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后现代文学之中国城市印记
内容摘要：日本后现代文學在日本文学史上极具时代影响力，文学作品中或多或少或详或简的展现了中国元素，而作品中中国城市的出现既揭示了作品的创作背景、创作目的又表达了作者的创作情感。本文以水上勉的作品为例，探讨日本后现代文学之中国城市印记，进而解读日本后现代文学的中国元素的重要性。
关键词：后现代 城市印记 日本
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50、60年代起源于欧美，伴随经济发展的全球化，日本的后现代主义萌芽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建筑界，其代表是1983年日本建筑学家矶崎新设计的筑波中心大楼。在建筑领域外，80年代后期日本的学者召开过一些关于日本社会工业与文化的会议，日本的评论家柄谷行人坦言后现代主义的风暴已经来临，而东京大学教授桦山纮一虽然承认后现代的到来同时又抵制后现代文化的侵袭。但时代的潮流终究不可挡，日本在当时已经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是人们对高层次文化的消费追求还是社会各层对闲适生活的追求，都标志着日本后现代主义已深入人心。在文学领域，20世纪末在日本的各大书店摆放在了大量西方原著，这意味着后现代文学在日本萌芽乃至生根。日本众多的文学大家中，不管是酷爱西方音乐与文化的村上春树、还是深受鲁迅先生影响的大江健三郎、也或者是命运多舛但执着创作的水上勉，其作品中或多或少或详或略的提到了中国，中国事、中国人、中国城市等，而水上勉的创作中以中国城市命名的作品尤其多。本文以水上勉的作品为例，分析作品的创作背景、目的和影响，进而了解作者的精神世界和日本后现代文学中中国元素的重要性。
1.水上勉其人、其作品
水上勉于1919年出生在日本福井县一个叫大饭町的地方，据说是有名的“穷乡僻壤”，父亲是个木匠，能够生存下来已属幸运。似乎每位知名人物的背后总有坎坷曲折甚至充满故事情节的经历，水上勉就是其中的一位。八岁时，被买到相国寺当徒弟，寺院百无聊赖的生活让他忍无可忍，逃出寺院开始一边打工一边继续学业，直到立命馆大学毕业。在从事写作之前，曾经送过报纸、在药局买过药、在出版社当过编辑。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丰富的经历，让他更加熟悉了解日本下层社会的生活，因此水上勉创作了很多日本穷苦作业者的形象。《桑孩儿》就活生生的展现了水上勉自己出生的年代养活孩子是一件极其不易的事情。作品取材于北陆山村，那里的农民生活贫穷，家里只能养活两个孩子，第三或第四个孩子生下来，要么被母亲用毛巾捂死要么被送到附近的山洞里，一个孩子的生存与否完全看它的造化，在山洞里没有被饿死或者被豺狼虎豹叼走，父母再把孩子抱回来养大。孩子顽强的生命正如水上勉的创作一样，生生不息。如果说《桑孩儿》是水上勉对幼小生命的尊重，其创作的《青楼哀女》（1986）、《西阵之蝶》（1962）等则是对女性悲惨命运的控诉。通过以上作品，读者也许会认为这是水上勉的创作特点，以现实人物为题材，描写人类生存、人性泯灭为集中点，其实不然，水上勉的创作风格、类型不是单一的。水上勉发表过200余篇小说、200余篇纪行文、100余篇随笔，包括生态文学作品《海的牙齿》、戏剧《饥饿海峡》、《雁寺》，推理小说《雾与影》，纪实《寻访巴金故居》、《都江堰》、《望江楼公园》等。
2.寻访巴金故居
水上勉是一位日本作家，亦是中国的友人，一直致力于中日文化的友好交流。在水上勉生前，曾多次来访中国，和巴金先生、老舍先生等中国一些知名作家有着深厚的友谊。在20世纪30年代，水上勉曾经来过中国但那时只是“工作”的需要，20世纪70年代水上勉访问中国时是作为日本作家访华团的一员，在多次访问中国的过程中收藏了很多创作元素，也激发了很多创作灵感，但是这一时期水上勉创作的文学作品的风格与此前大不相同。之前的作品或者反映日本尖锐的社会问题或者描写下层妇女的悲惨命运，似乎作品总带着灰暗的色彩，而《寻访巴金故居》、《都江堰》、《望江楼公园》读起来却有不同感受。1983年水上勉带队日本作家团访问中国的北京、西安、上海、四川等地，一路上汽车、飞机、游船，虽然劳顿但也不忘一边往日本国内发稿件一边作笔记、画素描，收集储存丰富的素材、资料。其中《寻访巴金故居》就是在水上勉回日本不久后的作品，此时的水上勉已经七十有余，为何马不停蹄的写作，有人说水上勉是为了修建他的文库赚稿费，其实不然，《寻访巴金故居》是水上勉参观巴金故居的亲身所见、所想、所思，正是这种切身的体验，才让水上勉有创作的来源和动力。巴金和水上勉的友情源于20世纪60年代，1961年到1963年巴金先生三次访问日本，在这期间与水上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用巴金先生的话说就是文学的纽带让他们相识相知。这篇《寻访巴金故居》发表后，中日文化交流协会给巴金先生邮寄过来，巴金先生说读了这篇文章，如同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有宽敞的马路、整齐的楼房，还有院子里的古树，只是作品里多了一棵没有树叶的枯树，巴金先生回忆说印象里是没有这棵枯树的。至于有没有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篇《寻访巴金故居》见证了水上勉与巴金的友情，也见证了水上勉的对中国城市、中国事物的浓厚兴趣和特殊情感。
3.回忆沈阳
水上勉曾在20世纪30年代来过中国，那个年代的“来访”显然是被动的无奈的。水上勉被日本政府派到中国，在“满铁”沈阳分社做“苦力监工”，第二年（1939年）因为生病回到日本。在沈阳的这份差事，对水上勉来说是应该是无趣的没有意义的，他只是在执行每天的“任务”而已，他在作品仅仅简单的提到工作的职责，每天就是检查仓库的安全，防止盗窃和发生危险，监督苦力不要偷懒之类的，反而对每天流血流汗的苦力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做苦力的工人每天穿着带补丁的衣服，用绳子当作腰带，上半身几乎都是赤裸着的，晒黑的脸上干巴巴的、手掌宽厚粗糙，有的没穿鞋子、有的穿着破烂的布鞋……这些在水上勉的脑海中虽然已过去了几十年，但仍然记忆如新所以才有如此细腻入微的描写。1985年水上勉再次来到中国，经过调查、拜访，结合几十年前的“工作”写了《沈阳之月》，现在眼里的沈阳和几十年前记忆中的沈阳显然大相径庭，现实中的沈阳是水上勉愿意看到愿意接近愿意记录的，而记忆中的沈阳是水上勉不愿回忆不愿靠近的，几十年后才来写作，必然是作者不愿触及但又不能回避的。这种时空交错、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纪实写法，映照出水上勉内心的矛盾和复杂的情绪以及对中国城市的特殊情感。
4.还愿黄梅
水上勉多次到訪中国，与中国作家的缘分至深。1965年老舍先生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与水上勉初次见面，两位作家似多年好友、相谈甚欢。对中国禅宗颇有研究的水上勉表示有机会一定去黄梅东山五祖寺参拜，老舍先生也表达了陪水上勉一同前去的愿望。只可惜，事与愿违，老舍先生在1966年去世，就在老舍先生去世的第二年，水上勉为了表达对老舍先生的怀念之情创作了《蟋蟀葫芦》。初看作品名字似乎与老舍先生毫无关联，深入文章便会发现这是水上勉与老舍先生初次见面时聊的话题，老舍先生还答应水上勉张罗蟋蟀葫芦，得知水上勉对六祖慧能住过的禅寺感兴趣，老舍先生也一并承诺陪水上勉前去。十年后即1977年，水上勉访问中国时把想去黄梅东山五祖寺参观的愿望转达给中国对外友好交流协会，1979年终于如愿以偿。到中国后，水上勉先去了北京老舍先生的故居，拜访了老舍先生的夫人胡絜青女士，临走时水上勉怀揣着老舍先生院子里的一根柿子枝条，将其带去黄梅，以了却和老舍先生的生前约定。黄梅之行对水上勉来说是一次还愿之行也是一次难忘的寻访之旅，水上勉在黄梅品尝到了东山的枇杷、嗅到了黄土的芬芳，临行前水上勉把枇杷和黄土带到了日本。据说这颗东山枇杷奇迹般地在第二年春天发芽成长，如今已经枝叶繁茂，硕果累累。
5.结语
水上勉作为日本知名作家创作了数百部优秀作品，其《饥饿海峡》等曾搬上中国话剧舞台，群众出版社、外国文学出版社等中国多家媒体出版了水上勉的数十部作品，在中国可谓影响了一代人。水上勉作为中国的友人，数次来到中国，与老舍、巴金等中国作家交情至深，中国的很多城市如南京、北京、扬州、西安、上海等地都有水上勉的足迹，这些城市有的被记录在作品里，有的被画在图画里，有的被随手记在随行的本子上，正是因为水上勉对中国、中国作家、中国城市有着特殊且隔不断的感情，才会有《寻访巴金居》、《蟋蟀葫芦》等耐人寻味的作品。
日本后现代文学中对中国城市的探寻不限于水上勉的记录，其他日本作家也在作品中提到或描写过中国城市。城市对于外籍作家来说或许是对一位友人的怀念也或许是文学作品的创作根源更或许是作者的一种心理情感和内心世界的寄托，水上勉作品里的中国城市大概就是这样。
参考文献
[1]石堂清倫.大連の日本人引揚の記録[M].東京：青木書店，1997
[2]（日）三浦玲一.村上春树与后现代日本[M].陈明霞 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04）
[3]何少贤.日本后现代主义问题[J].东方丛刊，2000（09）
[4]邹广胜，高共荣.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四个基本特征[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01）
[5]杨炳菁.后先代语境中的村上春树[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09）：33-34
[6]冯缘，吕汝泉.近代日本文学中的平民形象[J].新乡学院学报，2014（11）
[7]紫红梅，郭丹，金慧莲.沈阳题材日本文学中的中国人形象[J].东北亚外语研究，2017（04）
项目：该文章为2018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阶段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8SJZDI129。
（作者介绍：佟姗，淮阴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日本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