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虚拟耕地流动视角的省际耕地生态补偿研究
樊鹏飞+梁流涛+许明军+张思远
摘要 作为生态补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耕地生態补偿不仅能有效解决耕地生态系统“外部性”溢出问题，而且能够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杠杆，对于协调好我国吃饭、建设和生态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虚拟耕地是生态系统循环中的重要物质流，在区域生态系统运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核算和分析我国省际间粮食流动格局，以“虚拟耕地”为载体，提出构建我国省际耕地生态补偿思路。结果表明：①2000—2015年间我国耕地生态补偿支付区和受偿区分布一直较为稳定。受偿区主要集中在我国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具体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等省区，支付区主要集中在我国东南、西南和中部部分地区具体包括广东、浙江、福建、上海等省区；②我国省际间耕地生态补偿标准存在较大差异。2000年有五个省区的应获额度在20亿元以上，有六个省区的应付额度在10亿元以上。2005年有五个省区的应获额度在40亿元以上，有五个省区的应付额度在20亿元以上。2010年有五个省区的应获额度在80亿元以上，有五个省区的应付额度在35亿元以上。2015年有四个省区的应获额度在160亿元以上，有五个省区的应付额度在80亿元以上。研究提出：一方面要建立基于虚拟耕地流动的耕地生态补偿机制，具体包括构建补偿管理平台，明确补偿资金来源，建立多元化补偿方式，建立相应的调控与监督机制四个方面；另一方面要建立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保障体系，具体包括建立健全耕地生态补偿立法体系，建立耕地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立多元化融资体系，加强有关耕地生态补偿方面的宣传教育五个方面。
关键词 虚拟耕地；耕地生态补偿；生态服务价值；补偿机制
中图分类号 F301.24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01-0091-11DOI：10.12062/cpre.20170719
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首要资源，耕地具有多功能性，不仅有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以及满足民众基本生活需求的功能，而且作为重要的生态资源，其还具有生态服务功能，如调节区域气候、净化空气、涵养水源、保持生物多样性等[1]。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发展转型期，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耕地“非农化”和“非粮化”趋势明显，耕地数量在不断减少[2]，再加上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导致耕地质量也在不断降低，进而带来了耕地资源生态服务功能的衰退。耕地生态服务功能的“外部性”和耕地保护政策的非均衡性，使成本承担和收益享用主体发生了错位，成为了引发耕地资源不合理利用、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的根本原因[3-4]。经济发展和耕地生态保护的矛盾主要体现在耕地保护区内和区际间的“外部性”问题，特别是在此过程中存在的“地域不公平性”[5]。由于行政区划对生态环境系统的人为割裂，导致生态环境的跨界管理问题日益突出，如资源争夺导致的区域利益冲突，以及生态环境管理主体归属争议等。耕地生态补偿是实现区际间“外部性”内部化的重要途径，不仅能有效解决耕地生态系统“外部性”溢出问题，而且能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杠杆，对于协调好我国吃饭、建设和生态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对此，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也提出，要着力完成森林、草原、耕地等重点领域的补偿，而随后出台的《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更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跨地区补充耕地利益调节机制，实现对耕地资源数量、质量和生态的“三位一体”保护。
当前，我国跨区域耕地生态补偿机制还不完善，主要表现在相关利益主体的责任与义务界定不清，补偿标准不合理且无法实现动态调整，机制运行缺乏有效保障等。我国地区间粮食调运自古就有，粮食是耕地资源密集型产品，也是虚拟耕地的重要载体，而虚拟耕地作为生态系统循环中的重要物质流，在区域生态系统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对隐藏在粮食流通过程中的虚拟耕地进行研究，以虚拟耕地为“抓手”，将极大扩展我国耕地资源配置视野，为区际耕地生态补偿提供新的研究思路。鉴于此，本文基于虚拟耕地流动视角，核算了2000—2015年间我国31个省区的虚拟耕地盈亏量，以虚拟耕地流动为载体，尝试构建省际间耕地生态补偿机制。
1 文献回顾与研究思路
1.1 文献回顾
作为生态补偿的重要组成部分，耕地生态补偿已经成为了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发达国家更注重法律、行政、经济和科技手段的综合运用，其中有关耕地的经济补偿早已融入到了相关农业环境保护计划和农业生态补贴之中[4，6]。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补偿的基础性研究[7-8]、补偿的量化和成本核算[9-10]、补偿的空间外部性探究[11]、补偿效率和方式评价[12-13]等方面。相比之下，国内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研究的逐步增多，其正在成为新的研究热点[4，14]。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关补偿主体的研究，其实质是解决“补偿给谁，由谁补偿”的问题。俞文华[15]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耕地赤字区，应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对经济发展滞后的耕地盈余区进行补偿。马爱慧[5]则认为，应从宏观（区际）和微观（区内）两个层面来对耕地生态补偿主客体进行划分。马文博[16]也提出，可以把补偿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基于耕地保护机会成本的区际间补偿机制，另一个是基于耕地所有权外溢而对农户个体的补偿机制；二是有关补偿标准的研究，其实质是解决“补偿多少”的问题。目前，常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生态价值法、条件价值法、替代市场法、选择实验法等。谢高地[17]参照Constanza的研究，建立了我国陆地生态系统价值当量表，估算了农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而蔡运龙[18]又对其进行了修正，建立了更加适用于微观尺度的耕地生态价值测算方法。宋敏和王女杰[19-20]在借鉴谢高地和蔡运龙的研究基础上，分别测算了湖北省和山东省的耕地生态价值。蔡银莺[21]则采用CVM和HPM评估法，分别对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耕地生态价值和景观游憩价值进行了测算。牛海鹏[22]也利用综合计算法和条件价值法，测算了焦作市的耕地保护外部性，并将两种结果作为了补偿区间。吴兆娟[23]利用替代市场法，对丘陵地区地块尺度的耕地生态价值进行了科学测算。杨欣[24]则采用选择实验法，对武汉市农地生态价值和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估算。三是有关补偿模式和方式的研究，其实质是解决“如何进行补偿”的问题。姚明宽[25]认为，补偿模式包括财政转移支付、项目投资、收取相关生态补偿税（费）和建立信用基金等。陈源泉[26]则认为，国家应在重要的粮食主产区，设立耕地生态补偿基金，通过现金投入、项目建设、科技投入、政策支撑等方式，建立起立体化的补偿体系。路景兰[27]认为，补偿方式应以资金补偿为主，以实物、技术及智力补偿为补充。方丹[28]也认为，短期的补偿方式应以资金和实物补偿为主，而长期的补偿方式更应以政策、技术、智力补偿为主，变“输血”为“造血”，建立起完善的补偿机制。
尽管学术界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该领域仍有需要完善的地方：第一，在研究程度上，多数研究仅把其笼统的纳入到了土地生态补偿或区域生态补偿的框架内，单独针对耕地资源生态补偿的研究还较少；第二，在研究区域上，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微观层面，缺乏区际间补偿机制的研究，更缺乏针对全国层面的研究；第三，在研究方法上，许多研究都高度相似，这不利于本领域的方法创新。
1.2 研究思路
虚拟耕地作为生态系统循环中的重要物质流，在区域生态系统运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虚拟耕地的概念来源于虚拟水，Pro. Tony Allan在1993 年的SOAS 大会上首次提出“虚拟水”概念，Hoekstra将其定义为：在某种产品或服务产生过程中所需要消费的水资源数量。随后，有关虚拟土和虚拟能的概念相继出现。理论上说，虚拟耕地可以被看作为虚拟土的具体化，可以将其定义为：生产某种产品或服务所需要的耕地资源数量，这种耕地资源只是以“虚拟”的形式附着在产品或服务之中。本研究中的虚擬耕地只考虑小麦、玉米和稻谷三类主要粮食作物。基于此，本文通过核算和分析我国省际间粮食流动格局，以“虚拟耕地”为载体，根据虚拟耕地流动与区际生态补偿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我国省际间耕地生态补偿思路，见图1所示。
第一，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统筹各部委联合成立耕地生态补偿管理平台，全面负责省际间耕地生态补偿业务。补偿管理平台的职责有：制定耕地生态补偿规则、监测耕地生态价值流动、确定耕地生态受偿区域和支付区域、建立科学合理的耕地生态补偿标准、吸收和管理耕地生态补偿资金、选择和实施相应的补偿方式。
第二，补偿管理平台根据省际间虚拟耕地的流动，确定相应的受偿和支付省区。理论上说，所有省区都有虚拟耕地的流入和流出，根据流入和流出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只有流入没有流出的省区（图1中省区A），二是只有流出没有流入的省区（图1中省区D），三是既有流出又有流入的省区（图1中省区B和C）。通过追踪和计算省区间虚拟耕地的流入和流出量，能够很容易的确定各省区虚拟耕地的盈余量。若某省区的虚拟耕地净流量大于0，说明该省区虚拟耕地存在盈余，它需要去承担其他省份的虚拟耕地需求，故属于生态补偿受偿区。若某省区的虚拟耕地净流量小于0，说明该省区虚拟耕地存在赤字，它需要其他省份的虚拟耕地供给，故属于生态补偿支付区。若某省区的虚拟耕地净流量等于0，说明该省区与其他省区间不构成补偿关系，但这种情况在现实中非常少见。
第三，补偿管理平台根据各省区间虚拟耕地的流动数量，建立相应的生态补偿标准。补偿标准的建立主要基于三个方面：一是各省区间虚拟耕地流动量，二是各省区内虚拟耕地的生态服务价值量，三是各省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支付能力。
第四，建立相应的保障和监督机制，实现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运行。虽然，补偿区域的划定和补偿标准的建立是省际间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但要想实现补偿机制的有效运行，还需要建立起相应的保障和监督机制。
2 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2.1 补偿模型的构建
依据生态经济学理论，各地区间生态服务价值的流动，可以被看作为跨行政边界的持续过程[29-30]，而跨区域耕地生态补偿标准的建立，需要综合运用虚拟耕地流动模型、生态服务价值模型、补偿额度修正模型来提供支撑。因此，本文构建的补偿模型，是以各省区间虚拟耕地流动量为载体，以各省区内耕地生态服务价值量为支撑，以各省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支付能力为基础进行修正的，具体表达见如下公式：
其中，Aec为省区i的耕地生态补偿量；Ae为省区i的单位耕地生态服务价值量；SFVCLi为省区i的虚拟耕地流动量；Ri为省区i的耕地生态补偿修正系数。
2.1.1 虚拟耕地流动模型
作为虚拟耕地的物质载体，省际间粮食的流动实质上也带动着虚拟耕地流动。因此，本文通过核算省际间粮食流动量，分析虚拟耕地流动格局，并以此确定相应的受偿区和支付区。理论上说，地区间粮食产量和需求量的不均衡是导致粮食流动即虚拟耕地流动的直接动力。由于缺乏省际间粮食流动的直接数据，本文参考有关粮食流动方面的研究[31-33]，以全国层面的人均量作为参照标准，利用社会公平法来测算省际间虚拟耕地流动：若某省区人均虚拟耕地量大于全国人均虚拟耕地量，说明该省区存在虚拟耕地盈余，可以判定其为虚拟耕地流出区，反之，则判定其为虚拟耕地流入区（考虑到我国一直维持着95%的粮食自给率，故本文暂时不考虑进出口影响）。虚拟耕地流量可以用人均流量为基础来核算，而人均流量可以用各省区人均量与全国层面人均量的差值进行表征，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各省区虚拟耕地量的计算。要计算省际间虚拟耕地流量，先要计算出各省区的虚拟耕地量，具体用粮食作物产量与单位粮食作物虚拟耕地含量之积来表示：
其中，TPij和TVCLTj分别为i省区j类粮食作物的产量和虚拟耕地量；PVCLTj为全国层面j类粮食作物的虚拟耕地含量。
对于粮食作物虚拟耕地含量的计算，本文参考国内外有关虚拟水、虚拟土的研究[34-36]，利用粮食作物播种面积除以相应的产量来表征，也就是该区域生产一个单位粮食所需要的播种（耕地）面积，考虑到地区间粮食单产的差异，本文针对全国尺度进行计算：
其中，CaTj和CPTj分别为全国层面j类粮食作物的总播种面积和总产量。
（2）人均虚拟耕地量的计算。理论上，在全国层面粮食生产和消费均衡条件下，省际间人均粮食拥有量也应当是均衡的，而现实中人均数量的不均衡正是引起省际粮食流动的微观动力[31-32]。因此，为计算虚拟耕地的流动量，需要分别对全国和各省区的人均虚拟耕地量进行计算：
其中，PERVCLij为i省区j类粮食作物的人均虚拟耕地量；Pi为i省区人口数；PERVCLTj为j类粮食作物全国的人均虚拟耕地量；TVCLTj为j类粮食作物全国的虚拟耕地量；PT为全国人口数。由于我国存在大量的流动人口，本文中的人口特指常住人口。
（3）人均虚拟耕地流量的计算。在粮食自由流动条件下，我国的粮食生产基本可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基于重心理论，可以用各省区人均虚拟耕地量与全国人均虚拟耕地量的差值来表征人均虚拟耕地流量：
其中，FPERVCLij为i地区j类粮食作物的人均虚拟耕地流量。
（4）各省区虚拟耕地总流量的计算。利用人均虚拟耕地流量、区域人口数量和作物种类可以计算出各省区虚拟耕地总流量：
其中，FVCLij为i省区j类粮食作物虚拟耕地流量；FVCLi为i省区虚拟耕地总流量；k为粮食作物种类，由于本文只选了小麦、玉米、稻谷三类作物，故k取3。
（5）各省区标准虚拟耕地总流量的计算。我国幅员辽阔，省际间自然条件差异较大，作物种植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如东北地区“一年一熟”而南部某些地区却“一年三熟”。若不考虑种植制度差异，容易造成重复计算或漏算情况。对此，本文引入标准虚拟耕地概念，利用所在省区的复种指数来对虚拟耕地流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其中，SFVCLij为i省区j类粮食作物标准虚拟耕地流量；Mi为i省区复种指数；SFVCLi为i省区标准虚拟耕地总流量。
2.1.2 改进的耕地生态服务价值模型
对于大尺度的生态服务价值核算，条件价值和选择实验等方法所需调查成本过高，受访者偏好也存在显著异质性[4]，而当量因子法是以各领域专家为调查对象，其结果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故本文采用当量因子法进行核算。若把当量因子表转换成生态服务系统量表，经计算可知，耕地生态系统当量因子价值等于本年度全国粮食平均市场价的1/7。通过对耕地生态服务功能构成进行分项计算，并结合其他研究[17，37-38]，可知5.91个当量因子价值就等于单位耕地生态服务价值，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AeT为单位耕地生态服务价值量；Ea为单位当量因子价值量；Mj、Pj和Qj分别为第j类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均价和单位产量；M为j种粮食作物的总播种面积。
由于上述方法主要是针对全国层面的，为更精确计算出各省区的耕地生态服务价值量，本文利用王万茂[39]的研究，对计算结果进行了相应修正：
其中，ηi为省区i的耕地生态服务价值修正系数；kj为省区i的生态系统潜在经济量；k为全国的生态系统潜在经济量；Ae为省区i的单位耕地生态服务价值量。
2.1.3 耕地生态补偿修正模型
补偿标准的量化是生态补偿的核心，也是我国耕地生态补偿实践中的难题，过高的补偿标准会影响补偿机制的推行，而标准过低又起不到应有的激励作用。因此，只有在保护耕地生态价值、协调区域发展和考虑地区经济承受能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基于此，本文建立了耕地生态补偿修正模型：
其中，R为某省区的耕地生态补偿修正系数；t、Ea和Eb分别为某省区的恩格尔系数、城镇恩格尔系数和农村恩格尔系数；e为自然对数的底数；a、b为常数，在这里直接取1；θ为城镇化水平。
2.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市场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等资料，以及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布瑞克农业数据库和中国价格信息网中提供的数据。
3 实证分析
3.1 中国各省区人均标准虚拟耕地量分析
根据前文所构建的模型，本文对2000—2015年间我国31个省区的人均标准虚拟耕地量进行了估算。从时间尺度上看，我国大部分省区的人均虚拟耕地量都相对稳定，只有个别省份存在较大变化。人均标准虚拟耕地量变化较大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三北地区”，主要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宁夏等省份。其中，黑龙江的人均标准虚拟耕地量从2003年的856 m2，增加到了2015年的3 197 m2，吉林也从2000年的1 026 m2，增加到了2015年的2 688 m2。从空间分布上看，我国31个省区的人均标准虚拟耕地量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人均数量较多的省份集中在我国北方地区，尤其是东北和西北部分地区，主要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辽宁、新疆等省份，它们的人均数量都保持在750 m2以上。其中，2015年黑龙江和吉林的人均标准虚拟耕地量分别达到了3 197 m2和2 688 m2。人均数量较少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地区，特别是一些经济发达省区，主要包括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区，人均数量都远低于150 m2。其中，2015年上海和北京的人均标准虚拟耕地量分别仅有33 m2和46 m2。
3.2 中国各省区虚拟耕地流量及方向分析
根据前文所述，若某省区的标准虚拟耕地流量大于零，则确定其为虚拟耕地流出区，若某省区的标准虚拟耕地流量小于零，則确定其为虚拟耕地流入区。鉴于篇幅限制，本文分别选出了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四个节点，对我国省际间虚拟耕地流量及方向进行结果见表1、表2。
2000年虚拟耕地流出省份有11个，集中分布在我国的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省区间虚拟耕地流出量存在较大差异，如排名靠前的吉林、山东和河南的流出量分别为440.739 9×104 hm2、159.461 8×104 hm2和149.900 2×104 hm2，而排名靠后的安徽、宁夏和湖南的流出量却仅有18.297 9×104 hm2、16.249 5×104 hm2和1.159 5×104 hm2。与之对应，虚拟耕地流入省份有20个，分布在广大的东南和西南地区。省区间虚拟耕地流入量也存在较大差异，如排名前三位的广东、辽宁和山西的流入量分别高达104.808 3×104 hm2、84.652 8×104 hm2和73.943 5×104 hm2，而流入量较少的西藏、江西和海南却仅有7.796 9×104 hm2、7.522 2×104 hm2和2.522 8×104 hm2。
2005年虚拟耕地流出省份增加到了12个，集中分布在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和长江下游部分地区。与2000年相比，虚拟耕地流出量存在较大变化，如排名靠前的吉林和河南分别增长了30.21%和31.55%，而排名靠后的江西和宁夏却分别降低了74.64%和1.9%。相应的，虚拟耕地流入省份减少到了19个，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南沿海和广大中西部地区。与2000年相比，这些省区的流入量也发生明显变化，如排名靠前的广东、浙江和福建的流入量分别高达156.270 4×104 hm2、103.716 5×104 hm2和59.018 2×104 hm2，而排名靠后的海南、湖北和湖南的流入量却分别仅有4.813 8×104 hm2、4.129 3×104 hm2和2.903 8×104 hm2。
2010年虚拟耕地流出省份减少到了10个，仍集中分布在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相比2005年，虚拟耕地流出省份逐渐向东北和华北地区集聚，流出量也在不断增加，如排名靠前的吉林、黑龙江和河南的流出量分别增加了13.17%、150.33%和19.03%。与之相应，虚拟耕地流入省份增加到了21个，分布范围扩展到了整个长江以南和广大西南部地区。相比2005年，这些省区的流入量也在不断增加，尤其以沿海发达省份最为明显，如广东、浙江和福建的流入量分别增加了102.97%、83.07%和77.18%。
2015年虚拟耕地流出省份，又重新达到了11个，依旧集中在我国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与2010年相比，东北地区流出量大幅增加，华北地区流出量出现下降，如吉林和黑龙江的流出量分别增长了49.82%和101.11%，而河南、山东、安徽和江苏的流出量却分别下降了7.66%、29.55%、0.88%和58.18%。与之相应，虚拟耕地流入省份减少到了20个，主要分布在我国广大的东南和西南地区。相比2010年，表现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增幅有所回落，而西南地区有大幅提升，如广东和福建的流入量仅分别增长了5.15%和4.59%，而贵州、广西和云南的流入量却分别增加了348.76%、12.21%和15.85%。
整体上看，我国北方省份的虚拟耕地多为流出，而南方省份的虚拟耕地多为流入，虚拟耕地流动呈现出明显的“北土南流”格局。虽然虚拟耕地流动有利于优化耕地资源配置，但也会带来严重的生态环境负效应。例如，虚拟耕地的流入虽然能缓解发达地区的耕地需求压力，但无形中会给其占用和破坏耕地提供外在条件，导致耕地生态价值下降。与此同时，虚拟耕地的流出也会增加粮食主产区的生产压力，逼迫其不得不加大垦殖力度，增加农业化学品的施用，进而土壤微量元素流失、植被衰退、农业面源污染等问题。另外，虚拟耕地流动无形中也带动着其他生态资源的变化，如为保障粮食生产，我国三江平原的湿地面积已从上世纪50年代的近500×104 hm2 减少至当前的91×104 hm2，为提高耕地利用效率，黄淮海地区地下水位不断超采，已经形成了一个7.28×104 km2的“地下水漏斗”，由此引发了海水倒灌、地表沉降、水质降低等生态问题。因此，基于虚拟耕地流动视角来构建耕地生态补偿机制，对于区域间生态系统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3.3 基于虚拟耕地流动的补偿标准构建
依据前文所述模型，本文利用公式（1）～公式（16），分别核算出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我国省际间耕地生态补偿标准，具体见表3和表4。
从表3可见，我国耕地生态补偿受偿区范围相对稳定，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但各省区的受尝额度却存在较大变化。2000年总受偿额度为290.62亿元，其中吉林、山东、河南、黑龙江和河北的受偿额度都在20亿元以上，吉林更是高达108.102亿元。2005年总受偿额度增加到了549.372亿元，吉林、河南、黑龙江、山东和内蒙古的受偿额度都在40亿元以上，它们占到了总受偿额度的84.33%。2010年总受偿额度增加到了1 092.758亿元，其中吉林、黑龙江、河南、内蒙古和山东的受偿额度都超过80亿元，吉林和黑龙江更是分别达到了388.878亿元和266.037亿元。2015年总受偿额度增加到了2 064.435亿元，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河南和山东的受偿额度占到了总受偿额度的89.37%。可以看出，我国耕地生态受偿额度较大的省区在不断往北部尤其是东北部地区集中，而广大的华北和西北地区却相对稳定。
从表4可见，我国耕地生态支付区范围相对稳定，主要集中在东南、西南和中部部分地区，但各省区的支付额度却存在较大的变化。2000年的总支付额度为162.563亿元，其中广东、辽宁、山西、浙江、福建和上海的支付额度都在10亿元以上。2005年的总支付额度增加到了280.081亿元，广东、浙江、福建、云南和上海的支付额度都在20亿元以上。2010年的总支付额度达到了763.665亿元，浙江、广东、福建、北京和上海的支付额度都超过了35亿元，其中广东和浙江的更是分别高达194.540亿元和113.633亿元。2015年总支付额度为1 097.331亿元，广东、浙江、贵州、北京和福建的支付额度都在80亿元以上，它们占到了整个支付额度的61.59%。可以看出，我国耕地生态支付额度较大的省区逐渐在往东南沿海地区聚集，而且西南部分省区的支付额度也在不断增加。
4 結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针对我国耕地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引入虚拟耕地概念，以虚拟耕地流动为载体，为省际间耕地生态补偿提供了新思路，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从经济学视角上看，耕地生态支付区，应该是享受了耕地生态服务价值的区域，耕地生态受偿区，应该是对耕地生态保护作出贡献或为此遭受损失的地区。就虚拟耕地流动而言，发达地区从粮食主产区调入粮食，实质上是以粮食为载体转入耕地资源，这虽然有利于缓解调入区耕地紧缺压力，但却使调出区丧失了部分发展机会。对此，区际间耕地生态补偿能有效解决耕地生态服务功能的“外部性”问题，调整相关地区生态利益分配格局，促进地区间公平与协调发展。对比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的计算结果发现，我国耕地生态补偿支付区和受偿区的分布一直较为稳定。其中，受偿区主要集中在我国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河南、内蒙古、安徽、河北、江苏、宁夏、新疆等省区。支付区集中在我国东南、西南和中部部分地区，包括广东、浙江、福建、上海、北京、天津、湖北、山西、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区。
（2）补偿标准的建立既是耕地生态补偿的核心，也是补偿实践中面临的难题。对比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的计算结果发现，我国耕地生态补偿标准存在较大差异。受偿额度方面，总受偿额从2000年的290.620亿元，增加到了2015年的2 064.435亿元。其中，2000年受偿额度较大的省份有吉林、山东、河南、黑龙江和河北，它们应获额度都在20亿元以上，2005年受偿额度较大的省份有吉林、河南、黑龙江、山西和内蒙古，它们应获额度也都在40亿元以上，2010年受偿额度较大的省份有吉林、黑龙江、河南、内蒙古和山东，它们应获额度都在80亿元以上，2015年受偿额度较大的省份有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和河南，它们应获额度都在160亿元以上。支付额度方面，总支付额度从2000年的162.563亿元增加到了2015年的1 097.331亿元。其中，2000年支付额度较大省份有广东、辽宁、山西、浙江、福建和上海，它们应付额度都在10亿元以上，2005年支付额度较大的省份有广东、浙江、福建、云南和上海，它们应付额度都在20亿元以上，2010年支付额度较大的省份有浙江、广东、福建、北京和上海，它们应付额度都在35亿元以上，2015年支付额度较大的省份有广东、浙江、贵州、北京和福建，它们应付额度都在80亿元以上。
4.2 建议
本文以虚拟耕地流动为载体，提出构建我国省际耕地生态补偿的基本思路，但要保障其实现还需要一些相应措施，具体内容见图2。
（1）建立基于虚拟耕地流动的耕地生态补偿机制。补偿机制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构建耕地生态补偿管理平台。管理平台的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吸收和管理耕地生态补偿资金，二是监测省际间虚拟耕地的流动，建立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三是选择耕地生态补偿方式，并对补偿的实施进行监管；第二，明确耕地生态补偿资金的来源。补偿资金主要来源于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省际间财政转移支付，可以向辖区内各级政府征收GDP增长提成和机会成本税，以此作为耕地生态补偿资金。二是中央财政扶持，在财政预算账户中增加农业生态补偿项目，为补偿平台划拨专项资金。三是将收取的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耕地占用税、土地出让金等，按一定比例提取，建立专门的耕地生态补偿资金。四是通过基金、绿色保险、债券、生态彩票、BOT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多元化融资体系。五是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盘活农业生态资本，变“输血”为“造血”，建立起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第三，建立多样化的耕地生态补偿方式。逐步把耕地生态补偿、区域扶贫开发、农业“三区、三园和一体”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通过资金、技术、政策等手段，加大对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的生态补偿力度，推动重点区域田园综合体建设，有效推动重点区域耕地生态环境建设。第四，建立耕地生态补償管理平台的调控与监督调控机制，具体包括中央政府的调控和第三方机构的监督。
（2）建立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保障体系。从系统学上讲，耕地生态补偿机制并非一个单独运行的系统，要想实现机制的有效和持久运行，还需要建立起相应的保障措施，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第一，建立健全耕地生态补偿立法体系，推动我国耕地生态补偿制度法定化，以法律形式规范补偿行为，赋予其法律强制性和普遍适用性；第二，建立耕地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监测网络，实时监测耕地资源数量和质量上的变化并针对监测结果对补偿工作进行相应调整。第三，建立多元化的补偿融资体系，一方面要调整政府的生态和土地税收体系，逐步推进资源类税收的整合，强化对耕地占用税、城建税等的“生态”改造，并在生态敏感区试点征收环境保护税，另一方面要建立市场化融资体系，通过经济手段的创新，逐步建立一套结构清晰、运作规范、风险可控的融资体系；第四，加强有关耕地生态补偿工作的宣传和教育，让广大民众理解耕地生态补偿的战略意义，培养民众保护耕地生态环境的意识，激励民众积极参与耕地生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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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生态补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耕地生態补偿不仅能有效解决耕地生态系统“外部性”溢出问题，而且能够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杠杆，对于协调好我国吃饭、建设和生态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虚拟耕地是生态系统循环中的重要物质流，在区域生态系统运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核算和分析我国省际间粮食流动格局，以“虚拟耕地”为载体，提出构建我国省际耕地生态补偿思路。结果表明：①2000—2015年间我国耕地生态补偿支付区和受偿区分布一直较为稳定。受偿区主要集中在我国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具体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等省区，支付区主要集中在我国东南、西南和中部部分地区具体包括广东、浙江、福建、上海等省区；②我国省际间耕地生态补偿标准存在较大差异。2000年有五个省区的应获额度在20亿元以上，有六个省区的应付额度在10亿元以上。2005年有五个省区的应获额度在40亿元以上，有五个省区的应付额度在20亿元以上。2010年有五个省区的应获额度在80亿元以上，有五个省区的应付额度在35亿元以上。2015年有四个省区的应获额度在160亿元以上，有五个省区的应付额度在80亿元以上。研究提出：一方面要建立基于虚拟耕地流动的耕地生态补偿机制，具体包括构建补偿管理平台，明确补偿资金来源，建立多元化补偿方式，建立相应的调控与监督机制四个方面；另一方面要建立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保障体系，具体包括建立健全耕地生态补偿立法体系，建立耕地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立多元化融资体系，加强有关耕地生态补偿方面的宣传教育五个方面。
关键词 虚拟耕地；耕地生态补偿；生态服务价值；补偿机制
中图分类号 F301.24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01-0091-11DOI：10.12062/cpre.20170719
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首要资源，耕地具有多功能性，不仅有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以及满足民众基本生活需求的功能，而且作为重要的生态资源，其还具有生态服务功能，如调节区域气候、净化空气、涵养水源、保持生物多样性等[1]。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发展转型期，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耕地“非农化”和“非粮化”趋势明显，耕地数量在不断减少[2]，再加上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导致耕地质量也在不断降低，进而带来了耕地资源生态服务功能的衰退。耕地生态服务功能的“外部性”和耕地保护政策的非均衡性，使成本承担和收益享用主体发生了错位，成为了引发耕地资源不合理利用、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的根本原因[3-4]。经济发展和耕地生态保护的矛盾主要体现在耕地保护区内和区际间的“外部性”问题，特别是在此过程中存在的“地域不公平性”[5]。由于行政区划对生态环境系统的人为割裂，导致生态环境的跨界管理问题日益突出，如资源争夺导致的区域利益冲突，以及生态环境管理主体归属争议等。耕地生态补偿是实现区际间“外部性”内部化的重要途径，不仅能有效解决耕地生态系统“外部性”溢出问题，而且能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杠杆，对于协调好我国吃饭、建设和生态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对此，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也提出，要着力完成森林、草原、耕地等重点领域的补偿，而随后出台的《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更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跨地区补充耕地利益调节机制，实现对耕地资源数量、质量和生态的“三位一体”保护。
当前，我国跨区域耕地生态补偿机制还不完善，主要表现在相关利益主体的责任与义务界定不清，补偿标准不合理且无法实现动态调整，机制运行缺乏有效保障等。我国地区间粮食调运自古就有，粮食是耕地资源密集型产品，也是虚拟耕地的重要载体，而虚拟耕地作为生态系统循环中的重要物质流，在区域生态系统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对隐藏在粮食流通过程中的虚拟耕地进行研究，以虚拟耕地为“抓手”，将极大扩展我国耕地资源配置视野，为区际耕地生态补偿提供新的研究思路。鉴于此，本文基于虚拟耕地流动视角，核算了2000—2015年间我国31个省区的虚拟耕地盈亏量，以虚拟耕地流动为载体，尝试构建省际间耕地生态补偿机制。
1 文献回顾与研究思路
1.1 文献回顾
作为生态补偿的重要组成部分，耕地生态补偿已经成为了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发达国家更注重法律、行政、经济和科技手段的综合运用，其中有关耕地的经济补偿早已融入到了相关农业环境保护计划和农业生态补贴之中[4，6]。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补偿的基础性研究[7-8]、补偿的量化和成本核算[9-10]、补偿的空间外部性探究[11]、补偿效率和方式评价[12-13]等方面。相比之下，国内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研究的逐步增多，其正在成为新的研究热点[4，14]。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关补偿主体的研究，其实质是解决“补偿给谁，由谁补偿”的问题。俞文华[15]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耕地赤字区，应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对经济发展滞后的耕地盈余区进行补偿。马爱慧[5]则认为，应从宏观（区际）和微观（区内）两个层面来对耕地生态补偿主客体进行划分。马文博[16]也提出，可以把补偿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基于耕地保护机会成本的区际间补偿机制，另一个是基于耕地所有权外溢而对农户个体的补偿机制；二是有关补偿标准的研究，其实质是解决“补偿多少”的问题。目前，常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生态价值法、条件价值法、替代市场法、选择实验法等。谢高地[17]参照Constanza的研究，建立了我国陆地生态系统价值当量表，估算了农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而蔡运龙[18]又对其进行了修正，建立了更加适用于微观尺度的耕地生态价值测算方法。宋敏和王女杰[19-20]在借鉴谢高地和蔡运龙的研究基础上，分别测算了湖北省和山东省的耕地生态价值。蔡银莺[21]则采用CVM和HPM评估法，分别对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耕地生态价值和景观游憩价值进行了测算。牛海鹏[22]也利用综合计算法和条件价值法，测算了焦作市的耕地保护外部性，并将两种结果作为了补偿区间。吴兆娟[23]利用替代市场法，对丘陵地区地块尺度的耕地生态价值进行了科学测算。杨欣[24]则采用选择实验法，对武汉市农地生态价值和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估算。三是有关补偿模式和方式的研究，其实质是解决“如何进行补偿”的问题。姚明宽[25]认为，补偿模式包括财政转移支付、项目投资、收取相关生态补偿税（费）和建立信用基金等。陈源泉[26]则认为，国家应在重要的粮食主产区，设立耕地生态补偿基金，通过现金投入、项目建设、科技投入、政策支撑等方式，建立起立体化的补偿体系。路景兰[27]认为，补偿方式应以资金补偿为主，以实物、技术及智力补偿为补充。方丹[28]也认为，短期的补偿方式应以资金和实物补偿为主，而长期的补偿方式更应以政策、技术、智力补偿为主，变“输血”为“造血”，建立起完善的补偿机制。
尽管学术界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该领域仍有需要完善的地方：第一，在研究程度上，多数研究仅把其笼统的纳入到了土地生态补偿或区域生态补偿的框架内，单独针对耕地资源生态补偿的研究还较少；第二，在研究区域上，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微观层面，缺乏区际间补偿机制的研究，更缺乏针对全国层面的研究；第三，在研究方法上，许多研究都高度相似，这不利于本领域的方法创新。
1.2 研究思路
虚拟耕地作为生态系统循环中的重要物质流，在区域生态系统运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虚拟耕地的概念来源于虚拟水，Pro. Tony Allan在1993 年的SOAS 大会上首次提出“虚拟水”概念，Hoekstra将其定义为：在某种产品或服务产生过程中所需要消费的水资源数量。随后，有关虚拟土和虚拟能的概念相继出现。理论上说，虚拟耕地可以被看作为虚拟土的具体化，可以将其定义为：生产某种产品或服务所需要的耕地资源数量，这种耕地资源只是以“虚拟”的形式附着在产品或服务之中。本研究中的虚擬耕地只考虑小麦、玉米和稻谷三类主要粮食作物。基于此，本文通过核算和分析我国省际间粮食流动格局，以“虚拟耕地”为载体，根据虚拟耕地流动与区际生态补偿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我国省际间耕地生态补偿思路，见图1所示。
第一，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统筹各部委联合成立耕地生态补偿管理平台，全面负责省际间耕地生态补偿业务。补偿管理平台的职责有：制定耕地生态补偿规则、监测耕地生态价值流动、确定耕地生态受偿区域和支付区域、建立科学合理的耕地生态补偿标准、吸收和管理耕地生态补偿资金、选择和实施相应的补偿方式。
第二，补偿管理平台根据省际间虚拟耕地的流动，确定相应的受偿和支付省区。理论上说，所有省区都有虚拟耕地的流入和流出，根据流入和流出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只有流入没有流出的省区（图1中省区A），二是只有流出没有流入的省区（图1中省区D），三是既有流出又有流入的省区（图1中省区B和C）。通过追踪和计算省区间虚拟耕地的流入和流出量，能够很容易的确定各省区虚拟耕地的盈余量。若某省区的虚拟耕地净流量大于0，说明该省区虚拟耕地存在盈余，它需要去承担其他省份的虚拟耕地需求，故属于生态补偿受偿区。若某省区的虚拟耕地净流量小于0，说明该省区虚拟耕地存在赤字，它需要其他省份的虚拟耕地供给，故属于生态补偿支付区。若某省区的虚拟耕地净流量等于0，说明该省区与其他省区间不构成补偿关系，但这种情况在现实中非常少见。
第三，补偿管理平台根据各省区间虚拟耕地的流动数量，建立相应的生态补偿标准。补偿标准的建立主要基于三个方面：一是各省区间虚拟耕地流动量，二是各省区内虚拟耕地的生态服务价值量，三是各省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支付能力。
第四，建立相应的保障和监督机制，实现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运行。虽然，补偿区域的划定和补偿标准的建立是省际间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但要想实现补偿机制的有效运行，还需要建立起相应的保障和监督机制。
2 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2.1 补偿模型的构建
依据生态经济学理论，各地区间生态服务价值的流动，可以被看作为跨行政边界的持续过程[29-30]，而跨区域耕地生态补偿标准的建立，需要综合运用虚拟耕地流动模型、生态服务价值模型、补偿额度修正模型来提供支撑。因此，本文构建的补偿模型，是以各省区间虚拟耕地流动量为载体，以各省区内耕地生态服务价值量为支撑，以各省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支付能力为基础进行修正的，具体表达见如下公式：
其中，Aec为省区i的耕地生态补偿量；Ae为省区i的单位耕地生态服务价值量；SFVCLi为省区i的虚拟耕地流动量；Ri为省区i的耕地生态补偿修正系数。
2.1.1 虚拟耕地流动模型
作为虚拟耕地的物质载体，省际间粮食的流动实质上也带动着虚拟耕地流动。因此，本文通过核算省际间粮食流动量，分析虚拟耕地流动格局，并以此确定相应的受偿区和支付区。理论上说，地区间粮食产量和需求量的不均衡是导致粮食流动即虚拟耕地流动的直接动力。由于缺乏省际间粮食流动的直接数据，本文参考有关粮食流动方面的研究[31-33]，以全国层面的人均量作为参照标准，利用社会公平法来测算省际间虚拟耕地流动：若某省区人均虚拟耕地量大于全国人均虚拟耕地量，说明该省区存在虚拟耕地盈余，可以判定其为虚拟耕地流出区，反之，则判定其为虚拟耕地流入区（考虑到我国一直维持着95%的粮食自给率，故本文暂时不考虑进出口影响）。虚拟耕地流量可以用人均流量为基础来核算，而人均流量可以用各省区人均量与全国层面人均量的差值进行表征，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各省区虚拟耕地量的计算。要计算省际间虚拟耕地流量，先要计算出各省区的虚拟耕地量，具体用粮食作物产量与单位粮食作物虚拟耕地含量之积来表示：
其中，TPij和TVCLTj分别为i省区j类粮食作物的产量和虚拟耕地量；PVCLTj为全国层面j类粮食作物的虚拟耕地含量。
对于粮食作物虚拟耕地含量的计算，本文参考国内外有关虚拟水、虚拟土的研究[34-36]，利用粮食作物播种面积除以相应的产量来表征，也就是该区域生产一个单位粮食所需要的播种（耕地）面积，考虑到地区间粮食单产的差异，本文针对全国尺度进行计算：
其中，CaTj和CPTj分别为全国层面j类粮食作物的总播种面积和总产量。
（2）人均虚拟耕地量的计算。理论上，在全国层面粮食生产和消费均衡条件下，省际间人均粮食拥有量也应当是均衡的，而现实中人均数量的不均衡正是引起省际粮食流动的微观动力[31-32]。因此，为计算虚拟耕地的流动量，需要分别对全国和各省区的人均虚拟耕地量进行计算：
其中，PERVCLij为i省区j类粮食作物的人均虚拟耕地量；Pi为i省区人口数；PERVCLTj为j类粮食作物全国的人均虚拟耕地量；TVCLTj为j类粮食作物全国的虚拟耕地量；PT为全国人口数。由于我国存在大量的流动人口，本文中的人口特指常住人口。
（3）人均虚拟耕地流量的计算。在粮食自由流动条件下，我国的粮食生产基本可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基于重心理论，可以用各省区人均虚拟耕地量与全国人均虚拟耕地量的差值来表征人均虚拟耕地流量：
其中，FPERVCLij为i地区j类粮食作物的人均虚拟耕地流量。
（4）各省区虚拟耕地总流量的计算。利用人均虚拟耕地流量、区域人口数量和作物种类可以计算出各省区虚拟耕地总流量：
其中，FVCLij为i省区j类粮食作物虚拟耕地流量；FVCLi为i省区虚拟耕地总流量；k为粮食作物种类，由于本文只选了小麦、玉米、稻谷三类作物，故k取3。
（5）各省区标准虚拟耕地总流量的计算。我国幅员辽阔，省际间自然条件差异较大，作物种植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如东北地区“一年一熟”而南部某些地区却“一年三熟”。若不考虑种植制度差异，容易造成重复计算或漏算情况。对此，本文引入标准虚拟耕地概念，利用所在省区的复种指数来对虚拟耕地流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其中，SFVCLij为i省区j类粮食作物标准虚拟耕地流量；Mi为i省区复种指数；SFVCLi为i省区标准虚拟耕地总流量。
2.1.2 改进的耕地生态服务价值模型
对于大尺度的生态服务价值核算，条件价值和选择实验等方法所需调查成本过高，受访者偏好也存在显著异质性[4]，而当量因子法是以各领域专家为调查对象，其结果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故本文采用当量因子法进行核算。若把当量因子表转换成生态服务系统量表，经计算可知，耕地生态系统当量因子价值等于本年度全国粮食平均市场价的1/7。通过对耕地生态服务功能构成进行分项计算，并结合其他研究[17，37-38]，可知5.91个当量因子价值就等于单位耕地生态服务价值，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AeT为单位耕地生态服务价值量；Ea为单位当量因子价值量；Mj、Pj和Qj分别为第j类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均价和单位产量；M为j种粮食作物的总播种面积。
由于上述方法主要是针对全国层面的，为更精确计算出各省区的耕地生态服务价值量，本文利用王万茂[39]的研究，对计算结果进行了相应修正：
其中，ηi为省区i的耕地生态服务价值修正系数；kj为省区i的生态系统潜在经济量；k为全国的生态系统潜在经济量；Ae为省区i的单位耕地生态服务价值量。
2.1.3 耕地生态补偿修正模型
补偿标准的量化是生态补偿的核心，也是我国耕地生态补偿实践中的难题，过高的补偿标准会影响补偿机制的推行，而标准过低又起不到应有的激励作用。因此，只有在保护耕地生态价值、协调区域发展和考虑地区经济承受能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基于此，本文建立了耕地生态补偿修正模型：
其中，R为某省区的耕地生态补偿修正系数；t、Ea和Eb分别为某省区的恩格尔系数、城镇恩格尔系数和农村恩格尔系数；e为自然对数的底数；a、b为常数，在这里直接取1；θ为城镇化水平。
2.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市场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等资料，以及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布瑞克农业数据库和中国价格信息网中提供的数据。
3 实证分析
3.1 中国各省区人均标准虚拟耕地量分析
根据前文所构建的模型，本文对2000—2015年间我国31个省区的人均标准虚拟耕地量进行了估算。从时间尺度上看，我国大部分省区的人均虚拟耕地量都相对稳定，只有个别省份存在较大变化。人均标准虚拟耕地量变化较大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三北地区”，主要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宁夏等省份。其中，黑龙江的人均标准虚拟耕地量从2003年的856 m2，增加到了2015年的3 197 m2，吉林也从2000年的1 026 m2，增加到了2015年的2 688 m2。从空间分布上看，我国31个省区的人均标准虚拟耕地量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人均数量较多的省份集中在我国北方地区，尤其是东北和西北部分地区，主要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辽宁、新疆等省份，它们的人均数量都保持在750 m2以上。其中，2015年黑龙江和吉林的人均标准虚拟耕地量分别达到了3 197 m2和2 688 m2。人均数量较少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地区，特别是一些经济发达省区，主要包括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区，人均数量都远低于150 m2。其中，2015年上海和北京的人均标准虚拟耕地量分别仅有33 m2和46 m2。
3.2 中国各省区虚拟耕地流量及方向分析
根据前文所述，若某省区的标准虚拟耕地流量大于零，则确定其为虚拟耕地流出区，若某省区的标准虚拟耕地流量小于零，則确定其为虚拟耕地流入区。鉴于篇幅限制，本文分别选出了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四个节点，对我国省际间虚拟耕地流量及方向进行结果见表1、表2。
2000年虚拟耕地流出省份有11个，集中分布在我国的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省区间虚拟耕地流出量存在较大差异，如排名靠前的吉林、山东和河南的流出量分别为440.739 9×104 hm2、159.461 8×104 hm2和149.900 2×104 hm2，而排名靠后的安徽、宁夏和湖南的流出量却仅有18.297 9×104 hm2、16.249 5×104 hm2和1.159 5×104 hm2。与之对应，虚拟耕地流入省份有20个，分布在广大的东南和西南地区。省区间虚拟耕地流入量也存在较大差异，如排名前三位的广东、辽宁和山西的流入量分别高达104.808 3×104 hm2、84.652 8×104 hm2和73.943 5×104 hm2，而流入量较少的西藏、江西和海南却仅有7.796 9×104 hm2、7.522 2×104 hm2和2.522 8×104 hm2。
2005年虚拟耕地流出省份增加到了12个，集中分布在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和长江下游部分地区。与2000年相比，虚拟耕地流出量存在较大变化，如排名靠前的吉林和河南分别增长了30.21%和31.55%，而排名靠后的江西和宁夏却分别降低了74.64%和1.9%。相应的，虚拟耕地流入省份减少到了19个，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南沿海和广大中西部地区。与2000年相比，这些省区的流入量也发生明显变化，如排名靠前的广东、浙江和福建的流入量分别高达156.270 4×104 hm2、103.716 5×104 hm2和59.018 2×104 hm2，而排名靠后的海南、湖北和湖南的流入量却分别仅有4.813 8×104 hm2、4.129 3×104 hm2和2.903 8×104 hm2。
2010年虚拟耕地流出省份减少到了10个，仍集中分布在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相比2005年，虚拟耕地流出省份逐渐向东北和华北地区集聚，流出量也在不断增加，如排名靠前的吉林、黑龙江和河南的流出量分别增加了13.17%、150.33%和19.03%。与之相应，虚拟耕地流入省份增加到了21个，分布范围扩展到了整个长江以南和广大西南部地区。相比2005年，这些省区的流入量也在不断增加，尤其以沿海发达省份最为明显，如广东、浙江和福建的流入量分别增加了102.97%、83.07%和77.18%。
2015年虚拟耕地流出省份，又重新达到了11个，依旧集中在我国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与2010年相比，东北地区流出量大幅增加，华北地区流出量出现下降，如吉林和黑龙江的流出量分别增长了49.82%和101.11%，而河南、山东、安徽和江苏的流出量却分别下降了7.66%、29.55%、0.88%和58.18%。与之相应，虚拟耕地流入省份减少到了20个，主要分布在我国广大的东南和西南地区。相比2010年，表现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增幅有所回落，而西南地区有大幅提升，如广东和福建的流入量仅分别增长了5.15%和4.59%，而贵州、广西和云南的流入量却分别增加了348.76%、12.21%和15.85%。
整体上看，我国北方省份的虚拟耕地多为流出，而南方省份的虚拟耕地多为流入，虚拟耕地流动呈现出明显的“北土南流”格局。虽然虚拟耕地流动有利于优化耕地资源配置，但也会带来严重的生态环境负效应。例如，虚拟耕地的流入虽然能缓解发达地区的耕地需求压力，但无形中会给其占用和破坏耕地提供外在条件，导致耕地生态价值下降。与此同时，虚拟耕地的流出也会增加粮食主产区的生产压力，逼迫其不得不加大垦殖力度，增加农业化学品的施用，进而土壤微量元素流失、植被衰退、农业面源污染等问题。另外，虚拟耕地流动无形中也带动着其他生态资源的变化，如为保障粮食生产，我国三江平原的湿地面积已从上世纪50年代的近500×104 hm2 减少至当前的91×104 hm2，为提高耕地利用效率，黄淮海地区地下水位不断超采，已经形成了一个7.28×104 km2的“地下水漏斗”，由此引发了海水倒灌、地表沉降、水质降低等生态问题。因此，基于虚拟耕地流动视角来构建耕地生态补偿机制，对于区域间生态系统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3.3 基于虚拟耕地流动的补偿标准构建
依据前文所述模型，本文利用公式（1）～公式（16），分别核算出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我国省际间耕地生态补偿标准，具体见表3和表4。
从表3可见，我国耕地生态补偿受偿区范围相对稳定，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但各省区的受尝额度却存在较大变化。2000年总受偿额度为290.62亿元，其中吉林、山东、河南、黑龙江和河北的受偿额度都在20亿元以上，吉林更是高达108.102亿元。2005年总受偿额度增加到了549.372亿元，吉林、河南、黑龙江、山东和内蒙古的受偿额度都在40亿元以上，它们占到了总受偿额度的84.33%。2010年总受偿额度增加到了1 092.758亿元，其中吉林、黑龙江、河南、内蒙古和山东的受偿额度都超过80亿元，吉林和黑龙江更是分别达到了388.878亿元和266.037亿元。2015年总受偿额度增加到了2 064.435亿元，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河南和山东的受偿额度占到了总受偿额度的89.37%。可以看出，我国耕地生态受偿额度较大的省区在不断往北部尤其是东北部地区集中，而广大的华北和西北地区却相对稳定。
从表4可见，我国耕地生态支付区范围相对稳定，主要集中在东南、西南和中部部分地区，但各省区的支付额度却存在较大的变化。2000年的总支付额度为162.563亿元，其中广东、辽宁、山西、浙江、福建和上海的支付额度都在10亿元以上。2005年的总支付额度增加到了280.081亿元，广东、浙江、福建、云南和上海的支付额度都在20亿元以上。2010年的总支付额度达到了763.665亿元，浙江、广东、福建、北京和上海的支付额度都超过了35亿元，其中广东和浙江的更是分别高达194.540亿元和113.633亿元。2015年总支付额度为1 097.331亿元，广东、浙江、贵州、北京和福建的支付额度都在80亿元以上，它们占到了整个支付额度的61.59%。可以看出，我国耕地生态支付额度较大的省区逐渐在往东南沿海地区聚集，而且西南部分省区的支付额度也在不断增加。
4 結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针对我国耕地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引入虚拟耕地概念，以虚拟耕地流动为载体，为省际间耕地生态补偿提供了新思路，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从经济学视角上看，耕地生态支付区，应该是享受了耕地生态服务价值的区域，耕地生态受偿区，应该是对耕地生态保护作出贡献或为此遭受损失的地区。就虚拟耕地流动而言，发达地区从粮食主产区调入粮食，实质上是以粮食为载体转入耕地资源，这虽然有利于缓解调入区耕地紧缺压力，但却使调出区丧失了部分发展机会。对此，区际间耕地生态补偿能有效解决耕地生态服务功能的“外部性”问题，调整相关地区生态利益分配格局，促进地区间公平与协调发展。对比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的计算结果发现，我国耕地生态补偿支付区和受偿区的分布一直较为稳定。其中，受偿区主要集中在我国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河南、内蒙古、安徽、河北、江苏、宁夏、新疆等省区。支付区集中在我国东南、西南和中部部分地区，包括广东、浙江、福建、上海、北京、天津、湖北、山西、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区。
（2）补偿标准的建立既是耕地生态补偿的核心，也是补偿实践中面临的难题。对比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的计算结果发现，我国耕地生态补偿标准存在较大差异。受偿额度方面，总受偿额从2000年的290.620亿元，增加到了2015年的2 064.435亿元。其中，2000年受偿额度较大的省份有吉林、山东、河南、黑龙江和河北，它们应获额度都在20亿元以上，2005年受偿额度较大的省份有吉林、河南、黑龙江、山西和内蒙古，它们应获额度也都在40亿元以上，2010年受偿额度较大的省份有吉林、黑龙江、河南、内蒙古和山东，它们应获额度都在80亿元以上，2015年受偿额度较大的省份有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和河南，它们应获额度都在160亿元以上。支付额度方面，总支付额度从2000年的162.563亿元增加到了2015年的1 097.331亿元。其中，2000年支付额度较大省份有广东、辽宁、山西、浙江、福建和上海，它们应付额度都在10亿元以上，2005年支付额度较大的省份有广东、浙江、福建、云南和上海，它们应付额度都在20亿元以上，2010年支付额度较大的省份有浙江、广东、福建、北京和上海，它们应付额度都在35亿元以上，2015年支付额度较大的省份有广东、浙江、贵州、北京和福建，它们应付额度都在80亿元以上。
4.2 建议
本文以虚拟耕地流动为载体，提出构建我国省际耕地生态补偿的基本思路，但要保障其实现还需要一些相应措施，具体内容见图2。
（1）建立基于虚拟耕地流动的耕地生态补偿机制。补偿机制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构建耕地生态补偿管理平台。管理平台的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吸收和管理耕地生态补偿资金，二是监测省际间虚拟耕地的流动，建立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三是选择耕地生态补偿方式，并对补偿的实施进行监管；第二，明确耕地生态补偿资金的来源。补偿资金主要来源于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省际间财政转移支付，可以向辖区内各级政府征收GDP增长提成和机会成本税，以此作为耕地生态补偿资金。二是中央财政扶持，在财政预算账户中增加农业生态补偿项目，为补偿平台划拨专项资金。三是将收取的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耕地占用税、土地出让金等，按一定比例提取，建立专门的耕地生态补偿资金。四是通过基金、绿色保险、债券、生态彩票、BOT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多元化融资体系。五是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盘活农业生态资本，变“输血”为“造血”，建立起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第三，建立多样化的耕地生态补偿方式。逐步把耕地生态补偿、区域扶贫开发、农业“三区、三园和一体”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通过资金、技术、政策等手段，加大对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的生态补偿力度，推动重点区域田园综合体建设，有效推动重点区域耕地生态环境建设。第四，建立耕地生态补償管理平台的调控与监督调控机制，具体包括中央政府的调控和第三方机构的监督。
（2）建立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保障体系。从系统学上讲，耕地生态补偿机制并非一个单独运行的系统，要想实现机制的有效和持久运行，还需要建立起相应的保障措施，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第一，建立健全耕地生态补偿立法体系，推动我国耕地生态补偿制度法定化，以法律形式规范补偿行为，赋予其法律强制性和普遍适用性；第二，建立耕地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监测网络，实时监测耕地资源数量和质量上的变化并针对监测结果对补偿工作进行相应调整。第三，建立多元化的补偿融资体系，一方面要调整政府的生态和土地税收体系，逐步推进资源类税收的整合，强化对耕地占用税、城建税等的“生态”改造，并在生态敏感区试点征收环境保护税，另一方面要建立市场化融资体系，通过经济手段的创新，逐步建立一套结构清晰、运作规范、风险可控的融资体系；第四，加强有关耕地生态补偿工作的宣传和教育，让广大民众理解耕地生态补偿的战略意义，培养民众保护耕地生态环境的意识，激励民众积极参与耕地生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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