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图与实践
左衡
把电影①存在置于“一带一路”的语境下加以探讨和研判，在中国当下有其必要性和战略意义。这个战略意义，一方面是指就未来格局而言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当下还没有到马上可以见其显著成效的时候。因此，所谓必要性是指，当下就需要有所意识，未雨绸缪，特别是在实际考察、学术研究、理论思想等方面，能够贡献一整套适应21世纪世界形势、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话语体系，进而寻求突破。在这样的话语体系出现之前，或者说，在大前提尚未确立的情况下，讨论一带一路电影不啻为一种话语的冒险。然而，反过来看，一带一路电影实践如卓有成效，则将成为大前提的有力组成，甚至率先完成某种学理或思想的表达。
一、词语与意味
在此工作展开之前，有必要对一些词语重作梳理。这些词语相互关联、时有重叠，却又各有渊源和立场，很容易导致误解和混淆，特别是对非研究领域的人员来说。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随后被命名为“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缩写B&R）。从文化符号的角度看，“一带一路”似乎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现代延续，但借用哲学家冯友兰的说法，它绝不是“照着讲”，而是要“接着讲”。从全球化话语的立场看，则是一种要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分庭抗礼的姿态。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地球村”概念，到90年代出现的“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无论乐观还是警觉，都是站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立场上的意识形态。能自觉站在这一立场之外的西方知识分子也提出了诸如“东方主义”“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等概念，但在“单向度”思维之下，更根本地，在西方社会模式及思想体系占据绝对主流的背景下，这些反思只是无伤大雅的点缀。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世界的思维并未真正完成现代化，而是仍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中文语境里的“近代”仍然有其场所，所谓“近东—中东—远东”，以及“东洋—西洋—南洋”等，都是东西方对自我中心意识的彰显。
因此，当中国把“丝绸之路”发展并阐述为“一带一路”时，中国就率先在话语层面跳出了东西二元对立的思想陷阱。丝绸之路（德文：Die seidenstra?e），这个原为德文的词语，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我的旅行成果》中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被中国人赋予了新的可能。
在笔者看来，这个词语的内涵和潜力，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无法理解和想象。它过于宏大，以至于对它的表达还只是局部的尝试。
二、未完成的全球化—现代化过程
当代人所经历的，是否是现代化的最后一幕？过去30年里，随着国际局势变迁、金融资本跨国生长、以数字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突破，这个星球上的各个国族和人群都空前知晓了彼此的存在，相互纠缠影响，再不可能隔绝。距离的急速缩短，迫切需要重新定义各自的空间和关系。以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当政为标志之一，国际间新一轮博弈已经开局。所有人都在问，新一轮的全球化—现代化，将以何种形式和理念继续并完成？这一轮结束后会是什么局面？然后又如何？人类新的文明形态将如何？
笔者以为，有必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各种论述，其中，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思想格外应予重视。这是因为，无论在世界范围还是在国内，都有相当多的对“一带一路”的质疑之声，其中最常见的声音之一是将其视为乌托邦。曼海姆认为，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其实是同质的，二者的差别仅在于，前者已经实现并得到了国家机器的加持，后者尚在意识层面，没有被切实实践。
就“一带一路”而言，尽管在现实中已经出现了风起云涌的国际间实践，很多人觉得它只是乌托邦话语，特别是在文艺界。质疑、观望、疏离的态度，导致了在这个宏大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没有与之相称的“叙事”。这里的“叙事”并非是服务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所谓宏大叙事，而是指能反映或表征大历史变迁的文艺创作及作品整体。与此同时，又有另一种动向，即意识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国家和政府会在文化领域有利好政策和巨额投入，于是闻风而至。这两种心态会带来一些古怪的情况。就前者来说，很多人——特别是中外知识界——看到《战狼2》《红海行动》等影片，马上以为自己看到了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企图;至于中国一直陈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则毫不犹豫地选择无视。就后者来说，有些人在完全没有做好准备、也不具备能力的情况下，忙于申报项目、制作口号化到令人尴尬的电影产品。
这些奇怪的现象恰恰表明，在现代化的问题上，我们实在还有太多不足，有太多需要学习和思考的东西，特别是基础性的常识。对于身处意识形态领域的文艺工作者而言，如果他们的创作要同一带一路产生联系，那么至少，正确理解“一带一路”等中国概念是必要的。这一点，对于中国创作者和国外创作者都适用。这又涉及宣传舆论工作，如何做好对中国概念的说明（正面阐述）、解释（驳斥反面曲解）、表达（进一步的推介），最终成为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拥有足够的话语权），这既是国家相关部门需要思考的问题，也应成为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界人士的某种意识和责任。而在对外交流工作中，各国文化平等交流、共同建构、共同实现充分现代化，则应成为共识。中国不会居高临下，但也不必只有迎合屈就，才能宾主尽欢。
在上述的社会和话语两大前提下，我们才能正确地看待电影在其中的位置和作用。简言之，正是因为社会运作和话语建构都是高度理性的、实用主义的，身处其中的人们才格外需要感性的文艺，而电影正是当代文艺诸样式中影响最大也最容易传播的。反过来，电影创作又会要求哲学呼应、研究支撑，进而提升电影研究的学术标准。
三、中国电影事业的新时代
对中国电影，目前最简明扼要的表述是“1，2，3”，分别是银幕数居世界第一，票房为第二，产量为第三。但笔者以为，还应该有一个表述，或者说，一个有关中国电影未来的定位，那就是世界电影的新引擎。
考虑到仍在增长的电影市场、仍在发育的电影文化，这是完全可能的。近几年，中国对本国电影艺术质量空前重视，电影的社会功能超出艺术范畴。必须看到，中国电影市场和文化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它具备空前开放的文化心态，因此，不同于电影史上的欧美引擎，它将是各国优秀电影产品的有力需求侧，这就意味着将会造就多元化的国际供给侧。西班牙、泰国、印度等国的电影行业已经充分意识到这点。与此同时，中国又是电影技术、产业、事业的全方位推进者，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率先推广数字化制作和放映技术标准，开发中国巨幕和高帧率CINITY等，打造了丝绸之路电影节、金砖国家电影节、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等各种规模和定位的电影节展……显然，中国更愿意和其他文化主体一同来设计和打造新引擎。
在中国电影这个热火朝天的发展黄金期里，会有各种力量汇聚进来。因此，哪些主体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是在价值观层面就决定了这一主体能走多远的关键。而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方法论，则是必要之保证。以笔者供职的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为例，这个成立于1958年的国家电影档案机构，在今天不但继续承担着各国各种电影资料的收集、整理、修复、应用等工作，而且也在研究开发数字化时代大数据技术理念下的全新工业化体系。在电影历史与理论研究特别是中国电影学派话语建构方面也承担了新的任务，为党和国家的电影工作提供产业、政策、传播、舆情等方面的咨询服务。通过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和各个电影节展策划执行，进入了电影产业实践层面，与国内外电影机构展开多种形式的合作。显然，一旦有了正确的主体，找到正确的方向和方法，中国电影有太多事情可以做。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使得電影话语超出了西方学术界“资本—意识形态”的模式，提供了从更高文明层次上解决电影实践问题的思路。中国电影人应当自觉地学习、领会，转化为自身的电影实践，同时润物无声地做好国际传播和影响。实践不必总是伴随着话语的宣讲，但实践也不应忽视思想的方向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