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未来（4）：理论的过程
摘 要：在理论衰落之后，轻易的复苏是不可能的，而折中主义和包容法也难以奏效。因此我们可以思考理论的历史，试着跳出理论，以便从外部来审视它。不过，直到最后我们还是一直想要讨论我们自身变化的这个过程，因为这于我们而言最为重要。但是，那种将形而上学和生成变化联系起来的理论，正是我们走到如今僵局的原因。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抛弃形而上学来谈论生成变化的方法：一种从文化的层面讨论我们如何成为如今这个状态的方法。*
关键词：过程理论;折中主义;包容性;形而上学;生成;解释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过真正的理论的历史。我怀疑，对很多人来说，这个主题是难以想象的。当我跟对理论有所研究的几位老朋友和其他人提出这个主题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普遍是，对我所说的东西完全没有兴趣。有时这种情况更加糟糕，就好像没有人愿意思考：理论也可以有自己的历史。因为假如说理论有其历史，那就意味着理论像其他有历史的事物一样，早晚也会有其终点。对很多人而言，这看上去完全不能想象。与此相反，对此最常见的反应是有意无意地选择生活在一种永恒的天真当中，就像是回到列维-斯特劳斯和他那代人所创造的人类学“黄金时代”。假如没有时间，那么一切都可以拿来对比和类比。而且，就像我刚开始教授理论时所发现的那样，这也是大多数理论教科书的组织方式：不以任何一种时间顺序排列，而是假装它们都处于某种不受时间影响的空间。我们可以说，这仿佛是伊甸园里的那些果树，都在等着我们去摘果子……而实际上，我记得至少有一项研究尝试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理论。但那是一项长达两卷的研究，一直追溯到古典时期。有意思的是，它将理论与批评的历史结合了起来，这种方法我觉得现在恐怕很少会有人愿意接受。我猜想大多数对理论感兴趣的人会作出显著的区分：批评的历史属于过去，理论才是不会终结的现在。其中原因就是：批评的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如何思考，而理论是我们如今思考的方式。我想到一位维多利亚时期作家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的小说标题：《如今世道》（The Way We Live Now）。理论是我们如今思考和生活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对很多人来说它不能仅仅成为我们用历史的方法去处理的对象。
也许，我们还可以把理论看作是我们逐渐获得自我意识的过程。自我意识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我们获得了它，就无法走回头路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离开伊甸园了。就各种理论形式而言，我们也许想要活在永恒的天真里，而不想从历史的角度去讨论它们。但是有种永恒的天真是我们再也不愿意生活在其中的，那就是前理论状态。我们一旦获得了自我意识，就无法回到永恒的天真，因为那就像是在说你要回到获得知识之前的状态。这是我们不会想去做的事情。知识就是力量。因此我们不会想从拥有知识的状态回到天真的状态。我们都知道英语研究作为语文学时是怎样的，也知道社会理论在列维-斯特劳斯之前的状况。那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因为我们现在更加意识到一个领域和它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能有多么的复杂。换句话说，一旦你了解了笛卡尔的认识论以及认识的不确定性，你就不可能回到对外部世界确实可知性的天真信念中。相反，如今我们知道，对任何一个领域而言，我们都不仅需要考虑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还要思考与之相关的哪种知识可以算作是有意义的，以及如何才能最好地获得这种知识。
但假如我们要的是自我意识，那么关于理论，我们首先需要意识到的就是它是如何走到终点的。似乎没有人想要承认理论有终结的可能。但也许是时候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在这里我们可以想一想数学逻辑的历史以及20世纪初非常流行的建立数论基础的整个计划。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认为这样的计划可行，不同的人也作了不同的尝试。一开始这看上去似乎就是一个简单的找到几个正确公理再继续向上推理的问题（Whitehead& Russell，1927）。但是哥德尔（Kurt G？del）发现了这个推理过程中的一个裂隙：一个很简单的命题可能会导致矛盾的结果，从而使这个命题（在真理价值的意义上）不可判定——于是我们就有了著名的“算数的不完备性定理”。可以想见的是，在那之后，人们对于数论基础研究的热情很快就消退了。同样地，理论有段时间也在努力寻找关于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的一种描述。但是无论基于什么原因，这些尝试都没有成功。于是在巴特勒那里，我们进入了纯粹的展演性状态，以远离形而上的实质。但是随着谁或者什么在做这个展演，这个问题再次浮现出来。又或者，霍米·巴巴试图打破那种“起始/中间/终点”的过程，他坚持认为我们永远是从中间进入，而且我们不是一个个离散的主体，而是不同声音之间的一种协商。然而，无论何种原因，所有这些竭力翻新传统思想的不同理论形式就是不够成功。相反，它们总是会遇到一致性或掌控力的问题，然后就失败了。因此也许是时候问一问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不是另一种20世纪早期的数论基础问题——也就是说，理论追寻其目标的方式本身是否存在某种固有的缺陷，而我们一直没有看到这种缺陷。在这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在《理论问题的语境》中提到來自赫斯坦的《代数的主题》里的一个例子：不是所有的答案都能从我们现有的知识、我们研究数学或理论的特殊方式中得到。换言之，假如理论看上去要失败了，也许这并不是纯粹的意外，也许某种深层的解构或概念上的原因决定了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不会有什么结果。假如我们可以接受这一点，那么也许就能坦率地承认表面上已经越来越明显的事实：理论已经走向终结，就如其他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一样。由此出发，我们也许可以继续问一个更加有意思的问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有一件事情似乎很清楚：任何想要回答理论为什么走到终结这一问题的尝试都必须面对理论为什么首先要关注过程这个问题。当然，这在近期的理论当中作为最为引人注意的倾向凸显出来：它越来越关注过程，特别是想要解释我们是如何成为我们所是的。但假如我们愿意承认理论不惜任何代价关注过程，我们就不得不认可这最终是无法实现的。本质上，这无法实现的原因是，理论想要解释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但又不想陷入决定主义或必然性的陷阱。换句话说，理论想要解释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但又不想承认这个过程可能存在任何无法避免或必然的因素，因为那就意味着我们不能真正拥有自由或者自主性，具体而言就是我们无法希望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那样。但是我们不能期待吃完了自己的蛋糕却还拥有它。理论想要具有解释力。因此任何能够宣称自己可以解释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的理论形式显然都将具有解释力，这种解释力接下来就可以被用于为我们所希望或想要的发展作出合理化解释。但是解释力是有代价的：为了具有解释力，理论必须表明我们为什么会成为我们所是，这就意味着我们生成的过程是可以被理论所掌握的。然而，这种可掌握性意味着理论能够解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从一个阶段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也就是说，一定有某种可以辨识的原因或理由让我们走到了那里——理论一定要能够将这种原因或理由具体化。一旦开始谈论原因或理由，我们显然就与必然性非常地贴近了。因此，这就是我们走到如今理论僵局的过程：理论专注于解释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同时又不愿意接受让解释成为可能的东西，因为那太像决定主义或必然性了。但显然，理论并不能退出这个游戏：对于当今的我们来说，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成为最重要的问题，理论如果放弃对此作出解释，那就意味着放弃它能够希望具有的任何首要地位。
但是，如果理论不能解释过程，也许我们应该试试反过来：用过程来解释理论。毕竟，理论本身显然是有一个过程的，即它逐渐走到现今阶段的那个过程。而如果说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与必然性相关联，也许我们现在应该问的是，理论走到现今阶段的过程是否指向某种概念上的必然性，以及这可能会有什么意义和影响。我们已经看到，理论作为科学的初始是对知识、对几乎无限的全能力量的渴望，或是在人类学的“黄金时代”作为科学（Wissenschaft）对永恒天真的追求。接着，我们看到理论如何通过解构坠落深渊，失去往日的风光，认识到自身的种族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对在场的渴望这些西方思想的特点。也许这种堕落是无法避免的：毕竟人类学和其他科学在某一点上一定会走向自我意识，意识到它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以及它们如何将自身强加于外部的世界。但假如这种自我意识在某个程度上是无法避免的，同样不能避免的是我们追寻知识和科学的梦想依赖于外部世界并与我们描述外部世界的方式之间有某种确切的相关性。然而，如我们所见，这种18世纪的策略最终是无法持续的：它不能解释为什么那种事物的秩序最终让位于其他东西了。也就是说，它不能解释变化或者生成，也即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过程。而没有这一点，它最终也必定失去解释力，继而失去首要性。这就是说，它不能再自称是一种人文科学的理论。而我们一旦放弃它，就要开始处理时间的问题，以及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的问题。在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导致这一结果产生的因素的确切次序。理论放弃了一种事物的永恒秩序，因为那被证明不可行，但这使得理论需要解释那种秩序的变化如何以及为何会发生。而为了做出这种解释，理论又需要解释我们为什么会变化。而唯一能够实现这一切的就是解释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的整个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理论本身是如何经历一个过程，最终到达如今的状态的。不过，如果理论本身就是一个过程的结果，在我们试图解决由此如何往下走的时候，就需要开始思考这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具体说来，如果理论作为一个过程的结果而产生，那么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思考这个过程，也就是说像我们看待其他历史过程一样看待理论。在我们思考历史过程的时候，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没有什么会永久存在。因此，如果我们以历史的方式看待它，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就类似于它的生命循环：它出现的过程，走向巅峰的路径，以及最终消失的原因。也许这就是我们在这里需要做的：关注理论走到如今状态的过程——而不是这个状态本身——是理解理论的最好方式。
换一种说法就是，从文化历史的角度看待理论。我记得在我的青年时代，当时有很多关于文学文类的生与死的讨论。有的人会关注一种比较特殊的文类比如讽刺史诗（mock epic），讨论它如何兴起于18世纪的特殊状况，然后又自然会从那开始思考这一文类如何以及为何最终消失。实际上，在某个时期，文学文类的生与死甚至还算是一个热门研究主题——也许那时人们认为文类在消失的观点还很不寻常。总体而言，那个时候我们更倾向于认为文类是一种恒定的东西，其存在不需要被质疑，因为大家都假定它们一直存在。换句话说，文类是基于人的大脑结构而产生的，它们符合该结构中的某种东西，因此很可能会和大脑一起持续存在。所以，一种文类的消失就非常令人惊奇，仿佛一种对于我们自身死亡终结的暗示。具体说来，这似乎暗示事物可能只有一种“相对的”文化价值。也即，它们只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服务于某个目的，当这一需要消失时，它们也会随之消失。我想现在没有人会再有那种惊奇感了。如今我们更习惯于看到事物来得快去得也快。比如，在西方，古典音乐显然已经没落。你要是去听一场音乐会，在音乐厅看到的大多是老人。因此不难想象有一天他们不在时，没有人会再去听古典音乐。假如像古典音乐这样具有如此伟大的智性和复杂性的东西都可能彻底消失，那么显然同样的事情可能发生在任何事物身上。
那么，也许是时候开始考虑理论可能注定要走上同样的终结之路。我记得曾经在一堂研究生哲学研讨课上听罗蒂试图对学生们论说认识论的“违背自然性”（unnaturalness）。他批驳了精神/身体的二元问题，指出这是一个通过人为合并一系列不同但相关的问题造成的难题。我觉得他没有说服任何人。大家只是坐在那里安静地听着，虽然没人反驳他，但我能感到没有人同意他所说的。我也不同意——不同意的理由可能和其他人一样。从根本上讲，精神/身体的问题与外部世界的可知性更紧密相关，而这个问题仍旧在争论当中。不管怎样，对于罗蒂会坚持认为我们大多数人视为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问题实际只是一个文化事件，只是在西方哲学史的某个时刻由于当时的人们架构某一特殊问题的方式造成的特殊条件而产生，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现在想要提出的就是，我们试着以类似的方式看待理论。理论就其当前的通常定义来说，是一种比较新近的文化事件。具体说来，它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之后人们对人类学以及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结构主义整体的兴趣的广泛发展。而如我们所见，与此同时兴起的还有那个对于某种全知的渴望，虽然这种渴望是无法持续的。但如果说梦想最终破灭了，那么我们自然要问，同样的命运是否會降临在由于该梦想破灭而兴起的各种理论形式之上呢？当然我们不是说那些不同的理论形式是在做无意义之事。我想要指出的是，也许理论处理问题的方式、架构问题的方法，使得以理论的界定找到可以称为令人满意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几乎不可能。显然，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对一个问题或议题作出架构。而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所选择的方法只能让我们与时间、地点、各种条件紧密相连。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和文化动荡，同时继承了当时的很多特征，包括规划一种对于知识、人类科学更为抽象视角的野心，与此同时，质疑那种野心是否暗示了某种文化傲慢且需要被仔细审视的倾向。如果说理论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那么它在后来的发展以及走到如今僵局的过程中经历的我们所见过的各种特殊变迁和兴衰，就并不那么让人奇怪了。回头看所有这一切，我们也许能够得出某些洞见，明白理论自身可能受制于某些特殊影响或力量而不完全自知。通过这种方式看待理论，将理论作为一种在某个特殊时间、地点发生的事件，我们也许能够从它的历史中得到启示，产生某种理论“违背自然性”的新视角。
参考文献
Whitehead， A. N. & Russell， B. 1927. Principia Mathematica[M]. 3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翟亮，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英语与比较文学系荣休教授，曾获美国国家人文基金高级研究员荣誉（NEH senior fellowship，1991—1992）。已出版英文专著：《美国文艺复兴的浪漫主义基础》（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7）、《唯美主义：后浪漫时期文学的艺术宗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0）、《约纳森·爱德华兹与启蒙哲学的限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浪漫主义理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6）。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浪漫主义文学、批评理论、19世纪欧洲文学、美国文学和现代主义。
牟芳芳，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外国文学》杂志编辑。主要译作：《好奇的追寻》（阿特伍德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蒂利亚德著，华夏出版社，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