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出版时代科研图书馆与数字出版商融合发展策略研究
【摘 要】 数字出版产业的勃兴对科研图书馆的竞争优势产生一定冲击,数字出版商在资源定价方面的寡头垄断行为,为科研图书馆的数字资源采购带来巨大经济负担。随着数字出版商不断侵蚀科研图书馆赖以生存的资源优势,科研图书馆的数据服务能力受到极大影响,且极易产生数字版权利益冲突。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打造了“全产业链”式融合发展策略,有效调和了数字出版商与科研图书馆之间的关系,这启示科研图书馆可通过给数字内容合理定价,统一数字资源标准,建立版权利益相融的交易模式,促进数字出版商与科研图书馆实现联动式发展。
【关 键 词】科研图书馆;数字出版;融合
【作者单位】吴红波,衡阳市石鼓区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G258.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0.09.012
数字出版是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信息技术与传统出版产业深度融合而催生的新型出版业态。近年来,以“起点”模式、移动杭州阅读基地模式、数据库模式、阅读器模式、电商模式为代表的数字出版模式,有效整合了知识服务产业链,并形成了集阅读服务、信息咨询于一体的用户服务生态圈[1]。然而,数字出版产业的迅猛发展给科研图书馆运营发展带来显著的负向冲击,而且数字出版商与科研图书馆在资源、市场、技术与用户等方面的白热化竞争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国际出版业发展报告》(2018版)指出,当前数字出版商已经在数字资源市场形成“卖方寡头垄断”,这使得科研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价格普遍高于终端零售价,而且相对于科研图书馆公益性借阅服务,用户对具有互动性与增值性体验的数字出版服务表现出强烈的使用偏好[2]。
任何事物都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认识科研图书馆与数字出版商竞争态势的同时,应看到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正推动二者在信息资源传播与学术交流等领域跨界合作。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基于大出版理念构建了“全产业链”式融合发展新思路:一方面,将技术提供者、出版主体与内容提供者等多个相关环节的参与者融合到数字出版中来;另一方面,馆方采用基于产业链上游的内容合作、基于产业链中游的技术合作与基于产业链下游的市场合作策略,有效化解与数字出版商之间长期存在的数字资源定价冲突、市场拓展竞争冲突与知识产权保护冲突[3]。鉴于此,本文通过分析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与数字出版商之间的融合发展实践案例,据此提炼有助于打造知识服务共同体的借鉴启示。
一、科研图书馆与数字出版商的冲突现状
1.由数字资源定价引发的成本费用冲突
由于数字出版商大多处于数字内容产业链上游,其在数字资源定价方面拥有话语优势,加之科研图书馆正在加速推进智能化科研数据管理服务创新,其将会投入大量资金购买数据服务以满足用户与日俱增的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需求。而此时,数字出版商所采用的“高定价”商业模式必将大大增加科研图书馆的数字资源采购成本,长此以往将使科研图书馆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数字资源匮乏窘境。如全球最大的专业数字化出版商爱思唯尔集团在2013年至2019年7年间出售给科研图书馆的数字学术资源定价增幅超过50%,世哲出版公司则明确限定了科研图书馆数字资源共享次数,一旦超出使用频率限制,科研圖书馆需要支付高昂的数字资源著作权使用费[4]。可见,数字资源定价所引发的成本费用冲突,无疑将使数字出版商与科研图书馆长期陷入零和博弈恶性循环。
2.由服务理念引发的数字版权利益冲突
由服务理念所引发的数字版权利益冲突将不断恶化科研图书馆与数字出版商关系,科研图书馆数据共享服务理念与数字出版商内容付费服务理念间的矛盾,或将严重损害数字作品著作权。科研图书馆对数字出版商提供完全免费或低成本的数字资源产品寄予较高期望,但当数字作品被以不可追溯的形式进行大范围网络传播之时,数字作品利益相关者的收益往往难以平衡。久而久之,不仅科研人员开发原创数字作品的积极性被影响,而且让用户在无形中成为侵犯数字作品著作权的推手。在内容付费愈发成熟的环境下,如何促进科研图书馆数字信息服务初衷与数字版权权利保障间的动态平衡,是科研图书馆与数字出版商实现融合发展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3.由商业模式竞争引发的市场拓展冲突
数字出版商与科研图书馆的市场拓展冲突主要在于二者各自商业模式的异质性,数字出版商倾向于采用兼并数字资源营销渠道的商业模式来垄断利基市场,而科研图书馆则注重通过提升用户价值感知来稳定用户使用黏性。如以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培格曼出版公司为代表的数字出版商不仅打造了营销渠道的卡特尔联盟,还采用价格合谋行为来减少数字学术作品的边际收益。当前,数字出版商还采用Kindle模式和Google模式来构建封闭式的数字资源供给生态系统,试图不断挤占科研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市场空间。科研图书馆也在尝试提高终端用户的产品体验满意度从而赢得竞争主动权,但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的科研图书馆仍难以摆脱数字出版商带来的资源束缚。如上海光机所图书馆联合同方知网推出 “全球学术快报”APP,系统会智能识别注册用户的位置机构信息进行认证关联,用户被赋予不限次数获取数字资源的权利,且允许免费外借数字资源检索设备。
二、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全产业链”式融合发展案例分析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是中国科学院最大的文献情报机构,主要为自然科学、边缘交叉科学和高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提供文献保障、战略情报研究服务、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支撑和科学交流传播服务。该馆很早就认识到参与和融入数字出版的必要性,基于产业链管理视角重构了与数字出版商跨界合作的战略。通过产业链上游的内容合作使科研图书馆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获得数字出版商的内容资源,通过产业链中游的技术合作促进知识服务主体间的技术协同,通过产业链下游的市场合作实现数字资源的保值增值。
第一,基于产业链上游的内容合作。即秉承共建共享的理念来寻求图书馆与数字出版商数字内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与数字出版商的数字资源战略合作。首先,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签署了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协议,双方同意由电子工程师协会定期向国家科学图书馆提供网络优先出版的数字学术资源。电子工程师协会以打包定价的方式向国家科学图书馆出售IEEE Xplore Digital Library(IEEE旗下最大的数字出版平台)中的预印本数据,从而实现面向双方利益诉求的数字资源馆配供给平衡。其次,构建彰显馆藏资源特色的数字资源库。考虑到自建特色资源数据库需要资源共享技术、数据挖掘技术等关键技术支撑,国家科学图书馆与中国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合作创建 “拓扑电子材料数据库”“全球科研项目数据库”等专题特色数字资源库,此举既有助于凸显科研图书馆知识服务的竞争优势,又能够降低科研图书馆对数字出版商资源供给过度依赖的风险。
第二,基于产业链中游的技术合作。技术服务是数字出版产业链中游深度加工环节的重要支撑,直接决定了知识服务质量效益。国家科学图书馆积极探索与数字出版商在自助出版、OA出版等领域的深度合作。一方面,提高科研图书馆参与数字出版的可行性,如与PLOS ONE、Hindawi、SCIRP等OA出版机构展开合作,建立机构知识库服务模块、开放存取点服务模块与数字自助出版服务模块,便于图书馆直接获得版权作者的授权,并提供独立于数字出版商之外的数字出版服务。另一方面,开展数字出版生产性服务外包合作,如将数字资源保存、数字资源扩散等业务外包给在数字内容加密、多信道数据传输等方面具有技术优势的数字出版商。为避免产生数字版权纠纷,国家科学图书馆与“亿书”数字出版商合作构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版权监管平台,利用区块链加密签名技术为数据库加上时间戳,让数字内容的价值转移过程更为公开、透明、可追溯。
第三,基于产业链下游的市场合作。数字产品经销商与数字出版设备商作为数字出版产业链的前端触角,能够辅助科研图书馆精准抓取用户需求。鉴于此,国家科学图书馆提出将产品经销与技术终端嵌套至图书馆的市场合作思路,确保在增强图书馆数字资源稳定性与前瞻性的同时,进一步巩固数字出版商的内容流量竞争优势。首先,促进科研图书馆实现数字产品经销转向。如联合当当网络书店在中国科学院“国科网城”电商平台开辟了“数字学术作品专区”,成功将数字产品经销商的用户资源引流到科研图书馆,为馆方带来可持续的用户红利。其次,与数字出版设备商合作提供增值服务。随着数字出版商业模式持续变革,早期以终端硬件来维系用户使用黏性的做法已经成为数字出版商可持续发展的阻滞,而国家科学图书馆在特色资源、专题服务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众多数字出版设备商主动请求合作,以求提供特色增值服务。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与国家科学图书馆的“共赢式”合作最具代表性。方正电子依托国家科学图书馆的开放资源集成服务平台技术提供学科指标、科研定题等高价值服务,打造全新的用户流量入口;方正电子将HTML出版、数字资源视听化服务等技术嵌入图书馆大数据检索系统,使馆方知识服务更为智能化、人性化。
三、科研图书馆与数字出版商融合发展的可行策略
1.资源供给层面的融合发展:数字内容合理定价与共建共享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在产业链上游的融合发展实践表明,采用数字内容合理定价与共建共享等手段不仅可促进科研图书馆与数字出版商实现数字资源供给协同,还有助于增强二者之间的产业依存度与业务关联度。因此,我国应探索差异化的价格策略来降低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成本,并推动优质数字内容的共建共享。
第一,科研图书馆与数字出版商应寻求最优的数字资源供求价格,以增强科研图书馆参与数字资源定价的话语能力,打破数字出版商一家独大垄断数字资源的格局。一方面,科研图书馆可通过采购代理、联盟采购等方式以低廉的价格高效、快捷地获取数字出版资源,此举能够让中小规模的科研图书馆赢得价格谈判筹码与主动权[5]。另一方面,数字出版商可对科研图书馆采取差别定价策略,如采用基于用户规模与用户使用频次确定的定价策略,能够在保证数字出版商收益的同时,有效降低科研图书馆低访问流量数据的成本支出。
第二,科研图书馆与数字出版商应建立面向数字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伙伴关系。科研图书馆要依托数字出版商的数字资源建设优势,做强做优做精特色数字资源保障服务,数字出版商则须建立健全“移动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等内容生产端的功能体系。如2008年,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會、数字出版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启动了“云图书馆数字出版联合实验室”工程,旨在建立融合自助出版与内容生产的数字出版云平台,使数字出版商与科研图书馆既能够实时共享彼此优质资源,又可有效弥补二者的能力短板。
2.技术创新层面的融合发展:统一数字资源标准与技术平台
数字出版商与科研图书馆竞争日趋激化的症结在于数字资源利用率低下,这不仅因为缺乏整齐划一的数字资源建设标准,而且数字资源难以在不同平台间连接和流转。因此,我国应加快推进统一数字资源标准与技术平台建设,形成资源与技术的深度互嵌。
第一,利用数字资源开发技术统一数字资源标准,突破数字资源通用性瓶颈。数字出版协会团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联合中国图书馆学会于2019年出台了《数字内容资源分类规范》,重点针对数字学术资源、电子出版物的加工制作标准制定行业规范,并明确数字出版与知识服务的共性技术标准。数字出版商与科研图书馆应以其为指导,建立可促进数字出版产业链各主体一站式获取数字资源的集成化入口,以避免数字出版平台重复建设。
第二,鉴于科研图书馆的数字出版服务相对滞后,科研图书馆应依托数字出版商不断拓展参与数字出版的深度与广度,推动数字资源个性化、精准化传播。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参与OA出版的实践值得借鉴。数字出版商协助科研图书馆组建能够提供多跨结构式知识检索服务的机构知识库,使科研图书馆拥有参与OA出版的功能性数据中心;基于开放存取技术打造OA出版开放存取点,为科研图书馆用户提供基于学科与机构的两类数字资源仓储服务,实现从提交、编审到内容发布的全链条数字出版资源托管;依托数字出版商打造数字自助出版服务系统,精准对接用户数字出版需求,增强科研图书馆参与数字出版的针对性与时效性[6]。
3.用户市场层面的融合发展:建立版权利益相融的交易模式
版权保护与权益相融是科研图书馆与数字出版商融合发展的首要前提。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不能脱离版权保护的刚性约束,保护和使用数字资源不可片面关注单一主体的利益,否则将加剧数字资源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冲突。我国应在实现数字资源权属确权的基础上,以数字资源泛在共享为目标,建立版权利益相融的数字资源交易模式。
第一,利用区块链技术保障数字资源利益相关者权益。即发挥区块链技术在去中心权益登记、数据流转与数据监管方面的技术优势,在科研图书馆与数字出版商间构建以数据价值链为主导的数字版权生态系统。科研图书馆可借鉴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做法,创建数字资源版权监管平台。一方面,赋予数字资源著作权人专属时间戳,让著作权人能够有效追踪数字资源流转交易路径,并借助区块链哈希算法构建科研图书馆、数字出版商与版权人共同主导的数字资源传播链条,有效制止数字资源版权滥用行为。另一方面,确定数字资源使用的合理边界,将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应用于数字资源服务全过程,让科研图书馆用户可在有限范围内自由获取使用数字资源,而版权人和数字出版商则可以自动执行数字版权收益分成。
第二,探索“先租后买”的数字资源交易模式。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人大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众书网、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联合成立的“中国学术数字出版联盟”便采用租购并举交易模式向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出租数字资源使用权,馆方前期仅需要支付小额数字资源租用租金,待租期届满后以用户的体验反馈情况来决定采购范围与规模。这种交易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有效化解科研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与使用失衡的矛盾,大大减少由科研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成本居高不下所引发的版权寻租概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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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初景利,闫雪. 数字出版与高校图书馆的应对——对Springer Nature集团和剑桥大学图书馆的调查[J]. 图书馆论坛,202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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