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叙事构建的声画历史
李俊
38集电视连续剧《伟大的转折》2019年8月26日作为首部新中国70华诞献礼剧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之后，又在许多省级卫视第二轮播出，取得了不菲的收视成绩，引起广泛关注。作为该剧的编剧之一，笔者深感欣慰。《伟大的转折》属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必须遵循该类影视剧创作的基本原则，即坚持唯物史观，维护历史的真实性，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以神驭形，神形兼备”等，要求主要人物、主要事件、主要的时间和地点必须忠实于历史真实，剧中体现出来的主旨、思想、观点等必须符合中共党史、新中国史的表述。在此前提下，创作者尽可以对剧中的小人物、小事件、细节等做艺术的合理想象与恰当虚构，正如黑格尔所言：“不应剥夺艺术家徘徊于虚构与真实之间的权力。”[1]中国是一个具有深刻历史意识的信史国家，“史德”“史才”“史学”“史识”，是古代史学家刘知几、章学诚提出的四种史学素质[2]，这也是一个以历史题材为创作对象的剧作者必须具备的素质。但有了这四种史学素质还远远不够，剧作者还必须具备很强的想象、虚构等艺术创造能力，并懂得必要的专业编剧技巧。
在《伟大的转折》之前，已有电影《突破乌江》《万水千山》《金沙江畔》《大渡河》《四渡赤水》《长征》《彝海结盟》《金沙水拍》《我的长征》、电视剧《遵义会议》《长征》等“高原”和“高峰”存在，如何另辟蹊径而实现创新或达到超越，是剧本创作的首要任务。笔者立足于史诗性、文献性的宏大格局，以“大遵义会议”的理念和视野结构全篇，即以“遵义会议”为中心，将此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此后的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铁厂场会议、会理会议等统驭其中，以国家叙事、地方叙事来坚持历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以民间叙事与个人叙事来追求艺术的逼真性、传奇性与观赏性;从“为什么要召开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如何成功召开的”“遵义会议开完之后怎么样”三个方面，全面、深刻、形象地阐释了“伟大转折”的缘由、经过和结果，以及“伟大转折”的历史意义和伟大的长征精神。
一、国家叙事与地方叙事
《伟大的转折》的国家叙事，是指由中共中央党史及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等组织编写的党史、军史，以及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的集体编撰的党史、军史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实的记录与评论。史料主要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中国通史》《星火燎原》《长征大事典》《长征》等书籍。中国共产党中央及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在1934年10月—1935年10月所经历的那段艰苦卓绝的长征史实，在上述典籍中都有共同的表述，许多重大事件如湘江之战、通道转兵、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突破乌江、遵义会议、土城战役、四渡赤水、扎西会议、
遵义战役、苟坝会议、鲁班场战役、南渡乌江、兵临贵阳、西进云南、北渡金沙、会理会议等，敌对双方的主要人物和军队番号，事件的时间、地点、起因、经过和结果，以及对事件的评述等，都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这是党和国家早已定性的党史、军史、革命史，煌煌史实，不可逾越，剧作者在编剧时必须“忠实于原著”，不可虚构，更不能解构;并且通过影视叙事体现出来的主旨观点或思想倾向性要与国家叙事典籍相符合。比如，对于“四渡赤水”进行影视叙述所要体现出来主题意蕴，必须符合权威的党史典籍中表述的观点：“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一反以前的行军方式，好像突然获得了新的生命。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梭于敌军重兵之间。红军处处主动。在遵义以西、四川、贵州边界反复四次渡过赤水河，使敌军感到扑朔迷离，疲于奔命”[3];也必须符合权威党史的评价：“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滇黔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4]因而，在编剧时就要做到“三个突出”：突出广大红军战士的英勇顽强，突出军、师、团级红军指挥员的灵活机动，尤其要突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革军委领导集体的英明决策，充分彰显“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5]的国家叙事目的。
其实，上述国家叙事典籍中，每个史实之间、每一个事件之中，本身就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充满了剧烈矛盾的，具有很强的戏剧张力，编剧只要如实地“照编”就行了，即对史实内容的文字表述进行影视声画符号转换，用影视语言的方式体现出来，可以是整体照编，可以是扩编，可以是缩编，也可以是节选。[6]比如突破乌江之“江界河战斗”这一史实，前线的指挥员是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参战部队是红一军团二师4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6团（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战斗英雄有营长曾传林、连长毛正华、炮兵连长赵章成;敌方为黔军侯之担教导师周仁溥团的一个营。耿飚和杨成武决定、曾传林和毛正华实施的第一次突破乌江战斗失败了，这一段采用的是“缩编”，没有全程展示。而刘伯承亲自指挥的偷渡、佯渡、强渡三管齐下，就用了全景式的“照编”，其中的“偷渡”是扭转战局的关键，而且历史事实本身就是这样的精彩、传奇——红军连长毛振华率突击队36人分乘6只竹筏深夜從江界河新渡口上游1公里处的老虎洞那里偷渡过江，风浪将5只竹筏卷了回来，毛振华乘坐的那一只却不知去向，也没有看到他们发出手电筒光的信号，大家都以为他们被江水卷走而牺牲了，刘伯承也认定偷渡失败。谁知毛振华等6人顺利到达北岸，因电筒落水受潮而不能向对岸发信号，他们摸黑攀附山崖迂回到新渡口附近的一个山洞里潜伏下来等待时机。第二天清晨，红军大部队向新渡口发动强渡作战的关键时刻，毛振华等人突然从侧面发动攻击。黔军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顿时慌了阵脚，强渡的红军大部队乘机登上北岸，黔军的防线立即崩溃，乌江告破！这一段真实的历史曾在1961年的黑白电影《突破乌江》中有所展现。笔者在编剧时刻意回避了电影中的场景设置和敌我双方人物的形象、台词、动作等，比电影更为精致、全面地表现了这段一波几折、扣人心弦的传奇战斗故事。
《伟大的转折》剧的地方叙事，来源于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军区政治部、贵州省档案馆、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遵义会议纪念馆等组织编选并公开出版的中央红军转战贵州的文史书籍，有《追寻红军在贵州的足迹》《黔山红迹——红军在贵州的革命活动》《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贵州文史资料专辑·黔军史略》《多彩贵州的红色记忆》《伟大转折》《遵义会议永放光辉》《四渡赤水》《中央红军娄山关之战》等。《伟大的转折》剧主要表现的是湘江惨败之后的中央红军从通道转兵进入贵州、转战川滇黔边境120多天的艰苦历程。这一段历史，为贵州留下了丰富厚重的人文资源，“贵州是红色文化大省，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影响深远。鉴于贵州是中国工农红军休养生息和发展壮大之地，是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之地，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之地，客观上使得‘转移‘转折‘转型成为贵州红色文化在全国层面的核心记忆”[7]。既然是贵州本土的一个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省、州、县各级党史、史志、文化研究部门就会投入大量人力、财力进行挖掘整理，这对国家层面的党史、新中国史、军史也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笔者身为贵州人，且在高校从事红军长征文化历史研究10余年，自然有一种家乡情结和长征情怀，在创作剧本之前大量参考了上述地方叙事的书籍，对剧作中的历史细节、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场景呈现、氛围营造的丰富性确实起到了很好的帮助作用。比如，据贵州地方史料记载，红军突破乌江进入遵义之前，毛泽东住在江北瓮安县猪场镇桐梓坡村的一个杀猪匠陈金榜家里，毛、陈二人恰好同龄，便互称“老庚”，很快就打得火热，陈金榜也受毛泽东影响而参加了革命，在红五军团组织成立的桐梓坡农会里当了主席。中央红军离开贵州之后，桐梓坡农会和游击队随之解散，陈金榜被反攻倒算的地主民团长期关押折磨，还差点被杀掉。解放后，瓮安县厚待陈金榜，请他进城当了县政协委员，直到终老。这一史料，在以往的长征题材影视剧中都没有表现过，在《伟大的转折》剧中首次真实地演绎出来，还把陈金榜作为一个次要人物来贯穿始终，为剧作增色不少。再比如，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唯一批准成立的省级党组织贵州省工委，在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兵临贵阳、西进云南期间提供了大量的情报，并掩护潘汉年从贵阳取道广西、香港、上海、海参崴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这一史实也在剧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也是以往的长征题材影视剧所没有涉及的内容。笔者将这一史实贯穿在电视剧中，在第38集还用字幕来最后交代了贵州省工委的情况：“1935年7月19日，贵州省工委书记林青被捕，不久被杀害。中共贵州省工委自1935年成立至1949年迎来贵州解放，14年红旗不倒，先后有70多位共产党员献出了宝贵生命。”既丰富了剧情内容，又表现了贵州地下党对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对于中央红军转战贵州期间国民党贵州政府的一些活动史实，贵州的地方文献研究成果也很丰富，笔者在进行地方叙事时也恰当吸取了许多。比如，红军刚进入贵州黎平县境内时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复杂心理和行动举措，从《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一书中尽可得知。笔者直接引用（节选）了王家烈发给蒋介石等人的一份电文“王家烈电请到湘各军移黔会剿”：
南京。國府主席林、行政院长汪、委员长蒋钧鉴：朱毛匪部，窜抵黔边。查该匪号称十万，若今日久蔓延，不仅黔省被其赤化，恐川湘及其他各省，亦同感危殆。除集中所部进剿堵截外，并恳请中央飞令到湘各军，西移黔境;及桂省各部队越境会剿，以期聚歼该匪，挽救黔难，无任感祷。王家烈叩。[8]
在剧作中，这是黔军参谋长草拟电文之后念给王家烈听的台词，其行文格式、遣词造句、语调等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代入感。
总之，国家叙事与地方叙事在《伟大的转折》剧中交相辉映，互为补充，共同撑起了还原这段长征史实的宏大骨架，符合唯物主义史学观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创作原则。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院务委员、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员陈晋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充分肯定了《伟大的转折》剧的历史真实性，《求是》杂志编审孙珉认也为，本剧体现了忠实于历史的科学态度，在重大历史节点上交代清楚，对历史意义的表达也清晰得当，体现了严肃认真的优良创作作风。[9]
二、民间叙事与个人叙事
中央红军转战贵州的时间较长，在当地百姓中留下了许多故事、传说、民谣、神话等，有的是口头流传，有的形成了文字，还有的已集结正式出版。这些都属于民间文学范畴，笔者将其称为“民间叙事”，大量合理取舍用于剧中，其浓郁的文学色彩为剧作增加了不少传奇性和观赏性。民间文学在长期的口头流传过程中具有创作的集体性、内容的变异性和故事核的传承性（相对稳定的因素），文学价值极高，普希金、鲁迅、沈从文等就十分看重那些“不识字的作家”的口头创作，鲁迅先生甚至认为“乡民的本领并不亚于大文豪”[10]。
在贵州及川滇黔边境广泛流传的有关中央红军的红色民间文学极其丰富，充满浓烈感情色彩的叙述、描写、抒情、说明等，往往蕴含着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逼真。如果把这些民间文学当作中央红军长征的那一段史料来阅读与研究，很快就会发现其中充满了想象、虚构与夸张，但如果仅仅将它们当作虚构的文本来看待，又会发觉字里行间处处渗透着历史真实的水印。比如有一首民谣反映了“十个连长一个班”的故事：
精简大整编，连长下到班。班长黄荣贤，带领十个连。[11]
一个班长怎么能够带领10个连呢？这看似矛盾的逻辑背后有着一个悲壮的故事：红三军团四师10团9连连长黄荣贤所在的连队历经广昌战役、湘江战役、突破乌江战斗、刀靶水战斗、土城战役而伤亡殆尽，他也在土城战役中负伤。红军一渡赤水之后在扎西进行整编（缩编），伤愈后的黄荣贤奉命下到新组建的一个通讯班去当班长。他发现班里的9个战士都是幸存下来的连级干部，且跟他一样，各自所在连队几乎都打光了。于是，十条汉子抱在一起嚎啕大哭，哭完表示，要再搞出10个连来！于是，笔者根据这首民谣在剧作中设计了一场情感戏：扎西整编期间，毛泽东到彭德怀、杨尚昆的红三军团来了解情况，得知有10个连级干部正抱着一起痛哭，不愿意缩编，就前往询问。知道原因后，毛泽东表情含悲，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部队拼光了，仗没有打好，责任不在你们，在军委，你们个个都是好样的……一席话感动了黄荣贤等10个连级干部，感染了所有在场的红军官兵。
“红军菩萨”的故事在遵义地区流传甚广，从国家、地方史料中得知，这是根据红军医生龙思泉的故事演绎而来的，其基本史实是：1935年1月中旬红三军团驻防遵义城南期间，17岁的广西籍红军医生龙思泉奉命到桑木垭一带为当地百姓治疗一种传染病“鸡窝寒”，仅五六天的时间就治好了几十个病人，被百姓尊为红军神医。1月19日，红三军团接到撤离遵义北上的命令，而龙思泉还在深山里为百姓治病，来不及通知他，就通过游击队带口信让他迅速北上追赶部队。龙思泉接到口信后立即出发追赶部队。途中，不幸遇到地主民团，被抓往村公所处死，并暴尸不准掩埋。村民们自发组织起来偷偷将龙思泉掩埋了，地主民团要挖坟，也被村民们成功阻止;一个国民党专员带着士兵去挖坟时，竟然从马背上摔下来摔断了腿，从此再没有人敢去挖坟了。这一事实在桑木垭乃至整个遵义地区越传越神，说红军医生已化身为菩萨，神灵保佑一方百姓免受病痛灾害。前往坟前烧香磕头的百姓络绎不绝。久而久之，事实便演化成了民间神话传说，并在流传过程中几经变异，有了多个版本，甚至将龙思泉变成一个年轻的女红军——如今遵义市红军山烈士陵园里的雕像“红军菩萨”反映的就是“女红军”龙思泉救治穷苦百姓的故事。笔者根据这一具有史实内核的民间传说，在剧中，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一个17岁的红军医生龙思泉的形象，将他如何救治村民并与百姓建立深厚感情、如何遭遇民团、如何牺牲、红军游击队如何抢夺遗体将他掩埋、村民送葬等情境一一展现出来;红军二占遵义后，毛泽东到遵义县革委会开会时专门问起龙思泉牺牲的事，最后用一句寓意深刻的台词来作结：“老百姓要为龙思泉立一块碑，很好啊，其实，龙思泉同志就是我们共产党、红军的一座丰碑啊！”
没有想象与虚构，就没有艺术的产生，这是公认的艺术创作规律。正如黑格尔所言，“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活动”。[12]在剧中，笔者所殚精竭虑的就是如何去进行艺术的想象与虚构，即“个人叙事”的问题。个人叙事首先要面临、纠结的就是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问题。历史学家毛佩琦认为，历史剧的写作原则是“大事真实，细节精致，剪裁润饰，不失本质”[13]，这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是一致的。“剪裁润饰”与“小事不拘”允许的就是创作者通过合理的想象与虚构达到艺术逼真的效果。艺术想象与虚构注重的不是历史事实本身的真实，而是内在的历史精神和艺术精神的逼真。因此，创作者不必在大事件和大人物的细节上、小事件和小人物的细节上拘泥于历史事实，在史料没有记载的地方尽可以驰骋自己的艺术想象，包括移花接木、添加细节、杜撰小人物和小事件、改动背景、移动时间等手法，以此达到使人物和环境典型化、故事生动、情节丰富和增强戏剧效果的目的。《伟大的转折》剧中“马红军”的故事就采取了这种个人叙事的艺术手法。
红三军团17岁的红军战士马崇德，在湘江战役中脚受了伤，翻越老山界时掉了队。他一路追赶，直到贵州黄平县还是没能赶上大部队。生命垂危之际，一个好心的裁缝救了他，将他送到深山里一户苗族人家养伤。马崇德伤愈后改服易名，娶了一个苗族姑娘为妻，一直生活在寨子里，直到2019年还健在。这一史實仅在黄平县的地方史志里有记载，并在黄平苗乡广为人知。笔者通过添加大人物的细节、杜撰小事件、改动背景和时间等手法，虚构出一个精彩的战斗、情感故事：17岁的小马是红军中央纵队休养连警卫班的一名战士，休养连在贵州黄平县境内遭遇黔军的一支侦察部队，双方展开激战。小马与康克清并肩战斗，十分英勇。黔军仗着人多势众步步紧逼。危险时刻陈赓率干部团赶到，打跑了黔军。小马不听康克清的劝告，奋力追击，被击中腿部受了重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来到战场，看到了牺牲的4名战士和受伤的小马。毛泽东很难过，亲自将小马送到深山里一户苗家去养伤，给了那户苗族老人10块大洋，并深深鞠躬表示感谢。临走时毛泽东叮嘱小马：“等伤好了以后，如果能赶上大部队是最好的，万一不行就留在这里，给苗族人家当长工也好，做儿子也行。”小马含泪应答、敬礼，毛泽东等依依不舍地挥泪告别。导演、演员、美工等在二度创作时将这一段故事演绎得很到位，加上音乐的烘托渲染，领袖与普通士兵的故事感人至深，很能打动受众，也从细节上丰富了领袖的人物形象。为了增强人物、事件的历史真实感与艺术逼真性，还用字幕进行补叙：“小马的原型马崇德，广西籍红军战士，1934年12月在黄平尖山坡战斗中身负重伤，留在当地苗族村民家中调养。后来娶当地苗族姑娘为妻，一直生活在那里，2019年已103岁高龄。”
1935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川滇黔边的“鸡鸣三省村”开会讨论常委分工的问题，周恩来单独一夜长谈，说服博古支持毛泽东，并把中央总负责人（总书记）的权力交给张闻天。党史、新中国史、地方史都清楚地记载了这一史实，但是，周恩来和博古关起门来一夜长谈的内容却没有正式的记录，之前的所有影视剧和书籍涉及这一关键点时也是刻意避开或虚写一笔。周恩来是怎样说服博古支持毛泽东并交权给张闻天的，周恩来没有记录，后来也一直没有说起过，博古1947年牺牲之前也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因此，这一直是一个深深地吸引着史学界和广大受众的历史之谜。好在博古后来在延安曾对潘汉年透露过那晚的一些谈话内容，潘汉年作了一些简略的记录，后来就流传下来了，金一南在其《浴血荣光》一书中有所转述。[14]笔者据此合理想象、大胆虚构，写出了近10分钟的周恩来、博古二人的对话，台词的内容梗概是这样的：周恩来用现身说法告诉博古，你我都是留学国外吃过洋面包的人，这样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和革命实际不是很了解;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之后，尤其是周恩来、博古共同领导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他就深刻地意识到，必须要找一个真正懂得中国革命的人来领头，才能把革命搞成功;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他懂得中国，周恩来、博古都当不成领袖，只有毛泽东行，大家共同辅佐他，齐心协力把中国革命的事情搞成功。这段台词导演、演员都没有改动，原样照拍了。电视剧播出以后，受到许多党史专家和电视观众的认可与好评。应该说，这一段个人叙事是很成功的，符合亚里士多德论述的历史学家与诗人的差别：“历史学家叙述已发生的事，诗人的职责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高、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叙述个别的事。”[15]
当然，也有一些笔者自认为是很好的个人叙事，却被导演在二度创作中改变了。比如毛泽东吟诵组词《十六字令·山》的场景。这是毛泽东写于1934年岁末至1935年初的三首小令，地点应该是湘桂边境的老山界至贵州黎平、黄平、瓮安一带，最有可能就是在黎平时写的。[16]由于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上毛泽东的两次建议都被采纳，红军转兵贵州之后连克几座县城，再加上毛泽东所患的疟疾也痊愈了，心情很是畅快，见到贵州到处都是崇山峻岭，一时诗兴大发，写词言志。笔者虚构的场景是：黎平会议之后红军继续西进贵州腹地，向乌江南岸挺进。毛泽东骑着白马飞奔，策马啸立，在馬背上吟诵出第一首小令：“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第二、三首则以毛泽东画外音的形式体现，配以毛泽东纵马奔驰、群山起伏连绵、红军大队行进、红军接连攻占县城等画面。可是导演在实地拍摄时却大大简化了，安排一个警卫员陪着毛泽东来到乌江边上，毛泽东站在岸边完整地将三首词吟诵出来。这样拍摄确实是节约了资金和时间，但已完全没有了剧本设计的那种浪漫豪情、英雄风姿和磅礴气势。为此，笔者一直引以为憾事。
结语
除了上述国家叙事、地方叙事、民间叙事、个人叙事等四重叙事之外，笔者还参考了一些外国人写的有关中央红军长征的书籍，可称之为“外来叙事”，具体包括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奥托·布劳恩（李德）的《中国纪事》、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等。但这些“外来叙事”几乎都是个人化、文学化的写作，其“大事”不可取，“小事”作为细节的补充、丰富是可行的。
一切优秀的历史题材影视剧都可以追溯到它坚实的史学、文学和编剧艺术基础，《伟大的转折》剧亦然。笔者在坚持唯物史观、维护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在有限的政治、历史空间作无限的艺术探索与实践，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时代性的高度融合;以“大遵义会议”的详尽史实，艺术地反映艰苦卓绝的长征历程和伟大转折的历史意义，以波澜壮阔的长征史诗彰显伟大的长征精神，并尽可能地在历史的叙述中恰当地融入一些当代话语的表达，努力发掘这一历史题材中所蕴含的时代精神，表现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一路走来始终坚持的初心和使命。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应该在历史题材中“注进新的生命去，与现代人生出关系来”[17]。没有时代精神的历史题材作品，是没有永恒性和伟大性可言的。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美学 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53.
[2]张岱年 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07-208.
[3]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268.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159.
[5]肖华.红军不怕远征难[N].解放军报，1965- 07- 01.
[6]桂青山.影视编剧教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38.
[7]徐静.红色文化与多彩贵州[ J ].贵州大学学报，2015（2）.
[8]贵州省档案馆.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82-84.
[9]刘颖.《伟大的转折》诠释转折不易[N].北京广播电视报，2019-10-31.
[10]鲁迅.鲁迅全集·偶成：第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99.
[11]谭智勇.四渡赤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70.
[12][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57，50.
[13]毛佩琦.真实是历史剧的品格[N].光明日报，2011-12-23.
[14]金一南.浴血荣光[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121.
[1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28-29.
[16]付建舟.毛泽东诗词全集详注[M].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132.
[17]鲁迅.现代日本小说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