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阶段对比的中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关系
刘琼+杜晓航+盛业旭
摘要 以速度标准判定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关系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而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要素和土地要素的投入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因此从城镇化阶段对比的角度考察二者关系是一个可行的视角。在总结城镇化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自身规律，从“阶段协调”的角度考察不同饱和值情景下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关系变化。结果表明：①我国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符合Logistic曲线过程，但二者拐点存在明显差异，应该分阶段分析二者协调关系；②按“阶段协调”的标准判断，在城镇化“起步—加速—减速”阶段，二者关系分别为起步阶段土地城镇化明显滞后于人口城镇化，加速阶段土地城镇化靠近人口城镇化，减速阶段土地城镇化将超前于人口城镇化；③在城市人口发展和土地管控的4种情景中，代表“人口低度集聚、土地宽松管控”的情景2是促使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实现在减速阶段协调的最优方案。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城镇化发展阶段，树立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阶段协调”的调控理念；应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近年来城市土地快速扩张的积极意义，即它是对人口城镇化的阶段性追赶，但减速阶段则需要对土地城镇化进行适度管控，避免其过度追赶人口城镇化而导致二者关系出现新的不协调；应合理把握政策管控的松紧度，选择适宜的人口城镇化峰值（80%左右）和人均城镇用地标准（115 m2以上），以促进二者在减速阶段末期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 城镇化阶段；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Logistic过程；拐点
中图分类号 F301.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01-0026-09DOI：10.12062/cpre.20170509
改革開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但城镇化的两个基本维度即人口和土地，存在速度差异明显的现实问题。1981—2015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从20.16%提升至56.10%，城镇常住人口数量年均增长4.02%；与此同时，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也从7 438 km2增加到49 773 km2，年均增长5.9%。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发展失衡不仅引发了耕地流失[1]、建设用地低效利用[2]等资源保护问题，还导致了城乡差距不断拉大[3]等经济社会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已有文献围绕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开展了大量研究。针对二者协调的内涵，相关学者指出应从城镇化质量[4]的角度进行考察，因此应该综合考虑人口、土地、经济等多种因素[4-5]；在量化方法上，学者们采用协调度[6-7]、协调发展度[8-9]、离差系数模型[10-11]以及异速增长模型[12-13]等方法，通过人口城镇化率与土地城镇化率的比较，在全国[11-13]、省域[8]、流域[9-10]及城市等尺度上得到基本一致的结论——当前我国土地城镇化超前于人口城镇化；针对这一问题，相关研究提出了严格城市土地管控、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产业结构优化等治理对策。可见，现有量化方法主要是以“速度协调”为评判标准的，对于刻画我国近年来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差异具有重要价值，但需要指出的是，单纯的“速度”比较并不能很好地体现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的丰富内涵，更重要的是它立足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推进（优化）速度应该一致或呈线性关系”这一假说，而到目前为止这一假说却很难在理论上找到支撑点[14]。城镇化进程中，虽然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用地扩张的关系是彼此带动、互相影响的[15-16]，但并不能据此认为某一时段内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推进速度存在差异或者呈非线性关系就是不合理的。城镇化是一个完整的渐变过程，人口城镇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17]，土地城镇化也呈现出随经济增长而变动的阶段性[18]。因此，有必要摒弃速度这一表象，放眼城镇化发展的全部阶段和完整过程，从阶段对比的角度去探寻二者的协调关系。鉴于此，本文在总结城镇化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自身规律，试图从“阶段协调”的角度考察二者动态关系并判断其协调性，以期为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和借鉴。
1 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阶段划分及其对比
1.1 城镇化发展的Logistic过程
城镇化可视为人口、土地等原本蕴藏于农村地区的要素不断向城镇转移的过程，期间包含地域景观更替、经济社会变革以及文化观念传播等内容[5]。据此，设U（人口，土地等）为已转移至城镇的要素，R（人口，土地等）为滞留在农村地区的要素，Y（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等）为城镇化水平，则有Y=U/（U+R），进而推导出Y的微分式：
可见，微分式最后的解就是著名的“S形函数”——Logistic方程。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人口还是土地，其城镇化水平路径都近似一条被拉长的S形曲线（见图1）。其中，人口城镇化发展随时间推移符合Logistic模型已经被国内外学者证实并广泛接受[20-21]。而土地城镇化中，城市土地增量投入与经
济发展之间普遍存在Kuznets曲线效应[22-23]；受建设用地不可逆性影响，城市土地总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应该存在Logistic曲线效应，这在国外和我国部分城市发展中也得到了证实[24-25]；而经济发展与时间存在高度的相关关系，故土地城镇化随时间推移也应表现为Logistic曲线效应。因此，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表现为随时间推移的Logistic过程。
1.2 基于Logistic过程的城镇化发展阶段划分
部分学者还推导了Logistic过程的城镇化发展拐点及阶段划分[26-27]，提出该过程有“三拐点、四阶段”，构成城镇化Logistic曲线全过程。
起步阶段：人口城镇化率及土地城镇化率的加速度逐渐增大，但由于其基数低，总体上增长缓慢。
加速阶段：到拐点一，曲线加速度最大，城镇化进入加速阶段。本阶段人口城镇化率及土地城镇化率摆脱缓慢增长的态势，保持较为快速的发展。
减速阶段：到拐点二，曲线加速度为零，此时速度达到最大，城镇化进入减速增长阶段。因该阶段加速度为负，人口城镇化率及土地城镇化率增速比上一阶段有所减缓，但仍处于较高速度发展。
趋稳阶段：到拐点三，曲线加速度最小，城镇化从减速阶段步入趋稳阶段。在趋稳阶段，人口城镇化率和土地城镇化率的增速继续减小，城镇化发展逐渐接近峰值。
1.3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阶段协调”
需要指出的是，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虽然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均表现为Logistic曲线，但二者曲线并不一定重合或平行。这是因为受经济发展水平、政策管控、资源环境约束等多种因素影响，某一时点和阶段内人口要素和土地要素的投入可能并不同步：①在城镇化发展的初期，因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初级阶段，虽然人口在产业结构变化驱动下出现较快集聚，但政府财政能力较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可能会导致城市基础设施欠账较多[13]而使人口集聚速度快于土地扩张速度；②随着城镇化阶段的推进，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政府财政能力增强，城市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可能出现城市建设的超前扩张[28]，导致城市土地扩张速度加快甚至快于人口集聚速度；③当城市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城市群形成并保持持续的人口吸引力，同时区域面临明显的资源环境约束和严格的土地政策管控，此时城市主要向高层发展[29]，从而促使区域城市土地扩张速度与人口集聚速度的耦合，甚至出现前者滞后于后者的现象。
可见，在城镇化发展的Logistic过程中，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有自身的发展速度和轨迹，二者协调的关键并不在于二者速度的一致而使两条曲线呈重合或平行态势。从整个城镇化过程来看，二者可能会在某一时段内出现错位，但这种错位关系是可以通过二者速度变化来调整的，因此需要分阶段考察二者协调关系，据此探寻相应的管控政策去调整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并最终促使二者协调。据此，本文提出考察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协调关系的“阶段协调”判定标准：将人口城镇化Logistic曲线和土地城镇化Logistic曲线的同一阶段进行对比，只要二者在该阶段的起点或终点（拐点）在时间轴上是基本一致的，就可以认为在相应阶段，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是协调的。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Logistic曲线拟合及拐点
虽然前文已推导出城镇化演进的Logistic方程（式2），但鉴于城镇化的饱和值不可能达到100%，故假设城镇化水平的饱和值为N（0
模拟城镇化阶段需要较长时间段的数据，考虑到长期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征人口城镇化水平，1990—2015年全国城镇常住人口及总人口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土地城镇化采用相应年份的“城镇建成区面积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比重”来表示，为与人口城镇化数据保持对应性，城镇建成区面积为“设市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与“建制镇建成区面积”之和，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最终得到1990—2015年全国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时间序列数据。
2.3 饱和值设置
饱和值设定直接影响Logistic曲线的拐点，因此合理设定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饱和值尤为重要。人口城镇化的饱和值目前尚无定论，本文在参考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口城镇化率水平基础上，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城镇化——前景战略与政策（2010）》中预测的我国城镇化峰值80%[31]代表人口集聚低方案；根据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编著的《中国城镇化战略选择政策研究》预测的城镇化峰值90%[32]代表人口集聚高方案，作为我国人口城镇化饱和值的两种方案。
土地城镇化饱和值不仅受自然条件限制，还受人口城镇化饱和值、国家土地资源管控政策影响。本文在确定人口城镇化饱和值基础上，考虑人均城镇用地面积确定，采用以下公式对其进行计算：
式中，NL为土地城镇化饱和值，K为我国人口总量预测极限，NP为人口城镇化饱和值，U为人均城市建设用地规模，A为我国土地总面积。这里K采用《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预测的结果，为14.5亿，全国土地总面积A恒定为9 634 057 km2。依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2012）》规定的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最大值115 m2代表城市土地宽松管控方案，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确定的人均城镇建设用地控制在100 m2以内的发展目标代表城市土地严格管控方案，由此得到土地城镇化饱和值的两种方案。最终，计算得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发展的4种饱和值情景（见表1）。
3 实证分析
3.1 我国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Logistic曲线拟合及拐点计算
从我国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发展态势来看，我国人口城镇化率呈现持续上升态势，1990—2015年全国人口城镇化率从26.41%增长到56.10%；土地城镇化率波动相对明显，但总体仍呈上升态势，1990—2015年全国土地城镇化率从0.22%增长到0.95%。
为了判断4种饱和值情景下，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过程是否呈现出Logistic曲线特征，利用Eviews8.0对4种饱和值情景下的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进行Logistic模型估计，估计方法为最小二乘估计法，结果如表2所示。参数估计与结果检验中R2均在0.95以上，T检验与P检验显示Logistic方程高度显著。说明各Logistic曲线拟合度较好且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可证明4种饱和值情景下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存在Logistic曲线关系。
根据表2所得到的参数代入式（3），并根據式（4）、（5）、（6）计算得到各情景下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三个拐点（见表3）。可见不同的饱和值情景下，Logistic曲线拐点有明显差异：相比人口低度集聚情景，高度集聚情景下人口城镇化Logistic曲线的三个拐点都有相应延迟，各阶段的时长也会相应拉长；相比土地严格管控情景，宽松管控情景下的土地城镇化Logistic曲线亦是如此。这说明饱和值决定了Logistic曲线的发展空间，直接影响Logistic曲线的拐点和阶段。
3.2 我国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阶段协调关系判断
为了更清晰地体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拐点差异并据此开展阶段对比，根据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实际值和Logistic模型拟合值，绘制二者Logistic曲线阶段对比图（图1～4），可以看出在4种情景下两条Logistic曲线均呈相交态势。按照“起步—加速—减速—趋稳”的城镇化阶段划分，目前我国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处于减速阶段，但各阶段的协调关系有差异：
（1）起步階段，我国土地城镇化明显滞后于人口城镇化。4种情景下人口城镇化均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达到拐点一，结束起步阶段；而土地城镇化则在90年代初期甚至中期才达到拐点一，结束起步阶段，可见人口城镇化在起步阶段领先土地城镇化至少10年。这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伊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显著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地区释放出来[33]，同时劳动密集型的工业最先发展，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迅速转移至城镇，导致人口城镇化较早结束了起步阶段；而此时的土地城镇化发展则主要以乡镇企业扩张导致的小城镇快速发展为主，大、中城市因政府财政收入有限，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落后，造成土地城镇化总体上推进缓慢。
（2）加速阶段，我国土地城镇化靠近人口城镇化。4种情景下，人口城镇化在2005年前后达到拐点二，结束加速阶段，该阶段持续时间为21～23年；而土地城镇化在该阶段的持续时间只有12～14年，导致到该阶段末期与人口城镇化的差距明显缩小。其中，情景2差距最大，土地城镇化仍滞后人口城镇化5年；情景1和情景4下土地城镇化已非常接近人口城镇化，而情景3二者拐点二已无差距。这主要是因为：9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产业结构有了明显优化，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崛起，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降低，经济增长对劳动力数量的依赖度有所降低；而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系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土地有偿出让制度实施以后地方政府逐渐形成了“以地谋发展”[34]的城市发展模式，城市扩张进入快车道，土地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
（3）在当前饱和值情景下，减速阶段土地城镇化将超前于人口城镇化。4种情景的土地城镇化均在人口城镇化之前越过拐点三，其中情景1、3、4超前明显，说明按照当前的人口和土地管控政策情景，土地城镇化不仅在减速阶段内追赶上人口城镇化，而且实现了反超，二者关系将进入新的不协调。这主要是因为：近年来人口城镇化受人口结构变化[35]、户籍制度[4]等因素制约，推进速度有所减缓，仍将在减速阶段维持较长的时间；土地城镇化在持续高速推进后面临较为明显的生态环境约束。近年来城市土地受到边界、强度、总量等多方面管控，在“以人定地”的管控思路下，现有人均城镇用地面积管控标准使土地城镇化面临较小的推进空间，将很快结束减速阶段。
3.3 基于“阶段协调”的人口发展和土地管控情景对比
根据“阶段协调”的判断标准，需要对各情景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得到最能促进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情景方案，并据此探寻相应的人口发展和土地管控政策。
（1）人口城镇化峰值情景对比。根据表4，在人均城镇建设用地标准相同的前提下，对比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拐点三年份差值可以发现，情景1小于情景3，情景2小于情景4，即情景1、2代表的人口低度集聚方案优于情景3、4代表的人口高度集聚方案，说明人口城镇化峰值80%比90%更有利于二者协调发展。由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的资源需求量普遍更高[32]，无论城市土地管控采用严格方案和宽松方案，保留更多的农业人口对于减轻资源环境压力尤其是土地供需矛盾有重要意义。
（2）人均城镇建设用地管控情景对比。在人口城镇化饱和值相同的前提下，对比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拐点三年份差值可以发现，情景2小于情景1，情景4小于情景3，即从阶段协调的判断标准来看，情景2、4代表的城市土地宽松管控显然比严格管控方案更有利于实现二者减速阶段的协调，说明人均城镇用地面积115 m2的约束标准优于100 m2的约束标准。根据4种情景的计算结果，即便采用土地宽松管控方案，115 m2的管控标准只有与人口集聚低方案组合（情景2）时，才能实现在减速阶段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与人口集聚高方案组合（情景4）时，仍然会出现土地城镇化超前于人口城镇化。考虑到按照“阶段协调”的标准，现状人均城镇用地面积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加速阶段对人口城镇化的追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基于2015年我国人均城镇用地面积已达到118 m2的现状，为保证新增城镇人口的宜居性和城镇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115 m2的管控标准不仅相比100 m2的管控标准更具可行性，而且可以根据人口集聚度高低考虑在此基础上再适度放宽。
可见，按照“阶段协调”的判断标准，在现有的4种情景中代表“人口低度集聚、土地宽松管控”的情景2是促使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实现在减速阶段协调的最优方案。未来可以将人均城镇建设用地115 m2的管控标准、80%的城镇化峰值水平作为制定人口发展和城市土地管控相关政策的依据。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基于城镇化阶段理论，以Logistic曲线表征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人口、土地调控政策情景下对我国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模拟，并以“阶段协调”的判别标准分阶段对二者协调关系进行了审视，主要结论如下：①我国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符合Logistic曲线过程，但二者拐点存在明显差异，应该分阶段分析二者协调关系；②按“阶段协调”的标准判断，在城镇化“起步——加速——减速”阶段，二者关系分别为：起步阶段土地城镇化明显滞后于人口城镇化，加速阶段土地城镇化靠近人口城镇化，减速阶段土地城镇化将超前于人口城镇化；③在城市人口发展和土地管控的4种情景中，代表“人口低度集聚、土地宽松管控”的情景2是促使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实现在减速阶段协调的最优方案。以上结论表明，我国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城镇化发展阶段，树立促进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阶段协调的调控理念；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近年来（加速阶段，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以前）城市土地快速扩张的积极意义，即它是对人口城镇化的阶段性追赶，但现阶段（减速阶段，2010年以后）则需要注意对土地城镇化进行适度管控，避免其过度追赶人口城镇化从而导致二者关系出现新的不协调；在城市人口发展和土地管控中，应该在人地城镇化协调关系的基础上把握政策管控的松紧度，选择适宜的人口城镇化峰值（80%左右）和人均城镇用地标准（115 m2以上），以促使二者在减速阶段末期的协调发展。
4.2 讨论
采用“阶段协调”的标准判断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关系，不仅可以解决当前“速度协调”标准缺乏理论依据的问题，而且能分阶段分析二者协调关系，展示其关系的阶段性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城镇化拐点和阶段受人口总量、人口城镇化峰值、城市土地管控政策等影响很大，而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政策重大调整时期，可能会造成人口城镇化情景的变化，未来应根据情景变化调整相应的人口和土地管控政策。此外，本文主要是从全国层面重新審视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阶段协调关系，但并未考虑区域及城市间差异，二者关系在不同区域和城市等级上可能会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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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速度标准判定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关系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而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要素和土地要素的投入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因此从城镇化阶段对比的角度考察二者关系是一个可行的视角。在总结城镇化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自身规律，从“阶段协调”的角度考察不同饱和值情景下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关系变化。结果表明：①我国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符合Logistic曲线过程，但二者拐点存在明显差异，应该分阶段分析二者协调关系；②按“阶段协调”的标准判断，在城镇化“起步—加速—减速”阶段，二者关系分别为起步阶段土地城镇化明显滞后于人口城镇化，加速阶段土地城镇化靠近人口城镇化，减速阶段土地城镇化将超前于人口城镇化；③在城市人口发展和土地管控的4种情景中，代表“人口低度集聚、土地宽松管控”的情景2是促使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实现在减速阶段协调的最优方案。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城镇化发展阶段，树立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阶段协调”的调控理念；应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近年来城市土地快速扩张的积极意义，即它是对人口城镇化的阶段性追赶，但减速阶段则需要对土地城镇化进行适度管控，避免其过度追赶人口城镇化而导致二者关系出现新的不协调；应合理把握政策管控的松紧度，选择适宜的人口城镇化峰值（80%左右）和人均城镇用地标准（115 m2以上），以促进二者在减速阶段末期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 城镇化阶段；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Logistic过程；拐点
中图分类号 F301.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01-0026-09DOI：10.12062/cpre.20170509
改革開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但城镇化的两个基本维度即人口和土地，存在速度差异明显的现实问题。1981—2015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从20.16%提升至56.10%，城镇常住人口数量年均增长4.02%；与此同时，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也从7 438 km2增加到49 773 km2，年均增长5.9%。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发展失衡不仅引发了耕地流失[1]、建设用地低效利用[2]等资源保护问题，还导致了城乡差距不断拉大[3]等经济社会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已有文献围绕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开展了大量研究。针对二者协调的内涵，相关学者指出应从城镇化质量[4]的角度进行考察，因此应该综合考虑人口、土地、经济等多种因素[4-5]；在量化方法上，学者们采用协调度[6-7]、协调发展度[8-9]、离差系数模型[10-11]以及异速增长模型[12-13]等方法，通过人口城镇化率与土地城镇化率的比较，在全国[11-13]、省域[8]、流域[9-10]及城市等尺度上得到基本一致的结论——当前我国土地城镇化超前于人口城镇化；针对这一问题，相关研究提出了严格城市土地管控、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产业结构优化等治理对策。可见，现有量化方法主要是以“速度协调”为评判标准的，对于刻画我国近年来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差异具有重要价值，但需要指出的是，单纯的“速度”比较并不能很好地体现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的丰富内涵，更重要的是它立足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推进（优化）速度应该一致或呈线性关系”这一假说，而到目前为止这一假说却很难在理论上找到支撑点[14]。城镇化进程中，虽然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用地扩张的关系是彼此带动、互相影响的[15-16]，但并不能据此认为某一时段内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推进速度存在差异或者呈非线性关系就是不合理的。城镇化是一个完整的渐变过程，人口城镇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17]，土地城镇化也呈现出随经济增长而变动的阶段性[18]。因此，有必要摒弃速度这一表象，放眼城镇化发展的全部阶段和完整过程，从阶段对比的角度去探寻二者的协调关系。鉴于此，本文在总结城镇化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自身规律，试图从“阶段协调”的角度考察二者动态关系并判断其协调性，以期为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和借鉴。
1 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阶段划分及其对比
1.1 城镇化发展的Logistic过程
城镇化可视为人口、土地等原本蕴藏于农村地区的要素不断向城镇转移的过程，期间包含地域景观更替、经济社会变革以及文化观念传播等内容[5]。据此，设U（人口，土地等）为已转移至城镇的要素，R（人口，土地等）为滞留在农村地区的要素，Y（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等）为城镇化水平，则有Y=U/（U+R），进而推导出Y的微分式：
可见，微分式最后的解就是著名的“S形函数”——Logistic方程。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人口还是土地，其城镇化水平路径都近似一条被拉长的S形曲线（见图1）。其中，人口城镇化发展随时间推移符合Logistic模型已经被国内外学者证实并广泛接受[20-21]。而土地城镇化中，城市土地增量投入与经
济发展之间普遍存在Kuznets曲线效应[22-23]；受建设用地不可逆性影响，城市土地总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应该存在Logistic曲线效应，这在国外和我国部分城市发展中也得到了证实[24-25]；而经济发展与时间存在高度的相关关系，故土地城镇化随时间推移也应表现为Logistic曲线效应。因此，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表现为随时间推移的Logistic过程。
1.2 基于Logistic过程的城镇化发展阶段划分
部分学者还推导了Logistic过程的城镇化发展拐点及阶段划分[26-27]，提出该过程有“三拐点、四阶段”，构成城镇化Logistic曲线全过程。
起步阶段：人口城镇化率及土地城镇化率的加速度逐渐增大，但由于其基数低，总体上增长缓慢。
加速阶段：到拐点一，曲线加速度最大，城镇化进入加速阶段。本阶段人口城镇化率及土地城镇化率摆脱缓慢增长的态势，保持较为快速的发展。
减速阶段：到拐点二，曲线加速度为零，此时速度达到最大，城镇化进入减速增长阶段。因该阶段加速度为负，人口城镇化率及土地城镇化率增速比上一阶段有所减缓，但仍处于较高速度发展。
趋稳阶段：到拐点三，曲线加速度最小，城镇化从减速阶段步入趋稳阶段。在趋稳阶段，人口城镇化率和土地城镇化率的增速继续减小，城镇化发展逐渐接近峰值。
1.3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阶段协调”
需要指出的是，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虽然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均表现为Logistic曲线，但二者曲线并不一定重合或平行。这是因为受经济发展水平、政策管控、资源环境约束等多种因素影响，某一时点和阶段内人口要素和土地要素的投入可能并不同步：①在城镇化发展的初期，因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初级阶段，虽然人口在产业结构变化驱动下出现较快集聚，但政府财政能力较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可能会导致城市基础设施欠账较多[13]而使人口集聚速度快于土地扩张速度；②随着城镇化阶段的推进，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政府财政能力增强，城市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可能出现城市建设的超前扩张[28]，导致城市土地扩张速度加快甚至快于人口集聚速度；③当城市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城市群形成并保持持续的人口吸引力，同时区域面临明显的资源环境约束和严格的土地政策管控，此时城市主要向高层发展[29]，从而促使区域城市土地扩张速度与人口集聚速度的耦合，甚至出现前者滞后于后者的现象。
可见，在城镇化发展的Logistic过程中，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有自身的发展速度和轨迹，二者协调的关键并不在于二者速度的一致而使两条曲线呈重合或平行态势。从整个城镇化过程来看，二者可能会在某一时段内出现错位，但这种错位关系是可以通过二者速度变化来调整的，因此需要分阶段考察二者协调关系，据此探寻相应的管控政策去调整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并最终促使二者协调。据此，本文提出考察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协调关系的“阶段协调”判定标准：将人口城镇化Logistic曲线和土地城镇化Logistic曲线的同一阶段进行对比，只要二者在该阶段的起点或终点（拐点）在时间轴上是基本一致的，就可以认为在相应阶段，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是协调的。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Logistic曲线拟合及拐点
虽然前文已推导出城镇化演进的Logistic方程（式2），但鉴于城镇化的饱和值不可能达到100%，故假设城镇化水平的饱和值为N（0
模拟城镇化阶段需要较长时间段的数据，考虑到长期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征人口城镇化水平，1990—2015年全国城镇常住人口及总人口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土地城镇化采用相应年份的“城镇建成区面积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比重”来表示，为与人口城镇化数据保持对应性，城镇建成区面积为“设市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与“建制镇建成区面积”之和，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最终得到1990—2015年全国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时间序列数据。
2.3 饱和值设置
饱和值设定直接影响Logistic曲线的拐点，因此合理设定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饱和值尤为重要。人口城镇化的饱和值目前尚无定论，本文在参考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口城镇化率水平基础上，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城镇化——前景战略与政策（2010）》中预测的我国城镇化峰值80%[31]代表人口集聚低方案；根据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编著的《中国城镇化战略选择政策研究》预测的城镇化峰值90%[32]代表人口集聚高方案，作为我国人口城镇化饱和值的两种方案。
土地城镇化饱和值不仅受自然条件限制，还受人口城镇化饱和值、国家土地资源管控政策影响。本文在确定人口城镇化饱和值基础上，考虑人均城镇用地面积确定，采用以下公式对其进行计算：
式中，NL为土地城镇化饱和值，K为我国人口总量预测极限，NP为人口城镇化饱和值，U为人均城市建设用地规模，A为我国土地总面积。这里K采用《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预测的结果，为14.5亿，全国土地总面积A恒定为9 634 057 km2。依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2012）》规定的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最大值115 m2代表城市土地宽松管控方案，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确定的人均城镇建设用地控制在100 m2以内的发展目标代表城市土地严格管控方案，由此得到土地城镇化饱和值的两种方案。最终，计算得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发展的4种饱和值情景（见表1）。
3 实证分析
3.1 我国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Logistic曲线拟合及拐点计算
从我国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发展态势来看，我国人口城镇化率呈现持续上升态势，1990—2015年全国人口城镇化率从26.41%增长到56.10%；土地城镇化率波动相对明显，但总体仍呈上升态势，1990—2015年全国土地城镇化率从0.22%增长到0.95%。
为了判断4种饱和值情景下，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过程是否呈现出Logistic曲线特征，利用Eviews8.0对4种饱和值情景下的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进行Logistic模型估计，估计方法为最小二乘估计法，结果如表2所示。参数估计与结果检验中R2均在0.95以上，T检验与P检验显示Logistic方程高度显著。说明各Logistic曲线拟合度较好且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可证明4种饱和值情景下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存在Logistic曲线关系。
根据表2所得到的参数代入式（3），并根據式（4）、（5）、（6）计算得到各情景下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三个拐点（见表3）。可见不同的饱和值情景下，Logistic曲线拐点有明显差异：相比人口低度集聚情景，高度集聚情景下人口城镇化Logistic曲线的三个拐点都有相应延迟，各阶段的时长也会相应拉长；相比土地严格管控情景，宽松管控情景下的土地城镇化Logistic曲线亦是如此。这说明饱和值决定了Logistic曲线的发展空间，直接影响Logistic曲线的拐点和阶段。
3.2 我国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阶段协调关系判断
为了更清晰地体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拐点差异并据此开展阶段对比，根据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实际值和Logistic模型拟合值，绘制二者Logistic曲线阶段对比图（图1～4），可以看出在4种情景下两条Logistic曲线均呈相交态势。按照“起步—加速—减速—趋稳”的城镇化阶段划分，目前我国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处于减速阶段，但各阶段的协调关系有差异：
（1）起步階段，我国土地城镇化明显滞后于人口城镇化。4种情景下人口城镇化均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达到拐点一，结束起步阶段；而土地城镇化则在90年代初期甚至中期才达到拐点一，结束起步阶段，可见人口城镇化在起步阶段领先土地城镇化至少10年。这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伊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显著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地区释放出来[33]，同时劳动密集型的工业最先发展，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迅速转移至城镇，导致人口城镇化较早结束了起步阶段；而此时的土地城镇化发展则主要以乡镇企业扩张导致的小城镇快速发展为主，大、中城市因政府财政收入有限，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落后，造成土地城镇化总体上推进缓慢。
（2）加速阶段，我国土地城镇化靠近人口城镇化。4种情景下，人口城镇化在2005年前后达到拐点二，结束加速阶段，该阶段持续时间为21～23年；而土地城镇化在该阶段的持续时间只有12～14年，导致到该阶段末期与人口城镇化的差距明显缩小。其中，情景2差距最大，土地城镇化仍滞后人口城镇化5年；情景1和情景4下土地城镇化已非常接近人口城镇化，而情景3二者拐点二已无差距。这主要是因为：9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产业结构有了明显优化，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崛起，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降低，经济增长对劳动力数量的依赖度有所降低；而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系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土地有偿出让制度实施以后地方政府逐渐形成了“以地谋发展”[34]的城市发展模式，城市扩张进入快车道，土地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
（3）在当前饱和值情景下，减速阶段土地城镇化将超前于人口城镇化。4种情景的土地城镇化均在人口城镇化之前越过拐点三，其中情景1、3、4超前明显，说明按照当前的人口和土地管控政策情景，土地城镇化不仅在减速阶段内追赶上人口城镇化，而且实现了反超，二者关系将进入新的不协调。这主要是因为：近年来人口城镇化受人口结构变化[35]、户籍制度[4]等因素制约，推进速度有所减缓，仍将在减速阶段维持较长的时间；土地城镇化在持续高速推进后面临较为明显的生态环境约束。近年来城市土地受到边界、强度、总量等多方面管控，在“以人定地”的管控思路下，现有人均城镇用地面积管控标准使土地城镇化面临较小的推进空间，将很快结束减速阶段。
3.3 基于“阶段协调”的人口发展和土地管控情景对比
根据“阶段协调”的判断标准，需要对各情景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得到最能促进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情景方案，并据此探寻相应的人口发展和土地管控政策。
（1）人口城镇化峰值情景对比。根据表4，在人均城镇建设用地标准相同的前提下，对比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拐点三年份差值可以发现，情景1小于情景3，情景2小于情景4，即情景1、2代表的人口低度集聚方案优于情景3、4代表的人口高度集聚方案，说明人口城镇化峰值80%比90%更有利于二者协调发展。由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的资源需求量普遍更高[32]，无论城市土地管控采用严格方案和宽松方案，保留更多的农业人口对于减轻资源环境压力尤其是土地供需矛盾有重要意义。
（2）人均城镇建设用地管控情景对比。在人口城镇化饱和值相同的前提下，对比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拐点三年份差值可以发现，情景2小于情景1，情景4小于情景3，即从阶段协调的判断标准来看，情景2、4代表的城市土地宽松管控显然比严格管控方案更有利于实现二者减速阶段的协调，说明人均城镇用地面积115 m2的约束标准优于100 m2的约束标准。根据4种情景的计算结果，即便采用土地宽松管控方案，115 m2的管控标准只有与人口集聚低方案组合（情景2）时，才能实现在减速阶段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与人口集聚高方案组合（情景4）时，仍然会出现土地城镇化超前于人口城镇化。考虑到按照“阶段协调”的标准，现状人均城镇用地面积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加速阶段对人口城镇化的追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基于2015年我国人均城镇用地面积已达到118 m2的现状，为保证新增城镇人口的宜居性和城镇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115 m2的管控标准不仅相比100 m2的管控标准更具可行性，而且可以根据人口集聚度高低考虑在此基础上再适度放宽。
可见，按照“阶段协调”的判断标准，在现有的4种情景中代表“人口低度集聚、土地宽松管控”的情景2是促使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实现在减速阶段协调的最优方案。未来可以将人均城镇建设用地115 m2的管控标准、80%的城镇化峰值水平作为制定人口发展和城市土地管控相关政策的依据。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基于城镇化阶段理论，以Logistic曲线表征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人口、土地调控政策情景下对我国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模拟，并以“阶段协调”的判别标准分阶段对二者协调关系进行了审视，主要结论如下：①我国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符合Logistic曲线过程，但二者拐点存在明显差异，应该分阶段分析二者协调关系；②按“阶段协调”的标准判断，在城镇化“起步——加速——减速”阶段，二者关系分别为：起步阶段土地城镇化明显滞后于人口城镇化，加速阶段土地城镇化靠近人口城镇化，减速阶段土地城镇化将超前于人口城镇化；③在城市人口发展和土地管控的4种情景中，代表“人口低度集聚、土地宽松管控”的情景2是促使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实现在减速阶段协调的最优方案。以上结论表明，我国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城镇化发展阶段，树立促进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阶段协调的调控理念；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近年来（加速阶段，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以前）城市土地快速扩张的积极意义，即它是对人口城镇化的阶段性追赶，但现阶段（减速阶段，2010年以后）则需要注意对土地城镇化进行适度管控，避免其过度追赶人口城镇化从而导致二者关系出现新的不协调；在城市人口发展和土地管控中，应该在人地城镇化协调关系的基础上把握政策管控的松紧度，选择适宜的人口城镇化峰值（80%左右）和人均城镇用地标准（115 m2以上），以促使二者在减速阶段末期的协调发展。
4.2 讨论
采用“阶段协调”的标准判断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关系，不仅可以解决当前“速度协调”标准缺乏理论依据的问题，而且能分阶段分析二者协调关系，展示其关系的阶段性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城镇化拐点和阶段受人口总量、人口城镇化峰值、城市土地管控政策等影响很大，而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政策重大调整时期，可能会造成人口城镇化情景的变化，未来应根据情景变化调整相应的人口和土地管控政策。此外，本文主要是从全国层面重新審视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阶段协调关系，但并未考虑区域及城市间差异，二者关系在不同区域和城市等级上可能会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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