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光辉
鹿璐
报刊在我国出现很早，当时的报刊和现代报刊不同，是类似文书的抄本，主要是官府抄发皇帝诏书、命令，政府法令、公报和大臣奏议等文件或是各地情况汇报的刊物，称为“邸报”。“邸”最早指来京师朝觐的官员在京的住所，后指地方官员为传递消息而在京设立的办事机构。新闻出版业认为“邸报”是我国最早的报刊。
汉代的“邸报”为《宫门抄》，唐代为《开元杂报》，宋代称谓多变有《邸报》《朝报》《邸抄》《进奏院状》《状报》等，而宋代的“邸报”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报纸。明代还设立了专门管理出版“邸报”的机构——通政司。清代“邸报”改名为《京报》，成为官员、学者，甚至平民都能阅读的报纸，而且还设有报房进行管理经营，类似现在的报馆或杂志社。近代京城报业始于明朝末年，当时出现了第一份私人出版的报纸，这张报纸的出现，打破了官办报纸的垄断。1902年第一份官方报纸——《北洋官报》出版发行。
历史的车轮进入20世纪，京城的报业蓬勃发展，据粗略统计，自1912年至1928年，共创办各类报刊千余种，涌现出《京话日报》《燕京时报》《帝国日报》《民国公报》《语丝》《莽原》《未名》等报刊。此时的报刊已经不再是刊登皇家信息的地方，而是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逐渐登上报刊的版面，成为舆论宣传的中心，形成北京报刊史上的一次办刊高潮。
拉开了新文化运动序幕的《新青年》杂志
《新青年》是20世纪初期重要的刊物之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了《青年杂志》，一年后《青年杂志》自第二卷第一号起易名为《新青年》。而陈独秀在改刊号上刊发题为《新青年》的文章，更是开宗明义地号召青年要做：“生理上身体强壮，心理上以自力创造幸福，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的新的青年。
1917年，陈独秀来到北京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随之他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也来到京城。陈独秀来京后的寓所在箭杆胡同，《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也就设在了这里。《新青年》杂志来到北京以后它的影响更大了，编辑的队伍也壮大了。当时颇具影响的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等人都曾是新青年的编辑。文学革命的旗手胡适尚在美国时就与陈独秀有书信往来，并开始向《新青年》杂志投稿。此后，胡适又陆续发表一系列倡导文学革命的文章和书信，成了《新青年》颇具影响的撰稿人之一。
就在陈独秀迁居北京的同一年，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新文化运动由此有了新的内容，进入了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新青年》杂志顺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大量篇幅发表了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社会主义理论文章。从1919年出版的第六卷起成立编辑委员会，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分期主编。在李大钊的主持下，《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了李大钊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为了宣传新文化，《新青年》还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刊发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等文章大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一号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标点，并开始刊登新诗、新小说。1918年5月，鲁迅先生著名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首次刊登，这是鲁迅先生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1920年，《新青年》迁往上海编印。
堪称《新青年》姊妹刊的《每周评论》
京城与《新青年》并称为姊妹刊的是《每周评论》。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在米市胡同的安徽泾县会馆创办了《每周评论》。随着当时国内外局势的迅速发展，每月一期而又主要刊登长篇论著的《新青年》已无法适应形势的需要了。为了及时分析形势，指导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陈独秀和李大钊决定创办一份“短平快”的刊物，《每周评论》应运而生。《每周评论》采取小型报纸的形式，每周日出四开一张，分四版。《每周评论》的特点是发行周期短、政治性强，陈独秀、李大钊不断地对重大政治问题发表评论。1919年元旦，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社论《新纪元》，提出“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悟的新纪元”。李大钊的这些论述，可以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每周评论》成为中国最早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刊物之一。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
五四运动爆发后，《每周评论》作了连续系统的报道。五四运动发生当天，《每周评论》即在出版的第20号头版，报道了巴黎和会上日本帝国主义的狡诈态度，披露了北洋政府外交部电令和会代表采取对日妥协退让的消息。从5月11日出版的第21号起，又连续5期详细报道了五四运动的经过和前因后果，发表评论，引导群众斗争。
《每周评论》非常重要的历史功绩就是，它第一个将1919年5月4日那天的愛国学生行动定名为“五四运动”；也是《每周评论》第一个提出学习“五四精神”，《每周评论》在它刊登的文章中指出，要学习那种在关系到中国民族危亡的时候所表现出的五四运动精神。
京城颇具影响的《晨报》
《晨报》是20世纪初京城颇具影响的一份大报，它的发行量和发行范围是当时其他报纸无法比拟的，不仅如此，这份报纸还是李大钊一手创办的。
很多人知道李大钊是革命先驱，但是却鲜有人知李大钊还是著名的报人。李大钊从学生时代起就开始了他的办报活动。而《晨报》是李大钊亲自主编的第一份报纸。1916年，李大钊应汤化龙之邀来北京创办《晨报》，不过最初这份报纸叫《晨钟报》，1918年12月改称《晨报》，报社就设在丞相胡同。
五四运动之前，《晨报》最早披露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北京大学国民社、新潮社等学生社团的同学在《晨报》上看到这一消息后，在5月3日晚上连夜召开了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大会，议决次日在天安门举行群众集会，抗议卖国外交。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了！正是《晨报》对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消息的披露，使中国的历史在这一天被改写了。
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天即5月5日，《晨报》突出报道“五四运动”北京学生集会、游行示威的消息，刊发学生散发的传单、标语和外交委员会会长等向京师警察厅要求保释学生的呈文，并配发社论《为外交问题警告政府》。不仅如此，这一天《晨报》还创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其中包括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最早中译本。该栏目与《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彼此呼应，对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传播起到重大作用。
宣传进步思想的《京报》馆
《京报》的馆址在北京南城的魏染胡同，与米市胡同里的《每周评论》隔街相望，《京报》在北，《每周评论》在南。《京报》是由我国近代著名新闻记者邵飘萍于1918年10月创办的。邵飘萍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市。1912年任《汉民日报》主编，袁世凯称帝后，邵飘萍为《时事新报》《申报》《时报》撰稿，抨击袁世凯的罪恶阴谋，以后又在两年时间里撰写了250多篇、20多万字的文章，揭露批判军阀政府。
1916年7月，邵飘萍在珠朝街创办了北京最早的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北京新闻编译社既主编本国新闻，又翻译重要外电，以“消息最灵、记载最确、信用昭著”而誉满京城。1918年10月，邵飘萍在北京创办《京报》，任社长，开始了独立办报的生涯。此后又与蔡元培一起，创办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举办讲习会，第一期学员就有毛泽东、罗章龙等人。在五四运动中，《京报》始终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运用报纸的优势，传播了国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呼声。1920年后，《京报》致力于新闻教育事业并赞颂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
《京报》旧址是20世纪初这些报刊中罕有的社址保存完好者。《京报》创刊之初报社不在魏染胡同，先在前门外延寿寺街三眼井38号，后迁至琉璃厂小沙土园胡同。由于《京报》积极宣传进步思想，揭露时弊，1919年曾遭当局查封。1920年复刊后新址设在魏染胡同。现在魏染胡同的中段路东就是《京报》旧址。这是一座西式的二层小楼，门楼上方有邵飘萍手书的“京报馆”三字题额。走进小楼有木楼梯可上到二楼。《京报》复刊后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倡導民主革命，抨击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
邵飘萍于1925年在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下，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运动做了大量的报道。1926年4月26日，奉系军阀政府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将邵飘萍枪杀于天桥。1949年4月，毛泽东亲自批文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邵飘萍遇难后，他的夫人汤修慧女士重新复刊《京报》，直到1937年7月日军入侵北平，北平沦陷后《京报》停刊。汤女士一直居住在《京报》馆后院，直到她去世。
贴近国民的《国民》杂志
1918年10月20日，国民杂志社在南池子的欧美同学会正式成立，当时北京大学文科学生邓中夏、许德珩、周炳林等人任编辑。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准备，1919年1月20日《国民》杂志正式出版。《国民》杂志与20世纪初创办的其他报刊相比堪称“小字辈”，但是这本杂志以“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为宗旨，反帝爱国色彩十分鲜明。
李大钊是《国民》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曾在该刊一卷二号上发表题为《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揭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将锋芒指向当时中华民族最凶恶的敌人——日本。应该说李大钊具有革命预见性，在他发表文章十余年后，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的东三省，接着进逼长城，占领长城内外大好河山。1937年，日本又挑起卢沟桥事变，占领北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国民》杂志作为北京学生救国会的机关刊物，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在北京的学生中影响巨大，有力地推动了当时青年的思想解放和意识进步。
由共产党员创办的《梓光》杂志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此后北京地区的共产党员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当时在北京的中共党员中有大批潼川籍的党员。1925年，居住在潼川会馆的党员贺诚、左道之、谭卫根、王蕴中等人，利用潼川会馆做掩护，在馆内建立起进步青年组织——梓光社，并创办了《梓光》杂志。
《梓光》杂志于1925年冬出刊，在中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的领导下，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反动军阀于1927年10月18日查封了《梓光》杂志，逮捕梓光社成员。梓光社成员被迫纷纷转移至外地，梓光社解散，中共北方局亦遭到严重破坏。中共党员王蕴中因未及时逃走被军警捕于潼川会馆内，此后，他与被捕的中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等18人一起英勇就义。
近代京城的这些报刊犹如火炬般照亮了时代前进的道路。这些报刊传播的革命思想在历史中如星星之火，始终闪耀着思想的光辉。
作者单位：北京市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