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语境下的中国音乐教育哲学思辨

    罗凌

    摘要：从文化生态语境看，中国音乐教育哲学思想有其独特的发展路径，不同时期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念在借鉴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又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和其他学科理论。中国当代音乐教育应该运用一种“联系”“整体”“多元”“有机”的生态思维，树立“文化生态”的音乐教育哲学构建之道。

    关键词：“文化生态” ? 音乐教育哲学 ? 生态适应 ? 文化变异

    中图分类号：J60-05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24-0124-03

    音乐教育哲学是关于音乐教育本体论、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学说。我国把音乐教育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方向对其进行研究，始于20世纪80-90年代。回顾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近20年左右的研究历程，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的译介解读，二是基于中国音乐教育哲学构建的理论探讨。已有研究成果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与广度，对于构建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理论体系，指导中国音乐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学界对于中国基础音乐教育哲学的内涵，以及如何构建中国当代音乐教育哲学存在一定的分歧。因此，本文尝试从文化生态的视角，运用文化生态适应、文化借鉴与变异理论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探索中国音乐教育哲学的构建之道。

    一、从文化生态适应看中国音乐教育哲学演变路径

    音樂教育哲学作为中国文化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核心思想内涵受制于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文化、艺术、教育思想诸多因素。其中，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内在需要决定着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方向，不同历史时期特有经济与文化背景决定了中国音乐教育哲学演变路径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为了改变中国长期备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局面，“洋务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开启了中国近代借鉴学习西方文化的大门。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废科举、兴学校、养人才，强中国”，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与技术，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中国的现代意义上的音乐教育即产生于这种背景之下。因此，通过音乐教育达到“新民”“启智”“培养完全之人物”[1]，既是当时中国社会希望通过发展国民教育，实现民族振兴的美好愿望，也奠定了近代音乐美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国家把主要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随着文化经济的发展与繁荣，社会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培养具有高素质和创新精神的人才成为教育追求的目标。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要求，中国音乐教育哲学也在继承近代美育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西方的音乐益智理论、音乐创造理念，创造性的提出了“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审美教育哲学观。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增强，以及世界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中国民族文化意识在渐渐觉醒，民族复兴的理念在逐步增强。反映在音乐教育理论研究中，要求“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的呼声也越来越强。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部分学者提出构建“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部分学者从多学科视角，探索“以乐教和”的音乐教育价值理论构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的中国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势与要求，其演变路径具有文化的独特性。而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的构建必须适应中国未来经济与文化发展需要，而不能照搬国外的某个时髦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音乐教育实践。

    二、从文化借鉴与变异看中外音乐教育哲学文化内涵的差异性

    文化生态观认为，不同文化在经济形态、政治制度、生活习俗、价值观念等方面具有差异性。正如中国典故所言——“淮北为橘、淮南为枳”，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内涵有时会因为文化生态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对中国音乐教育具有深远影响的“近代音乐美育思想”与当代“音乐审美教育思想”就具有中外文化内涵的差异。

    中国音乐教育是在“远效德法”“近采日本”而逐步发展起来的，音乐教育思想与观念主要是在借鉴国外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音乐美育思想源于德国哲学家席勒的美育理论。席勒认为：通过以审美活动为中介审美教育，可以促进感性与理性的高度融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中国教育界在借鉴这一理论的过程中，就根据中国社会和教育发展的需要，吸收了其作为“美感教育”的理论基础，并对其价值与功能做了必要的变化与拓展。如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思想家蔡元培先生就提出“美育代宗教”的倡导，而中国音乐教育先驱者曾志忞先生在《音乐教育论》中则赋予音乐教育更多的社会功能。同时，在理论内涵的阐释上，中国学者又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如近代思想家王国维先生在《论孔子的美育主义》中，就对“古代乐教”中的音乐美育思想进行了阐述，而近代思想先驱梁启超在论述“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时，也包含有对 “主张礼乐治国，强调乐以载道、乐以载德”的古代乐教思想的继承[2]。可见，中国近代音乐美育思想的理论内涵在借鉴之初就已经具有中西文化融合的痕迹，并不是纯粹的康德席勒“纯粹美学”的翻版。

    我国基础音乐教育所提出的“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理念，也是在近代音乐美育思想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为了扭转中国音乐教育存在的重视“辅德”“益智”的倾向，彰显音乐教育的学科价值。姚思源先生在融合西方美育思想、苏霍姆林斯基的美育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音乐审美教育应当成为我国音乐教育的核心”的观点，认为音乐教育不仅仅是培养学生“对美的感知和理解”，而是“培养儿童感知、理解、评价、体验、评价、鉴别和创造艺术美的教育”[3]。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学者们又从不同角度，运用当代哲学、教育学、心理学、艺术学理论，进一步丰富了“音乐审美教育”理论内涵。

    可见，中国近代美育思想、当代音乐审美教育思想既不等同于席勒的美育思想，也不是美国“音乐教育审美哲学”的直接移植，都是在借鉴外来音乐教育哲学观念的基础上，注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并融入了教育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

    三、树立“文化生态”的音乐教育哲学构建之道

    当代生态哲学观认为，“任何一个部分只有放在与其他部分，以及与整个世界的关系中才能获得理解和解释”[4]，提倡运用“联系”“整体”“多元”的生态思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然而，由于部分学者对我国基础音乐教育现状了解不够，忽视了音乐教育的民族文化与现实教育背景，以至于机械运用国外文化与哲学观念，来解释中国文化语境下音乐教育现象。例如，对“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念的批判就带有这样的特点。其问题的根源在于运用“对立”“片面”“单一”“机械”的“二元论”思维方式，由于没有对现行音乐课程标准中所倡导的音乐课程性质、价值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分析，以点带面的认为现行音乐课程标准的哲学基础仅仅是雷默的“音乐教育审美哲学”，忽视了音乐课程标准中蕴含的“多元文化”以及“实践哲学”等多维音乐教育哲学思想。

    从中国音乐教育长远发展看，应当树立一种“文化生态”音乐教育哲学发展观。一是主动适应我国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需求，符合现阶段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要求;二是尊重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历史，继承我国不同历史时期音乐教育哲学优秀成果;三是要合理借鉴国外音乐教育思想，体现和而不同的理念;四是要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特别要充分吸收中国传统乐教思想的精华，体现中华民族文化自觉。

    参考文献：

    [1]俞玉姿，张援.中国近现代美育论文选（1840-1949）[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

    [2]褚灏.为育人，更为改良社会——辛亥革命前梁启超和其他新型知识分子的音乐教育思想[J].中国音乐学，2012，（03）.

    [3]姚思源.中国当代学校音乐教育文选（1949-1995）[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

    [4]董云.生态观视野下的音乐教育[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