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中小学英语教材建设的“变”与“不变”
马绯璠
摘 要：中小学教材是图书出版中一个特殊的门类。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新课标提出的更高要求，中小学英语教材建设也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在教材设计更加立体化，工作内容更加多元化，编辑流程更加智能化。同时，我们要始终牢牢把握合作出版中的中方主导权，保持作为教材编辑的专业性，始终坚守编辑出版规范不动摇。出版社只有牢牢把握住“不变”，在“变”中才不会迷失自己，才能更好地为国家的基础教育事业服务。
中小学英语教材是图书出版中重要而独特的一部分。第一，教育出版不同于大众图书出版，具有教育属性，教育出版的本质不在于出版而在于教育，出版只是形式，教育才是根本[1]。第二，教材是教育出版中一个十分特殊的板块，印量大，使用范围广，影响深远。第三，中小学教材又不同于大学等其他学段的教材，中小学生教材根据国家课程标准编写，体现了国家的意志，中小学教材必须经过教育部审定通过后才能使用，且在使用过程中不能擅自修改，如有修改必须经过严格上报程序。中小学教材不同于其他学段教材，还在于教材要符合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并且与其学习水平和接受程度相一致。最后，中小学英语教材又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基础教育教材，往往需要合作出版。为了符合中国国情和学情，需要教材编写专家、教研员、中小学一线教师等的参与，而为了保证语言地道性，也需要外籍专家的参与。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材具有其特殊性，而新时代对教材建设又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教材编辑既要顺应时代的新要求，积极求“变”，又要保持初心，时时牢记“万变不离其宗”。本文将以译林出版社中小学教材的出版工作为例，对新时代教材编写的“变”与“不变”进行反思。
一、新时代的新要求
1.新科技带来新可能
互联网科技的发展使得教学技术手段日趋多样化，学生的学习方式也变得更加多样，原来单纯依靠课堂和纸质教材、教辅的学习方式，已经转变为课堂学习和互联网学习相结合的学习模式。如果说之前PPT代替了黑板只是呈现媒介的转变，而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带来的则是学习方式的根本性变革。随着相关设备价格的下降以及互联网“提速降费”，5G时代即将到来，英语教学朝着主动式学习、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的学习以及个性创新式学习的方向发展，同时，科技的发展也为教育公平和因材施教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2.新课标提出新要求
2018年初，《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下简称《课标（2017年版）》]发布，对教材编写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个出版社根据新的课程标准对教材进行了全面改版。《课标（2017年版）》提出了由主题语境、语篇类型、语言知识、文化知识、语言技能和学习策略六要素构成的课程内容以及指向学科核心素养的学习活动观，学习过程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具有实践性和综合性的活动串联，力求解决长期存在的知识教学碎片化现象和课堂效率不高等问题。新课标对教材设计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课标还要求重视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丰富英语课程学习资源，强调“重视现代信息技术背景下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的变革，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促进信息技术和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现代教育技术对教与学的支持与服务功能，选择恰当的数字技术和多媒体手段，确保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有助于促进学生的有效学习和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和发展。”[2]这对教材中信息技术的利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新课标还指出，语言教学中的语篇应以多模态形式呈现，既包括口头和书面的，也包括音频和视频的，并以不同的文体形式呈现。[3]这要求教材不仅要包括纸质材料，也要包括多媒体资料和网络平台。
课程总目标凸显了英语学科教育的育人功能，要求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将学科育人的立足点、出发点和终结点牢牢地根植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坚持中国基因，坚守中华底色，坚定文化自信，同时增强全球意识、多元文化意识和中外人文交流意识，发展和提升参与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胜任力。[4]
教材对于新课标精神在课堂实际教学中的落实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小学教材编写“变”是发展的方向，必须要有改变和创新，但同时要掌握好“变”中之“不变”。
二、积极求“变”
1. 教材设计之变：教材设计更加立体化
现在我们的英语教材使用者是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他们对新技术更加熟悉，对学习中的互动性和个性化要求更高。为了适应教学的新需求，就需要将纸介质的教材内容与新媒体的表现方式相结合，研发符合师生教学需求的数字教材及相关产品，充分利用数字化资源呈现形式多样化和服务个性化的特点，从而实现资源的增值和综合利用的最大化。
我们将原来由教科书、光盘、卡片、挂图、教师用书和教师培训手册等组成的教材包进行拓展，凸显电子化和数字化的特征。我们将纸质教科书内容进行数字化处理，使其转化为适用于各类电子终端的互动电子课本，将教材内容通过电子媒介以更加直观的方式展现出来。我们还在开发和完善各种设备可以使用的教材配套平台，平台配有拓展练习和其他学习资源，内嵌先进的语音评测引擎，具有学习管理功能和个性化推送功能，可充分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未来我们还将引入师生互动模块，为学生实现合作学习、同伴互助提供平台，教师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对学生作业进行评测批改或者为学生答疑解惑，帮助教师动态了解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将来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相关设备价格更加亲民，我们将融合虚拟现实（AR）技术，为师生提供更好的教学体验，实现沉浸式学习。教材将从平面的单一纸质载体向立体化、多维度方向发展，教材出版社将不再仅是纸质教材复制本的提供者，而要转型为基础教育服务者，为师生提供整体的教学解決方案，实现“教材内容+数字平台+移动数字终端+教学解决方案服务”的基础教育服务新模式。
立体化的英语教材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第一，立体化的英语教材有着丰富的表现形式，可以集成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动画等富媒体内容，为学生提供多模态语篇，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语言知识点，直观了解相关的中外文化，让学生多感官学习，充分调动其学习热情和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实现语言输出。第二，立体化的英语教材对于实现教育公平有着重要意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我们的教材配套资源分为助教资源和助学资源两个部分。助教资源为教师服务，为广大一线教师提供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为英语教学较为薄弱的学校展示了优秀的课堂教学，弥补了英语师资力量不足的缺陷。助学资源为学生服务，让学生的学习更加高效化、立体化、个性化。第三，立体化的英语教材对实现个性化学习和因材施教同样有着重要意义。立体化教材营造了交互性、趣味性的学习环境，能让学生拥有更大的学习自主权，他们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学习的内容，或者查漏补缺，或者拓展学习，从而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2.工作内容之变：工作内容更加多元化
数字时代教材编辑的工作内容相比传统更为复杂。在前期设计阶段，教材编辑要将数字化资源放到教材设计的整体框架下，对教材设计进行通盘周密考虑。教材编辑不一定要是数字技术专家，但必须了解在数字出版环境下教材内容设计的新手段、新要求。编辑在教材设计时不能仅仅考虑纸质图书，而是要以纸质图书为核心，配合多媒体、多元化的教学资源。
在教材编写阶段编辑的工作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之前教材编辑主要需要与作者、美术编辑、排版人员、印刷厂进行沟通和合作，而现在教材编辑还需要和数字技术编辑协同工作。教材编辑和数字技术编辑紧密合作，保持互动，从而搭建起内容和技术之间的桥梁。教材编辑可能还需要和社外的动画制作公司、视频制作公司、电子书排版公司等合作。
教材编辑的审稿工作也相比以往有所不同。一方面，教材编辑要审查纸质教材价值导向是否正确，是否存在知识性和事实性方面的问题，是否全面覆盖了课标列出的话题、语法和词汇，编排是否合理，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等。另一方面，教材编辑还要审查音频、视频等资源以及配套互动平台，检查各种素材与教材搭配是否合适，是否展现该内容最合适的载体，是否有政治性、事实性和科学性方面的问题，不能因为其不是白纸黑字的印刷品而在把关上有任何放松。
3.编辑流程之变：编辑流程更加智能化
我们在编辑工作流程中引入了智能化的教材辅助研发系统，这样编辑不仅不用再做繁杂的重复性劳动，而且能够快速得到教材的词汇和难度等方面的准确数据，有助于编辑随时把握教材情况，做出及时的调整。
词汇的分布情况以及覆盖率是教材编辑要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如果完全靠人工统计，显然工作量大且容易出错。教材研发系统将这一工作智能化，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和准确率。
该系统可以将文本中不同级别的单词用不同颜色标识出来，系统还可以对词汇情况进行累计统计。这可以帮助教材编辑更好地掌握词汇分布情况，进行合理调整，保证将《课标（2017年版）》要求的词汇全部以适当的方式分布到各册的各个单元，并在此基础上制作出完整、准确的词汇表，避免人工编制词汇表时经常出现的误收、漏收、重复收的情况。
除了词汇的分布，恰当的词汇复现率对学生通过主题语境习得词汇十分重要，这也是教材编辑要特别关注的地方。以往教材编辑只能凭主观感觉有一个大概的印象，而现在我们的教材研发系统能够针对各册、单元、板块等不同颗粒度给出词汇复现率的准确数据。
我们还对文本难度进行了严格控制，這主要体现在词汇密度、词汇难度和文本可读度这几个指标上。我们的教材研发系统可提供文本的形符/类符比（TTR）来测量词汇密度，形符/类符比是由文本中不重复的单词数除以文本词汇总数得出的，该数值越高，文本难度越大。我们还对教材的词汇难度进行了赋值，以便进行量化分析：义务阶段词汇难度为1，高中必修阶段词汇难度为2，高中选择性必修阶段词汇难度为3，根据课标词可推导的词汇难度为4，课标外词汇难度为5，专用名词、数字及词缀难度为0。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可以得出各册、单元、板块的词汇难度。在文本可读度方面，我们使用了弗莱士易读度（Flesch Reading Ease）指数。通过这样的可量化指标，我们可以对教材难度实时掌控并及时加以调整。
三、坚守“不变”
无论处于哪个时期，无论教材以何种形态出版，中小学英语教材的编辑都要坚守在中外合作出版中的中方主导作用，坚持编辑的专业性，积极参与教材建设的整个过程，严格按照出版规范要求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国家的基础教育事业服务。
1.中方主导不能变
英语教材中，中国文化失语问题普遍存在[4]，英语教材的中国文化失语现象是“文化帝国主义”在教材中的表现。所谓文化帝国主义，是指西方发达国家依靠自身的优势地位，直接或间接、明显或隐蔽地向其他国家输出本国的文化理念、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商业模式、生活方式等，被输出国往往会出现文化身份危机等问题，其传统文化和民族认同遭到了威胁。[5]教材中中国文化的缺位不仅影响了学生的文化自信，而且还造成了学生跨文化交流障碍。艾伦·坎宁斯沃思（Allan Cunningsworth ） 指出：“教科书选材的社会文化价值，是一种‘隐性的课程，是教育的一部分。”[6]显性课程是在课程和教材中明确陈述的，并要在考试、测验中考核的正规教学内容和教育、教学目标，而隐性课程则向学生潜移默化地传递了有关价值观、态度和原则的信息。教材中隐性课程对学生会产生巨大影响，可能会伴随学生的一生。因此，英语教材要让学生通过英语学习增强国家认同和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成为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也是《课标（2017年版）》的要求。
英语教材中的文化失语现象，与教材出版中“厚此薄彼”的观念有关，英语教材在编写出版过程中往往更加注重对西方文化的传播，对我国文化则挖掘不够，最多只是偶尔零散出现，不成体系。从根源上来看，这是由于部分教材在合作编写的过程中西方作者占了主导地位，有些教材甚至是“拿来主义”，直接引进外方教材，中方教材出版社只进行了降低词汇难度等少量改动就作为英语教材进行出版。
合作出版是英语教材编写中的常见模式，实践证明这种模式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我们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很早就发现了这种做法的弊端，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将中方主导作为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我们明白，要编好一套英语教材，外方出版机构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对国外已有教材进行学习和借鉴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教材编写过程中，中方的主导权必须牢牢抓住，在合作过程中保持批判性的头脑和敏锐的政治意识，把握教材的价值导向，确保教材全面贯彻立德树人理念，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防止西方意识形态侵入教材。在任何文化中，所有的文本都反映着特定的社会现实或者意识形态。我们在编写普通高中教科书《英语》的时候，已经在初稿中发现多处具有西方物质享乐主义思想倾向的文字。例如，讲到体育锻炼首先想到的就是要买一双高质量的运动鞋，过生日就要举办生日聚会，且要购买各种聚会相关的物品，梵高作为画家得到世界认可的证据只是他的画现在价值连城，在拍卖行卖出了高价。这对心智还未成熟的青少年影响巨大，需要编辑特别谨慎。为了保证文本价值观的正确性，在外方作者写作的过程中，我们与其密切合作，参与到他们写作的全过程中，不断地与他们磨合，特别是当他们写作中国文化相关语篇的时候，编辑与作者合作更加紧密，最终保证了高质量语篇的产出。译林版教材一直注重中方在合作出版中的主导地位，在新时代，这一重要原则不能改变，中方要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拥有更强的主导力，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让文化自信在教材中得到更好的体现。
2.编辑专业性不能变
编辑要深入介入教材大纲制定和教材内容编写的全过程，对教材宏观框架和微观细节提供精准科学的改进意见，这对教材编辑的专业性要求很高。教材编辑要有深厚的学科知识功底和语言功底，对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有深刻理解，熟悉国家有关的政策和法规。编辑还应当熟悉中国的课堂教学情况，了解英语教学法理论，理解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教材编辑必须深入课堂，大量听课，这样编辑不仅可以了解教学的基本要素和规律，还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反思教材编写中的问题，发现教学中生动的创意，将其作为教材编写的素材。
教材编辑还应当是一个优秀的组织者和沟通者，需要统筹教材编写的复杂过程。编辑需要组织合理的编写团队，监督作者按预定的提纲编写并按时提交书稿，审查稿件并就内容的修改与作者沟通，与审读专家、设计、排版、印制人员沟通，与数字化技术团队、教材培训团队通力合作，及时处理、协调编写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情况， 做好服务工作。教材投入使用之后，教材编辑还要定期到各个教材选用地区进行回访，深入课堂，与教师和学生座谈，倾听他们的声音，以便在修订中能够对教材进行进一步完善。编辑对读者来信和意见反馈都要虚心听取，诚恳回应，耐心解释，帮助师生更好地使用教材。这样的组织、沟通能力一直以来都是教材编辑的“看家本领”，无论在任何时期、任何背景下，都是不能变的。
3.出版规范要求不能变
中小学英语教材无论是以纸质形式还是数字形式出现，都要严格遵守出版规范。教材编辑要严把政治关、知识关和文字关。编辑要熟悉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如我国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以及其他政治方面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等与出版工作关系密切的法律法规知识，保证教材不出政治性差錯，不引起著作权等方面的法律纠纷。对于教材涉及的内容，编辑要不厌其烦地考证。教材语言必须规范化，语音、词汇用法、语法都要与权威工具书保持一致。
严守出版规范对基础教育阶段的教材至关重要。未成年人对教材上的错误还不具有完全的判断能力，他们出于对教材的信任，会认为其中的内容一定是百分百准确无误的，因而教材中出现的错误很容易误导学生。因此，在教材中，无论是教科书本身，还是配套的数字资源，在编校质量标准上都要比一般图书更为严格，千锤百炼，反复琢磨，编辑无论多么精益求精都不为过。
四、结语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新课标提出的更高要求，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教材编写也发生了一定变化，具体表现在教材设计更加立体化，工作内容更加多元化，编辑流程更加智能化。这样的改变核心理念是为广大师生提供优质教育、公平教育和个性化教育。另一方面，在教材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始终牢牢把握合作出版中的中方主导权，保持作为教材编辑的专业性，积极参与到教材建设的全过程中，始终坚守编辑出版规范不动摇。教材对中小学英语教育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关乎一代人的成长，在教材建设中，出版社只有牢牢把握住“不变”，在“变”中才不会迷失自己。
参考文献：
[1]曹婷婷，陈卫春.数字时代中小学教材编辑的自我培养 [J].传播与出版，2015（10）.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
[3]梅德明.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时代新人——《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学科育人观及实现路径[J].人民教育，2018（11）.
[4]徐若梦.浅议我国英语教材出版的“文化失语”与传承[J].出版广角，2016 （1）.
[5]黄力之.文化帝国主义与价值冲突[J].哲学研究，2004（9）.
[6]Allan Cunningsworth.Choosing your course book[M].Oxford： Macmillan Heinemann， 1995.
（作者单位系译林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