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日报》社论对晋绥边区中共意识形态的建构分析
袁丽红 常志刚
【摘要】《晋绥日报》在“晋西事变”后成为晋绥边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宣传平台，其社论（1940—1945）对晋绥边区的中共意识形态建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在解构晋绥边区原有的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军阀主义构成的复杂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建构着新的意识形态。通过对学习文件、节日纪念、农业生产、反面理论、根据地教育等五个方面的阐述，体现了《晋绥日报》社论在中共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的重理论、重说理的特色。
【关键词】《晋绥日报》社论;中共意识形态;建构;内容;特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意识形态领域日益错综复杂的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1]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中，没有任何其他批判同意识形态批判那样起到如此关键的作用;没有其他学说如同意识形态学说那样如此坚定不移地指导了20世纪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 [2]。因此，意识形态研究是一个关键问题，而媒体在建构意识形态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晋绥日报》作为晋绥边区的机关报，它的社论直接承担着建构和巩固意识形态的作用。
一、《晋绥日报》（1940—1945）社论与中共意识形态建构
1939年12月的“晋西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已控制了晋西北地区，成立了晋西北行政公署，1940年9月18日创刊的《晋绥日报》（原名《抗战日报》），成为中共晋绥边区的机关报，根据其所承担的职责，其社论起到了建构中共意识形态的作用。该报在这个阶段所反映的中共意识形态与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晋绥日报》（1940—1945）社论发挥着建构中共意识形态的作用
新闻媒体作为宣传国家政策法规的重要载体，它在建构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晋绥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晋西北分局的机关报，也作为晋西北解放区600万人民的报纸，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阵地。而《晋绥日报》的社论作为一份报纸的灵魂，更是了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窗口。
晋绥根据地建立后，各项工作迅速展开，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容，党和政府迫切需要通过报纸把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及时准确地传达到广大干部群众中去;也迫切需要通过报纸工作，及时掌握各种复杂的情况和问题，提出正确的对策和措施，以便组织和动员全区党政军民卓有成效地开展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3]所以，《晋绥日报》的社论也承担着这些任务，将中共意识形态的宣传融入各种类型的内容之中。
（二）《晋绥日报》（1940—1945）社论与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
意识形态到底应该如何界定，它包括哪些具化的内容，到现在为止，学界对于意识形态的定义和内容的具化还没有统一的看法。“即使要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寻找出一个关于意识形态的定义，也极其困难”[4]。
“毛泽东最初使用意识形态这个词是在《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批注》（1938）中……三个批注反映出毛泽东当时的意识形态观，即：第一，意识形态不只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而是从理论上再造现实社会;第二，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特征;第三，哲学是意识形态的灵魂，是它的集中表现。”[5]
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对《晋绥日报》意识形态影响很大。“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观点主要集中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因而，这两篇著作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6]而毛泽东为什么当时没有使用“意识形态”这一词？这一词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是否存在？有学者认为，这与“意识形态”一词的翻译习惯有关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出版于1937年5月，在当时的版本中，‘意识形态被音译为‘意底沃罗基（英文Ideology或德文Ideologie），直到1948年7月，新华书店重新翻印该书时，才将之修改为‘意识形态。”[7]因此，毛泽东才会用文化或思想体系去替代“意识形态”一词的使用。这种论点在俞金吾的《意识形态论》中也得到了印证。“毛泽东频繁地使用了三个在内涵上与‘意识形态相近、甚至完全相同的词，那就是文化、观念体系和思想体系”[8]。所以，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因此，笔者认同意识形态是指“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维护特定阶级、阶层和社会利益集团的一种理论化、系统化的观念体系”[9]这一论断。而意识形态的内容构成是由其所服务的特定阶级、阶层和社会利益集团的中心任务决定的。
二、《晋绥日报》（1940—1945）社论建构中共意识形态的内容构成
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当时的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革命问题，在毛泽东的意识形态论中，关于该段时期意识形态的任务、所面临的问题有：“一是如何纠正和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主观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二是如何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成功地解决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10]
按照《毛泽东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一书的作者黄世虎的观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意识形态的教育可分为三大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反面教育和历史知识。[11]这三大部分又可以细化为以下几个方面：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包括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知识部分分为历史教育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历史教育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历史教育与中华民族自信心的提升;反面教育方面，包括反面理论教育、反面教员教育等。
参照当时中共三大核心任务：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团结抗战和根据地建设，可以将《晋绥日报》（1940—1945）社论在建构意识形态的过程中的内容大致分为：学习文件、节日纪念、农业生产、反面理论、根据地教育五个方面。为了对《晋绥日报》社论进行更加贴近实际的分析，本文所选的社论是晋绥边区新闻工作者的原创社论，不包括从其他报刊转载的社论。即從1940年9月18日创刊开始，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晋绥日报》的核心任务发生转变为止，文本总数共235篇。
（一）重要任务：学习文件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意识形态教育的核心内容。论述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著作及文件成为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1939年2月，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入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计划。在此后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整风的一项重要内容。”[12]
《晋绥日报》（1940—1945）的社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述，主要表现在一系列的文件、政策、纲领的解读中。如《论教职员待遇及优待暂停条例》（1941年3月29日社论）、《二十二个文件印出之后》（1942年5月26日）、《把〈施政纲领〉变为三百万人民的行动》（1942年11月7日）、《贯彻执行行政委员会的决议》（1943年7月24日）等。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所以是《晋绥日报》社论的论述重点，在其办报主旨及目的中交代得非常清楚：“《晋绥日报》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坚持党报的党性原则，从根据地实际出发，把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作为编辑的唯一依据。”[13]所以，社论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宣传，是意识形态建构的内容之一。
（二）重要内容：节日纪念
“中国革命运动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不仅是哲学问题，而且还是历史问题”[14]。毛泽东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学习和研究苏共和中共党史。在《晋绥日报》中有大量的社论涉及历史问题的研究，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关于各种节日的纪念。通过作为仪式传播的节日纪念传承革命精神。
这些节日中有名人纪念日，如《学习鲁迅先生》（1940年10月19日）、《中山先生逝世十六周年》（1941年3月12日），有影响重大的事件纪念日，如《晋西事件一周年》（1940年12月11日）、《纪念“二七惨案”并追悼新四军遇害将士》（1941年2月8日）等。
（三）关键形式：农业生产及群英会
这里的农业生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当时根据地的主要生产领域——农业生产与发展;另一部分是副业发展，包括手工业的发展。“在敌后战争的环境中努力发展生产，一直是《抗战日报》（《晋绥日报》前身）的宣传重心之一。1942年，报纸根据敌人对根据地进行封锁的新情况，展开了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的宣传。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后，报纸在1943年的生产报道中，宣传了以劳动互助、发动妇女儿童参加劳动和部队、机关帮助地方的方式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报道了各地的农事活动和改良耕作技术的经验，还发表社论，对春耕准备、领导春耕、保卫春耕夏收秋收、发展劳动互助等工作进行指导。”[15]
为了推动根据地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热情，根据地推出了群英大会这种表彰形式。在《边区群英大会的召开》一文中，提出了群英大会的重要意义和作用。“1942年年初和年底，1944年年初和年底，晋绥边区先后召开了四次劳动英雄大会（第四次为群英大会），检阅和总结在‘劳武结合‘大生产运动和‘把敌人挤出去三项工作中取得的辉煌成就，表彰英雄模范人物。”[16]总之，农业生产是《晋绥日报》（1940—1945）社论中宣传的重点，也是根据地发展的基础，成为政策贯彻、抗敌抗日、团结人心的坚实后盾。
（四）促进因素：反面教材
毛泽东曾论述道：“我们的教员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教员，蒋介石是我们的教员，犯错误的同志也是我们的教员，没有他们，我们就学不会办事。”[17]因此，反面的理论与反面人员的例子不仅可以纠正党员和群众中存在的错误想法，而且可以起到教化的作用，更加凸显出正面理论及先进党员和群众的正确性。
《晉绥日报》社论很重视对反面理论和反面人物的批判和纠错。如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犯及国民党破坏抗战的一些行径，给予直面的批评。《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1940年11月20日）、《石友三与缪征流叛国的下场》（1940年12月21日）、《认真扫除不民主 认真健全村政权》（1941年8月27日）、《把进犯的敌人打出去！》（1944年10月31日）。这些社论由政策到具体实际层层分析，将日寇的目的阐述得通俗易懂。正如毛泽东所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接触、学习这些反面思想和理论的，‘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了免疫力。”[18]所有的对反面教材的批判、批评，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
（五）长远辅助：根据地教育
教育作为根据地意识形态宣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晋绥日报》（1940—1945）的社论中也有所体现。社论重在宣传学习的重要性和开展冬学运动的相关情况。冬学是在冬季农闲的时候，针对群众开展的学习活动。1940年10月26日《如何进行冬学运动》的社论中提到，如果真正能做到“村村有冬学，人人入冬学”，真正把冬学深入到“散一点;懂一点;学一点;是一点”，那等于晋西北三百万民众来一次普训，对于提高群众的文化政治水平，对于开展群众运动，对于建设巩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冬学的发展对于意识形态的建构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一个直接的桥梁和平台，将中共所拥护的意识形态通过具体的实施措施传达到了群众中，团结了教员、知识分子与群众，也起到了统一思想的作用。
三、《晋绥日报》（1940—1945）社论建构中共意识形态的特色
社论对意识形态的建构是中共宣传的一种策略，也是《晋绥日报》社论传播意识形态的一种方式。主要从论题、论证两方面进行论述。
（一）论题：结合实际，指导为主
就论题而言，《晋绥日报》（1940-1945）社论做到了密切联系实际，针对实际中发生的问题，从理论高度到实操层面进行了详尽说明。《晋绥日报》（1940-1945）的社论并不是每天都有，它基本做到了有事论述，不作无病呻吟或者脱离实际的高谈阔论。在标题中，突出社论论题的核心思想。而论述的论题基本都贴合根据地所重视的核心事项。
从标题的形式上看，采用的都是单行标题，突出文中的主要论述中心。如《抓紧领导春耕》《组织退伍军人到生产中去》《庆祝的礼物》等，且论述的中心问题都是晋西北行署所宣传的主要政策或措施。
在论述中，文章开头开门见山。如1941年3月29日《论教职员待遇及优待暂行条例》的社论，文章的第一段就论述了本文的核心要旨：正当大后方因物价高涨，各级学校教职员生活职业毫无保障，以致饥寒交迫流离失业的时候，正当大后方教育界人士特别是各级学校教职员政治上毫无保障，既无民主自由又无社会地位，受到黑暗统治之严厉镇压的时候，正当亲日派与反共顽固派制造内战与准备投降日寇的严重时期，在晋西北由行署颁布了《各级学校在职教员待遇及优待暂行条例》，有其非常重要的意义。
同时，《晋绥日报》在传播理论和政策的过程中，一直秉持着机关报的职责，态度方面，以指导为主。
1941年2月22日的《火速进行春耕准备工作》的社论中，开篇就提到：“开展经济建设，巩固根据地的物质基础是一九四一年我们全晋西北三大中心工作之一，大家都知道，提高与加强农业生产是解决经济困难、开展经济建设的中心一环，而春耕运动则是农业生产的第一步工作。尤其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刚刚经过了日寇的冬季扫荡，凶恶的三光政策使我们在食粮耕畜等方面受了一些损失，也使我们的春耕准备多少推迟了一些时日，这就更加重了现在我们所提准备春耕的严重意义了。”
在这一段中，“我们”两个字突出了《晋绥日报》将它的传播对象看作“一家人”的态度。在《晋绥日报》（1940—1945）的社论开篇与论述的过程中，都是以“我们”的姿态去评点某一件事情、某一个人、某一种现象，真正发挥了机关报的作用。
（二）论证：注重说理，专事专论
《晉绥日报》（1940—1945）的社论在进行意识形态宣传时，重在说理，在推理方面，一般采用“第一、第二……”或者“首先，其次……”的说理方式，或采用演绎推理，或采用归纳推理，论据简洁明确，论述充分，说理直截了当。比如《大量发展副业手工业》的社论中，详细论述了副业手工业的发展对于抗日根据地群众的意义是很重要的：“我们将在组织群众冬季生产中，发展副业手工业，从解决群众困难中，把已有的变工组织巩固提高起来，把更多的群众，用各种各样的小型合作社（组织起来），这就不仅打下了明年扩大生产的经济基础，而且对明年农业生产的变工互助，建立了更好的组织基础。这对于进一步发展群众生产，帮助更多的贫苦农民翻身，对于巩固与发展根据地及准备反攻上，均有极大的意义。”
除此之外，《晋绥日报》（1940—1945）的社论在论证过程中，非常注重贴合实际，专事专论，论述非常详细，做到了对基础情况了如指掌，如1944年9月21日《开展积肥运动》的社论中，在论述肥料在各地的施用具体情况时，进行了如下介绍：肥料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虽已尽人皆知，但实际上还没有引起各地普遍的注意。在河曲、保德、临南、离石以及平川地带，由于人多地少，一般对于积肥施肥比较注意，有的农民还以麻籽、黑豆、黄芥等上地，这是很好的。另外，如兴县、岢岚、宁武、神池等地，多系人少地多，一向有一种重量不重质的耕种习惯，对施肥不大重视，如岢岚有所谓“轮息地”，兴县、宁武等地的开荒，亦是种上三五年不长了，就再去开另一块地。这段话的描述对农地的开垦和保护应该注意的事项了解得非常详细，可见《晋绥日报》的记者与编辑们真正做到了贴近基层、了解基层，并以基层的困难为解决的目标。这与《晋绥日报》群众办报的原则是相符合的。
四、结语
《晋绥日报》（1940—1945）社论在建构中共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晋绥日报》（1940—1945）社论建构意识形态的经验也可以为当下媒体所借鉴，尤其是它在宣传政策以及走群众路线方面所采用的策略。《晋绥日报》（1940-1945）社论不仅顺利完成了它的使命，而且使报纸因之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份报纸，虽然它的主要受众群体不是普通大众，是机关干部，但是它承担了报刊应该承担的责任。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后，新闻媒体更加重视“走、转、改”，这与《晋绥日报》走群众路线，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异曲同工、一脉相承。了解基层情况，丰富报道内容，加强与群众的联系，真正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品质，这是《晋绥日报》宝贵的精神遗产。
（本文为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名称：甘惜分的晋绥新闻生涯及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念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19W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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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丽红、常志刚均为吕梁学院教师）
编校：王志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