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伽变相的内容、演变及形成：以安岳、简阳两铺摩崖造像为中心
张亮 邓可人 陈军
内容摘要：于四川安岳千佛岩和简阳朝阳寺发现的两铺僧伽变相中，主尊均为僧伽、宝志和万回，朝阳寺僧伽两侧弟子为木叉和慧俨。千佛岩僧伽变相雕22组僧伽行化情节，有12组可释读，开凿于元和、长庆年间。朝阳寺有5组僧伽行化情节，3组可释读，系九世纪上中叶的作品。此二铺僧伽变相与西禅寺、千佛崖同類题材有共同的粉本，是僧伽行化神迹“三十二化”系统的遗存，五代至宋初又形成了“三十六化”系统的僧伽变相，并在成都以东的宋代石窟中开凿。与僧伽相关的图像可分为四类，均产生于八世纪上中叶的长安，进而传入四川。
关键词：僧伽变相;三圣;成都以东;九世纪;观音信仰
中图分类号：K87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0）01-0080-10
Abstract： Two depictions of Samgha were recently discovered， one in the Thousand Buddha Peaks at Anyue and the other in the Chaoyang Temple at Jianyang， the main statues in the former are of Samgha， Baozhi and Wanhui， while in the latter the two disciples of Samgha are Mucha and Huiyan. The relics at Thousand Buddha Peaks， excavated between the Yuanhe and Changqing eras， have 22 groups depicting Samghas story， 12 of which can be interpreted. Those from Chaoyang Temple， excavated in the 9th century， have 5 groups， of which 3 can be interpreted. These two illustrations share the same draft with others of the same theme—depictions of Samgha and his disciples— found in both the Xichan Temple and Thousand Buddha Peaks; all of these artworks belong to the greater narrative of Samghas thirty-two miraculous deeds. In the Five Dynasties and Early Songdynasty， the thirty-two miracles were changed to thirty-six， as images from the Song dynasty excavated in the east of Chengdu have shown. The images of Sangha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and all of them first appeared in Changan in the 8th century.
Keywords： illustration of Samgha; Three Saints; east of Chengdu; ninth century; Avalokitesvara faith
僧伽变相（简称“僧伽变”）是以唐代神僧释僧伽生平行化神迹为主要表现内容的图像，目前仅发现在成都以东的唐宋时期摩崖造像中，是研究此阶段佛教艺术极具价值的实物遗存。此前共发现8铺，分布在安岳西禅寺[1]、千佛岩[2]，潼南千佛崖[3]，资中月仙洞[4]、内江圣水寺[5]和大足七拱桥[6]。马世长[7]、李小强[3]、高秀军[4]先生，对部分图像的内容、年代、流传曾作专门研究。
笔者曾于2014年实地调查已刊布相关资料的安岳千佛岩的僧伽变相，2016年，笔者又于简阳朝阳寺唐代摩崖造像中新发现僧伽变相一铺。此二铺图像开凿年代较早，保存较好，大部分情节可对照文献释读，对探究此种图像的内容、年代、演变和形成过程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鉴于学界尚未有相关研究，笔者特撰文对此二例材料作一初步探讨。
一 内容释读
千佛岩位于安岳县高升乡天佛村南坡。在三个独立石包上开23龛。第13龛为僧伽变相，相关信息已由调查简报的形式发表。该龛位于第3号石包中部。双重方龛，内龛顶两侧雕雀替。外龛宽164厘米，高155厘米，深110厘米，内龛宽159厘米，高113厘米，深69厘米。内龛正壁及侧壁中央各雕一坐姿主尊，中尊左、右侧分别雕一弟子、一女侍，左尊外侧雕一世俗供养人。中尊身后环三壁浮雕22组情节。外龛底左右各立一天王，外龛侧壁有后开小龛。部分造像残损，正壁浮雕上部风化较重（图1）。
朝阳寺位于简阳市董家埂乡深洞村朝阳寺山的西面。第8龛为僧伽变相。外方内佛帐龛，内龛龛楣及两侧龛面雕佛帐、重檐，饰卷草、珠链及风铃。外龛宽168厘米，高176厘米，深44厘米，内龛宽147厘米，高128厘米，深122厘米。内龛正壁及侧壁中央各雕一坐姿主尊，右尊不存。中尊两侧各立一弟子，左尊外侧、右尊内侧各雕一天王，左侧天王不存。外龛左右壁各开一供养人小龛。中尊身后正、右壁共浮雕5组情节。造像上身和双手均被现代改刻、补塑和装彩{1}，造像布局及大部分造像的姿势保留原貌（图2）。
在记载僧伽生平和各种神迹的文献中，以北宋赞宁撰《宋高僧传·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8]（简称《僧伽传》）和开元二十四年（736）李邕所撰《大唐泗州林临淮县普光王寺碑》[9]（简称《僧伽碑》）成文最早，记载最丰富和翔实。本文将造像内容分为前排的“尊像”和后壁以独立画面出现的浅浮雕“行化神迹”两部分，比照上述两种文献，对相关内容辨析如后。行化神迹中无法释读的情节列表叙述于后，以完整呈现造像内容（表1）。
（一）尊像
1. 三圣
此二龛正壁及两侧壁中央的主尊应为三圣，即僧伽、宝志和万回。此三神僧均以种种不可思议的神迹著名，最早的三圣图像见于开凿于八世纪中叶的四川仁寿坛神岩第65龛。此后，在夹江千佛岩[10]，绵阳北山院[11]，潼南千佛崖，安岳西禪寺、石锣沟[12]等中晚唐至五代石窟中屡有开凿。晚至宋金，除川渝的大足北山[13]、宜宾大佛沱[14]和泸县延福寺[3]外，在陕北[15]及江南地区[14]亦有不少发现。千佛岩第13龛和朝阳寺第8龛中尊应为戴风帽的僧伽无疑。前者头顶中央雕一结跏趺坐菩萨像，僧伽既被作为观音化身被普遍崇奉，则此菩萨应为观音无疑。
千佛岩左尊为光头，口微张的愚僧像，与《宋高僧传·唐虢州阌乡万回传》所记载的万回“或哭或闹略无定容，口角恒滴涎沫”[8]454的愚痴形象一致，当为万回。右尊则应为宝志，并未表现持锡杖，杖首悬镜、剪刀的惯常形象，而戴风帽的固有特征则被保留。朝阳寺第8龛左侧主尊为后代改刻、补塑和装彩，右侧主尊被盗不存，仅存痕迹，宝志和万回的位置已不可辨。
2. 木叉、慧俨
朝阳寺第8龛的僧伽两侧各立一弟子，可见左侧弟子僧装，着袈裟，下着裙，足穿鞋。右侧弟子俗装，着长袍，腰束带，下着裙，足穿鞋。僧伽两侧立一僧装、一俗装弟子，系僧伽两侧弟子的固定装束，还见于西禅寺、夹江千佛岩、北山等地的三圣像中，此组合应系文献所载僧伽的两位弟子，即木叉与慧俨。《宋高僧传·唐泗州普王寺僧伽传》载：
弟子木叉者，以西域言为名，华言解脱也。自幼从伽为剃发弟子，然则多显灵异……于今侍立于左，若配飨焉……弟子慧俨，未详氏姓生所，恒随师僧伽，执侍瓶锡，从楚州发至淮阴，同劝东海裴司马，妻吝白金沙罗而堕水。抵盱眙，开罗汉井，宿贺跋玄济家。俨侍十一面观音菩萨旁。自尔诏僧伽上京师，中宗别敕度（慧）俨并慧岸、木叉三人，各别赐衣钵焉。[8]452
木叉与慧俨长年随僧伽游历，侍奉于僧伽旁侧，也多显现神异事迹。并且，同样得到中宗恩度的弟子慧岸并不见多着笔墨，可见木叉、慧俨二人名气更大、地位更高，更受重视。晚唐的夹江千佛岩三圣像中，右侧弟子手持一瓶，北宋靖康元年（1126）北山第177龛左右侧弟子分别执锡杖、净瓶。弟子持瓶在川渝石窟艺术中十分罕见。此二龛同时出现，无疑是刻意为之，用以表现木叉和慧俨“执侍瓶锡”侍立僧伽左右的真实情况，文献中多有此二人胁侍僧伽的记载[7]。据此，朝阳寺僧伽两侧的弟子应为木叉和慧俨。石建刚先生对陕北地区僧伽像的研究，认为木叉为俗家弟子，着俗装，慧俨为出家弟子，着僧装[15]，则朝阳寺第8龛僧伽左侧弟子为慧俨，右侧弟子为木叉。
千佛岩第13龛胁侍一弟子一侍女，坛神岩和北山院的三圣像也属于此种情况{1}。文献中没有相关记载可与此种组合相对照，其身份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行化神迹
千佛岩僧伽变相共22组行化神迹，可释读者12组（图3），朝阳寺僧伽变相共5组情节，其中3组可释读。据文献记载的神迹发生的早晚和地点不同，将两铺变相可辨识的15组情节分为三部分，即行化江表、声振长安和死后显圣，分别讨论如下。
1.行化江表（龙朔初年至景龙二年，661—708年）
（1）穴土获碑
千-9{2}，画面左侧有一像面向右侧跪拜向僧伽。僧伽立右侧，戴风帽，着袈裟，双手置胸前，朝向左侧，看向下方。僧伽前方下部有三身像奋力将一方形碑向上托（图4）。
该情节具较高辨识度，表现的应是僧伽于江淮信义坊建立伽蓝时，于齐国香积寺旧址“穴土获碑”的事迹。僧伽前方的跪拜像，应表现僧伽显现神通之后受信众膜拜的场景。相关记载见下文“穴土获像”的记述。
（2）穴土获像
千-2，画面左侧有一小立像，面向右侧，身后拉一车。车上卧一佛像，体形大，着通肩袈裟，头向右侧。画面右侧立僧伽，戴风帽，着袈裟，双手合十胸前，面向左侧立像（图5）。
该情节表现搬运佛像，应为僧伽于临淮信义坊穴地获金像的场景：
初将弟子慧俨同至临淮，就信义坊居人乞地，下标志之，言决于此处建立伽蓝。遂穴土获古碑，乃齐国香积寺也。得金像衣叶，刻普照王佛字。[8]448
此情节将普照王佛置于车上，应表现掘出后转移的情况。
（3）劝喻渔民
千-6，山石后雕一筏，前后立一船夫持篙，作撑筏状。左岸僧伽乘云而下，戴风帽，面向船夫而坐。
此画面应表现僧伽化行江表时劝喻渔民放弃杀生、别图生计的事迹：
初伽化行江表，止嘉禾灵光寺。彼泽国也，民家渔梁矰戈交午。伽敦苦喻，其诸杀业陷堕于人，宜即别图生计。时有裂网折竿者多矣。[8]449
此处应描绘僧伽正在劝喻渔民的场景。
（4）身藏懒龙
千-8，画面左侧雕僧伽，戴风帽，面向左侧，身体微前躬，双手似置体前。右侧雕一像跪姿，面向僧伽，背负一龙（图6）。
背负一龙的该情节具较高的辨识度，与文献所载僧伽化行江表，因当地人身藏懒龙而离开的记述大致相符：
初伽行化江表……见神高曰：“天方亢阳，百姓苗死，身胡藏其懒龙耶！”伽曰：“为之奈何？”神曰：“若今夕小指出窗隙外，其如人和？”伽依之，其夜霆击异常，质明视指，微有红线脉焉。伽曰：“吾与此壤无缘。”[8]449
该情节右侧负龙之立像应为身藏懒龙的百姓。僧伽头低向左侧，双手置前，似在查看双手情况。百姓藏懒龙是既存的事实，与僧伽通过查视手指来验证并无直接关联，二者虽为同一情节，但各自单独表现。
（5）施财宽刑
千-13，画面上方有一船，头尾上翘，前后各有一人执篙作撑船状，船尾置一大罐。右岸立僧伽，戴风帽，着袈裟，双手合十，面向船而立（图7）。
僧伽于夜间州牧熟睡中乘云而下代替“忽现形”，应系创作者变通的做法。
（12）乞免邮役
千-3，雕一大型的正方庭院，下部围墙中央开双扇门，庭院中央雕一寝室，室内设帐。帐下有一像卧榻上，头向左.寝室右侧立僧伽，戴风帽，着袈裟，略低头龛向卧像。寝室左侧有一像面向卧像跪伏于地，风化较严重（图12）。
画面中寝室右侧立像应为僧伽。左侧跪像衬托出寝室内卧像的崇高地位，外围的庭院也表明中央寝室建筑的高规格。另外，卧姿表明寝室内造像在熟睡中，与文献所载僧伽于夜间现形于内殿的记载吻合。据此，此情节应表现僧伽夜间现形内殿，向代宗乞求免去寺院出财供养邮役的场景：
大历中，州将勒寺知十驿，俾出财供乘传者。至（大历）十五年（780）七月甲夜，现形于内殿，乞免邮亭之役。[8]450
二 年 代
千佛岩僧伽变相中，三圣像与僧伽行化神迹的组合，以及“穴土获碑”“诏赴道场” “却灾求马”“咋绳之颈”“归葬淮泗”“现形销灾”{1}等画面的布局和表现形式与开凿与西禅寺“元和十三年”（818）僧伽变相高度一致，二者应有一致的图像渊源。此二龛分别位于安岳县白水乡和高升乡，相距仅10余公里，其开凿时代应大致相当。千佛岩第13龛僧伽变相与相邻之第20龛均位于3号石包的中央，共同占据整个崖面大半面积，龛形最大，雕刻最精，系此石包诸龛中开凿最早者。第20龛有“长庆元载”（821）造像记，千佛岩第13龛年代亦应相当。据此，该龛年代应在九世纪上半叶的元和、长庆年间。
朝阳寺第8龛的外方内简易佛帐形龛及略显臃肿的造像风格，常见于成都以南、以东地区的晚唐造像中，其旁侧还有流行于晚唐的西方净土变和千手观音题材。并且，该龛在高僧身后雕双树、悬布袋的做法，在敦煌莫高窟晚唐至宋代第17、137、443、476窟等图像中均有表现，是该时期用以表现高僧禅修的通用元素。但该龛较合理的造像布局和略臃肿的造像风格，与唐末五代造像布局杂乱、极其臃肿的特点又有差异。据此，朝阳寺第8龛应系九世纪上中叶作品，较千佛岩和西禅寺的僧伽变相开凿稍晚。
三 布局特点及川渝地区
唐宋僧伽变相的演变
如前所述，千佛岩僧伽行化图像按时间、地点的不同可分为行化江表、声振长安和死后显圣三部分，基本概括了僧伽生平显圣的三个阶段。这些神异事件有明确的发生时间和地点，按照一般经变图像的创作原则，其布局当有逻辑可循。但就千佛岩僧伽变相看，图像布局杂乱无章，毫无逻辑。在情节更多的西禅寺僧伽变相中，这种情况更明显。该龛整体布局与千佛岩僧伽变相有很大差异，并且布局亦无逻辑可循：发生在生前长安的“诏赴道场”“洗狮而廖”“却灾求马”“咋绳之颈”分别布局于内龛正壁上部右侧、正壁中部左侧、左壁下部及左侧龛面上部;发生在死后的“现形销灾”“归葬淮泗”分别位于左壁上部及正壁中央偏右;发生在生前临淮的“穴土获碑”则紧贴“诏赴道场”内侧及“归葬淮泗”上方。
这一现象的产生，推测与僧伽变相粉本流传的形式有关。即整铺变相中，僧伽行化部分是由若干独立的单幅图像组成的，这些单幅的图像在流传过程中，或因长期使用致使顺序错乱，或为适应具体开凿情况的需要，这些情节被打乱分布，使整铺图像无法按照各组情节发生的时间、地点的不同作一以贯之的布局。这种情况，在稍后唐末五代成都以东地区流行的地藏十王变和十六罗汉造像中也普遍存在。但就经变图像的一般创作方式而言，僧伽变相的原始状态下，各情节的布局与组合必然按照时间或地点有逻辑地进行。
西禅寺僧伽变相情节丰富，造像铭文自名为“三十二化”，這在宋初来华的日僧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中也有记载[16]，“三十二化”应是当时对 “元和十三年”以前僧伽行化事迹完整而系统的总结。西禅寺的“三十二化”，“应是根据完整的粉本雕刻的，而粉本也应该是据完整变文绘制的” [4]。前述西禅寺释读出的“穴土获碑”“诏赴道场”“却灾求马”“现形销灾”“归葬淮泗”等五组情节，在千佛岩僧伽变相均有表现，且表现方式基本一致。并且，二者均为较罕见的万回居左而宝志居右的布局，据此，二者应有相同的粉本。千佛岩僧伽变相共仅22组情节，为一铺不完整的变相，很可能就是在与西禅寺共同“三十二化”系统的粉本上，选取了其中的22组开凿。朝阳寺僧伽变相虽经后代改刻、装彩，但依然可见第3组“却灾求马”和第4组“施财宽刑”与西禅寺和千佛岩僧伽变相基本一致的表现形式。并且，第1组“咋绳之颈”更似西禅寺左侧龛面最靠上位置“咋绳之颈”和右侧龛面最靠上位置一像颈部系绳吊于树干两组情节的结合。那么，朝阳寺僧伽变相很可能也是对西禅寺所代表的完整的“三十二化”粉本的选择性开凿。
此外，变相前排以僧伽居中，万回和宝志胁侍两侧的做法，与开于九世纪的潼南千佛崖的僧伽变相如出一辙，并且后者僧伽头顶亦雕刻有观音坐像。经李小强先生辨识，千佛崖现存僧伽行化情节10组，但具体内容因残损均不可释读。但相同的前排布局，僧伽头顶雕观音坐像的一致做法，相近的位置和开凿时代，使该铺僧伽变相亦应划入以西禅寺为“完整型”的“三十二化”僧伽变相系统。无论上述四龛僧伽变相具体开凿年代如何，按照经变图像发展的一般规律，其演变的逻辑应由繁而简，即西禅寺→千佛岩→千佛崖→朝阳寺。就此四龛的开凿年代看，以西禅寺最早，千佛岩、千佛崖稍次之，而朝阳寺最晚，其演变情况与该结论相符。
出于节约开凿成本的考虑，有选择性地开凿经变图像的部分内容，这在同时期川渝经变开凿中比较常见。这些小型造像点所面对的普通民众，不太可能产生探究僧伽“三十二化”的具体内容的动力，他们所需的，只是作为观音化身的僧伽、宝志、万回等生活在现实社会，拥有不可思议能力的神僧满足他们的现实诉求。通过少量被认为确实发生过的事迹来证明这些高僧神通的确实存在，从而得到诉求可能实现的心理慰藉。如此，在构成信众朝拜的图像中，只需展现三圣僧及部分不可思议的神迹即可，从而使简易形式的僧伽变相流传开来。
资中月仙洞的两龛僧伽变相的龛形、布局、主尊、胁侍及造像内容均基本相同，“应据同一粉本所为”[4]。其中一龛出现了发生在中和四年（884）的“开穴获木叉舍利”情节，其开凿应在此后的唐末五代。虽然月仙洞第7、1龛分别雕出的13、11组情节中，部分情节的表现内容与之前的西禅寺、千佛岩僧伽变相基本一致，但体现的变化更为显著。第一，主尊仅为僧伽，不见宝志、万回;第二，僧伽头顶雕观音的做法消失;第三，出现了新的情节;四，出现了与十一面观音组合出现{1}的情况。这些显著变化显示此二龛另有渊源。
临近的内江圣水寺和大足七拱桥各有一龛宋代僧伽变相。此二铺僧伽变相亦均以僧伽为主尊，亦不见宝志、万回，似与月仙洞的两龛僧伽变相联系更为紧密，反映九世纪中叶以后僧伽变相逐渐放弃了宝志、万回，而单独着重表现僧伽的趋势。此外，此二铺图像均在僧伽两侧整齐排列三十六个方框，其内雕僧伽行化神迹，应为五代宋初敦煌文献S.1624所记载的僧伽“三十六化”系统 {2}[17]，其形成应在此之前。
如此一来，我们可以梳理出川渝地区唐宋僧伽变相的演变轨迹。随着僧伽行化事迹不断的层累叠加，最迟于九世纪前期形成完整的“三十二化”变相系统，均以三圣为主尊，多选择部分情节开凿，时间越晚，所选择的情节越少。九世纪末出现了另一系统的僧伽变相，主尊仅有僧伽，宝志、万回被抛弃，情节亦不完整，但较之此前已有重新增多的趋势。宋代承袭了九世纪末以来只雕僧伽作为主尊的做法，随着僧伽神迹的增加，五代宋初以前形成了完整的“三十六化”系统，但迟至宋代，才开始在成都以东地区的石窟中开凿。
四 僧伽图像的形成
综合造像遗存和文献记载，可知在北宋以前的早期僧伽图像有四类，即僧伽像，僧伽三尊像（僧伽、木叉、慧俨）、三圣像（僧伽、宝志、万回）和将僧伽或三圣作为主尊的僧伽变相。
唐代独立的僧伽像仅见于《僧伽传》记述的乾元年间（758—760）僧伽写真像被图写流传。考虑到唐代寺院一直保持的写真肖像画的传统，僧伽于八世纪初长安显名，成为著名神僧时即被图写肖像的可能性很高，惜无彼时实物遗存。四川仁寿牛角寨和石院寺两处石窟均保存八世纪下半叶至九世纪上半叶的僧伽及二弟子像，当是在独立僧伽写真像的基础上添加上木叉、慧俨而成，其形成当较独立的僧伽像稍晚。
进一步梳理文献可知，除僧伽外，宝志和万回在八世纪上中叶的长安亦均有单独的写真像流传，并且三人同被视位观音化身。延安黄龙花石崖石窟第1窟窟外右侧天圣十年（1032）造三圣像，造像题记云“夫如三圣者，各容各异，一体分形，是观音之现身”[15]，更直接地表明将此三僧同龛开凿的原因就在于其均为“观音之现身。”那么，在观音信仰空前盛行的背景下，八世纪早期的长安地区信众为加强祈愿应验效力，将同为观音化身的三位高僧组合开凿亦在情理之中。四川仁寿坛神岩石窟第65龛为八世纪中叶开凿的三圣龛，应为从长安传入的早期作品。
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僧伽变相出现在四川。《益州名画录》载辛澄于八世纪下半叶的建中元年（780）即在蜀中名刹大慈寺僧伽堂绘制由胡人携入的“泗州真本”及诸变相[18]，但该图像的产生地，应在长安无疑。西禅寺和千佛岩僧伽变相绘制的丰富情节中，大部分均发生在僧伽仅仅驻留不到三年的长安。并且僧伽于长安得到皇室推崇，成为“声振天邑”的著名高僧，受到空前崇拜。在长安佛教艺术创作十分活跃的八世纪上中叶，长安地区的艺术家受僧伽崇拜风气的影响，根据当时传说的僧伽种种不可思议神迹，创作出僧伽变相，并与已经普遍流行的僧伽三尊或三圣像进行组合，迅速受到追捧，并很快流传至四川地区的过程不难想象。
从逻辑上讲，上述四种与僧伽信仰相关之图像中，僧伽像生前即被创作的僧伽写真像应出现最早，僧伽三尊、三圣和僧伽变相则应稍晚。前述文献记载和四川地区较早石窟遗存显示，后三种图像在四川地区始现的时间为八世纪中下叶，考虑到当时四川与长安地区密切的佛教艺术交流，其在长安的创作年代应在稍早的八世纪上中叶。
附记：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四川考古学系白彬教授的悉心指导，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石建刚先生慷慨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寇小石先生帮助勾绘了部分线图，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重庆大足石刻艺術博物馆，四川安岳县文物局.四川省安岳县西禅寺石窟调查简报[J].艺术史研究，2008，10：529-537.
[2]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岳县文物局.四川安岳高升乡千佛岩摩崖造像调查报告[J].南方民族考古，2016，12：265-268.
[3]李小强，邓启兵.“成渝地区”中东部僧伽变相的初步考察及探略[J].石窟寺研究，2011，2：237-249.
[4]高秀军，李向东.新发现资中月仙洞两龛僧伽变相初考[J].敦煌研究，2016（2）：46-54.
[5]李小强.四川内江唐宋摩崖造像三题[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5）：16-24.
[6]默林，季晓堂.难信“地藏菩萨说”，疑是僧伽变相窟：大足七拱桥第6号窟调查简记[C]//大足石刻研究院. 2009年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164-168.
[7]马世长.泗州和尚、三圣像与僧伽三十二化变相图[J].艺术史研究，2009，11：273-327.
[8]赞宁.宋高僧传：卷18[M].北京：中华书局，1987：448-452.
[9]李邕.大唐泗州临淮县普光王寺碑[M]//董诰，等.全唐文：卷263.北京：中华书局，1983： 2672-2673.
[10]于春，王婷.夹江千佛岩：四川夹江千佛岩古代摩崖造像都调查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234-238.
[11]于春，王婷.绵阳龛窟：四川绵阳古代造像调查研究报告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109-110.
[12]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岳县文物局.四川安岳长河源石锣沟摩崖造像调查简报[J].文物，2017（9）：74-96.
[13]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重庆出版社.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北山石窟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63-67.
[14]徐汝聪.试论僧伽造像及僧伽崇拜[J].东南文化，2014（5）：89-100.
[15]石建刚，高秀军，贾延财.延安地区宋金石窟僧伽造像考察[J].敦煌研究，2015（6）：30-40.
[16]成寻.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M].王丽萍，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44.
[17]郝春文，赵贞.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七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75.
[18]黄休复.益州名画录[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