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病残犯人假释之争

    杨万国

    2008年年末，成都阴冷，陈晓兰(化名)探头望向车窗外，显得有些急切而新奇。

    54岁的陈晓兰是成都女子监狱的在押女犯，她已经18年没回家了。12月15日这天，成都女子监狱安排专门车辆，由监狱干警陪同，送她回家。

    四川省监狱系统从2008年9月开始，加大了对“老病残”服刑人员假释和保外就医工作。此次大规模假释“老病残”服刑人员，被称作是四川省“建国以来最大的假释行动”。

    陈晓兰便是获假释提前回家的服刑人员中的一位。

    一千余“老病残”走出监门

    跨出监狱的大门前，陈晓兰揣好她的假释裁定书，提起两蛇皮袋被褥衣物。留在监狱里的，是不想再回首的经历。

    1989年，陈晓兰遭车祸重伤，脾脏被摘除。一年后，因遭丈夫虐待，她将丈夫杀死。接下来是羁押，判刑。1993年，她从无期减为有期徒刑18年。

    如果不是这次大规模假释“老病残”服刑人员，陈晓兰要到2010年3月才能刑满回家。

    和陈晓兰一样，截至2008年12月31日，四川全省监狱系统已有千余名“老病残”服刑人员被送回家。而四川全省能享受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老病残”近2000人。2009年，此项工作将继续进行。

    包括陈晓兰在内，此次成都女子监狱共有22名“老病残”服刑人员获减余刑、假释。另外还报批了20名享受暂予监外执行的“老病残”。而往年，整个监狱包括正常服刑人员在内的假释名额只有四，五人。

    名额的爆增，源自四川省监狱系统的现实境况。

    据四川省监狱管理局刑罚执行处处长孙增介绍，因为行刑制度和刑罚观念不同，欧美一些国家的假释率可以达到40％，而中国的假释率一般每年不超过3％。四川省的假释率只有O.2％左右。加上四川省监狱在押犯人基数在全国位于前列，目前，川内监狱滞留的“老病残”达到5000多人。

    让孙增印象深刻的是，调研中，省内监狱普遍反映“老病残”服刑人员多，其中部分服刑人员年龄较高或身体残疾，生活自理困难，需要人专门护理，管理难度很大。

    2008年5月，四川省监狱管理局牵头起草了《依法办理“老病残”罪犯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规定》。8月11日，《规定》由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联合行文的形式下发。其中规定：服刑二分之一以上、年满60周岁的女性罪犯和年满65周岁的男性罪犯，身体残疾、生活难以自理或丧失劳动能力的罪犯，经监狱考核达到提请假释分数的，确有悔改表现，已丧失危害社会能力的，可以依法提请人民法院裁定假释。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文件中，地震因素被纳入假释考虑范围。文件规定，可以优先提请假释的对象还包括，“因自然灾害或罪犯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确需本人赡养老人或抚养幼年、残疾子女的服刑人员，改造表现一贯较好，且符合假释法定条件的。”

    孙增认为，这条主要是针对抗震救灾考虑的，这样可以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家庭和睦，维护社会稳定。

    位于此次汶川大地震重灾区的阿坝监狱，目前已有200多名家庭受灾的服刑人员因此获假释或减余刑。

    “三无人员”的回家之路

    周红玉对四川省监狱系统的这次大清理，感到振奋。

    作为成都女子监狱监区长，周红玉负责的是“弱势群体犯人”监区，集中的都是老弱病残女犯。她说，为照顾好这些人，监狱需要给每个病犯和60岁以上的老年犯，选派两名健康服刑犯，协助监狱民警全天护理。为了保证犯人的营养，每天中午和下午吃饭有肉，早上银耳汤和豆浆鸡蛋换着吃。“还不能老给她们吃馒头，我们最近还要买面包机，变着花样给她们改善生活。”周红玉说。

    周红玉还是陈晓兰的专管民警。

    在监狱的10多年里，陈晓兰是“三无人员”：无人接见，无汇款，无包裹。她有两个儿子，还有8个姐妹，但从无人来探望她：她给家里写过信，没有回音后便没再写。在周红玉的记忆中，陈晓兰进监狱后，一直小便失禁，而且经常肠粘连，肠梗阻半夜犯病，就要送医院治疗。让她感到欣慰的是，经过多年治疗，陈晓兰的病已基本全愈。但是由于现行政策限制，陈晓兰迟迟得不到假释，只能滞留监狱。

    陈晓兰的家就在地震重灾区什邡红白镇，18年前她走的时候，大儿子8岁，小儿子3岁。

    地震后儿子还活着吗?她不知道。回家后儿子是否接纳她?她心里没底。“儿子不喜欢，我慢慢来。”她像说给别人听，又像说给自己听。

    12月1 5日下午3点多，送陈晓兰的车子到达红白镇派出所，陪同的管教干警周红玉和当地公安机关进行了手续交接。

    来到村口，陈晓兰看见自家的房子，已是一堆瓦砾。村妇联主任梁崇玲赶来，亲热地喊她“陈姐”。陈晓兰一时局促得不知怎么答应。她从村人口中得知，母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大儿子到邻镇做了上门女婿，多年没回家，小儿子流浪长大，“现在在外面混”。

    傍晚，被通知的小儿子赶回来了。村长不断劝说儿子叫一声妈，但他始终没叫出口，对望，沉默，僵持。

    梁崇玲主动把陈晓兰安置在自家震后新建的房屋内，临时搭起的板床上，陈晓兰小心地铺上新买的床单。临别，周红玉拉住梁崇玲的手，一遍遍叮嘱，“陈晓兰在监狱里一直是改造积极分子，各方面表现很突出才获得了假释，请你们一定要多给些照顾。”

    是人性化还是“甩包袱”?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我们管教民警对她们再好，也抵不上亲人一句话。”周红玉说，把这些滞留监狱的“老病残”假释回家，既有利于减轻监狱的行刑成本，也有利于犯人提早适应社会。

    但是，这一说法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有人在报纸上撰文称，监狱把“老病残”以假释的名义推向社会，是“甩包袱”。

    不过，在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生，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厅检察官尚爱国看来，服刑人员假释到社会上可以得到家人照顾，得到更好的治疗，而国家也可以把有限的行刑成本用在刀刃上。

    孙增也否认他们是“甩包袱”。用他的话说，监狱医疗条件有限，此次大规模假释“老病残”，有利于整合监狱和社会的医疗资源，使服刑人员得到更好的治疗和照顾，“最大限度地维持服刑人员的健康和保障他们的生命权”。他还表示，此次大规模清理，并非放松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而是在法律条款内依法办理。

    周红玉熟悉政策的具体执行过程，她介绍，依据“罪犯考核评分细则”，监狱根据罪犯在认罪悔改，遵守监规、思想改造，劳动改造、安全生产，生活卫生等方面的表现，每日记分，每月小结。每季度，根据累积积分高低对服刑人员进行排名。监狱按照择优的原则提请减刑假释，排名在前面的服刑人员才有机会。而

    像陈晓兰这样的“老病残”服刑人员，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按照过去的执行办法，他们的奖励积分难以排名到前列，也就迟迟无法获得假释。

    根据新办法，“老病残”服刑人员主要考核其悔罪态度和思想改造。同时，文件规定，“老病残”服刑人员积分只要达到正常服刑人员起报分数线的60％就可以申报假释，而且不受提请比例名额限制。

    “过去的办法，其实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在周红玉看来，“现在的办法更公平，更人性化”。

    扩大假释需加强社会监管

    其实，对于此次大规模假释“老病残”服刑人员，周红玉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担心的。在她看来，过去监狱不愿意多使用假释，主要就是担心服刑人员被假释到社会上后，再次犯罪。而在中国的刑罚执行中，假释的核心条件是“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

    根据我国的假释程序，由监狱考核罪犯，提请法院裁定，检察院监督，到社会上后，由当地的公安机关负责日常监管。周红玉说，一旦犯人再犯罪，就要实行“倒查制”，层层追究责任，轻则处分，重则以渎职罪追究刑责。所以，对于假释人员，他们会特别慎重。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犯人会伪装悔改表现，但管教民警会在服刑人员的日常劳动、学习和生活中寻找蛛丝马迹，“很难量化，但我们会悄悄观察，看这个服刑人员有没有包容心，人际关系处理得怎么样，别人对他好，他有没有感恩心。”周红玉说。

    同时，监狱提前几个月就开始针对假释人员进行技术、文化和政治方面的教育，主要培养其生活适应能力，并进行心理疏导。

    据孙增介绍，监狱也加强了交接环节，强调公检法司的配合。假释前会征求当地公安机关、安置帮教办和政府相关部门的意见，并与社区衔接，落实监护人和具保人。“对生活医疗有困难的服刑人员，当地民政部门也会按照有关政策妥善安置。”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驻燕城监狱检察室主任徐海法看来，目前我国假释难以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社会监管力量不够，法律规定应该由当地公安机关管理，但是公安几十项工作，压力很大，管不过来。他认为，中国一方面应该加大社区矫正工作，同时也应该有专门的机构、专人来管理假释人员，将监管落到实处，同时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但不管怎样，陈晓兰已经开始了她的新生活。村里将重新划地给她，老年人享受的每年480元的集体补助，也将给她补办。

    陈晓兰和小儿子用邻居给的木板和油毡，搭建了“过渡安置房”，在那里度过了元旦。

    1月3日这天，儿子终于叫了她一声“妈”，陈晓兰觉得很欣慰。

    陈晓兰计划，等安顿下来，想利用在监狱学到的钩花，织鞋袜手艺，做点小生意，“靠自己的双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