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论证 文化启迪
陈延潼
《辛普森：美国制造》（2016）也许是美国历史上迄今为止单片最长的纪录片，它不仅获得了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片，而且还获得了第88届美国国家评论协会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重要奖项，由此可见其在美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力。当辛普森这个特殊人物的特别故事再次因为一部纪录片获奖而赢得美国和世界更多人关注思考的时候，笔者感受到特别有启迪意义的，不仅在于它在美国法律文化与种族历史问题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深度纠缠——这是研究分析这部重要调查性纪录片的一个比较特别且非常有意义的学术视角，同时也在于它体现了美国调查性纪录片从著名的《蓝色警戒线》（又译《细细的蓝线》，1988）到《华氏911》（2004）之间所形成的某种一脉相承的艺术特征——选取有争议性和影响力的案例，对拍摄对象相关历史真相进行独特的调查追寻，采用访谈和史料进行影像论证，并试图改变人们的相关认识并建构新的相关事实真相——虽然还不能够予以绝对证实，却令人不得不开展深刻反思，从而使观众具有更多的思考选择可能，也可以获得别样的思想文化启迪。
一、选择有争议性和影响力的历史案例
埃罗尔·莫里斯著名的纪录片《蓝色警戒线》，曾经引发美国纪录片学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开始，欧美纪录片出现了一种新实践，诞生了埃罗尔·莫里斯的《蓝色警戒线》、迈克尔·摩尔的《罗杰和我》等具有后现代特征的纪录片。美國电影理论家林达·威廉姆斯用‘新纪录电影一词概括创作界的这种新倾向。单万里先生在向国内介绍相关纪录片及其理论研究的时候，指出其是一种‘主张虚构的纪录片。”[1]不久以后，迈克尔·摩尔又以特别富有其鲜明风格特征的著名纪录片《华氏911》影响美国和世界，尤其是在作为“主张虚构的纪录片”方面。“《华氏911》以某种理性的观点或视角去特别关注某种社会生活现象，并且努力通过影像论证的方式来形象地揭示或说明其中的某些道理。”[2]
所谓威廉姆斯的“新纪录电影”，单万里的“主张虚构的纪录片”和倪祥保的“新虚构纪录片”，其实都具有调查并质疑某个有争议性、有影响力的事件及其真相的强烈指向。比如，可以称之为世纪大案的辛普森杀妻案，在社会舆论一片哗然的声浪中宣布辛普森无罪。被残忍谋杀的妮可儿的父亲在审判辛普森的法庭里曾经含着眼泪这样说过，明明应该是调查审判谁是谋杀妮可儿的真正罪犯，却变成了调查审判这是不是一起诬陷案件。妮可儿的父亲并非一个法律界人士，但是他却出于为爱女讨要公道之心而紧紧抓住了那场也称得上是世纪审判的问题实质。正是因为那场耗时费力的审判始终被导向“这是不是一起诬陷案件”这个轨道，因此，不仅显然是唯一罪犯的辛普森没有在那次审判中受到法律惩处，而且让最初进入案发现场的马克·福尔曼警官也成了该次审判的最大遭殃人，他因此不仅丢掉工作，也失去家庭，整个人生从此变得一塌糊涂。一个以司法独立、法治严明著称的美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令人沮丧的情况，这应该是纪录片《辛普森：美国制造》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尽管表面看来不一定如此。在辛普森杀妻案的审判过程中，给人印象特别强烈的一点就是一个案子的审判结果，理论上来说，主要应该与事实真相如何最密切相关，但是，纪录片却明白无误地告诉观众，谁拥有了更为强大的律师团队和谁善于更好地利用社会舆论来影响陪审团成员的判断，谁就有可能赢得诉讼。为辛普森辩护的律师团队通过设计所谓交叉询问的方式，总是能让法律知识水平有限和询问逻辑信息完全不对称的一般警官，轻而易举地就陷入他们精心设计的提问陷阱，从而导致辛普森的律师团队在法庭调查和辩论中得势，以致控诉方始终处于疲于奔命的应付状态，甚至不得不让证人采用做出拒绝回答一切问题的方法来避免被拖入陷阱。但是，这样的做法本身就给人一种输掉了信心和气势的感觉，导致法律知识同样有限的陪审团成员做出并不真正符合法律精神的判决。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金钱在起作用。不言而喻的是，聘请强大的律师团队，需要强大的经济能力;要在当地社会造就巨大的舆论影响，同样需要花费巨大的财力。辛普森因为之前一直获得美国主流社会的青睐与喜欢，不管在美式橄榄球场上，还是在体育电视评论中和好莱坞电影里，都赚得盆满钵满，完全有能力支付天价的律师费甚至去制造对自己有利的社会舆论。假设辛普森不是那么富有，也许他应该在那场绝大部分美国人认为他就是谋杀其妻子的真凶的审判中获罪，而不是被无罪赦放。当然，历史是不允许、也不可以被假设的，因此，辛普森杀妻案的审判历史事实，使人们对美国的法律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尤其是它的不足之处。这在法庭宣布辛普森被判无罪的时候，妮可儿家人难以言表的悲伤中可见一斑，更可以从超过2/3的黑人认为辛普森无罪、而超过2/3的白人认为辛普森有罪的民调数据中看出美国法律文化与种族历史问题深度纠缠的事实。
诸如《蓝色警戒线》《华氏911》等这种事后对某个事实真相进行调查拍摄的纪录片，与事实尚未有正式结果之前的调查性纪录片是不一样的。比如，借助诸多高新技术（对纪录片而言）拍摄成的《海豚湾》，获得了2010年奥斯卡最佳长纪录片奖，其调查拍摄强调相关事实正在进行时的现场拍摄为主。因此，其调查性拍摄其实特别强调时间和空间上的“零距离”，这使得它特别具有说服力和震撼力。《海豚湾》中，当对事先被围起来的海豚实施大量捕杀时，预先放在水底的摄像机即时地拍摄到了清澈海水刹那间染红的情景。虽然观众都是过后才看到这一幕的，但因为那是现场拍摄的，突然向摄像机镜头涌动而来的殷红血水，给人很强的现场感，具有仿佛置身其中的真切感受。它的调查拍摄，更多在于强调直接展示，而不是通过调查来质疑某个历史事实真相。因此，“这种‘主张虚构的‘新纪录电影的所谓虚构……有一个非常重要而千万不可忽视的前提：基于对特定生活现实非常有理由的重新解读，即有根据地去怀疑和批判当下公认的相关真实，努力重新定义并构建已经或正在被放弃的那种可能是更为可信的真实。”[3]辛普森虽然被判无罪，但仍有不少人认为辛普森确实杀害了他的妻子，案件本身和审判结果是极具争议性的。这就是纪录片创作者“选择‘新虚构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和叙事策略来进行相关表达。在这个意义上来看，部分‘新虚构纪录片也具有调查类纪录片的特征。”[4]
二、采用访谈和史料进行影像论证
一般地说，坚持现场实拍的纪录片，通常能够造就纪录片具有不言之言的影像论证效果。这里的所谓不言之言，就是不需要通过创作者提供特定的画外音解说词和打出某些字幕，观众就能通过画面声像内容完全清晰感受到的具体内容及认识。因为“就纪录片而言，由于客观纪实，其影像一般都可以让观众获得某种感同身受的同时，即使在没有使用解說词（不管是字幕还是声音）的情况下，也能够在接受过程中产生某些论证性的感受，从而获得更为深刻的理解与认同”。“纪录片的‘影像论证……侧重于纪录片影像在展现生活真实的同时很好地论证某个具体的思想观点或文化主张。”[5]
正是因为美国纪录片《蓝色警戒线》《华氏911》和《辛普森：美国制造》等都具有努力重新定义并构建已经或正在被放弃的那种可能是更为可信的真实的属性，因此，它们的调查拍摄在企图努力重新建构某个事实真相方面，是千方百计的。而这种千方百计的具体呈现，主要在于大量采用访谈和相关历史资料，以此来有效地进行纪录片的影像论证。无论是《蓝色警戒线》还是《华氏911》，还是之前同样非常著名而十分类似的纪录片《罗杰和我》，都借助于大量的相关人物访谈及实地拍摄。这样的做法，开始于社会学调查的“真实电影”纪录片，很快被纪录片学界和业界充分认可，因为“人言为信”在很多情况下还是有可资参考价值及某种可信度的，就如日本著名影片《罗生门》所告诉观众的道理一样。而这一点，在纪录片《辛普森：美国制造》中，也许在数量上没有超过法国人克洛德·朗兹曼的超长纪录片《证词：犹太人大屠杀》，但是肯定超过之前所有的美国调查性纪录片。
《辛普森：美国制造》显然不是为了翻辛普森杀妻案而拍摄的，但一定是希望更多人重新来好好审视回味那个案子的。因此，纪录片创作者花费很大力气采访了很多与此相关的人，其中有些人虽然曾经是毫无疑问地支持辛普森无罪判决的，但是在接受采访时的情况则大不一样了，即便有人口头上还是不肯承认自己的过错甚至表达道歉，不过他们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已经再明白不过地出卖了他们的内心。这也是纪录片借助于同期声，即现场实拍到的声像内容进行所谓影像论证的很好例证。这其实就是注重现场实地访谈拍摄来努力构建事实并试图揭示真相的一种重要的纪录片手段。纪录片重视并强调现场拍摄过程，是因为现场被拍摄的人物和事件在时间的自然流逝过程中很多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发展，或形成较好的故事，或产生很多的张力，让生活自身讲述，让人物自我描写。比如调查性纪录片《海豚湾》拍摄的一个很大特点，是借助于热感应摄像机充分地记录下拍摄者与日本警察玩“躲猫猫”并去实地放置秘密拍摄和录音设备的过程。不仅同样能使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受，而且大大增强了观众对纪录片展现事件过程与真相的信任感。在超长纪录片《辛普森：美国制造》8个多小时的声像内容中，创作者使用了非常多的相关音视频素材和历史图文资料，更为重要的是精心组织了大量与辛普森熟识并与辛普森案件相关的人员访谈和拍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被采访对象的基本态度如何，纪录片创作者都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极为严谨、精准的取舍选择及相应的蒙太奇处理，使其立意指向非常明确，甚至有点令人信服。
《华氏911》利用大量的新闻资料对“911”及之后的反恐战争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并对反恐战争的真正原因提出质疑，但并没有将焦点放在东西方世界的民族冲突与历史积怨上面，而是把镜头对准了布什内阁。“影片避开了抽象的‘主义而转向具体的‘问题。接着影片用数据和实例进行验证。”[6]《辛普森：美国制造》则通过使用各种调查手段、呈现各种历史信息来努力暗示辛普森很可能是杀害其妻子的真正凶手，就像该案审判时绝大部分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蓝色警戒线》则又不相同。它以虚构的风格化手段搬演了伍德警官遇害的场面，特别怀疑其中的某些版本，但又拒绝确定哪一个是真实的。也正是因为创作者拒绝确定最终的真实，拒绝继续寻找回响和重复，这部影片才给人以特别真实的感觉。就同为调查性纪录片而言，《辛普森：美国制造》的着力点在于质疑某个事实的时候，更希望观众接受纪录片所主张的事实真相及相关思考，而《蓝色警戒线》在同样质疑某个事实的时候，更希望观众接受纪录片所提倡的如何认知真相的理念及方法。
三、获得画外之音和文化启迪
无论是《辛普森：美国制造》，还是《蓝色警戒线》和《华氏911》等同类型纪录片，它们不仅在调查内容上振聋发聩，而且在理念方法上独具卓识，因而都能够在让观众很好地感受相关故事的同时，获得独到的思想文化启迪，尤其是对于某些社会现象的反思。
《辛普森：美国制造》在讲述辛普森故事的同时，从关于法律文化的主动启迪教育方面来看，富有画外之音、言外之意，耐人寻味的地方也相当多。比如，纪录片中多次出现妮可儿打求救电话的情况。出于一般常识可知的原因，那个客观真实的场面无法获得现场拍摄，但是她的求救电话有真实的录音。于是，纪录片创作者别具匠心地将黑夜的镜头画面，与妮可儿充满恐惧情绪的求救电话声音结合在一起，就几乎非常真切地还原了当时的真实情景。首先，这声音是完全真实的，其所携带的情绪也完全是真实的;其次，打电话的时候都是在夜晚，所以配上黑夜的镜头就毫无破绽。并且，这无边的黑夜画面，强化了妮可儿当时的极度悲伤、恐惧和无助的现实处境及情感。更为真实而耐人深思的是，接听妮可儿求救电话的女性接话员不仅是从话语内容、语气还是提醒求救方的注意事项方面，都显得非常专业。但是，在妮可儿极度恐惧和哀求的话语内容面前，接线员那非常符合专业范式的做法，居然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甚至有些冷漠。比如接线员反复要求妮可儿不要挂电话，但是她根本没理会妮可儿告诉她，如果辛普森知道了她报警，一定会更加暴跳如雷地惩罚她的严重后果。这就是说，如果妮可儿完全按照接线员的说法去做，那么她很可能马上面临辛普森更为狂躁而严酷的家暴。因此，即使完全按照法律规范来做的内容，在非常现实的环境下，有时也会显得非常无情与不合时宜。这里所谓的无情，并非指法律的无情，而是指那些只顾及自身规范但不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并努力减轻对方痛苦或遭受更大伤害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