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阳乐府对其诗歌理论的实践
内容摘要：李东阳作为明代复古格调派诗歌理论的奠基者，从纠正当时的文坛风气出发，在自己的乐府诗创作实践中，继承了唐宋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力求打破模拟抄袭之风，践行了“因人命题”的主张，并且强调诗的音乐性必须体现在诗的节奏上，重视“自然之声”，因此他的拟古乐府对后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李东阳 乐府 诗歌理论 创作
李东阳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更是明代复古格调派诗歌理论的奠基者。徐朔方在《明代文学史》称赞他为“明代诗史上第一个真正的诗人”。[1]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李东阳对当时乃至后世文坛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李东阳也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尤其是关于他的著作生平以及诗歌的创作与理论。近些年，学术界似乎把重点放在了李东阳的乐府诗研究上。
一.推崇复古
《明诗别裁集》序言中说道：“宋诗近腐，元诗近纤，明诗其复古也。”[2]也就是说宋诗近乎迂腐，元代诗歌又太过纤弱，而明诗恰恰受到元末明初时的文学复古思想的影响，诗歌复古便成为了一种极为流行的创作趋势。这种复古思潮可以说是当时的时代背景和诗歌自身发展相互糅杂的结果。明朝初叶，杨世奇、杨荣、杨溥三位内阁大臣，领导文坛几十年，形成了风靡全国的台阁体。台阁体诗文的内容大多比较贫乏，一般都是歌功颂德，咏唱太平，艺术上追求典雅平正，这样导致了“真诗渐亡”的结果。李东阳在文学史上的首要贡献之一，便是结束了台阁体的统治。他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继承了唐宋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力求打破模拟抄袭之风，充满了真情实感。作为统治阶级，李东阳深刻地认识到儒家在意识形态中起主导作用，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需要正统意识形态的宣扬。文学作为重要的载道工具，历来被统治者和士人阶级所重视。因此，李东阳提出文学复古的理论：“文章关乎气运，亦系于时尚。”[3]
在当时的诗坛，台阁体盛行，奢靡的诗风对国运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从李东阳的社会地位出发，提倡文学复古势在必行。薛泉说过，“李东阳力主诗歌抒写真性情.从明代诗歌发展的历程看，当然属于复古。”[4]《麓堂诗话》的刊印者王铎认为“用托之木，与沧浪并传”。[5]《沧浪诗话》以唐诗为典，这一点正与李东阳不谋而合。他认为：“惟严沧浪所论，超离尘俗，真若有所得，反复譬说，未尝有失。”[6]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明确了其诗歌复古的方向，为他的复古文学思想和复古文学创作打下基础。于是，李东阳的一百零一首拟古乐府诗便应运而生。
李东阳推崇汉乐府，《拟古乐府》可以说是他模仿汉乐府所作。其拟古乐府或描写社会生活，或反映民生疾苦，皆取材于正史官书。正如李东阳在《拟古乐府引》中说：“间取史册所载忠臣义士、幽人贞妇、奇踪异事，触之目而感之乎心，喜愕忧惧、愤慈无聊，不平之气，或因人命题，或缘事立义，托诸韵语，各为篇什，长短丰约，惟其所止，徐疾高下，随所会而为之。内取达意外求合律，虽不敢希古作者，庶几得十一于千百。”[7]可见诗人取材于史籍，微言大义，卒章显志，议论精辟。例如《三字狱》：“朋党谪，天下惜。惜不惜，贬李迪。三字狱，天下服。服不服，杀武穆。奸臣败国不畏天，区区物论真无权。崖州一死差快意，遗恨施郎马前刺。”[8]前四句皆为三字短语，读起来语气紧凑，情绪上慷慨激昂，成功地表现出诗人义愤填膺的悲愤情绪。
李东阳从纠正当时的文坛风气出发，并且借鉴了《沧浪诗话》的论述，明确提出文学复古的主张，在创作乐府诗时贯彻实行了他的复古理论，从而留下了对后世影响极深的101首拟古乐府诗。王世贞晚年时在《弇州读书后》中对李东阳的拟古乐府诗大加赞扬：“向者于李宾之拟古乐府，病其太涉议论，过于翦抑，以为十不得一。自今观之，奇旨创造，名语叠出，纵不可被之管弦，自是天地间一种文字。”[9]可以说从其客观结果来看，李东阳的文学复古思想对当时及后世的文学理论发展和文学创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反对模拟
汉魏之后的乐府诗大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用古题，仿古调，另一种则是用新题，却也失去了古乐府的韵味。所以李东阳感叹道：“今泥古诗之成声，平仄短长，字字句句摹仿而不敢失，非惟格调有限，亦无以发人之情性。”[10]他认为可以“因人命题”而不必承袭古题。正因为他的乐府诗践行了这种主张，才会对后世产生极大的影响。
张焕玲在《论杨维桢、李东阳乐府体咏史诗创作及清人的全面接受》一文中提到：“在明代咏史乐府的众多创作者中，李东阳影响最大，拟古而不剿袭，旧题新意，变今为古，自出机杼，自问世后就掀起一股有关乐府体咏史诗的体裁、题材、音节、修辞讨论的热潮。”[11]我认为李东阳的乐府诗之所以影响最大，是因为他打破了传统，另辟蹊径。他在《镜川先生诗集序》中严肃批评道：“林子羽《鸣盛集》专学唐，袁凯《在野集》专学杜，盖皆极力摹拟，不但字面句法，并其题目亦效之。开卷骤视，宛若旧本。然细味之，求其流出肺腑卓尔有立者，指不能一再屈也。”[12]他认为林子羽、袁凯等人守着固定的诗法，而不是抒发肺腑之情。因此可以看出李东阳认为可以效仿，但不能模拟，应在拟古中出古，并且要抒發真情实感。从他的乐府诗题目来看，大多没有直接采用乐府旧题，而是自拟新题，扣住所写内容，开门见山地揭示主旨。例如《城下盟》：
澶州城南见黄盖，澶州城北胡兵退，南朝相公方鼾睡。谗言后出功臣猜，城下一盟成祸胎，孤注之说何危哉。城下盟，君不辱，犹胜金陵与西蜀。当时若耻城下盟，纵寇不追真大错。[13]
这首诗的背景是景德元年，宋真宗御驾亲征，澶洲大捷。“城下盟”指的便是澶渊之盟，而促成这个盟约的功臣却被小人陷害，引起了宋真宗的猜忌，以至于被疏远冷落。虽然当时宋军打败了辽军，但由于宋真宗的软弱无能，在有利的情形下不乘胜追击反而屈膝求和，结果后患无穷。“真大错”充分显示出作者对这个所谓的“城下盟”的反对态度。
李东阳在《拟古乐府引》中指出：“嗣是以还，作者代出，然或重袭故常，或无复本义，支离散漫，莫知适归;纵有所发，亦不免曲终奏雅之诮。”[14]正因为反对模拟，他的创作便体现出大胆创新的特点。郭瑞林在《不拘旧套，令创新格——论李东阳的乐府诗》一文中表明：“为了诗体的多样化，为了扩大、激活乐府诗的功能，这种变革、创新本身是值得肯定的。”[15]直至现在，我们许多学者也是肯定了李东阳拟古乐府的创新思想以及对后世文坛的巨大影响，对于诗学发展的关键作用，李东阳势必会被历史所铭记。
三.自然之声
朱林宝主编的《中华文化典籍指要》中曾简单评价其拟古乐府：“因人命题，讽刺并见，不事雕琢，含蓄可味，颇得时人及后人的好评。”[16]薛泉在《溟南敝帚集》中的评价则更为具体，“在李东阳看来，古诗、律诗各有音节、字数限制，特别是律诗在起承转合方面，更是有法可循，为之不难。而乐府长短句则不然，其‘初无定数，最难调叠，但‘亦有自然之声。”[17]这里的“自然之声”便是指诗歌的语气语调与诗人的情思完美融合。综观李东阳诗论其于“兼比兴、协音律、言志厉俗”三者中，更重视的是诗的音律特征。李东阳指出：“古所谓‘声依永者，谓有长短之节，非徒永也。故随其长短，皆可以播之律吕，而其太长太短之无节者，则不足以为乐。”[18]李东阳强调诗的音乐性必须体现在诗的节奏上。他极力维护诗的这一原始属性，认为“以声统字”、“求声于诗”乃“天下之理”和“天机”所在。例如《花将军》：
花将军，身长八尺勇绝伦，从龙渡江江水浑。提剑跃马走平陆，敌兵不能逼，主将不敢瞋。杀人如麻满川谷，遍体无一刀枪痕。太平城中三千人，楚贼十万势欲吞。将军怒呼缚尽绝，骂贼如狗狗不狺。樯头万箭集如猬，将军愿死不愿生作他人臣。郜夫人，赴水死，有妻不辱将军门。……儿年十五官万户，九原再拜君王恩。忠臣节妇古稀有，婴杵尚是男儿身。英灵在世竟不朽，下可为河狱，上可为星辰。君不见金华文章石室史，嗟我欲赋岂有笔力回千钧。[19]
这首诗意境浑厚，抑扬顿挫，颇有歌行的韵味，读来情绪丰沛激昂。
他不仅以有无“音韵”评论古诗和近体诗，并且有无“自然之声”批评“古、律诗”和“乐府、长短句”。《四库全书》评价李东阳的《诗话》：“其论诗主于法度音调。法度，主要指诗歌的体裁规矩;音调，主要指诗歌的节奏。”[20]但在李东阳看来，声与情是不能被分割的，要随情附声，而不是为了情去押韵。他强调“得于心而发之乎声，则虽千变万化，如珠之走盘，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21]只有由情自然而然形成的音韵节奏，才是“自然之声”，如果因循固定法度格调，做出来的皆为下乘之作。
参考文献
[1]徐朔方，孙秋克.《明代文学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194
[2]沈德潜.《明诗别裁》，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1
[3][5][6][10][12][18][21]李东阳.《李东阳集》第二卷，长沙：岳麓书社，1985，537，528，531，530，534，528，529
[4][17]薛泉，.《溟南敝帚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108，108
[7][8][13][14][19]李东阳.《李东阳集》第一卷，长沙：岳麓书社，1984，1，121，93，1，114-115
[9]王世貞.《弇州读书后》，《明诗话》第四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4547-4548
[11]张焕玲.《论杨维桢、李东阳乐府体咏史诗创作及清人的全面接受》，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四期，40
[15]郭瑞林.《不拘旧套，令创新格——论李东阳的乐府诗》，中国韵文学刊，2006年6月，72
[16]朱林宝.《中华文化典籍指要》，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599
[20]周寅宾.《李东阳于茶陵派》，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9-100
（作者介绍：王仪，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