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世界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
【摘 要】世界主义这一概念在人类思想史的发展中亘古有之，又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分别有其独特的表现，且在人类文明步入二十世纪后融汇碰撞，对不同的地区、国家与民族在政治、社会与思想文化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截取二十世纪初这一文化交汇的洪流期为分析区间，以程砚秋与其非戰戏曲的创编与演出活动为具体研究对象，则可梳理出当时世界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的具体情况及影响，并以此为镜反思中国戏曲的现代发展方式。
【关键词】世界主义;程砚秋;非战戏剧
中图分类号：J820.9 文献标志码：A? ? ? ? ? ? ?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01-0011-04
世界主义可以被视为一种理想的、人类社会的终极追求目标，即人们忽略民族、宗教、国界等等因素，在尊重彼此差异的前提下形成一个和谐的共同体。中国本土的世界主义理念早在先秦诸子百家时期就已出现，在历经了近两千年的历史沉淀后，于二十世纪初与西学东渐而来的欧洲世界主义思想融汇并重现生机。这一历史思潮对当时的梨园创作，尤其是程砚秋以及其非战戏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文化交汇的洪流期
近代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前三十年，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的那段时期，是可以与西方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相提并论的伟大时代。一切关于东方与西方新与旧的观点都在这个时期发生了激烈的碰撞。时代的先驱们从物质层面的器物与技术讨论到制度层面的法律与政治，再上升到关乎整个民族命运和民族性格的精神层面。他们努力从“西方文明”“新文化”中寻找可供借鉴与学习的文化元素，并努力使之与本土文化适配;而与此同时，在经历了由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引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世界也开始反思应当如何应对严峻的“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可怖后果。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这片古老的东方土地上。因此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各种思想纷纷涌向中国，而世界主义则在这些思潮中独树一帜，对当时的文艺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世界主义的传播及其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
世界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本文主要介绍前两个阶段。早在十九世纪末，更准确地讲，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戊戌变法期间，世界主义思潮就已经在中国初现端倪。彼时中国战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晚清的文人志士对日渐加深的民族危机倍感忧虑，因而其打破中西藩篱的需求也日渐增长，而世界主义思想中打破国家、民族界线和融天下文化为一家的理念，则与当时的思想先驱们不谋而合。从前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严复，现在认为要“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①”;启蒙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极力鼓吹要“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②”;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如陈继俨（“夫理者，天下之公理也，法者，天下之公法也。无中西也，无新旧也。行之于彼则为西法，施之于我则为中法也。得之今日则为新法，征之古昔则为旧法也。③”）、陈宝瑄等（“愚谓居今世而言学问，无所谓中学也，西学也，新学也，旧学也，今学也，古学也。皆偏于一者也。惟能贯古今，化新旧，浑然于中西，是之谓通学，通则无不通矣。④”）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对于世界主义的推崇。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出现在戊戌变法期间的世界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滥觞，很大程度上仍处于一种无意识非自觉阶段，也就是说当时其实并没有西方的思想家向中国大肆宣扬这种理念，也少见当时关于世界主义相关书籍的译注，甚至在上述知识分子的表述中，世界主义这一名词都尚未形成。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五四运动后，战争的惨烈使国内外学者都产生了对于西方文明的质疑，如罗素在其自传中写道：“我几乎不可置信，欧洲会疯狂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投入一场大混战……恐惧侵入了人类灵魂的深处，而恐惧与残忍总是如形影相随的……西方文化的希望日益苍白。⑤”中国的部分先觉者也意识到欧战中工业文明被暴露出的无可遁逃的死穴，即所谓的“西方文明”不过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噱头而已，工业文明的成果也就此沦为了战争机器。此时，世界主义异军突起。从思想层面来看，国际联盟的成立，是世界主义的开端⑥。梁启超说：“虽然理想的国际联盟未见完成，国家互助的精神，已是日见发达。质而言之，世界主义，要从此发轫了。⑦”这也是世界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的第二个主要阶段。这一阶段，世界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主要表现有三：其一是罗素访华以及其对世界主义和“世界政府”的鼓吹。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期间罗素到访中国，并发表了如《社会改造原理》《教育之效用》《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中国到自由之路》等演讲，其中罗素分析了中国当时存在的问题，并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给出了具体的建议。一如其在《独立精神宣言》中明确表达出对列强侵华的不满，以及对“巴黎和会”的强烈抵触情绪，他说：“希望全球的精神劳动者要自爱自重，不要被各国政府利用去从事侵略战争，而是要为人类全体而工作。⑧”因而他也提出，中国要想实现真正的自由，首先就是要恢复主权的完整，希望欧洲列强能够停止对华的入侵。其二是《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报纸的创刊。该刊是当时中国戏曲海内外传播的重镇，主要负责中国戏曲的海外译介工作。其编辑主要归国留学生担任，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即是“世界公民（cosmopolitan）”，这体现出这些双语知识分子对一种东西方交汇空间的集体想象。其三是在罗素的世界主义宣传影响下，蔡元培、鲁迅以及李石曾等人对世界语的研究。“世界语”这一概念原由波兰籍犹太裔医生石门和夫基于印欧语系创制，旨在打破世界各民族之间的语言隔阂，在二十世纪初被推介至中国。中国的学者以为，中国融入世界，一方面是靠“生计”，即经济上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感情”，而感情上的共识，则要依靠文化的互通有无来实现，世界语恰好就是一条终南捷径。如刘师培曾表示“欲期世界统一，不得不统一言文。”当时的各大报刊，如《新世纪》《天义》等也都纷纷宣传这一概念。
事实上，世界主义观念早在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学说中就已经有所体现，如孔孟儒家思想中的“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世界观;老庄道学思想中“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抱一为天下式”的世界观;商鞅韩非法家思想中“为天下治天下”的世界观;以及墨家思想中“兼爱”“非攻”“视人之国若其国”的世界觀。
而近代的学者又在西方世界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进一步阐释二者之间的关系。近代民主运动的先驱谭嗣同尝试用世界主义的理念去构建民主制度，在他所向往的民主社会中，东方的佛学价值体系就是最高的普世价值观。在这一宗教的理论基础下，没有君臣，父子，夫妇等等不平等的关系，人人都是天父之子，人人都是天国的一小部分，每个人都拥有独立自主的权利，人与人之间是绝对平等的关系，然后“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之民。⑨”同时代的唐才常也极力宣扬“大同之道”，他说：“公理者何？ 大同之道也。一国新而一国大同，万国新而万国大同，一世新而一世大同，万世新而万世大同。大同之迹，破国界，破种界，破教界。大同之精，破世界。⑩”可以看到，唐才常的世界主义是站在更广阔的视阈中展开的，他不仅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大同观中的破除国家与种族的界限，更提出要破除宗教和世界的界限。康有为是这一时代世界主义思潮中的集大成者，他在综合古今中外关于世界主义的论述后，撰写了《大同书》，其核心思想即破除国界，建立“公政府”，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由此也可以看出，世界主义的观念其实一直贯穿中国社会的发展。
三、程砚秋与非战戏剧《荒山泪》《春闺梦》
这样浩荡的思潮对于当时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学艺术创作，甚至是人们的日常生活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五四前后，“新文化”阵营对中国“旧剧”展开了集中、猛烈的抨击，继而引发了一场针对梨因而来，却又热闹于梨因之外的新旧剧论争。戏曲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重镇之一，在新旧文化的不断冲突中，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的位置。不过梨园人们并不是全然抱残守旧，故步自封的，在如此浩荡的历史洪流中，他们也开始自觉地做出回应，为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寻找新的出路。从五四运动后至全面抗战爆发以前的近二十年时间里，梅兰芳、熊式一等人多次出访欧美各国进行戏曲的海外推介与演出活动，同时欧美的书籍报刊也爆发了译介、刊印中国戏曲及相关内容的热潮。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中国戏曲主动寻求海外舞台的自觉期。与此同时，很多以“反战”“和平”“中西方戏剧为一家”的理念创作的戏剧也在国内上演，并取得巨大反响，其中以程砚秋的《荒山泪》和《春闺梦》最为著名。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梅兰芳等人对中国戏曲进行的海外推介活动，还是程砚秋等人进行的非战类戏曲创作活动，都是受到了世界主义思潮的影响。程砚秋本人在1932年《世界社》于中南海福禄居公饯郎之万、程砚秋赴欧宴上的答谢词中说道：“……就是要有方法使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沟通起来，来熔化一炉，才算是亲切的接近，才能共同来担负起促进世界和平的使命?”。
程砚秋本人所接触到的有关世界主义的理念，一方面来自李石曾潜移默化的教导，另一方面也是他本人旅欧游学后自己的心得与体会。提到世界主义思潮对中国戏曲的影响，李石曾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他早年留学法国，对西方的戏剧十分感兴趣，并推崇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当时很多人并未明确区分无政府主义与世界主义，认为二者是相同的），回国后与张静江等人组建“世界社”，一方面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另一方译介中法两国的戏剧，促成中法之间的戏剧交流。1930年6月，李石曾筹办“北平戏曲专科学校（后更名为‘中国戏曲专科学校）”，力推程砚秋为校董事长。程砚秋在1931年于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演讲中提道：“我们除靠演戏换取生活维持费之外，还对社会负有劝善惩恶的责任。所以我们演一个剧就应当明了演一个剧的意义;算起总账来，就是演任何剧都要含有要求提高人类生活目标的意义。如果我们演的剧没有这种高尚的意义，就宁可另找吃饭穿衣的路，也绝不靠演玩意儿给人家开心取乐?”。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李石曾的戏剧应该服务于社会和戏剧对社会进步有着巨大影响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在此之后，程砚秋于1932年赴欧考察，其世界主义的理念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1932年8月15日，程砚秋访问法国里昂中法大学，里昂《进步日报》对其访谈内容加以报道，其中程砚秋表达了一战后世界人民对于和平的渴望（“自欧战以还，倡导世界和平运动之萌芽，无时或已。中国革命与二十年来内战之结果，只有使人民心中益坚此和平运动之观念。?”），并反复强调戏剧应对于世界和平运动有所贡献（“戏剧乃情感与生活的热烈回响，故戏剧对于和平运动，亦有相当之贡献。?”）更进一步讲，他认为戏剧领域的仁人志士应自觉承担打破东西文化藩篱，促进东西方戏剧领域的交流与融合，从而藉文化的交融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其具体言论如“余之能力，何足以撼柱石，余亦无仅以几篇中国剧以改造世界之意念。余所愿者，仅欲以余为发端，将此种思想，此种藉戏剧服务人群之志愿，建议于世界各国之著作家而已……余有一种热望，即一切歌声，均与中国歌声谐和。并希望将来世界万民，统谐其歌调于神圣之弦管，同作神圣生命之高歌，同作庆颂人类友爱之佳曲。?”
关于《荒山泪》和《春闺梦》两部戏剧，《荒山泪》于1930年定本，1931年1月26日首演于中和剧院，讲的是明末崇祯年间，高氏一家因无法负担沉重的赋税，父子二人被抓进监狱，后儿媳张氏日夜织绢将其赎出，却在上山采药时被老虎吃掉，高家老母气郁而死，幼子被抓去当服役，张氏最后一人逃往深山，自刎而亡。故事本是控诉封建王朝苛捐杂税，导致下层民众苦不堪言。但程砚秋则进一步解释，赋税的大幅度提高，正是明末战乱的产物，因而战争才是导致民众生活困苦的原罪，所以这出戏实际是反战的。《春闺梦》于1931年正月定本，同年9月在中和剧院首演，后经修订，重排后于1934年复演。该剧剧名即取自唐代诗人陈陶的《陇西行其二》中：“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两句，同时还借用了杜甫三吏三别中的某些场景，讲述了汉末群雄割据混战，一对新婚夫妻因战乱而分离的故事，这更是直接从正面表达了对战争的控诉以及对和平的向往。程砚秋认为“砚秋所演的《荒山泪》，和那已经排好而未开演的《春闺梦》，就都是反对战争的;砚秋敢说这是中国现时需要的很迫切的戏剧！假使能应用这种戏剧，唤起了一切武装同胞的同情，中国政治能够走入文治的轨道，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
当然，尽管当时梨园中如程砚秋一般有着世界性眼光和家国责任感的艺人并不多见，但限于时代、学识、个人经验等等因素，程砚秋等人对于世界主义的认识和见解是有着局限性的，如在其访欧时，就有人问道：“你们中国的戏剧有很高的价值，为什么要考察我们西洋的戏剧呢？怕不是笑話吧？?”这其实表明，尽管程砚秋等人对融汇中西戏剧为一体有着美好的期待，但由于那个时代留给他们思考的时间也并不多，因而他们并没有很好地认清中西方戏剧之间的本质抵牾，更遑论提出什么成熟的中国戏剧世界化的方案。在某些程度上，这只能被视作是当时曲艺界有着开放和先进思想的部分人，对于中国戏曲甚至是整个文艺领域的一种美好的、轻松的期待与幻想，就如世界主义对整个人类而言，也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终极存在。
四、结语
总的来说，世界主义思潮的传播与戏曲艺术的发展这二者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呈现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梨园艺术在历经百年沉淀后，并不愿意就此被时代抛弃，在世界主义等新思潮的影响下，它也开始积极地对外部环境做出回应，主动与异质文化圈进行交互，试图在新旧文化的更替中占得一席话语权。除了上文提到的反战戏剧的创作和海外巡演，还有很多剧作家与演员投身于中国传统戏剧的改编于译介中，如当时在伦敦十分卖座的，由熊式一执笔改编的《宝川夫人》，再如由姚莘农译编的发表在《天下月刊》上的《打渔杀家》等等。尽管这其中仍存在不少异质文化间的误会与冲突，甚至不乏一些被后世所批评的不伦不类的闹剧。但总体而言，这反映了当时众多伶人、文人对于戏曲，乃至整个戏剧领域的单纯而美好的愿景，同时也反映了这个在当时落后且贫弱的民族与外部文明建立联系与交流的迫切希望与渴求，而这样一种积极主动向外追求的姿态，在之前的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少有的。另一方面，戏曲作为中国传统的艺术媒介，其受众广，影响大，在一定程度上为世界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推广做出了积极贡献，梨园也成了新思想的宣传阵地。因此，我们不妨将这段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视为当今文艺发展之镜，尤其是在思想更为多元化，社会更加开放的今天，我们更需要秉持历史理性，妥善地处理好一切关于东方与西方，新与旧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而推动中国戏曲的良性发展。
注释：
①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第三册第560页.
②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6，上册第295页.
③陈继俨.论中国拘于迂之儒不足以言守旧，知新报，1989年，0503.
④陈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上册第80页.
⑤（英）伯兰特？罗素著，陈启伟译.罗素自传，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二卷.
⑥马克锋.近代中国世界主义的思想历程，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三期.
⑦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专集之二十三第19页.
⑧（英）伯兰特·罗素著，陈启伟译.罗素自传，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二卷.
⑨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合集，中华书局，1981年，下卷第367页.
⑩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80页.
?程砚秋.程砚秋戏剧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25页.
?程砚秋著.程砚秋戏剧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0页.
?程砚秋著.程砚秋戏剧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0页.
?程砚秋.程砚秋戏剧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24页.
?程砚秋.程砚秋戏剧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25页.
?程砚秋.程砚秋戏剧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25页.
?程砚秋.程砚秋戏剧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26页.
参考文献：
[1]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合集，中华书局，1981年，下卷第367页.
[2]陈继俨：论中国拘于迂之儒不足以言守旧，知新报，1989年，0503.
[3]陈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上册第80页.
[4]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5]程砚秋：程砚秋戏剧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25-30页.
[6]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6，上册第295页.
[7]冯崇义：罗素与中国，三联书店，1994.
[8]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80页.
[9]江棘：1919-1937 海外推介与中外对话中的戏曲艺术，中国艺术研究院，2012.
[1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专集之二十三第19页.
[11]（英）伯兰特·罗素著，陈启伟译：罗素自传，商务印书馆，2002，第二卷.
[12]马克锋：近代中国世界主义的思想历程，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三期.
[13]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第三册第560页.
作者简介：田沛然（1999-），女，河北省石家庄人，四川成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6级本科生，本科三年级，汉语言文学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