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之烨变

    摘要：沈周是明代著名画家之一，“明四家”的代表人物，“吴门画派”的创始人。当时的创作环境和自身的际遇铸就了他绘画生涯的三个阶段，体现出了三种不同的风格特色，大致可以概括为一个由细变粗的过程。

    关键词：沈周 绘画 风格 转变

    沈周（1427—1509年），字启南，号石田，晚号白石翁，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世代隐居吴门。明代画坛人才辈出，其中“明四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分别是沈周、文征明、唐寅和仇英。沈周在“明四家”中又是核心的灵魂人物，“沈周中年享盛名，文征明、唐寅曾出入其门”[1]。仇英早期绘画风格亦多受沈周影响，可见“明四家”是以沈周为代表而一脉相承凝聚起来的。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一个艺术家的风格会受到当时社会环境和先代或同时代人的影响而产生变化，这种变化不是无迹可寻的，一个艺术家的多种风格有着某种内在联系性。沈周绘画风格的嬗变正印证了丹纳的这个理论，这种转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中晚三期，是一个由细转粗的过程，这种转变和沈周的生活境遇和心态变化是密切相关的。

    由细沈走向粗沈

    （一）墨之初绽——细笔勾染

    从传世作品推断，沈周早期创作应在45岁前。沈周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沈澄、父沈恒皆善诗画，幼年时家中就延请名师陈宽和杜琼分别教授其诗文与绘画。因此，沈周在绘画方面深受“元四家”的影响，宗法王蒙，并上追董源、巨然画风。此阶段沈周画作注重细笔勾染，世人多称其此阶段的画作风格为“细沈”，代表作有《庐山高图》、《鹤听琴图》、《魏园雅集图》等，作品布局繁复，结构严谨有序，笔法锐利细密，整体给人以缜密细腻之感。

    《庐山高图》（图1）堪称这一时期的扛鼎之作，是沈周41岁时祝贺老师陈宽70寿辰的作品。这幅作品取法于王蒙的技法，采取全景式布局，画作刻意求工，匠心独运。远景的庐山主峰墨色浓淡相交渐次变化，浓墨、重墨交替运用绘出稠密的岩石化为高耸的山峦，突出了庐山的巍峨肃穆之态；中景以庐山瀑布为中心，飞流直下，气势磅礴，两崖间以一木质栈道相连横穿瀑布，打破了流水飞白的呆板，平添一份生气，瀑布落地后转为缓流，以细线勾勒模拟水态，增加了几分细腻；近景画面右下角两棵老松虬枝缠绕给人以苍劲之感，松下一人身着文士长袍临水伫立应和“高山仰止”的画意，表明了沈周对老师的崇敬之情。此画亦颇重细节，于细微处点染笔墨精雕细刻，山上大小林木错落有致巧妙地避免了秃山的单调，岩石纹路细密为庐山更添几分威严，山中云气缭绕自生给人以仙境之感，山间石径、小路盘旋饶有人气。全画景致无论大小都刻画得一丝不苟，对王蒙的技法摹仿得严谨细致，足见沈周作画的认真态度，这份认真不仅是对自己的老师的尊敬，还是一份力图再现元人绘画风貌的努力。但正因为刻意求工，给人一种繁琐之感，少了一份元人画作的平淡天真，多了一份做作虚伪之气。

    （二）墨之芳华——粗细兼备

    沈周艺术创作中期约在45至60岁之间，此时期是其绘画风格的过渡时期，既上承早期创作细笔勾勒的特点，又下启晚期烂漫粗放的风貌，精细中见粗豪，雕琢里显烂漫，代表作有《东庄图》、《虞山三桧图》、《西山纪游图》等。

    《东庄图》（图2）是此时期的代表作品，东庄是沈周密友吴宽之父孟融所居的庄园。全册画面21开，此画册一图一景，全画册既可相连一窥东庄全貌，亦可分开单独欣赏一地一景，中国绘画特有的散点透视法使作品的每一部分皆可以单独品味把玩。此画用笔圆润劲健，既有细笔勾画的劲健有力的岩石，又有黄公望式大片平整的平台，还有用淡笔随意渲染的浅滩。设色明丽清雅，植物的点染既有朱红、花青、墨绿等秾丽色彩的涂抹，又有纯墨色的勾勒。景致构图虽趋简单淡远，但以双勾法绘的夹叶树木和树干细微处纹路的刻画又体现出了创作者的精细。这幅作品显示出沈周创作风格由细变粗、由繁趋简的过渡面貌，故属中年杰作。

    此阶段沈周不再把精力只放在山水画中，转而开始从事花鸟画的创作，开创了文人水墨写意花鸟画之风。董其昌在题沈周《写生册》中盛赞沈周的花鸟画更胜山水，对沈周代表性的花鸟画作品进行了分析。沈周典型的画法主要有两类：一为设色没骨法，布局井然，笔意整饬，设色雅丽；一为水墨写意法，笔调飘逸放肆，布局精简干练，造型逼真天然，作品虽纯用水墨无色彩的涂抹，却能明显见出水墨浓淡渐变的层次，圆浑顿挫，属于一种简率、逸放的小写意画法。此阶段采用的基本是前种画法，如《仿王渊花鸟图轴》、《蜀葵图》、《芝兰玉树图》等，这些画作兼具细腻与粗放，彰显着沈周这一时期创作风格的转变与过渡。

    （三）墨之大成——粗笔点簇

    沈周艺术创作的晚期即60岁以后，此时的作品汲取吴镇笔墨，用笔疏简苍劲，墨气淋漓老成，格调雄健宏阔，已由原先的“细沈”彻底转化为“粗沈”。他早年学习倪瓒画风而“用笔太过”的现象已不复出现，表现出来的是一派超然淡泊的笔致，自有一种潇洒适意的姿态，代表作有《京江送别图》、《溪山欲雨图》、《沧州趣图》等。

    《京江送别图》（图3）是此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作之一，此图绘于沈周65岁时，描绘的是送别亲友吴愈，众人依依惜别的场景。画面中主人乘舟远去，江面平远淡抹而出，无细笔勾染的水纹，更显水之浩淼悠远，茫茫江面唯有一叶扁舟浮游其中，意境开阔疏朗；群山以粗笔披麻皴法出之，墨色温厚圆润，更显山之苍茫高远，并以淡笔于群山间隙中画出远山轮廓，虚实结合更显山之苍秀连绵；岸旁四人临江伫立拱手送别，颇有李白“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意味；岸上的垂柳和山桃枝干依旧以双勾法绘出，枝叶以纯墨随意挥洒而出，姿态自然天真，“柳”即“留”，表现了沈周对吴愈的依依惜别、无限眷恋之情；右边水桥上特意绘出一名持竿闲人，步履轻松，意态悠然，于送别的轻愁中掺入了一丝闲适。这幅画作能很明显地见出沈周绘画风格的变化，皴法采取的是斫拂式短笔皴，皴法短粗；线条整饬干脆，十分洗练质朴；墨色浓淡变化得宜，淡墨浅色渲染与浓墨重彩攒苔相间，苍润可爱。画作整体给人以简洁苍郁、雄浑厚劲之感，这是岁月积淀的结果，亦是绘画技法纯熟的果实。

    此时期沈周的花鸟画兼取设色没骨法和水墨写意法，随着时间推移后者占据着更加主要的地位，后者的代表作有63岁的《蔬笋写生图》、83岁的《菊花文禽图》等。通过对沈周花鸟画的赏析可以看出其花鸟画风格的嬗变是滞后于山水画的，当其山水画已彻底进入“粗沈”阶段时，花鸟画还徘徊于“细沈”与“粗沈”之间，这和中国绘画传统视花鸟画为小道，文人不愿意花过多精力钻研有莫大的关系。沈周的花鸟画随着年龄的增长画艺逐渐成熟老辣，最终转向潇洒肆放的“粗沈”风貌。

    内外造化催新变

    一名艺术家创作风格的转变并非是在一朝一夕之中一蹴而就的，它需要长期的酝酿和积淀，并受主客观原因的多重作用影响而成，沈周绘画风格的转变也正是如此。客观社会环境的变迁、艺术氛围的转变、社会交际的拓展和主观艺术家心态的成熟、修养的提高、技艺的圆融等各种因素的交融催生了由细沈到粗沈的嬗变。

    （一）俗务缠身多劳碌

    沈周出身于书香门第，终生无意仕途，不求荣华富贵只望隐逸自安，但生活的重压迫使他无法彻彻底底做一个世外仙人，他15岁时就代父为粮长承担家庭的重担，生活重压下的苦闷心情在诗作的字里行间暴露无遗。从沈周的年谱和画作风格的对照中，这种家庭和社会琐事的捆绑对其创作心态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1471年，即沈周45岁时，长子云鸿21岁已然可以承担起家庭的重务敬礼宾客，沈周则如出笼之鸟般隐居读书，专心诗画。上文在分析沈周的绘画风格时已经证明了45岁是沈周绘画风格的一个转折点，以此为分界线沈周作品的风格开始由“细沈”逐渐走向“粗沈”。

    除了家庭事务的繁重，沈周广泛的社会交往亦促进了其创作风格的转变。沈周社会接触面之广泛在历代隐逸画人中是十分罕见的，阮荣春的《沈周》中指出其社会交往主要有诗人、书画家、僧人道士等文人；有朝廷要员、地方显官或是武将[2]；这些人物都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能够共同参与文艺活动。诗人以诗会友，文士以文交心，画者自然就以画交游了，沈周因交游过于广泛而陷入了被友人催画的窘境，再加上沈周为人慷慨，“贩夫牧竖”持纸来索画，也“不见难色”， “下至舆皂贱夫有求辄应”，绘画由此不单单只是沈周的闲情雅兴，而异化为一种人情往来的工具。沈周多次抱怨自己的处境，甚至后来发出了“吾在，此债不休；吾死，则已矣！”的悲叹。为了应付画债，沈周不得不做出改变，撇开让弟子冒充自己的名义作画赠人不提，他自己的创作风格也需要有所转变，由耗时耗力精心雕琢的“细沈”走向一挥而就、随意挥洒的“粗沈”，这种转变未尝不是一种应对画债的良策。

    （二）岁月累积变心生

    任何艺术家的长成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先要兢兢业业学习杰出前辈的典范之作，像小儿学画一般力求形似，不越规矩。当博采前人之精华融汇于心之后，才有能力摆脱前人窠臼自成一派，开创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

    沈周早年兼学诸家，涉猎极其广泛。历来对于沈周画艺的品评，总是强调他“素善诸家”、“集众长而去取之”。各家对其具体师法对象也颇有争议，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声称沈周主法元人，徐沁在《明画录》宣称沈周所师法的对象实跨越不同朝代者，王穉登的《吴郡丹青志》甚至将沈周的师法对象上溯至唐代，这些评论表明沈周兼取诸家是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学习这么多的杰出前辈势必会面临着如何将所学知识与自己风格融为一体的困境，沈周开始似乎醉心于前辈的才华，震慑于前人的威望不敢有丝毫逾矩，一意摹仿前人而少了自己的风味，如前面提到的仿王蒙的《庐山高图》正是如此，画作不能说不细致，态度不可谓不认真，技艺不可谓不成熟，但总是让人觉得摹仿之心太过，缺了一点己心，这样的画作可以称作精品，但并非神品。沈周若只是停留于摹仿他人这个阶段，他就不能达到“风流文物，照映一时。百年来东南文物之盛，盖莫有过之者”[3]的境界了。

    随着年岁的增长，技艺的圆融，沈周渐渐能更好地协调处理自己与他者的关系，陶铸宋元各家，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渐脱其师陈宽“用笔太过”的评价。概括来说具体的表现有画作尺幅由小变大，布局由繁复转为简疏，笔墨由谨慎细婉转向圆浑劲健，中锋侧笔并用， 长勾短皴兼施，仿古与写生交融，屋舍俨然，长廊回绕，并点缀行人、舟楫、草亭、花木等景物，于自然景致中注入生活气息，呈现出清旷苍郁、苍润雄浑的风格特色。

    结 语

    沈周作为“明四家”之一，又是吴门画派的创始人，同时拥有广泛的社交网络，他对于整个明代绘画审美趋向和风格必然有着特殊的影响，他的价值必然是不可估量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持续加温和沈周存世作品的鱼龙混杂，会进一步加深人们对他的探究兴趣，关于他的研究必定也会越来越完善。

    注释：

    [1] 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360页

    [2] 阮荣春.明清中国画大师研究丛书·沈周[M].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1996：45-59页

    [3] 文徵明.中国古代书画家诗文集丛书·甫田集[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435页

    作者简介：

    张丽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