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商会对市场的调控作用
张 钰 脱兴霞
近代国内市场是被迫打开的，伴随列强侵略方式的变化，被迫开放的程度也进一步扩大。早期市场基本上由国外商品把持，谈不上什么调节。20世纪初，得益于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商会一开始便与市场发生了联系，可以说商会的产生弥补了市场无调节或调节无秩序的空白。本文拟就商会对市场调控的可能性，调控机制及调控后的影响方面展开阐释，以期明晰近代商会对市场的调控作用。
一、商会调控市场的可能性
商会的产生有政府政策支持说；行政手段设立说：西方商会引导说；资本主义发展结果说。本人同意资本主义发展结果的说法，认为商会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诚如章开沅先生所说，商会的诞生：“决不是简单的套用西方模式，也不是由于清朝皇帝偶发善心的恩赐，而是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增长的结果，它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要求有一个广阔自由的市场，商会的发展又与资本主义紧密联系，自然商会与市场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那么，为什么商会在市场运作中会对市场进行调控呢?
第一，商会分布呈网络结构是构成商会调控市场的基础。1840年之后中国被迫纳入世界体系，以农业为支撑的传统的市场结构被列强资本主义市场所冲垮，原有的市场秩序与社会结构已无法正常维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式商人尝试能够建立新的市场结构。
1906年上海商务总会总理曾铸呈文商部定分会章程，商部批示：“现在风气日开，群情渐臻鼓舞，多设一处，自可多获一处之益……遇有禀请设立分会之处，应即时转禀本部，不得稍有阻遇，致拂商情。”“随后规定：“嗣后备府州县中，如已设立商会而各村镇尚有续请设立者，即令是各为商务会所，与各该处总分会设法联络。”清政府出台这一政策，督促设立商务公会，一时间各地纷纷设立商会，于是“清末的商会最终形成商务总会，商务分会和商务公所这三级组织体制，分所隶属分会，分会隶属总会，相互之间宗旨相同，规章一致，组成一个层层统属，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学者曾对清末民初历年商会设立情况进行过统计，从1902年到1927年间，全国共设有1549个商会团体，而且从统计数据中明显地看到，1911年前后全国设立的商会居多，这些商会团体主要分设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直隶134个、山东108个、江苏115个。
从统计商会的结果可以看出，商会的分布遍及全国各地。商会的分布基本上是以商务总会为中心，受其影响在政府的督导下，由当地商务中心逐渐向周边城镇辐射，最终形成了以各据点为商务中心分布的下级层级网络结构。以清末苏州商务总会为例：苏商总会的势力远远超过苏州城的界限而扩大到苏属若干中小城市，隶属于它的分支机构有梅星，平望等8个分层及17个商务会所，从而形成以苏商为核心的政治经济网络。商务总会与分会的关系商部明确规定：“总分会之实质仅在联络，不在统辖，非地方隶属政府可比。”但实际上商务总会的经济势力远比各分会强得多，具体重大事宜仍有商务总会把握。虞和平先生把商会的组织结构分为内部组合结构和组织外延系统，内部组合结构中每个商会都由它当地的各业行会和新式企业的代表组成；外部联系包括：同一省区的商务总会和分会，商务会所的关系，商会与其从属团体之间的联系及商会与本地其他社会团体之间的联系。
以上分析表明商会不仅在空间布局上形成全国各地由中心向周边辐射的网络结构，而且在组织上形成了总分—分会一会所三者之间逐级控制的体系和信息互传系统。在层层严密的系统当中，总会和分会之间通过会报和大会两种信息传播方式结建了商会对市场调制的基础，保证了商会对市场调控的有效性和信息传递的灵敏性，加强了各层级间的联系利于商会的调控。
第二，商会的功能有效保证了对市场的调控。商会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那么早期商会有哪些功能呢?学者们对此进行了讨论：徐鼎新先生认为商会的功能表现于三个方面：“首先，联系工商，调查商情：其次，兴商学，开商智；最后，接受商事诉讼，保护工商利益。爱得华·罗滋针对广州商务总会进行分析也认为有三方面的职能：一是正式代表商人在官府和行会之间起调解作用；二是在商人中间取得更大的合作而提供社会事业性质的组织工作；三是推动中国的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加强同中国对外“商战”中的竞争地位。”冯筱才先生把近世商会维持稳定的商会制度，保护工商业竞争秩序，充当官商交通媒介等应是商会所从事的主要事业称为“常态”；把短暂的政治参与，以及为避免战争而发起的和平运动，应对战争而采取的举措等均属于“变态”的范围。本人认为商会作为一个追求利润的法人团体，寻求最大的经济利益是其开展各项活动的根本目的。也是继续维持其生机的重要保证。这无疑告诉我们商会与市场有着紧密的联系，其功能更是围绕市场而发挥作用的、而商会功能的发挥又是赖于商会在市场中的各项活动而体现出来，它们围绕市场而运转或者说是发挥作用。
第三，商会的性质为商会调控市场提供模式。商会的性质众说不一：第一，仓桥正直认为：“商会是在官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庇护下设立起来的组织，是官办的公议会，从而断定商会是官办组织。”第二，邱捷先生认为：“商会不能满足资本家参与政治的要求，商会是半官方机构。”第三，徐鼎新先生则认为商会“真正代表工商界的利益，是工商业者自己的团体。”
以上对商会性质的观点乃是最具代表性的。认为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有其存在的有力依据，毋庸质疑的是商会性质确实对市场调控有一种导向作用，正是在这种作用的支配下造就了商会调控市场的不同模式。商会是官办组织，它对市场的调控主要从官方角度出发依靠政治特权和武力，通过系列强制性的措施来规范市场来达到调控的目的。商会是商业团体，它对市场的调控又是以维护自身利益为目的的调控方式。本人认同商会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说法，其理由是纵然商会与官员有联系，早期商会或许还对官府有依赖作用，但不能由此来妄加断定商会完整的性质。我们应该以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商会的性质，早期商会的依赖作用只能说明商会发展不成熟，功能不健全，应该看到其发展的阶段性。商会发展后期无论是其组织还是其功能的发挥越来越倾向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模式，故认为它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团体。也正由于此性质，商会才能顺应时代要求成功地实现对市场的调控。
二、商会调控市场的实现途径
(一)商会一般活动对市场的调控
商会功能的发挥是商会所从事的系列市场活动而实现的，离开了与市场相联系的活动商会功能就会失效。市场复杂多变，这就决定了商会所从事活动
的复杂性和灵活性，具体商会的一般社会活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联络工商。自清政府允许设立商团，督促建立商会，各省市商会分布构成巨大的网络系统，为了便于上下级间信息传递的效度与信度，各商务把联系工商作为自己的要职。由于当时地理环境，交通等因素制约以致工商各业素来行帮壁塞，相互各立门户，地域分明，使商情涣散阻碍商业的有序发展，许多商会表示“事势所迫，岂容缓阁”，“商会已设，为各业商人互相联络，互相维持，以期振兴商务，自保利权起见。”环仅下面的商会反应如此，就连听命于朝廷的商部也不得不表示：“商会之设，愿所以联络同业情愿，于通声息。中华商情向称涣散，不过同业争利而已，殊不知一人智慧无多，纵能争利，亦属无几，何不务其大者而为之，若能时相聚议各抒己见，必能得巧机关以获厚利或一人力所不及，而同业中彼此信义相孚，不能通力合作，以收集思广益之效。”正是由于上下呼应使得联络工商成为的首要活动。清末商会联络工商的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有定期召开各业会员会议，共同商讨各项有关兴利除弊的措施。在会上代表们集思广益，指明利弊，研究如何改革传统的陋习。通过参会大大加强了商帮之间的联系，连商人都开口称赞：“盖自设立商会以来，商情联络，有事公商，悉持信义，向来搀伪攘利，争轧倾挤之风为之一变”。作为近代开放的市场，商会利用此项活动来控制逐层商会的活动，掌握最新的市场动态来按排生产，调节需求。增强同业间的竞争力使商会立于不败之地。
2，调查商情。对于商品市场的竞争双方来说，掌握及时的商情，了解市场动态显得尤为重要，活跃于市场上的商会更是如此。通过调查市场信息，将其及时传达给下一级机构，使工商业者对何地行销何物，行情涨落做到心中有数，最终协调生产销售促进工商业的发展。1906年，江宁商务总会总理刘世珩呈文商部：“欲实行保商之政，非将各行业详细调查，编订商册，不足以便调查而周保护。”商部认为切实可行批示全国商会照此办理。有的商会将调查事项分为各业调查，特别调查，寻常调查三类情况，还有的商会调查各业情况，分门别类予以刊载，酌情在常会或特别会议上集议讨论，指陈利弊，以求改进。由于中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商事习惯也存在差异，为使商法合乎中国商业的习惯，各地商会派代表进行交流讨论，其目的在于便于商法采择保护商人之利。调查商情，不仅可以了解市场的运作状态，依据市场来调节商品的供求关系，而且通过调查商情还可以规范市场的秩序，抵制不法商人的恶劣行为，调节市场资源分配，有效控制了市场运行的不良行为。
3，兴商学，开商智。商会中的有识之士对商业与教育的关系有了明确的认识：“开办商会，当调查内外流通货物，极力改良，方足以战胜商场。然商智不开，则彼此隔阂，是商又籍资于学，故学为商人之用。”于是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和形势发展的要求，商会在联络工商调查商情的同时，采取种种措施兴商学培养人才。有的商会创办讲习所，商业学堂，实业学校和其他形式的学堂来培养商业领域内的专门人才。不仅如此，部分商会自办报刊杂志用来联络商界，启迪商智，如天津商务总会主办的《商报》，广州商务总会主办的《广州商会报》等都成为交流商务知识，传递商务信息的重要刊物。这些刊物大部分的内容除启迪智外，基本上是围绕市场而展开的，这些刊物成为商人交流思想和传播商务信息的主要平台。商会创办的学堂培养了不少商务管理人才，服务于商会发展的事业中，为更合理的调控市场创造了条件。开商学，兴商智拓宽了商人的知识层面和认识视野，为商会进一步调控市场储备了人才条件。
商会正是通过上述活动对市场进行调控的，需要指明的是这些活动不是孤立的，由于市场的复杂变化，商会的这些活动表现为很大的灵活性和统一性，这些活动有力地调控了市场，保证了市场稳定发展，促进了工商业队伍的壮大。
(二)商事仲裁对市场主体的讽控
商会成立之初官商之间权限不明确，早期商会对其还有依赖性。当纠纷出现后，双方在许多情况下都是投诉衙门，其直接结果是纠纷未解，影响双方的日后合作。由于衙门办事效率差不了解具体情况，拖延时日，既便纠纷被解决，也未能公平处理，加上官员腐败妄加索贿的事屡有发生，商人希望建立一种公平合理的制度解决纠纷，这样商事仲裁制度就诞生了。
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和应广大商民的要求，商部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凡华商遇有纠葛，可赴商会告知总理，定期邀集合董秉公理论，从众公断，如两造尚不折报，准其具禀地方官核办。”这就为商会建立仲裁制度发挥仲裁职能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各地商务总会在其成立的章程中都将商事仲裁与商会其他功能一并列入商会的正常活动中。商会受理纠纷的裁判权得到政府认可后，各地商会还专门成立了仲裁机构，有的商会成立了理案处，评议处，聘用有声望的会员担任评议员，1909年成都商务总会首倡成立了商事裁决所。1913年北洋政府颁布了《商事公断处章程》指出商事公断处为商会的附设机构，并规定了公断处的组成人员个数，此后公断处成为专门处理商事纠纷的机构。可见从评议处，裁判所到商事公断处的变化表明商会仲裁职能的日渐完善，这就意味着商会能更有效地发挥商事仲裁的职能来调解商事纠纷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创造一个有益的商业运行环境。
三、商会调控市场后的影响
商会通过参与一系列活动发挥商会的功能实现了对市场的有力调控，使近代市场发育日渐成熟和完善，这意味着一种代表新生产力的全新的市场模式正显示出勃勃生机。这种市场模式给中国注入了新的活力，具有了近代市场制度的初步特征。那么，通过商会对市场的调控能够产生什么影响呢々
第一，全面带动或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发展。首先，调控后的市场推动中国生产力进步和技术提高。生产力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种新的市场模式不仅引进先进生产技术，而且带来了全新的生产理念和管理经验，把它们直接投入生产，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其次，商会对市场的调控直接推动了近代各类新行业的产生与发展。商会通过调控市场带动经济迅速发展，要求与这种经济相适应的各类行业与其配套，这样一系列行业相继诞生，如近代银行，保险业等。再次，调控带动城市崛起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商会本是在经济基础相对好的城市发展，通过商会辐射和市场影响促进周边地区的发展，带动了一批近代城市的崛起。如东南沿海的上海，广州，天津等地都以商业发展为主，反过来城市崛起促进市场扩大，居民消费又带动了商业发展。在交通运输方面发展最快的是水路运输：1 887年至1 936年间往来各通商口岸的外国轮船由1 6529538吨增加为1000847373吨，50年增加6倍，中国所有的轮船1887年只有25398吨，到1914年增至92649吨，27年中增加2-6倍。
第二，促进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为其政治参与创造了条件。经济地位的提高促成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他们渴望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日益高涨。1906年9月1日，清廷公布预备立宪后上海商务总会领先响应。致电农工商部对预备立宪表示：“欢欣鼓舞，翘盼实行。”在国会请愿当中商会异常活跃，天津商务总会邀集永平七属商会总理，商董数十人开会，会议决定：“由天津、永平保定商界发起，号召全省商界，定期召开会议，公举代表继续请求团会。”并于2月25日决议：“直接上书要求速开国会，并函约各省商会，继续吁请。”
第三，追求民族独立，外争国权也是商会调控后的一大影响。商会团体力量的壮大要求民族独立的意识日益增强。1894年美诱迫清政府订《华工条约》，条约期满后又拒绝废止，严重损及华人的政治经济利益，也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此举立即引起以上海商务总会为首的资产阶级的反对，领导了抵制美货运动，迫使美国改良禁约。其他资产阶级也踊跃支持，苏州绅商认为：“此次若不办到废约地步，将来各国效尤，试问我华人尚能出国境一步么?如其不能出国境，此为摈民，非是国民，中国民族将与埃及、印度、波兰等民族一样，成为任人欺压的亡国之种之民。”㈤在各地商会的强烈抗议下，迫使美国做出让步。
总之，通过以上论述说明近代商会对市场的调控顺应了近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代表了新型生产力发展的趋势。经济上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参与政治以便维护自身权力，他们的这种要求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和社会变迁，为中国的制度按排准备了条件。通过商会对市场的调控使得近代市场发育更加成熟，功能更加健全，为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腾飞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