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菌类术语口译策略
张洪 高军
内容摘要：当前，中国的食用菌产业发展迅猛。为宣传我国独有的菌种，翻译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本文根据作者曾经的一次关于食用菌行业的陪同口译实践，探讨了菌类术语的口译策略。首先分析菌类术语的英译现状，并对菌类术语的特点进行了探讨，基于释意理论的基础，阐明口译过程中应遵循的口译标准，即可读性和准确性，最后分析其对应口译策略——直译、替换、描述注释翻译。
关键词：菌类 术语 口译策略
当前，中国食用菌产业处在一个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因此菌类术语的翻译极其重要，起到引导客户的功能。此次口译实践，笔者陪同客户共考察了四家可食用菌贸易公司，其中只有两家提供了产品的英译版本。而菌类术语的翻译必须准确无误才能正确阐明菌类特点，并合理引导消费者购买，从而增加产品销售量。产品的准确翻译也会提升客户兴趣，从而提升企业形象，更利于双方贸易往来。
笔者接到的这项口译任务来自荷兰一家公司——绿色蘑菇农场（Green Mushroom Farm），客户预定在12月11日到12月16日来中国进行考察，为时六天，考察上海的丰科公司、成都好食荟公司、云南楚雄的高山汤厨和野森达公司。主要工作是担任客户的口译员，进行中英双语互换。
1.菌类术语英译现状
既要探究菌类术语的英译现状，那么此前很有必要深入了解术语的翻译及其相关研究。截至2019年，作者在超星期刊数据库搜索关键词“术语翻译”，得到12705条结果，包括学术文章、报纸、图书等等，并且领域广泛，涉及医学、法律、气象、科技、文学等。姜望琪（2005）点明术语翻译的重要性，他强调译名的准确性，但是同时主张要注意译名的可读性、透明性。魏向清（2012）认为术语翻译是术语的语际传播过程。陶李春， 张柏然（2016）对术语、译名、术语翻译理论与实践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了解读与阐发，鉴往知来，批判性地分析中国当前的翻译理论体系。外文数据库中检索“translation of terms”的结果显示也多达3000多条，多是研究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由此可见，关于术语的翻译及研究已经非常成熟，且涉及领域广阔。
作者在中国知网以及超星期刊数据库搜索关键词“菌类术语”，以及“菌类术语翻译”，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专门针对该关键词写作的学术文章;另外在外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搜索“Terms of mushrooms”，发现仅有一页搜索结果，但与菌类术语翻译密切相关的文章却寥寥无几。作者又在可食用菌的权威网站——中国食用菌协会及国际蘑菇学会组织中搜索，也未发现相关术语翻译译文。
无论是在期刊网站的文章或其它在线网站当中——菌类术语都没有统一的英译文，这对于菌类的出口贸易是不利的。下文将概述菌类术语的特点，并探讨菌类术语的口译标准和策略。
2.菌类术语特点
基于此次陪同口译实践，笔者在下文概述了菌类术语的特点，并探讨其口译策略。
下表是绿色蘑菇农场提供的食用菌类中较为常用的术语及其对应译文，笔者一一整理出来作了归纳。
由上表可看出荷兰公司使用的英译文仅仅是在欧洲通用，而经过作者为期一周的口译实践以及多方查询，总结得出目前世界上已知的菌种均拥有统一的拉丁学名，但是学名过于冗长和复杂，也由于拉丁文不如英文那般应用广泛，大多公司还是默认选择了英文译文，即使是日文转换来的英语。
然而，一种菌菇却不仅仅只有一种译文，例如“木耳”，其译文有：blackfungus、jew's-ear、wood ear这三种，这样会给口译造成一定的阻碍。再如，最简单的“香菇”，荷兰公司使用了“Shiitake”一词，而上海的丰科公司以及成都的好食荟公司等都选择使用“Mushroom”作为香菇的翻译，而“Mushroom”一词在欧洲是菌菇的总称。
作者经过与几家公司的商谈，总结对比后发现部分菌类术语，欧洲与国内的译文是一致的，例如“白玉菇”、“蟹味菇”、“羊肚菌”等，但是大多数又不一样，有些公司使用拉丁学名，而有些公司则混合使用，甚至有些公司自己翻译，而欧洲地区又有自己的术语体系，这就给口译带来了极大的障碍。
3.术语口译标准
释意派理论创始人塞莱斯科维奇（Seleskovitch）教授毕生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脱离源语语言外壳”（ deverbalization）是释意理论的核心理念，指译员在做口译的过程中，脱离出源语的语言外在形式结构，提取源语语言传递的整体信息意义，并用目的语将意义表达出来。针对此次口译实践，笔者基于释意理论，提出以下口译标准：
3.1准确性
一个译名只有能准确传递原文的意思才是好译名。例如“猴头菌”的译名，普遍使用的是“Monkey Head Mushroom”，促使大多数人接受这一译名的原因必然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才是最准备的译文，既贴合中文名，也非常的形象贴切，让读者一目了然。类似的还有“白灵菇”，其译文为“White Sanctity Mushroom”，“羊肚菌”：Morels 等等。
3.2可读性
准确性并不是术语翻译的一切。一个好的译名还必须具有可读性，便于使用。严格来说，任何译文都不能称之为准确。据钱钟书先生（1984）考证：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因此，从可读性角度而言，好的译文应尽量使不同程度的读者都能够理解。例如“黑木耳”，有人称其为“jew's-ear”，也有人称其为“wood ear”，但是这样的译文往往会让人感到困惑，不如“Black fungus”直观，更具可读性，轻易使读者了解黑木耳的颜色，本质。
4.菌类术语口译策略
4.1直译
直译是翻译中最常用的方法，因为它可以直接反映出源语的特点，保持原有的象征性意义和体现其民族特色。同时，可以减少口译员临场反映时间。在四川成都好食荟公司考察时，该公司为客户介绍了另外一种产品，即中国的银耳，公司的译文为“Tremella”，事实上，在欧洲并没有银耳这一产品，在第一次笔者使用了公司的译文解释给客户听，其后发现客户并不能理解银耳有何特别之处，因此最后使用了直译法“White fungus”，即“白色的菌菇”，这样他反而明白了銀耳的属性和颜色，更有助于客户了解中国的特产。
因此，针对较具中国特色或是中国独有的食用菌，直译不失为一个合适的翻译策略，虽然准确性非常重要，但是读者反应同样重要，尽可能贴合读者习惯，体现清晰简洁的特点。
4.2替换
英汉两种语言中，有些概念是用同一事物表达的，而有些则用不同事物表达。
译员在处理后者情况时，可以找出目标语中具有相同深层含义的语言来替换源语中的词语。例如，云南楚雄当地人称呼松露为“块菌”，笔者乍一听这个词汇也不能理解是何菌种，在询问公司接待人员后，才明白块菌即为松露，将富含当地特色的词汇译成英语中通用的“Truffle”。
中国的土地资源丰富，尤其在华南地区，菌菇种类更是多不胜数。下面以杏鲍菇为例，上海丰科公司的译文为“Boletus of the steppes、King Oyster Mushroom”，很明显，与表一中荷兰客户提供的译文不符，因而，在进行翻译时，译者需进行灵活转换，不能一味使用中国常用的英文译文，此时，作者想到了杏鲍菇的拉丁学名，Pleurotus eryngii Quel。由于现场翻译时间较紧，译者直接网上百度其拉丁学名，其中恰好有“Eryngii”一词，作者便直接以拉丁学名为译文，果然，客户是能够理解并接受的。
众所周知，拉丁学名大多非常冗长复杂，但拉丁词根派生出的词与语言的进化和行业发展密切相关，含义唯一且明确，理解度高，能够避免误解。因此，在翻译这些词汇时，口译员应保持原文特征，翻译时选词应做到精准，避免模棱两可等情况。
4.3描述注释翻译
针对仅本土特产的且未出口到国外的菌种，笔者采用了描述注释翻译的方法
来达到双方的跨文化交际。例如，云南当地的“红菌”，在仔细询问接待人员红菌的特点后，笔者现场进行简短解释，译文为“a kind of local mushroom that is red and wild， only growing in Yunnan Province because of its weather or geographical strength”.
又如，竹荪又名竹笙、竹参，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一种隐花菌类。据了解，许多欧洲人均认为竹子是不可食用的，竹子根部更是不可想象，这存在一个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的问题，那么针对这种情况，直接将其描述为竹子的根部，能够带来一定的文化冲击，且更容易理解，即“the root of bamboo”，远比常见的英译文“Netted Stinkhorn”通俗易懂，使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都能够理解。
5.总结
本文详细阐述了此次口译实践中作者获得的宝贵经验。对于菌类术语翻译，基于释意理论，译者应尽量兼顾准确性和可读性的翻译准则，尤其在口译实践中，译者更应做到灵活应变，采取对应的翻译策略。
例如，文中提及的直译，主要针对中国本土的菌种，在翻译时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译者向作者靠拢，考虑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保存和反映异域民族特征和语言风格特色，为译文读者保留异国情调。
而“替换”翻译策略，则把源语本土化，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欣赏性。相同食物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这时替换是最合适的翻译策略，甚至可以选取双方都接受的拉丁学名作为“中间站”，力求双方都能够理解接受。
关于此次陪同口译实践，笔者仅仅提出了此次口译实践中涉及的菌类专业术语的翻译问题，虽然译员应当做好充分的译前准备，比如了解专业术语，然而实际口译过程中，术语的不统一势必会造成一定的误解，形成跨文化交际阻碍。因此，口译员在进行翻译之前，务必总结归纳口译任务中会出现的各类术語以应对术语不统一的情况。
参考文献
[1]Austin，J.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1975.
[2]Jourdan Christine. （2006）. Language， culture and society： Key topics in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Seleskovitch D， Lederer M. Interpreter pour Tradu1re [M]. Paris： Erudition， 1984： 168.
[4]高峰. 口译过程中跨文化交际知识应用研究[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17（2）：49-52.
[5]高璐璐， 朱云翠.从释意理论看交替传译中“意义脱离语言外壳”现象[J].东北师大学报， 2013（6）： 177-180.
[6]姜望琪. 论术语翻译的标准[J]. 上海翻译， 2005：80-84.
[7]林扬. 以跨文化交际视角看陪同口译员的角色——以一次宝墨园口译实践为例[D].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5.
[8]刘毖庆. 口笔译理论研究[M].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9]钱钟书. 林纾的翻译[J]. 文学研究集刊， 1964（1）.
[10]陶李春， 张柏然. 中国术语翻译研究探微[J]. 外语研究， 2016（2）： 83-86.
[11]魏向清、赵连振.术语翻译研究导引[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2]俞莲年.口译中文化差异的协调——从跨文化交际角度透视口译[D]. 厦门大学， 2012.
[13]赵博.口译中跨文化交际差异的协调[J].经营管理者，2016（15）： 381.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