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学研究视角下《中国长城史》出版的价值研究
【摘 要】 《中国长城史》是国内第一部以史命名的长城学研究专著，对中国长城发展历史进行了系统阐述，是对中国长城学研究的重要贡献。文章通过分析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景爱的学术经历及《中国长城史》的内容框架和著作特点，论述了《中国长城史》作为长城学文献出版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影响。
【关 键 词】《中国长城史》；长城学；景爱
【作者单位】黄志强，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达斡尔族聚居区文化遗存口述史调查及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研究研究（19BMZ095）的阶段性成果；齐齐哈尔金长城的历史地位及保护开发对策研究（135209509）的阶段性成果；齐齐哈尔金长城文化资源的整合利用与开发研究（QSK2018-09JL）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25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0.07.029
长城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建筑工程，一直被视为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中国文化的标志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长城研究历来为国内外学术界高度关注。长城的保护、开发和研究不仅要基于对历代长城全面的把握，明确长城的起止走向、资源分布、类型特点、建筑背景，还要阐述其历史地位和科学价值，这样才有利于长城整体性保护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为长城文化资源保护提供学术支撑。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景爱在大量资料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撰写的《中国长城史》，是国内第一部以史命名的长城学研究专著，对长城建造史和演进史进行了系统阐述，在长城学文献出版和学术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一、《中国长城史》的研究内容
20世纪70年代以来，景爱一直致力于以考古的手段研究沙漠的变迁，多次深入沙漠草原对长城遗址进行考察研究，这些遗迹对了解沙漠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景爱在其著作《中国北方沙漠化的原因与对策》《沙漠考古通论》中都提到了长城，虽然其研究重点是沙漠考古，对长城没有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但也为其撰写长城史专著奠定了基础。
1.《中国长城史》的内容体系
《中国长城史》对长城的脉络演进进行了创新性划分，把长城的纵向时间沿革和横向地域分布结合起来，使得全书知识线索清晰，内容充实完备。
全书为八个部分，第一章着重分析清代杨守敬和民国年间王国良、寿鹏飞、张维华等人著述、思想和观点对长城学研究的贡献。景爱通过对权威工具书中长城定义的探讨，提出“长城是以土、石、砖垒筑的连续性高城墙，系古代边境御敌的军事工程”这一新定义，对长城起源非军防工程说、标识性建筑说等误说进行了批驳。
第二、第三章按照时间沿革，对战国时期齐、楚、魏、赵、燕等国长城的修筑时间、起始地点、走向分布进行系统论述，对长城的“群体始建时期”演进进程进行深入分析，特别是对齐长城的起止地点、修筑时间参照史学资料进行了深入研究、详加考证，客观公允地评价了齐长城的历史地位。
第四章对秦汉时期长城的“整体改造时期”进行详细阐发，阐述秦汉时期对前代长城的修补和利用，特别提到对赵武灵王长城的利用问题以及汉代对前代北方长城的利用问题。
第五、第六章把北魏至隋唐、辽金时期的长城演进归纳为“局部增筑时期”，对北魏时期的泰常长城、畿上塞围、六镇长城以及东魏北齐时期的长城进行系统分析，梳理长城在局部地区的演进脉络，并通过史料考证，对隋唐、辽金时期长城的长度、地位、形制结构进行深入分析，用翔实的统计数据予以论证说明。
第七章通过对明辽东边墙、宣府大同太原边墙及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边墙进行系统分析，展示明代长城的历史和风貌；把清代柳条边和明代长城进行对比，阐发清代柳条边的位置、走向、功能作用和影响，认为柳条边是“清朝版图内农区与游牧狩猎区的分界线，后来演变为地方行政区的分界线”。
第八章对历代长城的长度及长城与边壕、长城与烽燧、长城与天险的区别进行深入分析，认为烽燧是早于长城的报警系统，不能把天险、边壕当作长城，更不能无中生有地“克隆”长城，并通过对长城的整体保护、地方政府的责任、长城保护与旅游开发、长城学研究等问题的阐述，提出关于长城研究的新思考和新认识。
2.《中國长城史》的著作特点
由于防御性军事工程的性质，长城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修建规模、目的、过程、结构和作用是不尽相同的，对长城沿革进行整体性论述梳理的难度很大，而此前的长城学研究，也恰恰缺乏对历代长城的全面系统阐述。《中国长城史》的研究思路非常明晰，景爱认为，长城修建史要在大量实地考证并结合文献记载的科学研究基础上，以长城各个历史时期的修建作为长城史的论述主线。正是基于对中国长城修建史的整体探索和思考，景爱在沙漠考古与文献研究结合的基础上对中国长城发展脉络进行了科学划分。
《中国长城史》体例特点主要体现为贯通性。该书以“整体始建”“整体改造”“局部增筑”“整体维护”为不同阶段[1]，论述了长城从齐长城、楚长城、魏长城、赵长城、中山长城、燕长城、秦长城、秦汉长城、北魏长城、北齐长城、北周长城、隋唐长城、辽金边壕一直到明长城的演进脉络，弥补了此前学术研究中的不足，表现出论述条理的系统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中国长城史》综合运用前代研究成果，资料翔实，论据充分，对长城建造史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使得每一章的框架结构清晰完整、主题突出，让读者一目了然地理解长城的阶段性特征。
《中国长城史》内容特点主要体现为深入性。一些长城科普类知识读物对长城的论述侧重于通识性，这虽有利于长城知识的普及，但不利于长城研究内容的深入。该书对长城的定义、起源、演变、特征、长度等进行深入细致论证，纠正了学术研究中的误区，在论述中把争论的问题一一呈现，由浅入深、细致入微地阐述分析、辨伪存真，有助于激发读者探寻长城源流的兴趣。
《中国长城史》数据引用力求准确。该书对古史中长城描写文字含糊、调查统计不精确的地方进行修订，对古史中长城的年代和地理错误进行矫正，对长城研究中涉及的古地名进行今地名标注，从而有利于读者理解。纵观全书，这三点在各个章节中都有所体现，是本书的显著特点之一。
《中国长城史》研究特点体现为交叉性。该书运用历史学、地理学、文献学、考古学、长城学研究成果，把历史文献与田野考古相结合，通过学科交叉，运用的新的研究方法、技术手段、框架结构、学术观点展开综合性系统性研究，体现了长城学文献出版的选题特征和研究要点。
二、《中国长城史》的学术价值
1.对长城学文献出版的贡献
《中国长城史》的出版满足了长城研究者和爱好者对系统学习长城史的期待。长城研究深受历代史学家重视，在正史、舆地志及地方志中多有记载，然而这些记载比较分散和简略，甚至语焉不详，后人难以了解全貌。20世纪50年代以前，长城研究基本是根据文献资料进行，文献研究与考古调查没有密切结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50年代以后，长城研究借助考古技术和方法，充分利用航空测量和遥感技术，提高了长城调查和测绘的科学性。随着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以及对历代长城遗迹的考古调查逐渐深入，中国长城研究和文献出版取得了显著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长城研究著作层出不穷，但还停留在各自为战的状态，各省市只关注管辖区内的长城资源分布和历史文化研究。而《中国长城史》则是一部对长城进行整体性、综合性论述的著作，开长城专题史出版之先河，无论是对长城的本体研究、学术话语建构，还是对长城文化遗产保护、旅游开发都具有重要意义。该书融思想性、学术性、价值性和可读性强于一体，语言平实易懂，论述深入浅出，观点鲜明深刻，完善了长城学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丰富了长城学文献出版的类型，推动了中国长城学研究的发展。
2.对长城研究误区的纠正
《中国长城史》在对大量长城文献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沙漠考古研究的新成果、新认识，对长城研究误区进行纠正，并提出鲜明的见解。例如，对于人为地把长城建造时间提前的问题，景爱认为长城属于军防工程，修建于战国时期，以齐长城为最早，批驳了长城建于春秋时期，以楚庄王所修长城为最早的观点[2]。有学者提出，清代还在修筑长城，长城作为一条红线贯穿中国历史的始终，中国历史就是一部长城史的观点。景爱认为，这种把长城建造时间往后延长，以凸显长城历史地位的说法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长城的墙体有土筑、石垒、土石混筑、泥土夹植物枝条等多种不同的形式，故而被列为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名录。但山险属于自然实体，不属于人工建筑，这是山险与长城最根本的區别[3]，把山险一律称为长城，这种认识有失偏颇，应当进行仔细的研究和探讨。
长城研究误区的存在不利于长城研究，在《中国长城史》中，景爱把长城研究误区、学术争鸣问题、认识谬误一一列举出来，批驳纠偏，辨伪存真，总结经验，表明立场，有利于长城研究者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对长城研究起到启发、借鉴的作用。
3.作为专题史的学术价值
专题史著作是专门性强而主题面广的一类学术研究专著，往往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领域的某一专题为研究对象，在加强对通史、断代史等相关领域的阐述方面有着其他论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长城史》从专题史角度，以长城各个历史时期的修建为主线，阐发长城沿革，探幽发微、钩沉史事，清晰地展示了长城演进的历史进程，丰富了中国长城学研究，是中国专题史著作中的优秀作品，出版后深受国内外学界好评。
三、《中国长城史》对长城学研究的启示
1.长城研究要进行学科交叉
长城研究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长城史》是进行学科交叉研究的有力佐证。景爱在长城研究中注重学科交叉，从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文化遗产学等角度进行思考。他深刻感受到，长城文化遗产要进行整体性保护：一方面是历代长城都应该予以保护，另一方面是每一道长城自始至终都要保护。我国应在世界上率先构建学理坚实、具有中国特色的长城学学科知识体系，确立中国在世界文化遗产研究中的话语权。
中国长城学的诞生是学术研究长期积累和发展的结果，有着独特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只有借鉴国内外长城研究成果，开展大交叉、大综合、多侧面、多角度的长城研究，把长城沿线的民族关系、生态环境、典故传说、民间故事、军事防卫、驿传交通、旅游开发、历史遗迹等都纳入长城研究和文献出版视野，多学科研究成果相互支撑、交叉渗透，才能提高长城学的研究水平，构建中国长城学的学科体系。
2.长城研究要关注文化生态保护
《中国长城史》的出版，可以看作一位长城文化生态的保护者，基于对长城源流、生态和存续的关注而完成的长城演变史总结。作为中国沙漠考古的优秀学者，景爱十分关注自然、地理、文化、生态的变迁研究。他认为，长城开发应以长城生态保护为前提，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合理而有序的开发利用，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处理好长城文化生态保护和开发的关系。保护长城的环境和风貌，不仅要保护长城的墙体，还要保护长城周围的环境。
长城研究关注文化生态问题，引发了学者的共鸣。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导致文化遗产存在的环境更趋恶化，促使人们深刻认识到保护自然文化生态对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大意义。所以，长城学研究要聚焦长城的文化生态保护，关注长城沿线的动植物资源和环境变迁，关注长城修筑所形成的生态与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历史关联，使中国的长城学研究具备人文生态视角和自然生态关怀。
3.长城研究要体现家国情怀
长城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是开展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宝贵资源。景爱用脚步丈量历史，走进田野深处，探寻长城遗存，埋头于长城研究，体现了一位沙漠考古学者的家国情怀和学者担当。《中国长城史》内容丰富、体系明晰、学术性与通识性融合，不仅对长城的构成元素、修筑原因、重要关口、发展轨迹等进行了论述，还对长城承载的家国情怀、爱国传统、遗产价值进行阐发，把长城当作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在长城研究中融入“爱我长城、护我长城”的理念，并立足于培育青少年的家国情怀，构建基于长城资源的学研体系，发挥了长城文化资源的爱国主义教育价值。
长城学研究从清末杨守敬算起，迄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研究成果日益丰硕，研究范围越来越广。《中国长城史》对中国长城演进变迁的历史进行系统总结，对相关学术观点进行批驳，并提出一系列有关长城的新思考、新论断，不仅开阔了长城研究的新视野，而且丰富了中国长城学研究和文献出版，具有承上启下、发展创新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徐丽丽. 建国以来长城主题图书的出版研究[D].北京：北京印刷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
[2]景爱. 走出认识长城的误区[N]. 中国教育报，2002-12-16 .
[3]景爱. 中国长城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