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史”与“艺”之古典戏曲剧目改编之路

    武晴

    摘要：历史与艺术的结合在我国先秦时期就存在了，因此在我国文学史上一直都在探究一种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中的联系与差别。而我国古典戏曲在对待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中采取的更多是一种相互联系，通过艺术的手段使得生活真实更加意向化和具象化。

    关键词：历史真实 ? 艺术真实 ? 戏曲剧目改编

    中图分类号：J614.93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24-0177-03

    人类社会的历史基奠久远，尚可追溯至约一百七十万年前，而“史”与“艺”的结合就要从先秦时期开始说起了。不论是《诗经》《楚辞》为开端的现实主义精神，还是以记言为主的《国语》《战国策》和记事写人达到最高境界的《左传》[1]，以及西汉时期司马迁所创作的《史记》这部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等等这类对国家重大事情的记载，具有较高的叙事水准的国别史，编年史都是沿着现实主义的轨道前进的。因此这就对于很多学者认为我国的叙事文学是在史传文学的母体内孕育而成的观念就不足为奇了。而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从诗词曲到小说、再到传奇、杂剧、南戏等等这类戏曲剧目有很多的作品都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的加工和再创作的，从而达到了“史”与“艺”的结合，在艺术实践的过程中逐步的走向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一、从“深入情思”到“以情动人”的“史”“艺”结合

    古典戏曲剧目的改编有着漫长曲折的道路，它在诗词中孕育又在曲中发展，拥有着漫长的历史积淀过程。而从唐朝时期的诗歌中，尤其是以现实主义风格写实的诗人中就可以看到明显的“史”“艺”结合的现象。唐明皇与杨贵妃的传奇爱情故事，自古以来就被世人所传颂，其中有真有假，有虚有实。从唐朝的白居易到元朝的白朴再到清朝的洪升，这些诗人、曲作家、剧作家都在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中纠结凝练最后将历史与艺术结合，使得大众得以感受到三种不同的艺术境界。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将历史中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进行了更具有艺术化的描写[2]。在《长恨歌》中首先描写了杨贵妃那使得六宫粉黛无颜色的美貌和她三千宠爱集一身时的盛世场景;而后又描写了渔阳战鼓警报来，京城狼烟四起，千乘万骑拥帝西逃的慌乱场景;接着便是六军不发，美人赐死，金钗满地无人收，夜雨断肠情更愁的悲情场景;最后便是唐明皇哀思杨贵妃，睹物思人，魂牵梦萦的哀思场景。诗人通过大胆的想象和起伏变化的情节讲述了这段曲折离奇的帝王爱情故事。而后关于对唐明皇和杨贵妃爱情故事的描写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将这段马嵬事变，六军不发，贵妃之死的史实通过艺术的方式表现的淋漓尽致。

    而到了元朝，在白朴的戏曲剧本《梧桐雨》也是通过艺术的方式更加突出的描写了杨贵妃死后唐明皇思念杨贵妃时的场景。唐明皇独自一人站在梧桐树下，怀念着杨妃，昨日的霓裳羽衣舞还历历在目而今朝的破败之景却独剩下他一人在观。夜晚之时，梦醒时分，梧桐树下雨凄凄，唐明皇辗转难眠，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好似是杨贵妃在向他凄诉着自己的不舍与怨恨，那雨声一声要比一声凄，只剩下千古的“长恨”世世不休。这是白朴想象下的唐明皇在杨贵妃死后独自一人哀伤叹息时的场景，通过“借景抒情”“借物言情”的方式艺术的创造出了唐明皇这样一个在杨妃死后，被梧桐夜雨惊扰的典型人物的形象。

    清朝的洪升所描写的《长生殿》却给了唐明皇和杨贵妃一个大团圆的美好结局。他利用钗盒情缘，把杨贵妃和唐明皇的爱情描写的更加深刻，坚贞。他笔下的杨贵妃是一位用情至深之人，马嵬事变杨贵妃为保唐明皇主动请死，她深明大义对唐明皇坚贞不渝。而唐明皇更是成为一位痴情之人，贵妃死后更是怀念不已，在得知贵妃死后成仙，便也到了天界寻找杨贵妃，在天界达成了在世间没有实现的愿望，从此永生永世相守在一起达到了“长生”。

    历史上的安史之乱和杨贵妃的死都是残酷的，在白居易这首诗出现之前很多人都将杨贵妃视为唐朝的“亡国之因”，将一切都归结在这个女人的身上;《梧桐雨》中更多是唐明皇失去杨贵妃后的哀思与苦痛;而《长恨歌》却运用现实的笔法描绘了唐明皇与杨贵妃前期在宫中的生活、爱情的深沉、誓言的坚贞，而后又通过想象描寫了杨贵妃赐死的场景和唐明皇凄婉的哀思。将二人的感情升华超过历史的限制，表现出了凄苦无奈。

    “尽人情以尽物性”，这种“情”与“理”的结合是艺术的普遍规律，而这一规律在戏曲艺术中也不例外[3]。戏曲中的“深入情思”的描写场景在加强作品的思辨能力时也同样要与“以情动人”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达到外物与内心之间的融合。

    二、“事俱按实”反映现实的戏曲艺术创作之路

    戏曲着意于是要刻画被赋予戏剧形态的人际关系中行动的人，这就需要它对于现实的深入开掘，在结合历史的前提下创作出具有典型形态的典型人物。

    现存最早的南戏剧本《张协状元》，这部戏曲的主要内容是描写了一位进京取试的考生张协在得中状元后，抛弃旧妻的负心故事。然而，如果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便可以看出这个剧本的生成受到宋代各种戏剧形态的影响，而它主要是要反映宋代社会“榜下捉婿”和“进士富娶”的现象[4]。体现出宋代当时状元地位之高，有权有势之人极其愿意同状元郎结交，招其为婿的愿望。剧中豪门之女王胜花的父亲王丞相从出场便说：“意下欲招一个状元为东床”。王胜花的母亲也说：“若非是状元怎么能匹配”。这些都足以看到在宋代时官宦之家对和新进的状元婚配的渴望。但即便丞相心切难耐，戏中的张协却拒绝了丞相之女王胜花递给他的丝鞭。这在宋史中也确有此类现象，《宋史·冯京传》记载：

    冯京，字当世，鄂州江夏人。少隽迈不群，举进士，自乡举、礼部以至廷试，皆第一。时犹未娶，张尧佐方负宫掖势，欲妻以女。拥至其家，束之以金带，曰：“此上意也。”倾之，宫中持酒肴来，直出奁具目示之。京笑不视，力辞。[5]

    由此可见张协不接丝鞭还是有史可依的，这也表明宋代的剧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是有意识的将现实生活融入到戏剧作品中，这样才能使得大众阅读的过程中有更加直观的感受与认同感。

    到了元朝，在这个异族统治中原大地的时期，劳苦大众在这片土地上备受煎熬，因此一些剧作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通过戏剧化的方式写下了无数反映当时社会，人民疾苦的社会现象剧。

    杨显之的《潇湘夜雨》表面上也是讲述崔通停妻再娶的负心故事，而实际上却要表达的是元代的知识分子考中功名后急于攀附的心理，和良家妇女在异性统治下的非人生活。剧中的崔通在试官赵礼部问他“有婚无婚”时，已经有妻的崔通思量了一波后回答道：“小生实未娶妻”于是便和赵礼部的女儿结为了夫妻。而在他的原配妻子张翠鸾找来之时，崔通拒不认翠鸾，说她是自己的仆人偷了东西，并在翠鸾的脸上刻字逃奴发配到沙门岛。而后在得知翠鸾原是廉访使大人失散多年的女儿后，崔通又说到：“早知是廉访使大人的小姐，认他做夫人可不好也。”[6]崔通的这种转变是因为元代77年不兴科举，知识分子的地位低，需要攀附有权有势之人做自己的靠山才能使自己发展壮大起来。

    李玉的《清忠谱》讲述的是明代天启年间阉党魏忠贤等人对东林党人的迫害史实。成功塑造出一批具有舍生取义精神，毫无畏惧之心的市民阶级形象[7]。作者“事俱按实”写的是苏州发生的实事。李玉根据耳濡目染的史料进行再创造比较真实地表现了一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同时通过斗争显示出各阶层人民的不同性格。阶级矛盾、情理矛盾在这一剧目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

    清朝的戏曲剧目有以“亡国之音的愁思”来总结大明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的，如《桃花扇》。作者孔尚任通过讲述才子侯方域和美人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来表现出南明覆亡的历史。总结了明朝亡国的历史经验最后升华到了国家至上的原则上。剧中李香君的人物形象更是表现到了极致，她敢于和黑恶势力做斗争，勇敢的反抗保持自己的坚贞不渝，最后在张道士的提点下，深明大义，选择了成全大我，将花月情根都割舍掉。这是作者根据实人实事，有凭有据的改编将才子佳人的爱情与国家的兴亡之感结合在一起达到了哲理上的上升。

    从《张协状元》到《清忠谱》《桃花扇》这几部戏曲作品“事俱按实”通过艺术的方式更加真实的反映出明清时期的社会现象，阶级矛盾的尖锐。戏曲通过塑造这些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达到了对生活内蕴的把握，体现着艺术真实。这些以写实的方式、立足于客观现实、忠实现实、通过在现实生活中取材对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行冷静的观察与分析的创作方式将社会矛盾，社会现象在剧中得到揭示与表现从而让读者在其中有了更深刻的体味。这些古典戏曲所组成的历史长河都足以证明戏曲始终是沿着现实主义的轨道前进着的，是文史与艺术结合再创作的产物。

    参考文献：

    [1]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4.

    [2]常思礼.情爱淬炼与伤情自白——对《长恨歌》主题的再思考[J].名作欣赏，2019，（09）.

    [3]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

    [4]张勇风.《张协状元》“拒接丝鞭”情节新解[J].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6，（06）.

    [5]脱脱.宋史[M].北京：中華书局，1985.

    [6]李鑫.元杂剧男主角形象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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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裴雪莱.试谈礼乐文化背景下焦循戏曲理论中的“真实”[J].许昌学院学报，2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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