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泥鸿爪记沧海
【摘 要】 出版业40年的变革成果表明，文化创造和发展的态势，总是通过文化产品呈现方式及形态的不断变化，在不断地丰富着。一代代的出版人，将不断发扬光大工匠精神，为各类读者呈现新的精湛制作，提供更新更美的阅读内容。
【关 键 词】出版业；改革开放；文化创造
【作者单位】汪晓军，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碼】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20.008
笔者经历了出版业40年改革开放，目睹了出版业的巨大变化，深刻体会到，社会发展和社会生产变革的重要活力还是改革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让国家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出版业40年的变革成果表明，文化创造和发展的态势，总是通过文化产品呈现方式及形态的不断变化，在不断地丰富着。有几件记忆深刻的事情，值得记述。
一、新时期的发行体系改革
新时期出版业的改革，是从新华书店发行体制变革开始的。那时候，全国各省级新华书店统配统发属地出版社图书，沿用的模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逐渐形成的，即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政治理论学习读物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小学课本，由各省区市的出版社租型印制，各省级新华书店配送发行。为了落实国家关于中小学课本“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要求，各省新华书店又在本省各地市县区建立了不同层级的新华书店，网点延伸到乡镇，形成了统一的出版发行体系。各地出版社的一般图书，也是借助这个体系，由当地省级新华书店向全国各地发行。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各地方出版管理部门的主要工作，还是维护这个体系的运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及改革开放，促进了社会思潮的解放和文化交流的活跃，出版界“多出书、出好书”的热情高涨，图书出版品种数量井喷式增长，原有的发行体系已经无法适应一般图书巨量增长的形势了。大量一般图书发行滞涨，“出书难、买书难、卖书难”成了一个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业最先提上议事日程的是图书发行体制的改革。1982年7月，国家文化部下发《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通知》并转发国家出版局《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报告》和《关于出版社和新华书店业务关系的若干原则规定》（1982年修订本）；1986年7月，国家出版局颁发《关于推行图书多种购销形式的试行方案》和《全国新华书店改革试行方案》；1988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印发《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及《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出版业改革从以新华书店为主体的“一主三多一少”（以新华书店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推进到打破新华书店一统天下的“三放一联”（放权承包，放开批发渠道，放开购销形式和折扣，大力发展横向联合）。尤其是“三放一联”的放开批发渠道和放开购销形式这两项政策，为民营书商的进入打开了大门，从此，很多民营书商出现在出版物市场。由于民营书商是对应新华书店系统而存在的，当时被称作“二渠道”，新华书店发行系统自然就是“主渠道”了。十多年里，民营“二渠道”逐渐发展壮大，从业人员及发行规模占据了整个图书发行的半壁江山。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在“二渠道”做得风生水起的民营书商，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国有出版发行单位出去的。当时，丢掉国有单位的铁饭碗，毅然决然投身于市场竞争，完全靠自己的拼搏存活下去，需要一些勇气，也是一种重大的人生选择。“下海”，就是那时候对于这样一种人生选择的形象描述。“海”指市场竞争环境。“下海”指的是没有了体制内的保障，投身商海大潮。“下海”了，能不能扑腾得有些出息，全凭自己的努力。
如今的出版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蓬勃发展，当年的“出书难、买书难、卖书难”问题已经解决。现在出版业面临的问题，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高品位高质量高效益的出版产业。随着40年出版改革的不断推进，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出版物市场正在逐渐形成全国联通的没有地区壁垒的统一市场体系。曾经的“主渠道”和“二渠道”都是市场主体，在同一个市场环境里摸爬滚打，只能遵循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法则。
由此可以展望，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将不具市场主体特征的竞争者，渐次从市场剔除；比如制定公平合理的竞争规则，等等。这就是说，这个“海”是竞技场，对市场主体的资质能力有一定的要求，如果凭借额外加持的装备“下海”，大概也得卸了装备再说。
二、印刷业的技术革命
20世纪90年代，我国印刷业的技术革命，是广泛采用王选发明的以数字化汉字储存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机照排系统。这标志着我国印刷业完成了“告别铅与火，跨入光与电”的重大变革。这一变革对出版业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王选照排系统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中文出版的速度和质量。至199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将当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颁给王选教授的时候，中国大陆99%的报纸编排和90%的书刊出版以及全球大多数华文报刊都采用了王选照排系统。我国出版业新时期以来出版物品种数量大幅度增长，也有受益于这一技术变革的因素。如今，王选照排系统几乎覆盖了全球华文出版，铅字铸造及印刷，只是静静陈列在印刷博物馆里，与雕版印刷、活字印刷一道，作为传统印刷技术供人们欣赏了。
王选照排系统的广泛应用，还为汉字在现代社会以及未来世界的充分使用注入了生命力。长期以来，对于中华文明传承特别是中华典籍文献的传承及传播，人们总是忧心忡忡，重要的原因就是汉字笔画繁琐，铸字印刷比较困难。然而，王选照排系统应用这些年来，古典文献复制传承有了不止照相影印一种形式。数字化处理技术，为汉字的存储铸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为中华各少数民族文字的留存拓展了一方天地。从这个意义上讲，王选照排系统为中华文明传承及发扬光大做出了积极贡献。
更重要的是，王选照排系统所依据的数字化汉字处理方法，即汉字输入计算机的压缩还原，使得汉字表现借助计算机畅行无阻，为汉字的数字化运用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从此，汉字在各类阅读器屏显上自由游走，在出版业积极探索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融合发展的当下，越发显示出多种多样的可能。可以想见，在今后出版传播千姿百态的样式里，会看到王选照排系统的表现，看到光与电的神奇魅力，想象空间有多大，就有多精彩丰富。
三、编辑出版机构的转企改制
作为出版业上游的编辑出版机构，随着发行体系改革，机构自身的管理體制和运行机制也在同步跟进。21世纪初，在经历了联合重组、编印发一条龙、策划事业部运行等一系列尝试之后，国家管理部门出台了一项重要的体制改革举措，那就是编辑出版机构的“转企改制脱钩”。具体说来，就是经营性的出版社和期刊杂志社，全部从事业单位转变成企业组织，还要进行公司制改造，目的就是让经营性的编辑出版机构，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主体。
编辑出版机构是事业单位，按照企业化管理模式运行，从国家财政全额拨款，到差额拨款，再到经营性事业单位自收自支，也是因时因势不断变化着。到“转企改制脱钩”举措出台的时候，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基本上还是事业单位的待遇，企业岗位的薪酬，小富即安的保障。像我辈从业人员，自从参加工作就明白，虽然是国家事业干部，却是在经营性事业单位供职，工作内容属于出版经营，耳濡目染，逐渐学会的是出版产品的商业运行，对于从经营性事业单位转制为公司制企业组织，也不是毫无思想准备的。笔者在2005年第5期《出版广角》的《转来转去的念头》一文中写过这么一段话：“随着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进程，出版人解下事业干部的斗篷，露出从业人员的短打，放开手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腾挪摸爬，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样的心理准备，职业意识明确的出版人都是有的。”但是，实际情况其实挺复杂，真正着手落实转企的时候，会遇到不少的问题。
2009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为这一轮转企改制规划了路线图和设定了时间表，经营性出版机构改革才从坐而论道变为起而探路。直到2010年底，经营性出版机构的转企工作才全部完成。编辑出版机构成为企业组织，确立了市场经营主体的地位角色，运行经年，效果逐渐显现。
一是出版社开始注意编辑出版能够体现本社特色的图书了。出版社明白了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道理，有了用一批特色图书吸引读者的意识。在转企之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一些出版社有人嚷嚷“打破专业分工”，认为专业分工限制了出版社及其编辑的发展。转企以后，出版管理部门对于出版社没有明确的专业分工要求了，各出版社反倒明白过来：没有什么人可以包打天下，出版社及其编辑的专业特色，有利于编辑出版具有鲜明特色的图书，有特色图书，才可能产生图书的特色集群效应。如果没有在某一领域相对密集且具有鲜明特色的图书，自然也就没有了竞争优势。
二是各编辑出版机构开始重视培育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了。从组织特色图书产品着手，出版人逐渐明白，所谓核心竞争力，就是自身有特色的编辑出版作业团队。编辑出版作业团队的建设，已经成为各个编辑出版机构重要的基本建设内容。各个编辑出版机构充分认识到，建设一支有品德、有文化、有能力的编辑出版作业队伍，才是打造精品出版物、提高出版质量和提升推广水平的重要保证。在编辑出版机构的日常工作中，基层党组织以思想教育和企业文化为主要内容，侧重于员工的思想品德教育；人力资源部门将职业培训、专业教育、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作为主要抓手，侧重于员工的职业能力训练。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各编辑出版机构的作业团队建设趋向好转，编辑功能萎缩情况明显改观。
编辑出版机构转企，虽然只是出版管理体制改革的第一步，但经过将近十年的运行，已经取得明显成效。特别重要的是，国有出版经营单位事业干部的身份转换，将职业出版人推到了市场竞争前沿。如果说，当年国有体制人员从事民营出版发行被称作“下海”，那么这一轮转企改革，国有出版人走向市场，同样也是“下海”。如今，国有和民营早已同在一个“海”里了，这个“海”，就是市场竞争环境。
四、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
“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这个观点，大约是刘杲先生2003年提出的，当时就在出版业引起强烈共鸣。此后，围绕这个话题，刘杲先生分别在2008年、2014年，详细阐释了他的出版观，受到业界的广泛赞赏，在出版业转企改革过程中以及转企以后的运行里，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面对中央推进编辑出版机构转企改制的新形势，出版人如何坚定文化立场，坚守文化使命，履行文化建设责任，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刘杲先生强调，出版产业对社会的最大贡献是文化力，即舆论导向、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出版产业要自觉适应和利用市场经济规律，进而在出版市场发挥文化力的积极引领作用，以实现真正的优胜劣汰。这些观点对当时出版产业改革当中出现的消极现象有非常准确的针对性。
首先，低俗媚俗出版物出现影响了出版市场的健康发展。事实上低俗出版在个别出版社早有苗头，大多数是出版社与民营书商联合出版。到了转企改制前后，个别出版社借机与不法民营书商沆瀣一气，低俗媚俗出版就多了起来。其次，大量的跟风出版。一本书产生了广泛影响以后，各种跟风书接踵而来。跟风跑的同行们，以为这就是市场竞争行为，以为这就算是参加了出版市场竞争。实际情况是，由于缺乏专业性的调研、专业性的组稿、专业性的编辑加工，创意模仿，著述粗疏，编辑粗糙，推出的尽是些拙劣赝品，耗费人力物力，结果血本无归。再次，指望与民营书商合作起死回生，但效果并不显著。原来占了半壁江山的民营书商是金字塔型的，有见地或能力强的民营书商谋求的是与有实力的编辑出版机构的强强联合甚至资本合作；绝大多数民营书商，基本上还是以图书批销为主，间或攒书一二。但攒书并不是真正意义的选题策划，只是在主流出版的边缘打转，撑不起特色出版。
如此等等，人们才逐渐明白，出版的文化品位以及文化水准，需要涵养。出版竞争，所收获的经济收益，还是为了涵养文化，提升文化力。由此，人们对出版活动的效益认识，愈加深入。谋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就得以社会效益为先，以经济效益为本，没有社会效益，就没有经济效益。
五、对出版业的展望
回顾出版业改革开放40年的沧海桑田，笔者的经历见闻，毕竟只是些雪泥鸿爪。由此可以揣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当下，可以展望到的，也可能只是些吉光片羽。
首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继续推进对出版业的深化发展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事实上，与机构重复、职能重叠类似，出版业也存在资源重复、布局重叠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编辑出版机构的存活及发展的质量。按照中央当初关于编辑出版机构“转企改制脱钩”的总体设计，目前各经营性出版机构已经完成了转企，改制尚在陆续推进当中，而接下来，就应当着手进行脱钩划转了。倘若这些改革落实到位，出版业各市场主体的结构布局或许将更趋于合理，公益的归向公共服务，经营的走向市场竞争，各类出版机构在各自的作业场域充分发展，共同发挥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
其次，作为从传统出版一路走过来的出版人，笔者依然钟情于纸介质出版物的形态呈现。笔者相信纸本读物还有充分的存在价值，而且越来越趋向印制臻美，当然也会越来越典雅昂贵。当读者郑重选择纸本阅读的时候，也就是读者在出版物的质量水准方面对出版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再次，丰富多样的出版业态。未来将会出现印刷出版、电子出版、数字出版、智能出版等出版业态争奇斗艳、各显神通的局面。各种出版业态不断交叉融合，新的出版景观不断涌现，新的出版业态层出不穷。以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为引导，丰富多彩的出版样态，吸引着、影响着越来越多的阅读人群。传播技术的发展总是值得期待。而一代代的出版人，将不断发扬光大工匠精神，为各类读者呈现新的精湛制作，提供更新更美的阅读内容。
【关 键 词】出版业；改革开放；文化创造
【作者单位】汪晓军，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碼】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20.008
笔者经历了出版业40年改革开放，目睹了出版业的巨大变化，深刻体会到，社会发展和社会生产变革的重要活力还是改革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让国家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出版业40年的变革成果表明，文化创造和发展的态势，总是通过文化产品呈现方式及形态的不断变化，在不断地丰富着。有几件记忆深刻的事情，值得记述。
一、新时期的发行体系改革
新时期出版业的改革，是从新华书店发行体制变革开始的。那时候，全国各省级新华书店统配统发属地出版社图书，沿用的模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逐渐形成的，即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政治理论学习读物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小学课本，由各省区市的出版社租型印制，各省级新华书店配送发行。为了落实国家关于中小学课本“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要求，各省新华书店又在本省各地市县区建立了不同层级的新华书店，网点延伸到乡镇，形成了统一的出版发行体系。各地出版社的一般图书，也是借助这个体系，由当地省级新华书店向全国各地发行。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各地方出版管理部门的主要工作，还是维护这个体系的运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及改革开放，促进了社会思潮的解放和文化交流的活跃，出版界“多出书、出好书”的热情高涨，图书出版品种数量井喷式增长，原有的发行体系已经无法适应一般图书巨量增长的形势了。大量一般图书发行滞涨，“出书难、买书难、卖书难”成了一个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业最先提上议事日程的是图书发行体制的改革。1982年7月，国家文化部下发《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通知》并转发国家出版局《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报告》和《关于出版社和新华书店业务关系的若干原则规定》（1982年修订本）；1986年7月，国家出版局颁发《关于推行图书多种购销形式的试行方案》和《全国新华书店改革试行方案》；1988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印发《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及《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出版业改革从以新华书店为主体的“一主三多一少”（以新华书店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推进到打破新华书店一统天下的“三放一联”（放权承包，放开批发渠道，放开购销形式和折扣，大力发展横向联合）。尤其是“三放一联”的放开批发渠道和放开购销形式这两项政策，为民营书商的进入打开了大门，从此，很多民营书商出现在出版物市场。由于民营书商是对应新华书店系统而存在的，当时被称作“二渠道”，新华书店发行系统自然就是“主渠道”了。十多年里，民营“二渠道”逐渐发展壮大，从业人员及发行规模占据了整个图书发行的半壁江山。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在“二渠道”做得风生水起的民营书商，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国有出版发行单位出去的。当时，丢掉国有单位的铁饭碗，毅然决然投身于市场竞争，完全靠自己的拼搏存活下去，需要一些勇气，也是一种重大的人生选择。“下海”，就是那时候对于这样一种人生选择的形象描述。“海”指市场竞争环境。“下海”指的是没有了体制内的保障，投身商海大潮。“下海”了，能不能扑腾得有些出息，全凭自己的努力。
如今的出版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蓬勃发展，当年的“出书难、买书难、卖书难”问题已经解决。现在出版业面临的问题，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高品位高质量高效益的出版产业。随着40年出版改革的不断推进，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出版物市场正在逐渐形成全国联通的没有地区壁垒的统一市场体系。曾经的“主渠道”和“二渠道”都是市场主体，在同一个市场环境里摸爬滚打，只能遵循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法则。
由此可以展望，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将不具市场主体特征的竞争者，渐次从市场剔除；比如制定公平合理的竞争规则，等等。这就是说，这个“海”是竞技场，对市场主体的资质能力有一定的要求，如果凭借额外加持的装备“下海”，大概也得卸了装备再说。
二、印刷业的技术革命
20世纪90年代，我国印刷业的技术革命，是广泛采用王选发明的以数字化汉字储存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机照排系统。这标志着我国印刷业完成了“告别铅与火，跨入光与电”的重大变革。这一变革对出版业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王选照排系统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中文出版的速度和质量。至199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将当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颁给王选教授的时候，中国大陆99%的报纸编排和90%的书刊出版以及全球大多数华文报刊都采用了王选照排系统。我国出版业新时期以来出版物品种数量大幅度增长，也有受益于这一技术变革的因素。如今，王选照排系统几乎覆盖了全球华文出版，铅字铸造及印刷，只是静静陈列在印刷博物馆里，与雕版印刷、活字印刷一道，作为传统印刷技术供人们欣赏了。
王选照排系统的广泛应用，还为汉字在现代社会以及未来世界的充分使用注入了生命力。长期以来，对于中华文明传承特别是中华典籍文献的传承及传播，人们总是忧心忡忡，重要的原因就是汉字笔画繁琐，铸字印刷比较困难。然而，王选照排系统应用这些年来，古典文献复制传承有了不止照相影印一种形式。数字化处理技术，为汉字的存储铸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为中华各少数民族文字的留存拓展了一方天地。从这个意义上讲，王选照排系统为中华文明传承及发扬光大做出了积极贡献。
更重要的是，王选照排系统所依据的数字化汉字处理方法，即汉字输入计算机的压缩还原，使得汉字表现借助计算机畅行无阻，为汉字的数字化运用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从此，汉字在各类阅读器屏显上自由游走，在出版业积极探索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融合发展的当下，越发显示出多种多样的可能。可以想见，在今后出版传播千姿百态的样式里，会看到王选照排系统的表现，看到光与电的神奇魅力，想象空间有多大，就有多精彩丰富。
三、编辑出版机构的转企改制
作为出版业上游的编辑出版机构，随着发行体系改革，机构自身的管理體制和运行机制也在同步跟进。21世纪初，在经历了联合重组、编印发一条龙、策划事业部运行等一系列尝试之后，国家管理部门出台了一项重要的体制改革举措，那就是编辑出版机构的“转企改制脱钩”。具体说来，就是经营性的出版社和期刊杂志社，全部从事业单位转变成企业组织，还要进行公司制改造，目的就是让经营性的编辑出版机构，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主体。
编辑出版机构是事业单位，按照企业化管理模式运行，从国家财政全额拨款，到差额拨款，再到经营性事业单位自收自支，也是因时因势不断变化着。到“转企改制脱钩”举措出台的时候，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基本上还是事业单位的待遇，企业岗位的薪酬，小富即安的保障。像我辈从业人员，自从参加工作就明白，虽然是国家事业干部，却是在经营性事业单位供职，工作内容属于出版经营，耳濡目染，逐渐学会的是出版产品的商业运行，对于从经营性事业单位转制为公司制企业组织，也不是毫无思想准备的。笔者在2005年第5期《出版广角》的《转来转去的念头》一文中写过这么一段话：“随着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进程，出版人解下事业干部的斗篷，露出从业人员的短打，放开手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腾挪摸爬，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样的心理准备，职业意识明确的出版人都是有的。”但是，实际情况其实挺复杂，真正着手落实转企的时候，会遇到不少的问题。
2009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为这一轮转企改制规划了路线图和设定了时间表，经营性出版机构改革才从坐而论道变为起而探路。直到2010年底，经营性出版机构的转企工作才全部完成。编辑出版机构成为企业组织，确立了市场经营主体的地位角色，运行经年，效果逐渐显现。
一是出版社开始注意编辑出版能够体现本社特色的图书了。出版社明白了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道理，有了用一批特色图书吸引读者的意识。在转企之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一些出版社有人嚷嚷“打破专业分工”，认为专业分工限制了出版社及其编辑的发展。转企以后，出版管理部门对于出版社没有明确的专业分工要求了，各出版社反倒明白过来：没有什么人可以包打天下，出版社及其编辑的专业特色，有利于编辑出版具有鲜明特色的图书，有特色图书，才可能产生图书的特色集群效应。如果没有在某一领域相对密集且具有鲜明特色的图书，自然也就没有了竞争优势。
二是各编辑出版机构开始重视培育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了。从组织特色图书产品着手，出版人逐渐明白，所谓核心竞争力，就是自身有特色的编辑出版作业团队。编辑出版作业团队的建设，已经成为各个编辑出版机构重要的基本建设内容。各个编辑出版机构充分认识到，建设一支有品德、有文化、有能力的编辑出版作业队伍，才是打造精品出版物、提高出版质量和提升推广水平的重要保证。在编辑出版机构的日常工作中，基层党组织以思想教育和企业文化为主要内容，侧重于员工的思想品德教育；人力资源部门将职业培训、专业教育、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作为主要抓手，侧重于员工的职业能力训练。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各编辑出版机构的作业团队建设趋向好转，编辑功能萎缩情况明显改观。
编辑出版机构转企，虽然只是出版管理体制改革的第一步，但经过将近十年的运行，已经取得明显成效。特别重要的是，国有出版经营单位事业干部的身份转换，将职业出版人推到了市场竞争前沿。如果说，当年国有体制人员从事民营出版发行被称作“下海”，那么这一轮转企改革，国有出版人走向市场，同样也是“下海”。如今，国有和民营早已同在一个“海”里了，这个“海”，就是市场竞争环境。
四、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
“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这个观点，大约是刘杲先生2003年提出的，当时就在出版业引起强烈共鸣。此后，围绕这个话题，刘杲先生分别在2008年、2014年，详细阐释了他的出版观，受到业界的广泛赞赏，在出版业转企改革过程中以及转企以后的运行里，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面对中央推进编辑出版机构转企改制的新形势，出版人如何坚定文化立场，坚守文化使命，履行文化建设责任，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刘杲先生强调，出版产业对社会的最大贡献是文化力，即舆论导向、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出版产业要自觉适应和利用市场经济规律，进而在出版市场发挥文化力的积极引领作用，以实现真正的优胜劣汰。这些观点对当时出版产业改革当中出现的消极现象有非常准确的针对性。
首先，低俗媚俗出版物出现影响了出版市场的健康发展。事实上低俗出版在个别出版社早有苗头，大多数是出版社与民营书商联合出版。到了转企改制前后，个别出版社借机与不法民营书商沆瀣一气，低俗媚俗出版就多了起来。其次，大量的跟风出版。一本书产生了广泛影响以后，各种跟风书接踵而来。跟风跑的同行们，以为这就是市场竞争行为，以为这就算是参加了出版市场竞争。实际情况是，由于缺乏专业性的调研、专业性的组稿、专业性的编辑加工，创意模仿，著述粗疏，编辑粗糙，推出的尽是些拙劣赝品，耗费人力物力，结果血本无归。再次，指望与民营书商合作起死回生，但效果并不显著。原来占了半壁江山的民营书商是金字塔型的，有见地或能力强的民营书商谋求的是与有实力的编辑出版机构的强强联合甚至资本合作；绝大多数民营书商，基本上还是以图书批销为主，间或攒书一二。但攒书并不是真正意义的选题策划，只是在主流出版的边缘打转，撑不起特色出版。
如此等等，人们才逐渐明白，出版的文化品位以及文化水准，需要涵养。出版竞争，所收获的经济收益，还是为了涵养文化，提升文化力。由此，人们对出版活动的效益认识，愈加深入。谋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就得以社会效益为先，以经济效益为本，没有社会效益，就没有经济效益。
五、对出版业的展望
回顾出版业改革开放40年的沧海桑田，笔者的经历见闻，毕竟只是些雪泥鸿爪。由此可以揣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当下，可以展望到的，也可能只是些吉光片羽。
首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继续推进对出版业的深化发展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事实上，与机构重复、职能重叠类似，出版业也存在资源重复、布局重叠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编辑出版机构的存活及发展的质量。按照中央当初关于编辑出版机构“转企改制脱钩”的总体设计，目前各经营性出版机构已经完成了转企，改制尚在陆续推进当中，而接下来，就应当着手进行脱钩划转了。倘若这些改革落实到位，出版业各市场主体的结构布局或许将更趋于合理，公益的归向公共服务，经营的走向市场竞争，各类出版机构在各自的作业场域充分发展，共同发挥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
其次，作为从传统出版一路走过来的出版人，笔者依然钟情于纸介质出版物的形态呈现。笔者相信纸本读物还有充分的存在价值，而且越来越趋向印制臻美，当然也会越来越典雅昂贵。当读者郑重选择纸本阅读的时候，也就是读者在出版物的质量水准方面对出版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再次，丰富多样的出版业态。未来将会出现印刷出版、电子出版、数字出版、智能出版等出版业态争奇斗艳、各显神通的局面。各种出版业态不断交叉融合，新的出版景观不断涌现，新的出版业态层出不穷。以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为引导，丰富多彩的出版样态，吸引着、影响着越来越多的阅读人群。传播技术的发展总是值得期待。而一代代的出版人，将不断发扬光大工匠精神，为各类读者呈现新的精湛制作，提供更新更美的阅读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