上，但作为矿区技术员，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加之我的出身不好，家庭关系复杂，因此遭到了撤职下放，管制劳动的处分。”这次突然降临的厄运，对姚筱舟而言犹如晴天霹雳，“我多次想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向14名死难矿友谢罪。”所幸几次寻短见，都被区队干部和矿友们发现。然而，埋藏在姚筱舟心中的痛苦很长时间都难以消散，闲暇的时候，他开始写诗，以此排解心中的郁闷。

    1958年5月5日，党的八届二次会议隆重召开，会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实现总路线，歌唱总路线”的运动。姚筱舟也被当时的建设热潮所感染，他将自己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美好憧憬化作一首首诗歌，并以“蕉萍”为笔名，发表在当时的一些宣传刊物或黑板报上。“蕉萍”与“焦坪”煤矿谐音，之所以取这个笔名，姚筱舟说他当时的心情及其复杂，“既自怜，又自怨”。他觉得自己就像矿上的一棵小草，煤海的一片浮萍，无力与命运抗争。

    矿工之歌

    提起《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姚筱舟老人不假思索地说，“这就是诗歌的力量，当强烈的情感用一般语言无法表达时，诗歌就产生了。那时我受到了处分，成为接受机关管制的内控人员，绝不允许乱说乱动，加上那段时间我终日陷于对14名死难矿友的内疚之中……”说到这里，老人一时哽咽，陷入久久的沉思。“那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一段时间。当一个人痛到极致时，往往就会丧失理智，变得失常，甚至疯狂……”

    那次火灾事故发生后，姚筱舟就被下放到井下，成了一名采煤工人。当时的煤矿还没有采煤机械化，全凭矿工们一镐一锨地挖。姚筱舟不仅身体赢弱，而且承受着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有一段时间，他的身心几乎处于崩溃的状态，“是矿友们乐观向上的精神渐渐感染了我，也使我认识到了自己的软弱。”

    对于姚筱舟的痛苦，矿友们总是给

    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区队老支书时常借调他去队上写黑板报和表扬稿，借此减轻他的压力：井下的矿友们挖煤时总是安排他拿工具或者清理落煤，找种种借口照顾他。这些朴实而又温暖的关爱，让姚筱舟深受感动，他渐渐变得乐观起来，与矿友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融洽。

    在井下小憩时，矿友们便喜欢哼唱或朗诵自编的顺口溜，比如“党是咱的妈，矿是咱的家；咱听妈的话，建设好咱家”，还有“旧社会，咱像冬天里的葱：新社会，咱成了国家主人翁”等等，这些顺口溜成为姚筱舟日后从事诗歌创作的生动素材。

    “《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创作非常顺利，可以说是一气呵成。”姚筱舟回忆说，“全诗12行，以民歌作为表现形式，通俗浅显，朴实无华。创作中，我借用和提炼了平时矿友们的顺口溜，比如‘我把党来比母亲就借自顺口溜中的‘党是咱的妈，只有诗中的‘鞭子一词让我想了许久。”起初，姚筱舟在诗中乌的是“旧社会三座大山压我身”，“新社会推倒大山作主人”，但这样写出来后，他总觉得味道不足，难抒胸臆。有一天，他随手翻开一本小人书，看到一个肥胖的地主正用皮鞭抽打着长工，心中灵机一动，“如果用皮鞭一词来形容‘三座大山不是更贴切吗?”于是，他将诗歌改写成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姚筱舟老人说，《唱只山歌给党听》发表后，雷锋将诗中的前两段抄录在自己的日记里，并将“母亲只能生我身”改为“母亲只生我的身”，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朱践耳谱曲时用的就是雷锋修改后的歌词。

    晚年圆梦

    1 964年，《唱支山歌给党听》被文化部评为“全国优秀群众歌曲”，颁奖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但是，由于姚筱舟当时背负着“海外关系”的罪名，未被告知出席颁奖会，而奖状和奖品(一套《毛泽东选集》)，则是事后由矿党委转交给他的。姚筱舟坦言。“《唱支山歌给党听》是我的心声，更是矿工们的心声，能引发全国人民如此强烈的共鸣，这应当归功于雷锋同志对诗歌的修改，也归功于朱践耳老师的谱曲以及才旦卓玛的演唱，而我仅仅是写了一首小诗。”

    姚筱舟告诉记者，在《唱支山歌给党听》之后，他又陆续写出了《星星啊，星星》、《半边天》、《一杯茶，一杯酒》等200多篇民歌和数十篇散文，但自己的生活境况并没有多少改变，仍然只能作为一名受管制的“下放人员”在井下挖煤。

    直到1 984年，姚筱舟才被调到了铜川矿务局报社工作。此后，他先后被吸收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省音乐家协会会员、省音乐文学学会理事，中国煤矿电影电视戏剧研究会会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等。

    1997年5月9日，姚筱舟应邀参加了上海东方电视台举办的第十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开幕式上，他如愿以偿地见到了曲作家朱践耳和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在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中，相知30余年的三个人忘情地相拥在一起。姚筱舟老人说，由于自己生性内敛，他至今也未敢向任何个人和单位讨要过那次音乐会上三个人的合影照，“我只是在报刊上看到过那张珍贵的合影。”

    姚筱舟老人为人平和谦逊，数十年的生活磨难，并没有改变他热爱生活，感恩生活的天性。他对记者说：“一个人有时会被历史的旋涡无情地颠覆嘲弄，这是无法逃脱的，因为每个个体都是历史多样性的组成部分。你可以痛苦，可以愤懑，但绝不可以放弃对希望的追求，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学会勇敢地面对人生。”如今的姚老已经离休10余年，但他仍旧不改看书写作的习惯，平日里奉行的是“四平”主义：平平凡凡做人，平平常常生活，平平淡淡处事，平平静静享乐。

    2001年6月26日，新华社发表了一条新闻：曾唱遍大江南北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作者姚筱舟同志在建党80周年前夕，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姚老告诉记者，自1949年5月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军政大学那天起，他就一直渴望着入党。1951年入朝参战时，他向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但半个世纪的时间，因为受到家庭出身的影响，这一梦想一直无法实现。“现在梦想终于成为了现实。”

    “赤心五十载，一支忠诚歌。我心如歌。”姚老动情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