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关系》：回归温暖现实主义
马彧
摘要：与《欢乐颂》《小别离》相比，《中国式关系》着重打造圆形人物，打破了同题材角色的刻板印象。主人公马国梁代表了当下变革社会遭遇道德危机的中年男人阶层，这个人物身上传达了一种迥异于其他现实题材剧的正向价值。《中国式关系》的温情现实主义风格也是对经典现实主义的一种回归，加入喜剧色彩则很好地为这一题材减轻了沉重的份量，更适合都市收视人群。
关键词：圆形人物 中年价值 温暖现实主义
2016年现实题材电视剧大热，《欢乐颂》《小别离》纷纷成为“现象级”电视剧，引发人们对“焦虑”现实的共鸣。紧随其后播出的秋季档36集电视剧《中国式关系》，也迎来高热度。三部现实剧的热播，意味着当代现实题材影视剧终于从青春爱情、婆妈伦理等题材中挣脱出来，真正的开始关注“现实问题”。《中国式关系》故事紧凑，风格幽默，角度新锐，它选择用一个人生进入平稳期的中年男人（马国梁）突然陷入生活和事业的窘境这个角度切入，来把握当下社会跳动的脉博。
打破刻板印象塑造圆形人物
好的艺术创作的方向应该不是延续或加深刻板印象，而是当这些原有的、原生的特质被迫打碎之后，人物曝露出来的令观众、令他（她）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其他特质。这些新特质与他（她）原本的特质混和在一起，交织争斗，最终令他（她）成为一个“新人”，即一个圆形人物。与此同时，也突破了原有的刻板框架，以及观众心理预设的模式，从而产生一种艺术高度。《中国式关系》也有框架，这个框架决定着某个人物大约是什么性格，什么话语方式。比如马国梁这样的“老干部”，按部就班地升迁，有些官僚，认可酒桌文化，被人捧惯了便觉得自己是个人物。江一楠，海归建筑设计师，职业精英女性，看不惯酒桌文化；关强，举手投足都是北京小混混的“风采”，成天追着人喊哥喊姐，全北京的关系似乎没有一个他不熟的。但在《中国式关系》中，马国梁和江一楠都经历了人格特质的打碎和再建过程。可以说，马国梁和江一楠，都是所谓的“圆形人物”，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性格主轴，随着情节的深入，展现出人物的复杂变化和多面性。马国梁目睹妻子与下属偷情，官位又被这个下属巧取。马国梁喝醉了在小区里公开叫骂，用上了西门庆潘金莲、乱搞男女关系这样的“传统”字眼。这凸显了他并非完美的现代人，不尊重女性，一点也不讨喜。但马国梁面临人生的再次选择“下海”，他渐渐改变，性格也得到全面展现，观众开始慢慢喜欢他。江一楠这样的精英职业女性，先是被丢入到“中国式关系”之中，无所适从。刚刚有所适应，又遭遇丈夫出轨，引以为傲独立自信的价值观和婚姻观面临坍塌。江一楠一开始充满现代文明优越感，看不起马国梁这种“自我感觉特别好，真本事一点没有，人品极差”的“直男癌”，但她渐渐地打破自我桎梏，开始重新认识马国梁。这些复杂性，变化和性格重建，使人物变得丰满，也令观众充满未知的期待。
打开角色限制凸显中年人格价值
中年男性在影视剧中有多少可能性？如果细心观察，你会发现，他们展现自我的机会少得可怜。他们最多是《小别离》中操心的父亲，或者《好先生》中空降的“零余者”，占据不了言说的主角。可是，明明他们才是整个社会最稳定、最重要的中坚力量，为什么会在大众艺术作品中“失语”？也正因此，《中国式关系》的横空出世，才显得格外可贵。《中国式关系》中，在人生的漩涡中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感召周围人的男主人公——马国梁，是全剧的“灵魂”。笔者曾采访该剧的出品人马珂，他说，马国梁这个人物是从《蜗居》（2009年）里的宋思明延展出来的，但两个人本质完全不同。马国梁代表了磕磕碰碰的70后中年男性：受过体制的恩惠，接纳官场规则；对于社会婚姻家庭，有着理所当然大男子主义式的“责任感”，一旦婚姻和事业出问题，自然容易陷入困惑和危机。《中国式关系》的剧本创作于三年前，但充满“前瞻性”。观众看到第二集的时候，立刻会联想到2016年娱乐圈曝出的王宝强离婚事件。王宝强之于大众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一个娱乐明星，这件事引发的舆论讨论也不只是在出轨争家产这些狗血层面上，更有来自婚姻伦理和社会文化层面。王宝强在离婚声明中说，自己“对工作对社会对婚姻都忠诚”，可为什么受伤？说的仿佛就是马国梁的台词。不管是真实世界中的王宝强，还是电视剧中的马国梁，都共同呈现了当下中年男人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并非偶然，它恰恰是突变的转型社会给每个人带来的“副产品”。马国梁要面对的，就是这个变革时代带给一个安稳中年的最大变数，在这个层面上说，人人都是马国梁。
马国梁并不是以往现实题材剧中我们熟悉的“小人物”，小人物面对时代往往有一点“犬儒主义”（《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而马国梁一出场就是“社会中坚”（坐飞机出差回京），即便落魄了也并不想“平淡是真”，还想着“东山再起”，下海后也一度干得不错，公司账面上也有上亿的流水，俨然成功人士。但《中国式关系》并不想宣扬励志“成功学”，马国梁最终也并未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全剧希望透过马国梁来展现当下社会人群的焦虑迷失，以及他们的寻找和坚守。马国梁开始了人生的“奇幻漂流”，他人生际遇的跌宕起伏，周边关系的动荡变化，他在与剧变的社会形态冲突中反思并成长，重新追求到自我存在和价值感，在他身上，体现出一种理想“人格价值”。
马国梁并不完美，刚出场时，他显然并不是个好丈夫（没有陪老婆逛过一次夜店）、好父亲（参加女儿家长会都跑错学校）、好女婿（对家庭事务不闻不问）、好的合作伙伴（斥责江一楠不懂中国人情世故），他有着当下70后中年男人身上的普遍缺点。但随着情节的深入马国梁渐渐成长，人们发现，他所代表的人格价值是这个变幻莫测时代的瑰宝，他以其真诚、堅守、善良的人格特质和精神力量，沟通着中国传统道德与现代商业法则，弥合着老年、80后、90后等不同人群之间的罅隙。为了凸显这种人格价值，全剧用了一些人物来与马国梁做对比，比如有人为了成功和欲望（赵立新饰演的沈运、田小洁饰演的罗世丰），舍弃朋友舍弃道义，并美其名曰是丛林法则。但马国梁的理想和初心，善意与正直，无论在最困顿时，还是面对诱惑时，始终没有放弃。他宁愿为了保全江一楠而放弃自己的事业，面对罗世丰的利益诱惑的咄咄紧逼，仍坚守做个好人的底线，包括对于前妻的出轨，丈母娘的反目。他嘴上说不宽恕，但最终都是以最大的善意去原谅……
大众艺术是时代的回响，从宋思明到马国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代社会伦理文化道德经历了几年来的快速迭代更替混乱重组，一种主流的文化价值正在渐渐回归，或者说，正在呼唤中重新生成。
打造温暖现实主义喜剧美学
在中国，电视剧是主流大众艺术。主流大众艺术都有坚定的、正确的、主流的现代文明价值观，也即真善美。《中国式关系》不是“官场小说”影视化，没有着力表现官场权力争斗、官商利益勾连，而是围绕马国梁这个“老干部”展现一系列官场、官商、夫妻、家庭、朋友、工作伙伴之间的关系，从而挖掘出一种全新的“中国式关系”，即人性、人情之美。简而言之，不是关系之于人、影响人，而是人之于关系、影响关系并产生新的关系。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式关系》呈现出温情现实主义的风格，不是简单地再現与描摹现实，而是通过人在关系之中的行为和选择，对现实生活进行透视、观照和提升，从而发掘出一种正向的价值体系，在冰冷现实中逐步地“渗”出“理想主义”色彩的温情和暖意。
如果说，影视剧《平凡的世界》给予了道德危机时代奋斗的21世纪年轻人情感共鸣和温暖慰藉，那么，《中国式关系》便是给同一时代背景下不得不再次出发的中年人以心灵滋养，即坚守初心、善良和诚意，终能寻找到自我成就与内心满足。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如果没有“黄金信仰”（邵燕祥语），那么艺术创作便会要么流于“喉舌”和“工具”；要么，就会进入另一个误区，即单纯地展现问题。这已是当下现实题材影视剧的一大病症，观众习惯了接受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宫斗”式剧情，因为那更具戏剧性、更刺激更直接，但这些作品仿若“饮鸩止渴”，失去了滋养观众心灵的能力。
与《平凡的世界》的正剧化表达不同，《中国式关系》选择了一种偏喜剧化的美学表达风格。这种幽默不仅体现在编剧张蕾生动有趣的台词上，而且在情节和细节桥段的设计上充满错位感和趣味性。《中国式关系》戏剧冲突强，情节推动快，每一集马国梁都要遭遇考验，看得观众“心惊肉跳”。马国梁这个生活顺风顺水的“老干部”，突然后院起火被人夺妻，紧接着又被夺位，观众心疼；马国梁半推半就“下海”开公司，赚钱了，观众高兴；马国梁不肯和心术不正的“坏人”合作，总经理位置又没有了，观众心焦……
《中国式关系》充满趣味性，甚至荒诞性。马国梁原来的下属突然成了自己的上司；丈母娘不断地用“厨房那点事”来比较两个女婿，感慨还是马国梁这个女婿让她有安全感；90后现代美女树下看书，本来是一道极美的风景，但镜头扫过封面，书名竟然是一本《养猪知识大全》……戏剧化加喜剧风，使这部本来有些“高冷”的题材很容易打动和感染观众，同时也准确并契合了全剧对“中国式关系”内涵的“温暖现实主义”表达，让观众在嘲笑中感受到生活的错位与荒诞，又在微笑中体会到温暖与希望。
《中国式关系》并不完美，尽管在艺术创作、市场和社会责任三方面尽力做平衡，但仍然未见全功。全剧在深入现实方面还不够，为了稀释题材的“严肃性”，过多加入喜谑的部分，台词和桥段有“掺水”的嫌疑。但整体看来，从人物塑造、故事推进以及价值观表达上，该剧仍然不失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影视剧。它既代表了现实题材影视剧的一个新方向，也是经典现实主义的一种回归。
摘要：与《欢乐颂》《小别离》相比，《中国式关系》着重打造圆形人物，打破了同题材角色的刻板印象。主人公马国梁代表了当下变革社会遭遇道德危机的中年男人阶层，这个人物身上传达了一种迥异于其他现实题材剧的正向价值。《中国式关系》的温情现实主义风格也是对经典现实主义的一种回归，加入喜剧色彩则很好地为这一题材减轻了沉重的份量，更适合都市收视人群。
关键词：圆形人物 中年价值 温暖现实主义
2016年现实题材电视剧大热，《欢乐颂》《小别离》纷纷成为“现象级”电视剧，引发人们对“焦虑”现实的共鸣。紧随其后播出的秋季档36集电视剧《中国式关系》，也迎来高热度。三部现实剧的热播，意味着当代现实题材影视剧终于从青春爱情、婆妈伦理等题材中挣脱出来，真正的开始关注“现实问题”。《中国式关系》故事紧凑，风格幽默，角度新锐，它选择用一个人生进入平稳期的中年男人（马国梁）突然陷入生活和事业的窘境这个角度切入，来把握当下社会跳动的脉博。
打破刻板印象塑造圆形人物
好的艺术创作的方向应该不是延续或加深刻板印象，而是当这些原有的、原生的特质被迫打碎之后，人物曝露出来的令观众、令他（她）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其他特质。这些新特质与他（她）原本的特质混和在一起，交织争斗，最终令他（她）成为一个“新人”，即一个圆形人物。与此同时，也突破了原有的刻板框架，以及观众心理预设的模式，从而产生一种艺术高度。《中国式关系》也有框架，这个框架决定着某个人物大约是什么性格，什么话语方式。比如马国梁这样的“老干部”，按部就班地升迁，有些官僚，认可酒桌文化，被人捧惯了便觉得自己是个人物。江一楠，海归建筑设计师，职业精英女性，看不惯酒桌文化；关强，举手投足都是北京小混混的“风采”，成天追着人喊哥喊姐，全北京的关系似乎没有一个他不熟的。但在《中国式关系》中，马国梁和江一楠都经历了人格特质的打碎和再建过程。可以说，马国梁和江一楠，都是所谓的“圆形人物”，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性格主轴，随着情节的深入，展现出人物的复杂变化和多面性。马国梁目睹妻子与下属偷情，官位又被这个下属巧取。马国梁喝醉了在小区里公开叫骂，用上了西门庆潘金莲、乱搞男女关系这样的“传统”字眼。这凸显了他并非完美的现代人，不尊重女性，一点也不讨喜。但马国梁面临人生的再次选择“下海”，他渐渐改变，性格也得到全面展现，观众开始慢慢喜欢他。江一楠这样的精英职业女性，先是被丢入到“中国式关系”之中，无所适从。刚刚有所适应，又遭遇丈夫出轨，引以为傲独立自信的价值观和婚姻观面临坍塌。江一楠一开始充满现代文明优越感，看不起马国梁这种“自我感觉特别好，真本事一点没有，人品极差”的“直男癌”，但她渐渐地打破自我桎梏，开始重新认识马国梁。这些复杂性，变化和性格重建，使人物变得丰满，也令观众充满未知的期待。
打开角色限制凸显中年人格价值
中年男性在影视剧中有多少可能性？如果细心观察，你会发现，他们展现自我的机会少得可怜。他们最多是《小别离》中操心的父亲，或者《好先生》中空降的“零余者”，占据不了言说的主角。可是，明明他们才是整个社会最稳定、最重要的中坚力量，为什么会在大众艺术作品中“失语”？也正因此，《中国式关系》的横空出世，才显得格外可贵。《中国式关系》中，在人生的漩涡中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感召周围人的男主人公——马国梁，是全剧的“灵魂”。笔者曾采访该剧的出品人马珂，他说，马国梁这个人物是从《蜗居》（2009年）里的宋思明延展出来的，但两个人本质完全不同。马国梁代表了磕磕碰碰的70后中年男性：受过体制的恩惠，接纳官场规则；对于社会婚姻家庭，有着理所当然大男子主义式的“责任感”，一旦婚姻和事业出问题，自然容易陷入困惑和危机。《中国式关系》的剧本创作于三年前，但充满“前瞻性”。观众看到第二集的时候，立刻会联想到2016年娱乐圈曝出的王宝强离婚事件。王宝强之于大众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一个娱乐明星，这件事引发的舆论讨论也不只是在出轨争家产这些狗血层面上，更有来自婚姻伦理和社会文化层面。王宝强在离婚声明中说，自己“对工作对社会对婚姻都忠诚”，可为什么受伤？说的仿佛就是马国梁的台词。不管是真实世界中的王宝强，还是电视剧中的马国梁，都共同呈现了当下中年男人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并非偶然，它恰恰是突变的转型社会给每个人带来的“副产品”。马国梁要面对的，就是这个变革时代带给一个安稳中年的最大变数，在这个层面上说，人人都是马国梁。
马国梁并不是以往现实题材剧中我们熟悉的“小人物”，小人物面对时代往往有一点“犬儒主义”（《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而马国梁一出场就是“社会中坚”（坐飞机出差回京），即便落魄了也并不想“平淡是真”，还想着“东山再起”，下海后也一度干得不错，公司账面上也有上亿的流水，俨然成功人士。但《中国式关系》并不想宣扬励志“成功学”，马国梁最终也并未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全剧希望透过马国梁来展现当下社会人群的焦虑迷失，以及他们的寻找和坚守。马国梁开始了人生的“奇幻漂流”，他人生际遇的跌宕起伏，周边关系的动荡变化，他在与剧变的社会形态冲突中反思并成长，重新追求到自我存在和价值感，在他身上，体现出一种理想“人格价值”。
马国梁并不完美，刚出场时，他显然并不是个好丈夫（没有陪老婆逛过一次夜店）、好父亲（参加女儿家长会都跑错学校）、好女婿（对家庭事务不闻不问）、好的合作伙伴（斥责江一楠不懂中国人情世故），他有着当下70后中年男人身上的普遍缺点。但随着情节的深入马国梁渐渐成长，人们发现，他所代表的人格价值是这个变幻莫测时代的瑰宝，他以其真诚、堅守、善良的人格特质和精神力量，沟通着中国传统道德与现代商业法则，弥合着老年、80后、90后等不同人群之间的罅隙。为了凸显这种人格价值，全剧用了一些人物来与马国梁做对比，比如有人为了成功和欲望（赵立新饰演的沈运、田小洁饰演的罗世丰），舍弃朋友舍弃道义，并美其名曰是丛林法则。但马国梁的理想和初心，善意与正直，无论在最困顿时，还是面对诱惑时，始终没有放弃。他宁愿为了保全江一楠而放弃自己的事业，面对罗世丰的利益诱惑的咄咄紧逼，仍坚守做个好人的底线，包括对于前妻的出轨，丈母娘的反目。他嘴上说不宽恕，但最终都是以最大的善意去原谅……
大众艺术是时代的回响，从宋思明到马国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代社会伦理文化道德经历了几年来的快速迭代更替混乱重组，一种主流的文化价值正在渐渐回归，或者说，正在呼唤中重新生成。
打造温暖现实主义喜剧美学
在中国，电视剧是主流大众艺术。主流大众艺术都有坚定的、正确的、主流的现代文明价值观，也即真善美。《中国式关系》不是“官场小说”影视化，没有着力表现官场权力争斗、官商利益勾连，而是围绕马国梁这个“老干部”展现一系列官场、官商、夫妻、家庭、朋友、工作伙伴之间的关系，从而挖掘出一种全新的“中国式关系”，即人性、人情之美。简而言之，不是关系之于人、影响人，而是人之于关系、影响关系并产生新的关系。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式关系》呈现出温情现实主义的风格，不是简单地再現与描摹现实，而是通过人在关系之中的行为和选择，对现实生活进行透视、观照和提升，从而发掘出一种正向的价值体系，在冰冷现实中逐步地“渗”出“理想主义”色彩的温情和暖意。
如果说，影视剧《平凡的世界》给予了道德危机时代奋斗的21世纪年轻人情感共鸣和温暖慰藉，那么，《中国式关系》便是给同一时代背景下不得不再次出发的中年人以心灵滋养，即坚守初心、善良和诚意，终能寻找到自我成就与内心满足。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如果没有“黄金信仰”（邵燕祥语），那么艺术创作便会要么流于“喉舌”和“工具”；要么，就会进入另一个误区，即单纯地展现问题。这已是当下现实题材影视剧的一大病症，观众习惯了接受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宫斗”式剧情，因为那更具戏剧性、更刺激更直接，但这些作品仿若“饮鸩止渴”，失去了滋养观众心灵的能力。
与《平凡的世界》的正剧化表达不同，《中国式关系》选择了一种偏喜剧化的美学表达风格。这种幽默不仅体现在编剧张蕾生动有趣的台词上，而且在情节和细节桥段的设计上充满错位感和趣味性。《中国式关系》戏剧冲突强，情节推动快，每一集马国梁都要遭遇考验，看得观众“心惊肉跳”。马国梁这个生活顺风顺水的“老干部”，突然后院起火被人夺妻，紧接着又被夺位，观众心疼；马国梁半推半就“下海”开公司，赚钱了，观众高兴；马国梁不肯和心术不正的“坏人”合作，总经理位置又没有了，观众心焦……
《中国式关系》充满趣味性，甚至荒诞性。马国梁原来的下属突然成了自己的上司；丈母娘不断地用“厨房那点事”来比较两个女婿，感慨还是马国梁这个女婿让她有安全感；90后现代美女树下看书，本来是一道极美的风景，但镜头扫过封面，书名竟然是一本《养猪知识大全》……戏剧化加喜剧风，使这部本来有些“高冷”的题材很容易打动和感染观众，同时也准确并契合了全剧对“中国式关系”内涵的“温暖现实主义”表达，让观众在嘲笑中感受到生活的错位与荒诞，又在微笑中体会到温暖与希望。
《中国式关系》并不完美，尽管在艺术创作、市场和社会责任三方面尽力做平衡，但仍然未见全功。全剧在深入现实方面还不够，为了稀释题材的“严肃性”，过多加入喜谑的部分，台词和桥段有“掺水”的嫌疑。但整体看来，从人物塑造、故事推进以及价值观表达上，该剧仍然不失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影视剧。它既代表了现实题材影视剧的一个新方向，也是经典现实主义的一种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