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产品供给真的能减少中国农村瞬时贫困吗？
刘成奎+任飞容+王宙翔
摘要 公共产品对农村减贫具有一定效应，而农村贫困分为慢性贫困与瞬时贫困两类，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瞬时贫困的效应如何？本文分析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农村家庭数据发现，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确实改善了农村贫困状况，但是对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改善效果并不明显。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利用2009年CHNS 的1 657个农村家庭数据，实证分析了公共产品供给对不同分位点下的农村家庭和农村贫困家庭瞬时贫困的影响发现：非贫困家庭的存在摊薄了贫困家庭从公共产品中所得的减贫效应，实施瞄准式的精准扶贫必要而且迫切；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贫困家庭瞬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一，通信信息服务显著降低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第二，医疗卫生服务减少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但对贫困家庭的慢性贫困并没有显著作用。第三，教育和基础设施会提高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同时会增加瞬时贫困成分占总贫困的比重，但会减少陷入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成分。与东部地区相比，通信信息服务对中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以及教育对中西部地区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都有更好的减贫作用，但是基础设施对中西部地区农村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的减贫作用要低于东部地区。为了有效地降低瞬时贫困：①要强化通信信息服务的提供，特别是互联网服务的普及；②要加强农村家庭医疗卫生专项供给，提高贫困家庭的医疗报销比例；③要强化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供给，特别是农村自来水和排污设施的建设；④完善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加强对农村贫困家庭的职业技能培训。
关键词 公共产品；瞬时贫困；慢性贫困
中图分类号 F812.8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01-0102-11DOI：10.12062/cpre.2017091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扶贫成效显著，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人到2015年0.56亿人，约减少了92.8%。但是2016年底仍有4 335万贫困人口，其中因病返贫、因灾返贫占相当大比例。据不完全统计，在全部农村贫困家庭中仅有17%是持续性贫困，而60%以上则是新增贫困家庭，较高的贫困流动性成为了精准扶贫的主要障碍。许多农村家庭因疾病、高等教育、失业、突发事故、意外灾害等负向收入冲击而陷入暂时贫困状态，具有很强的异质性。与周期较长且广为关注的慢性贫困相比，瞬时贫困①周期较短，原因多样，并未得到足够关注，极有可能跌入慢性贫困，加剧农村贫困状况。如何准确识别这些异质性的瞬时贫困家庭是精准扶贫行动的关键与难点。从增强其发展能力的角度出发，由“输血式”扶贫转为“造血式”扶貧是必然的政策选择，为此强化公共支出、增加合适且必需公共产品的供给是消除农村瞬时贫困的合理结果。而现有有关贫困的诸多研究成果中，虽然公共产品供给都是政府消除农村贫困的重要政策建议，但是关于公共产品供给对瞬时贫困、慢性贫困的效果究竟如何的成果并不多见。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农村家庭数据，从贫困家庭特别是瞬时贫困家庭的异质性角度出发，讨论政府公共产品对农村瞬时贫困家庭的受益情况，以期精准扶贫“落实到户”政策可以更好地执行。
1 文献综述
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扶贫效果的研究大体上是沿着贫困的界定、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扶贫的影响机制与影响效果等几条主线展开的。
1.1 贫困的界定与分类
贫困群体可以被分解为不同的贫困人群[1]，例如慢性贫困和瞬时贫困[2]。瞬时贫困是短期内由于意外负收入（消费）冲击陷入贫困[3]。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的瞬时贫困状况看法不一。有些认为中国瞬时贫困占比较高，已成为现今政府反贫困政策的主要制约因素[3-4]。与之相反的观点则是，慢性贫困仍然占贫困的主要地位[5-6]。
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相比，财产等物质资本的波动对瞬时贫困影响更为显著[4]，但是耕地的增多会加剧瞬时贫困状况[7]。尽管外出务工，参与非农工作有利于减少瞬时贫困[8]，但农民工失业返贫现象也随之加剧[9]。
1.2 公共产品对减贫的影响效果
许多研究都关注公共产品供给对减贫的效果。公共产品对贫困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贫困地区农业生产率与增强贫困地区人口发展能力等渠道来降低贫困发生率[10]。对其效果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分为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两个层面。
第一，公共产品供给对减少农村（瞬时）贫困的显著积极作用。政府的公共支出减贫效果显著[11-12]。美国政府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降低了南部地区持久高贫困县的贫困率[13]。瞬时贫困与慢性贫困扶助有所不同，马达加斯加农村地区现金转移支付、短期信贷等短期扶助造血功能对瞬时贫困减贫更为显著[14]。对于小农经济而言，政府促进农业生产率提高，增加农民市场准入途径更有利于减贫[15]。
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扶贫位于倒“U”型曲线右侧[16]，政府公共支出仍然是减贫的主要支柱。但是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会产生结构效应[17]，各项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排序为：农业性公共支出>社会救济支出>基本建设支出[18]。只有区划细分、因地制宜，满足农村贫困地区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才能更好发挥公共品的减贫效应[19]。在印度贫民窟，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供给有显著的减贫效应[20]。而中国农村地区，政府提高农民的集体行动能力，更有利于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提高贫困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21]。教育，特别是目标明确的教育支出，例如成人教育或技能培训，扶贫效果更为显著[22]。对低收入群体而言，社会保障性的公共服务政策减贫效应也相当显著[23]。
第二，公共产品供给对减少农村（瞬时）贫困的不显著作用。贫困人口的卫生和教育负担渐重，对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了严重挑战[24]，同时银行以及金融行业的发展对于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并没有发挥作用[25]。当前中国公共转移支付对减少瞬时贫困脆弱性的效果甚微[26]，社会保障性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对贫困脆弱性影响水平也不突出[27]。贫困县政府资源分配不平等，更倾向经济发展而不是贫困需求[28]，尤其是在长期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长期不足[29]，使得公共产品难以有效发挥减贫作用。
中国农村科教文卫等公共品的减贫作用并不显著[18]。Amit Thorat 等[30]指出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避免贫困，但并未表现出可以逃离贫困的作用。在西部贫困地区，教育扩大了农村非农收入差距，推进教育普及必要且迫切[31]。基础设施、教育等公共服务供给不平等，在加剧收入不平等的同时，扶贫也收效甚微甚至恶化贫困[32]。除公共产品本身供给不足或城乡不平等之外，贫困家庭自身发展意愿（能力）不足[33]也使得公共品扶贫效用不明确，低收入人群面临外部冲击时，能力投资不足，加重了贫困脆弱性[34]。
上述文献关于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或者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研究十分丰富，但是在瞬时贫困研究方面不够充分，所得结论对精准扶贫的现实解释力度不够。我们沿用Ravallion and Jalan[2]关于瞬时贫困指数的分解，尝试着利用CHNS的农村家庭数据实证分析政府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贫困特别是家庭瞬时贫困的影响。我们发现非贫困家庭确实摊薄了贫困家庭从公共产品中所获得的减贫效应，同时教育、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对家庭瞬时贫困指数有着奇异的正向作用，为精准扶贫提出了进一步的新思路。
2 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瞬时贫困的现状
我们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微观家庭数据，来度量家庭的瞬时贫困现状，以检验政府精准扶贫的成效。由于调查数据中间有过遗失增补，为了保持平衡面板数据，以及考虑到数据的时效性，我们选取2006年、2009年和2011年的调查数据作为样本，研究中国农村的瞬时贫困问题。该数据包含辽宁、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9个省份的3轮调查数据。在剔除掉有重要变量缺失的家庭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个有1 657个家庭的4 971个样本数据。
2.1 中国农村家庭的贫困流动性
我们筛选出3轮均为调查对象的家庭，将家庭收入利用CPI平滑到2011年，并根据2011年贫困线2 300元/a划分家庭是否陷入贫困，分析农村家庭的瞬时贫困状况。中国农村家庭的（瞬时）贫困状况见图1与表1、表2。
由图1与表1、表2可知，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在不断改善，在样本调查中，大部分家庭都处于非贫困状态。对陷入贫困状况的家庭而言，仅有一少部分家庭是长期经历贫困的，大部分贫困家庭在经历1到2次贫困之后，脱离贫困。以2 300元/a的官方贫困线为例，3轮调查之中从未陷入贫困状态的家庭有804户，占总家庭比重48.52%；而3次都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仅有73户，仅占比重4.41%（由于數据原因，我们暂不考虑中间未调查年份的情况）；剩余47.07%的家庭则陷入1或2次贫困，即瞬时贫困。在1.25美元/d的贫困线下，慢性贫困的比重为7%，约54.74%的家庭仅会经历1～2次贫困。在2美元/天的贫困线下，连续3次陷入贫困的家庭占总家庭的比重为17.92%，而62.58%的家庭只会陷入1或2次贫困。
表3的贫困转移矩阵表明，经济的发展对农村减贫有一定效果。在2 300元/a国家贫困线下，2009年有29.03%的贫困家庭脱贫，同时有7.36%的非贫困家庭陷入贫困，则2009年新增贫困家庭占2009年当年贫困家庭的41.2%①；2009—2011年有11.71%的贫困家庭脱贫，同时有10.38%的非贫困家庭陷入贫困，则2011年新增贫困家庭占样本贫困总家庭的62.8%。进一步发现，在1.25美元/天贫困线下，2009年新增贫困家庭占当年样本贫困家庭的比重为34.6%，2011年则为56.8%。在2美元/天的贫困线下，2009年新增贫困家庭占当年样本贫困家庭的比重为18.8%，2011年则为37.3%。由此可知，随着贫困线标准的提高，每期新增贫困家庭占比呈现递减趋势，因为贫困线提高后，贫困家庭的规模逐渐扩大。其中在较低贫困线标准下依旧处于贫困的家庭，需要外部强大推力才能摆脱贫困的泥淖。
2.2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成分分解
根据Ravallion[1]，我们在上文将贫困分解为“在一定时间段内一直经历贫困的家庭或个人”的慢性贫困（chronic poverty），和“在一定时间段内只有部分时间经历了贫困的家庭或个人”的瞬时贫困（ transient poverty）。但这种划分方法仅仅考虑贫困时间的长短而忽视家庭贫困的严重程度，因此我们同时采用Ravallion and Jalan[2]关于家庭总贫困指数分解为瞬时贫困指数和慢性贫困指数的方法，综合考虑中国农村家庭的瞬时贫困状况。
（1-[SX（]yitz）2是贫困距的平方，可以对收入远低于贫困线的人赋以更大的比重，更好地表示农村人口的贫困强度以及贫困严重程度。
yTi是永久性收入，用家庭i在整个观察时期的收入的平均值来代替。
表4显示，无论在何种贫困标准下，在中国贫困家庭中，慢性贫困占比都较低，而瞬时贫困占比分别占到70.98%、68.9%、57.45%，说明中国农村家庭中瞬时贫困问题较为严重，而在这些瞬时贫困家庭中，新增贫困家庭的贡献比较突出（见表3）。
此外，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是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有了较大提升[35]。利用2009年数据计算得到的公共服务指数①（包括社区教育指数、通信信息指数、环境卫生指数、社会服务指数）与瞬时贫困指数的拟合图（见图2），却发现二者之间拟合度并不理想，这说明公共服务对农村家庭瞬时贫困的影响还存在其他重要影响因素，如家庭因素等。
3 实证分析
前面就公共产品供给对瞬时贫困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而中国公共产品供给对瞬时贫困的实际影响效应仍有待具体数据的检验。
3.1 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库来分析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家庭瞬时贫困的影响。因变量采用瞬时贫困指数、慢性贫困指数与瞬时贫困指数占总贫困指数比重来分别衡量（见表4），自变量选择CHNS中以下指标来衡量（见表5）：
（1）户主家庭特征变量：主要反映户主个体信息，包括户主性别、年龄、婚姻、是否为汉族、受教育程度、是否有工作、工作单位性质以及家庭人口规模等。
（2）家庭信息来源：主要反映政府通信信息服务水平，包括居民户是否拥有彩电、电脑、电话等。
（3）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变量：主要反映政府的公共產品供给水平，包括是否通自来水、是否有冲水厕所、户主是否有医疗保险等。
（4）家庭收入变量：主要反映家庭短期收入水平，包括工作收入和各项政策性补助（含政府给予的补助收入，即抚恤金、养老金收入以及“独生子女”补贴等政府公共转移支付）。
（5）家庭贫困变量：主要反映家庭是否贫困，将家庭工作收入（指家庭收入减去各项政策性补助后的收入）用CPI指数平滑到2011年，以2011年当年的贫困线2 300元/年为衡量标准，若家庭工作收入低于该贫困线则认为陷入贫困，取值为1，否则为0。
如表5所示，我们将样本分为非贫困样本和贫困样本，其中贫困样本分为瞬时贫困样本和慢性贫困样本。由t检验可知（由于t检验结果繁杂，本文只汇报最后结论，而略去具体结果），与慢性贫困家庭相比，瞬时贫困的家庭户主更多表现为男性、汉族、处于已婚状态，瞬时贫困家庭主要从事非农职业，收入来源途径较多，拥有更高的家庭收入。与瞬时贫困家庭相比，非贫困家庭也表现出同样的特征，显然这些特征表现出更高的益贫性。
根据t检验可知，与贫困家庭相比，非贫困家庭享有更多教育、医疗、通信信息、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将瞬时贫困家庭分别与慢性贫困家庭和非贫困家庭比较可以发现：教育有助于瞬时贫困的缓解，其中高中、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对瞬时贫困家庭更为有效。与几近全面覆盖的合作医疗相比，扩大免费医疗对瞬时贫困的影响更为显著。电脑、电话、电视等通信信息服务的提供也有助于瞬时贫困的缓解。政府的公共转移支付对瞬时贫困也有显著作用。更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有助于减少瞬时贫困，同时对慢性贫困也有同样的效果。
3.2 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分位数回归模型，以家庭瞬时贫困指数、慢性贫困指数、瞬时贫困指数占总贫困指数比重为被解释变量，分析家庭的公共产品供给（公共产品供给变量使用中间年份2009年的家庭数据）对家庭贫困指数的影响。
3.2.1 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家庭瞬时贫困实证分析
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家庭瞬时贫困指数实证分析的基本模型为：
其中，TPi表示农村家庭瞬时贫困指数，χi表示家庭收入、人口规模和户主工作等变量。Edui表示家庭教育水平，即户主的受教育程度；Insi表示家庭享有的医疗水平，即户主是否有医疗保险；Comi表示家庭的通信信息水平，家庭是否有电脑；Infrasi表示周边基础设施，自来水管道和排污设施等。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家庭瞬时贫困成分影响的结果见表6。
由表6可知，在不同分位点上，公共品对瞬时贫困的影响在农村家庭和农村贫困家庭之间有较大差异。
家庭人口规模几乎都会显著增加家庭的瞬时贫困，这说明人口负担即非劳动力的增加，不利于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家庭工作大都会显著减少家庭的瞬时贫困，在各个分位点上，家庭工作对农村家庭瞬时贫困的减贫作用要高于农村贫困家庭。农村家庭收入会显著减少农村家庭瞬时贫困。
家庭受教育程度显著减少农村家庭的瞬时贫困（除25%低分位点之外），随着分位点的提高，教育减贫作用也随之增强，由50%分位点的-0.000 7增加到75%分位点的-0.002 7。与之相反，教育对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指数有着奇异的正向作用。在50%分位点，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个单位，家庭瞬时贫困指数也随之提高0.001 7。
医疗保险几乎都会显著减少农村家庭与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随着分位点的提高，这种减贫效应也在不断增强。在每个分位点，医疗保险对于农村家庭瞬时贫困的减贫效应要优于农村贫困家庭。医疗保险对于农村贫困家庭的亲贫性并没有想象中的良好。
通信信息服务，以电脑作为代表，几乎都会显著减少农村家庭和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随着分位点的提高，这种减贫作用也有所增强。在各个分位点上，通信信息服务对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的减贫作用要显著优于农村家庭。对农村贫困家庭而言，信息覆盖的普及更有助于他们摆脱瞬时贫困。
基础设施，以可冲水厕所排污建设和自来水管道建设为代表，会显著减少农村家庭的瞬时贫困，随着分位点提高，这种减贫效应不断增强。但是基础设施会反向增加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在50%分位上，基础设施水平每提高1单位，家庭瞬时贫困指数也随之提高0.010 7。
3.2.2 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家庭慢性贫困实证分析
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家庭慢性贫困指数实证分析的模型为：
其中，CPi表示农村家庭慢性贫困指数，χi表示家庭收入、人口规模和户主工作等变量。Edui表示家庭教育水平，即户主的受教育程度；Insi表示家庭享有的医疗水平，即户主是否有医疗保险；Comi表示家庭的通信信息水平，家庭是否有彩电；Infrasi表示周边基础设施，即自来水管道建设等。实证分析结论见表7。
根据表7可知，家庭规模显著增加了农村家庭与农村贫困家庭的慢性贫困，随着分位点的提高，增加作用越大。家庭工作和家庭收入都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与农村贫困家庭的慢性贫困，随着分位点的提高，家庭工作和家庭收入对慢性贫困的减贫作用也在不断增加。同时，家庭工作和家庭收入更容易降低农村贫困家庭的慢性贫困。
教育和基础设施都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与农村贫困家庭的慢性贫困，随着分位点的提高，教育和基础设施对慢性贫困的减弱作用也在不断提高。同时，在各个分位点，教育和基础设施对农村贫困家庭慢性贫困的减贫效应要高于农村家庭。但医疗卫生对慢性贫困的作用并不显著。
通信信息服务，以电视为代表，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与农村贫困家庭的慢性贫困，随着分位点的提高，其减贫效应也在不断提高。在50%分位点，通信信息对农村贫困家庭慢性贫困的减贫作用要高于农村家庭，但在75%的分位点却低于农村家庭。这说明，农村贫困家庭慢性贫困指数较高的时候，信息获取的减贫作用要低于正常家庭。
3.2.3 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家庭瞬时贫困占比实证分析
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家庭瞬时贫困指数占总贫困指数比重实证分析的模型为：
其中，TPPi表示农村家庭瞬时贫困指数占总贫困指数比重，Xi表示家庭收入、人口规模和户主工作等变量。Edui表示家庭教育水平，即户主的受教育程度；Insi表示家庭享有的医疗水平，即户主是否有医疗保险；Comi表示家庭的通信信息水平，家庭是否有电脑；Infrasi表示周边基础设施，即自来水管道建设。实证分析结论见表8。
表8结果显示，家庭工作、家庭人均收入、家庭的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和通信信息服务会增加贫困家庭瞬时贫困占总贫困的比重。因此，尽管表6分析结果显示教育和基础设施会增加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指数，但由表8知，瞬时贫困指数占总贫困指数的比重也会增加，这亦会有助于改善家庭的生活水平，减缓贫困状况。
3.3 稳健性检验
由于贫困家庭样本中公共产品供给对家庭瞬时贫困指数的某些奇异反应，即教育和基础设施会显著增加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指数，同时增加瞬时贫困指数占总贫困指数的比重。我们加入其他控制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其中，TPi表示农村家庭瞬时贫困指数，χi表示家庭收入，人口规模和户主性别、婚姻、民族、工作，以及是否是丘陵地区等控制变量。Edui表示家庭教育水平，即户主的受教育程度；Insi表示家庭享有的医疗水平，即户主是否有医疗保险；Comi表示家庭的通信信息水平，家庭是否有电脑；Infrasi表示周边基础设施，即自来水管道建设。Povertyi表示家庭是否是慢性贫困（累计陷入贫困3次）。依据贫困家庭样本的分地区回归结果见表9。
根据表9可知，家庭规模会增加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家庭工作和家庭收入则会减少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且在各个分位点上东部地区家庭工作和家庭收入的减贫效用要高于中西部地区。
教育会增加中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指数。但当家庭陷入慢性贫困时，教育又会减少该家庭的瞬时贫困指数，且在中西部地区，教育的减贫效用高于东部地区。通信信息服务会减少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而且中西部地区通信信息的减贫效用高于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增加了中西部地区的瞬时贫困指数。但当农村家庭陷入慢性贫困时，基础设施则会减少家庭的瞬时贫困指数，且东部地区基础设施的减贫效用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医疗保险会减少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在75%分位点，在东部地区医疗卫生的减贫效用高于中西部地区。
4 结论与建议
利用CHNS 2006年、2009年和2011年的数据分析后发现，农村家庭中的瞬时贫困不容忽视。即使在中国政府大力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取得较大成效的背景下，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农村公共品供给仍旧不均等以及对瞬时贫困的减贫效用也存在显著差异。此外，教育和基础设施对瞬时贫困有着反向增加作用，中国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家庭的瞬时贫困减弱也依旧未能达到合意的状态本文中所称“合意的状态”是指政府公共品供给能有效地减少瞬时贫困，但事实上部分公共品并未能减少瞬时贫困。。
数据分析显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的瞬时贫困和慢性贫困。对农村贫困家庭而言，第一，教育和基础设施都显著降低了农村贫困家庭的慢性贫困以及陷入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指数，且慢性贫困的减贫效用高于正常农村家庭水平。但是教育和基础设施会增加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成分，同时也会增加贫困家庭瞬时贫困占总贫困的比重。第二，医疗保险减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但减贫作用要低于正常农村家庭水平，中西部地区低于东部地区。医疗保险对慢性贫困的效用并不显著，并没有臆想中“高度亲贫性”。第三，通信信息服务显著降低了农村贫困家庭的慢性贫困和瞬时贫困。对瞬时贫困的减贫作用要高于正常农村家庭水平，中西部地区通信信息的减贫效用高于东部地区。但對慢性贫困的减贫作用，在贫困家庭慢性贫困成分较高的时候，减贫作用要低于正常家庭水平。
由此，为了有效地降低贫困尤其是瞬时贫困，建议如下：①强化通信信息服务的提供，尤其是要降低互联网使用费。家电下乡，网络到村，推广建设村级多媒体教室等，对贫困家庭开放网络绿色通道，提供免费的公共多媒体资源等。②加强农村家庭医疗卫生的专项供给，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村贫困家庭中免费医疗的普及。完善基层家庭信息的普查登记，建立医疗档案的大数据平台，提高对贫困家庭的医疗报销比例，以及对于慢性贫困家庭的免费医疗，专病专治。③强化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供给，推进农村自来水管道和排污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和环境卫生，在适宜地区推广沼气池等设施。④完善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尤其是强化中西部地区贫困家庭获得自我发展能力的教育，提供尽可能多的受教育渠道，包括国民教育序列的教育以及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的教育，定期组织对农村家庭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基本技能培训，例如电脑使用、农业知识等多媒体共享资源学习，要充分发挥村干部尤其是大学生村官的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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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public goods provision really reduce the transient poverty in rural China？
摘要 公共产品对农村减贫具有一定效应，而农村贫困分为慢性贫困与瞬时贫困两类，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瞬时贫困的效应如何？本文分析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农村家庭数据发现，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确实改善了农村贫困状况，但是对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改善效果并不明显。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利用2009年CHNS 的1 657个农村家庭数据，实证分析了公共产品供给对不同分位点下的农村家庭和农村贫困家庭瞬时贫困的影响发现：非贫困家庭的存在摊薄了贫困家庭从公共产品中所得的减贫效应，实施瞄准式的精准扶贫必要而且迫切；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贫困家庭瞬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一，通信信息服务显著降低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第二，医疗卫生服务减少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但对贫困家庭的慢性贫困并没有显著作用。第三，教育和基础设施会提高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同时会增加瞬时贫困成分占总贫困的比重，但会减少陷入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成分。与东部地区相比，通信信息服务对中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以及教育对中西部地区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都有更好的减贫作用，但是基础设施对中西部地区农村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的减贫作用要低于东部地区。为了有效地降低瞬时贫困：①要强化通信信息服务的提供，特别是互联网服务的普及；②要加强农村家庭医疗卫生专项供给，提高贫困家庭的医疗报销比例；③要强化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供给，特别是农村自来水和排污设施的建设；④完善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加强对农村贫困家庭的职业技能培训。
关键词 公共产品；瞬时贫困；慢性贫困
中图分类号 F812.8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01-0102-11DOI：10.12062/cpre.2017091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扶贫成效显著，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人到2015年0.56亿人，约减少了92.8%。但是2016年底仍有4 335万贫困人口，其中因病返贫、因灾返贫占相当大比例。据不完全统计，在全部农村贫困家庭中仅有17%是持续性贫困，而60%以上则是新增贫困家庭，较高的贫困流动性成为了精准扶贫的主要障碍。许多农村家庭因疾病、高等教育、失业、突发事故、意外灾害等负向收入冲击而陷入暂时贫困状态，具有很强的异质性。与周期较长且广为关注的慢性贫困相比，瞬时贫困①周期较短，原因多样，并未得到足够关注，极有可能跌入慢性贫困，加剧农村贫困状况。如何准确识别这些异质性的瞬时贫困家庭是精准扶贫行动的关键与难点。从增强其发展能力的角度出发，由“输血式”扶贫转为“造血式”扶貧是必然的政策选择，为此强化公共支出、增加合适且必需公共产品的供给是消除农村瞬时贫困的合理结果。而现有有关贫困的诸多研究成果中，虽然公共产品供给都是政府消除农村贫困的重要政策建议，但是关于公共产品供给对瞬时贫困、慢性贫困的效果究竟如何的成果并不多见。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农村家庭数据，从贫困家庭特别是瞬时贫困家庭的异质性角度出发，讨论政府公共产品对农村瞬时贫困家庭的受益情况，以期精准扶贫“落实到户”政策可以更好地执行。
1 文献综述
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扶贫效果的研究大体上是沿着贫困的界定、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扶贫的影响机制与影响效果等几条主线展开的。
1.1 贫困的界定与分类
贫困群体可以被分解为不同的贫困人群[1]，例如慢性贫困和瞬时贫困[2]。瞬时贫困是短期内由于意外负收入（消费）冲击陷入贫困[3]。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的瞬时贫困状况看法不一。有些认为中国瞬时贫困占比较高，已成为现今政府反贫困政策的主要制约因素[3-4]。与之相反的观点则是，慢性贫困仍然占贫困的主要地位[5-6]。
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相比，财产等物质资本的波动对瞬时贫困影响更为显著[4]，但是耕地的增多会加剧瞬时贫困状况[7]。尽管外出务工，参与非农工作有利于减少瞬时贫困[8]，但农民工失业返贫现象也随之加剧[9]。
1.2 公共产品对减贫的影响效果
许多研究都关注公共产品供给对减贫的效果。公共产品对贫困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贫困地区农业生产率与增强贫困地区人口发展能力等渠道来降低贫困发生率[10]。对其效果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分为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两个层面。
第一，公共产品供给对减少农村（瞬时）贫困的显著积极作用。政府的公共支出减贫效果显著[11-12]。美国政府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降低了南部地区持久高贫困县的贫困率[13]。瞬时贫困与慢性贫困扶助有所不同，马达加斯加农村地区现金转移支付、短期信贷等短期扶助造血功能对瞬时贫困减贫更为显著[14]。对于小农经济而言，政府促进农业生产率提高，增加农民市场准入途径更有利于减贫[15]。
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扶贫位于倒“U”型曲线右侧[16]，政府公共支出仍然是减贫的主要支柱。但是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会产生结构效应[17]，各项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排序为：农业性公共支出>社会救济支出>基本建设支出[18]。只有区划细分、因地制宜，满足农村贫困地区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才能更好发挥公共品的减贫效应[19]。在印度贫民窟，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供给有显著的减贫效应[20]。而中国农村地区，政府提高农民的集体行动能力，更有利于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提高贫困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21]。教育，特别是目标明确的教育支出，例如成人教育或技能培训，扶贫效果更为显著[22]。对低收入群体而言，社会保障性的公共服务政策减贫效应也相当显著[23]。
第二，公共产品供给对减少农村（瞬时）贫困的不显著作用。贫困人口的卫生和教育负担渐重，对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了严重挑战[24]，同时银行以及金融行业的发展对于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并没有发挥作用[25]。当前中国公共转移支付对减少瞬时贫困脆弱性的效果甚微[26]，社会保障性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对贫困脆弱性影响水平也不突出[27]。贫困县政府资源分配不平等，更倾向经济发展而不是贫困需求[28]，尤其是在长期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长期不足[29]，使得公共产品难以有效发挥减贫作用。
中国农村科教文卫等公共品的减贫作用并不显著[18]。Amit Thorat 等[30]指出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避免贫困，但并未表现出可以逃离贫困的作用。在西部贫困地区，教育扩大了农村非农收入差距，推进教育普及必要且迫切[31]。基础设施、教育等公共服务供给不平等，在加剧收入不平等的同时，扶贫也收效甚微甚至恶化贫困[32]。除公共产品本身供给不足或城乡不平等之外，贫困家庭自身发展意愿（能力）不足[33]也使得公共品扶贫效用不明确，低收入人群面临外部冲击时，能力投资不足，加重了贫困脆弱性[34]。
上述文献关于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或者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研究十分丰富，但是在瞬时贫困研究方面不够充分，所得结论对精准扶贫的现实解释力度不够。我们沿用Ravallion and Jalan[2]关于瞬时贫困指数的分解，尝试着利用CHNS的农村家庭数据实证分析政府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贫困特别是家庭瞬时贫困的影响。我们发现非贫困家庭确实摊薄了贫困家庭从公共产品中所获得的减贫效应，同时教育、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对家庭瞬时贫困指数有着奇异的正向作用，为精准扶贫提出了进一步的新思路。
2 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瞬时贫困的现状
我们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微观家庭数据，来度量家庭的瞬时贫困现状，以检验政府精准扶贫的成效。由于调查数据中间有过遗失增补，为了保持平衡面板数据，以及考虑到数据的时效性，我们选取2006年、2009年和2011年的调查数据作为样本，研究中国农村的瞬时贫困问题。该数据包含辽宁、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9个省份的3轮调查数据。在剔除掉有重要变量缺失的家庭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个有1 657个家庭的4 971个样本数据。
2.1 中国农村家庭的贫困流动性
我们筛选出3轮均为调查对象的家庭，将家庭收入利用CPI平滑到2011年，并根据2011年贫困线2 300元/a划分家庭是否陷入贫困，分析农村家庭的瞬时贫困状况。中国农村家庭的（瞬时）贫困状况见图1与表1、表2。
由图1与表1、表2可知，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在不断改善，在样本调查中，大部分家庭都处于非贫困状态。对陷入贫困状况的家庭而言，仅有一少部分家庭是长期经历贫困的，大部分贫困家庭在经历1到2次贫困之后，脱离贫困。以2 300元/a的官方贫困线为例，3轮调查之中从未陷入贫困状态的家庭有804户，占总家庭比重48.52%；而3次都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仅有73户，仅占比重4.41%（由于數据原因，我们暂不考虑中间未调查年份的情况）；剩余47.07%的家庭则陷入1或2次贫困，即瞬时贫困。在1.25美元/d的贫困线下，慢性贫困的比重为7%，约54.74%的家庭仅会经历1～2次贫困。在2美元/天的贫困线下，连续3次陷入贫困的家庭占总家庭的比重为17.92%，而62.58%的家庭只会陷入1或2次贫困。
表3的贫困转移矩阵表明，经济的发展对农村减贫有一定效果。在2 300元/a国家贫困线下，2009年有29.03%的贫困家庭脱贫，同时有7.36%的非贫困家庭陷入贫困，则2009年新增贫困家庭占2009年当年贫困家庭的41.2%①；2009—2011年有11.71%的贫困家庭脱贫，同时有10.38%的非贫困家庭陷入贫困，则2011年新增贫困家庭占样本贫困总家庭的62.8%。进一步发现，在1.25美元/天贫困线下，2009年新增贫困家庭占当年样本贫困家庭的比重为34.6%，2011年则为56.8%。在2美元/天的贫困线下，2009年新增贫困家庭占当年样本贫困家庭的比重为18.8%，2011年则为37.3%。由此可知，随着贫困线标准的提高，每期新增贫困家庭占比呈现递减趋势，因为贫困线提高后，贫困家庭的规模逐渐扩大。其中在较低贫困线标准下依旧处于贫困的家庭，需要外部强大推力才能摆脱贫困的泥淖。
2.2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成分分解
根据Ravallion[1]，我们在上文将贫困分解为“在一定时间段内一直经历贫困的家庭或个人”的慢性贫困（chronic poverty），和“在一定时间段内只有部分时间经历了贫困的家庭或个人”的瞬时贫困（ transient poverty）。但这种划分方法仅仅考虑贫困时间的长短而忽视家庭贫困的严重程度，因此我们同时采用Ravallion and Jalan[2]关于家庭总贫困指数分解为瞬时贫困指数和慢性贫困指数的方法，综合考虑中国农村家庭的瞬时贫困状况。
（1-[SX（]yitz）2是贫困距的平方，可以对收入远低于贫困线的人赋以更大的比重，更好地表示农村人口的贫困强度以及贫困严重程度。
yTi是永久性收入，用家庭i在整个观察时期的收入的平均值来代替。
表4显示，无论在何种贫困标准下，在中国贫困家庭中，慢性贫困占比都较低，而瞬时贫困占比分别占到70.98%、68.9%、57.45%，说明中国农村家庭中瞬时贫困问题较为严重，而在这些瞬时贫困家庭中，新增贫困家庭的贡献比较突出（见表3）。
此外，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是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有了较大提升[35]。利用2009年数据计算得到的公共服务指数①（包括社区教育指数、通信信息指数、环境卫生指数、社会服务指数）与瞬时贫困指数的拟合图（见图2），却发现二者之间拟合度并不理想，这说明公共服务对农村家庭瞬时贫困的影响还存在其他重要影响因素，如家庭因素等。
3 实证分析
前面就公共产品供给对瞬时贫困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而中国公共产品供给对瞬时贫困的实际影响效应仍有待具体数据的检验。
3.1 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库来分析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家庭瞬时贫困的影响。因变量采用瞬时贫困指数、慢性贫困指数与瞬时贫困指数占总贫困指数比重来分别衡量（见表4），自变量选择CHNS中以下指标来衡量（见表5）：
（1）户主家庭特征变量：主要反映户主个体信息，包括户主性别、年龄、婚姻、是否为汉族、受教育程度、是否有工作、工作单位性质以及家庭人口规模等。
（2）家庭信息来源：主要反映政府通信信息服务水平，包括居民户是否拥有彩电、电脑、电话等。
（3）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变量：主要反映政府的公共產品供给水平，包括是否通自来水、是否有冲水厕所、户主是否有医疗保险等。
（4）家庭收入变量：主要反映家庭短期收入水平，包括工作收入和各项政策性补助（含政府给予的补助收入，即抚恤金、养老金收入以及“独生子女”补贴等政府公共转移支付）。
（5）家庭贫困变量：主要反映家庭是否贫困，将家庭工作收入（指家庭收入减去各项政策性补助后的收入）用CPI指数平滑到2011年，以2011年当年的贫困线2 300元/年为衡量标准，若家庭工作收入低于该贫困线则认为陷入贫困，取值为1，否则为0。
如表5所示，我们将样本分为非贫困样本和贫困样本，其中贫困样本分为瞬时贫困样本和慢性贫困样本。由t检验可知（由于t检验结果繁杂，本文只汇报最后结论，而略去具体结果），与慢性贫困家庭相比，瞬时贫困的家庭户主更多表现为男性、汉族、处于已婚状态，瞬时贫困家庭主要从事非农职业，收入来源途径较多，拥有更高的家庭收入。与瞬时贫困家庭相比，非贫困家庭也表现出同样的特征，显然这些特征表现出更高的益贫性。
根据t检验可知，与贫困家庭相比，非贫困家庭享有更多教育、医疗、通信信息、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将瞬时贫困家庭分别与慢性贫困家庭和非贫困家庭比较可以发现：教育有助于瞬时贫困的缓解，其中高中、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对瞬时贫困家庭更为有效。与几近全面覆盖的合作医疗相比，扩大免费医疗对瞬时贫困的影响更为显著。电脑、电话、电视等通信信息服务的提供也有助于瞬时贫困的缓解。政府的公共转移支付对瞬时贫困也有显著作用。更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有助于减少瞬时贫困，同时对慢性贫困也有同样的效果。
3.2 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分位数回归模型，以家庭瞬时贫困指数、慢性贫困指数、瞬时贫困指数占总贫困指数比重为被解释变量，分析家庭的公共产品供给（公共产品供给变量使用中间年份2009年的家庭数据）对家庭贫困指数的影响。
3.2.1 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家庭瞬时贫困实证分析
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家庭瞬时贫困指数实证分析的基本模型为：
其中，TPi表示农村家庭瞬时贫困指数，χi表示家庭收入、人口规模和户主工作等变量。Edui表示家庭教育水平，即户主的受教育程度；Insi表示家庭享有的医疗水平，即户主是否有医疗保险；Comi表示家庭的通信信息水平，家庭是否有电脑；Infrasi表示周边基础设施，自来水管道和排污设施等。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家庭瞬时贫困成分影响的结果见表6。
由表6可知，在不同分位点上，公共品对瞬时贫困的影响在农村家庭和农村贫困家庭之间有较大差异。
家庭人口规模几乎都会显著增加家庭的瞬时贫困，这说明人口负担即非劳动力的增加，不利于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家庭工作大都会显著减少家庭的瞬时贫困，在各个分位点上，家庭工作对农村家庭瞬时贫困的减贫作用要高于农村贫困家庭。农村家庭收入会显著减少农村家庭瞬时贫困。
家庭受教育程度显著减少农村家庭的瞬时贫困（除25%低分位点之外），随着分位点的提高，教育减贫作用也随之增强，由50%分位点的-0.000 7增加到75%分位点的-0.002 7。与之相反，教育对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指数有着奇异的正向作用。在50%分位点，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个单位，家庭瞬时贫困指数也随之提高0.001 7。
医疗保险几乎都会显著减少农村家庭与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随着分位点的提高，这种减贫效应也在不断增强。在每个分位点，医疗保险对于农村家庭瞬时贫困的减贫效应要优于农村贫困家庭。医疗保险对于农村贫困家庭的亲贫性并没有想象中的良好。
通信信息服务，以电脑作为代表，几乎都会显著减少农村家庭和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随着分位点的提高，这种减贫作用也有所增强。在各个分位点上，通信信息服务对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的减贫作用要显著优于农村家庭。对农村贫困家庭而言，信息覆盖的普及更有助于他们摆脱瞬时贫困。
基础设施，以可冲水厕所排污建设和自来水管道建设为代表，会显著减少农村家庭的瞬时贫困，随着分位点提高，这种减贫效应不断增强。但是基础设施会反向增加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在50%分位上，基础设施水平每提高1单位，家庭瞬时贫困指数也随之提高0.010 7。
3.2.2 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家庭慢性贫困实证分析
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家庭慢性贫困指数实证分析的模型为：
其中，CPi表示农村家庭慢性贫困指数，χi表示家庭收入、人口规模和户主工作等变量。Edui表示家庭教育水平，即户主的受教育程度；Insi表示家庭享有的医疗水平，即户主是否有医疗保险；Comi表示家庭的通信信息水平，家庭是否有彩电；Infrasi表示周边基础设施，即自来水管道建设等。实证分析结论见表7。
根据表7可知，家庭规模显著增加了农村家庭与农村贫困家庭的慢性贫困，随着分位点的提高，增加作用越大。家庭工作和家庭收入都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与农村贫困家庭的慢性贫困，随着分位点的提高，家庭工作和家庭收入对慢性贫困的减贫作用也在不断增加。同时，家庭工作和家庭收入更容易降低农村贫困家庭的慢性贫困。
教育和基础设施都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与农村贫困家庭的慢性贫困，随着分位点的提高，教育和基础设施对慢性贫困的减弱作用也在不断提高。同时，在各个分位点，教育和基础设施对农村贫困家庭慢性贫困的减贫效应要高于农村家庭。但医疗卫生对慢性贫困的作用并不显著。
通信信息服务，以电视为代表，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与农村贫困家庭的慢性贫困，随着分位点的提高，其减贫效应也在不断提高。在50%分位点，通信信息对农村贫困家庭慢性贫困的减贫作用要高于农村家庭，但在75%的分位点却低于农村家庭。这说明，农村贫困家庭慢性贫困指数较高的时候，信息获取的减贫作用要低于正常家庭。
3.2.3 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家庭瞬时贫困占比实证分析
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家庭瞬时贫困指数占总贫困指数比重实证分析的模型为：
其中，TPPi表示农村家庭瞬时贫困指数占总贫困指数比重，Xi表示家庭收入、人口规模和户主工作等变量。Edui表示家庭教育水平，即户主的受教育程度；Insi表示家庭享有的医疗水平，即户主是否有医疗保险；Comi表示家庭的通信信息水平，家庭是否有电脑；Infrasi表示周边基础设施，即自来水管道建设。实证分析结论见表8。
表8结果显示，家庭工作、家庭人均收入、家庭的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和通信信息服务会增加贫困家庭瞬时贫困占总贫困的比重。因此，尽管表6分析结果显示教育和基础设施会增加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指数，但由表8知，瞬时贫困指数占总贫困指数的比重也会增加，这亦会有助于改善家庭的生活水平，减缓贫困状况。
3.3 稳健性检验
由于贫困家庭样本中公共产品供给对家庭瞬时贫困指数的某些奇异反应，即教育和基础设施会显著增加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指数，同时增加瞬时贫困指数占总贫困指数的比重。我们加入其他控制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其中，TPi表示农村家庭瞬时贫困指数，χi表示家庭收入，人口规模和户主性别、婚姻、民族、工作，以及是否是丘陵地区等控制变量。Edui表示家庭教育水平，即户主的受教育程度；Insi表示家庭享有的医疗水平，即户主是否有医疗保险；Comi表示家庭的通信信息水平，家庭是否有电脑；Infrasi表示周边基础设施，即自来水管道建设。Povertyi表示家庭是否是慢性贫困（累计陷入贫困3次）。依据贫困家庭样本的分地区回归结果见表9。
根据表9可知，家庭规模会增加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家庭工作和家庭收入则会减少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且在各个分位点上东部地区家庭工作和家庭收入的减贫效用要高于中西部地区。
教育会增加中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指数。但当家庭陷入慢性贫困时，教育又会减少该家庭的瞬时贫困指数，且在中西部地区，教育的减贫效用高于东部地区。通信信息服务会减少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而且中西部地区通信信息的减贫效用高于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增加了中西部地区的瞬时贫困指数。但当农村家庭陷入慢性贫困时，基础设施则会减少家庭的瞬时贫困指数，且东部地区基础设施的减贫效用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医疗保险会减少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在75%分位点，在东部地区医疗卫生的减贫效用高于中西部地区。
4 结论与建议
利用CHNS 2006年、2009年和2011年的数据分析后发现，农村家庭中的瞬时贫困不容忽视。即使在中国政府大力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取得较大成效的背景下，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农村公共品供给仍旧不均等以及对瞬时贫困的减贫效用也存在显著差异。此外，教育和基础设施对瞬时贫困有着反向增加作用，中国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家庭的瞬时贫困减弱也依旧未能达到合意的状态本文中所称“合意的状态”是指政府公共品供给能有效地减少瞬时贫困，但事实上部分公共品并未能减少瞬时贫困。。
数据分析显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的瞬时贫困和慢性贫困。对农村贫困家庭而言，第一，教育和基础设施都显著降低了农村贫困家庭的慢性贫困以及陷入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指数，且慢性贫困的减贫效用高于正常农村家庭水平。但是教育和基础设施会增加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成分，同时也会增加贫困家庭瞬时贫困占总贫困的比重。第二，医疗保险减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但减贫作用要低于正常农村家庭水平，中西部地区低于东部地区。医疗保险对慢性贫困的效用并不显著，并没有臆想中“高度亲贫性”。第三，通信信息服务显著降低了农村贫困家庭的慢性贫困和瞬时贫困。对瞬时贫困的减贫作用要高于正常农村家庭水平，中西部地区通信信息的减贫效用高于东部地区。但對慢性贫困的减贫作用，在贫困家庭慢性贫困成分较高的时候，减贫作用要低于正常家庭水平。
由此，为了有效地降低贫困尤其是瞬时贫困，建议如下：①强化通信信息服务的提供，尤其是要降低互联网使用费。家电下乡，网络到村，推广建设村级多媒体教室等，对贫困家庭开放网络绿色通道，提供免费的公共多媒体资源等。②加强农村家庭医疗卫生的专项供给，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村贫困家庭中免费医疗的普及。完善基层家庭信息的普查登记，建立医疗档案的大数据平台，提高对贫困家庭的医疗报销比例，以及对于慢性贫困家庭的免费医疗，专病专治。③强化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供给，推进农村自来水管道和排污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和环境卫生，在适宜地区推广沼气池等设施。④完善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尤其是强化中西部地区贫困家庭获得自我发展能力的教育，提供尽可能多的受教育渠道，包括国民教育序列的教育以及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的教育，定期组织对农村家庭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基本技能培训，例如电脑使用、农业知识等多媒体共享资源学习，要充分发挥村干部尤其是大学生村官的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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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public goods provision really reduce the transient poverty in rural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