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卷安雅《王昭君》考论
内容摘要：敦煌写卷安雅《王昭君》是历代昭君诗中独具特色的一篇诗作。关于安雅，之前仅发现一条墓志资料。通过中古时期安姓来源的梳理以及临淄安氏与粟特胡人流寓关系的考察，确知安雅为昭武九姓粟特人。结合安雅所撰《罗炅墓志》和《王昭君》，可以挖掘出更多的安雅生平事迹，尤其是他与开元、天宝之际诗人可能有交往。安雅《王昭君》的直接艺术渊源为杜甫《咏怀古迹》等前人的昭君诗，诗中昭君形象的原型为乾元元年出嫁回纥的宁国公主，汉元帝的原型则可能为唐玄宗。与此前昭君诗相比，安雅诗在思想主题上表现出了独特的一面，这可能与其粟特族裔的身份有关。安雅的诗作是唐代粟特文学的典范，显示了敦煌文学的多民族性。
关键词：诗人安雅;《王昭君》;粟特;敦煌民族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227;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0）02-0075-09
A Study on the Poem Wang Zhaojun by AN Ya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LONG Chengs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116024）
Abstract： The poem Wang Zhaojun preserved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is a unique literary work written by AN Ya， a poet mentioned in one Dunhuang epitaph. A study on the origin of the surname An in Medieval China and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n family and the Sogdians in the city of Linzi suggests that AN Ya is a Sogdian from the Oghuz lineage.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AN Ya， especially the possible contacts between AN Ya and other poets during the Kaiyuan and Tianbao eras， has been gleaned from the Epitaph of Luo Jiong and the poem Wang Zhaojun， both written by AN Ya. The poem Wang Zhaojun drew directly from the body of work about the historical personage Wang Zhaojun written by previous poets， including DU Fu. In AN Yas poem， the prototype of Zhaojun is princess NING Guo who married a Uighur emperor in the Qianyuan period， while the figure of Emperor Yuan of the Han dynasty is likely based on Emperor Xuan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Compared with previous poems about Wang Zhaojun， the ideological theme of AN Yas poem is unique in that it may be related to AN Yas Sogdian ethnic identity. AN Yas poem shows the multi-ethnic diversity of Dunhuang literature and can be regarded as an exemplary piece of Sogdian poetry of the Tang dynasty.
Keywords： Poet AN Ya; Wang Zhaojun; Sogdian; multi-ethnic Dunhuang literature
一 敦煌寫卷安雅《王昭君》
敦煌写卷P.2673《唐诗文丛抄》（从徐俊定名）有五言诗《王昭君》一首，题下署“安雅词”[1]。该诗又见于P.2555（徐俊定名《唐诗文丛抄》），亦题《王昭君》，题下署“安雅”[1]686-694。该诗还见于S.2049与P.4994拼合卷（徐俊定名《唐诗丛抄》），题《王朝君》，题下亦署“安雅”[1]464-466。三个版本的《王昭君》，文字略有差异。关于“安雅”究竟是作者名、曲名还是其他，学者们有一些争议。任半塘先生在《唐声诗》中提到：“敦煌写卷伯二六七三有‘《王昭君》安雅，乃五言四句古风十九首，托昭君自述，非歌辞……‘安雅体名不详”[2]。柴剑虹先生较早对P.2555写卷进行了详尽考证，认为：
P.2555写卷这首《王昭君》为题下有“安雅”二字，我以为这并非作者姓名，而是演唱该诗时的乐曲名称……早在晋朝的清商乐中，就有著名的表现昭君出塞故事的《昭君舞》;晋以后，关于昭君舞（明君舞）的记载很少，但《明君曲》仍广为流传。唐代的清商乐里，就保存了晋朝流传下来的《昭君曲》……（《唐会要》“清乐”有《明君》等曲）《乐府诗集》卷四十四称此为“雅歌曲辞，辞曲而音雅”。可见这个“安雅”是从音乐角度来讲的。我推测因为沙州敦煌地处河西，离安国、康国等昭武九姓故地很近，所以这首《王昭君》有可能是采用安国乐来演唱的《昭君曲》曲词。[3]
此说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和申论[4-6]。受其影响，一些著作如《全敦煌诗》等，以《王昭君安雅词》为题称此诗，又以之为无名氏作。但也有学者认为“安雅”当为《王昭君》的作者。徐俊先生考释三种《王昭君》，称“安雅”为诗作者，并以标注，但又引前饶宗颐先生说认为以“安雅”为乐曲“可备一说”[1]125。邵文实认为：
但考察唐朝诗集文献，很少见到在诗题下方注出其所属性质的，敦煌所存唐诗抄卷，一般也是把作者抄于诗题之后，或者不抄作者，所以按照常规来说，“安雅”当为诗作者。又P.2555卷“王昭君”题下署“安雅词”，联系上文中《昭君怨诸词人联句》一诗，称联句诗人为词人，似乎也说明“安雅”更有可能是诗的作者。[7]
在众说纷纭难定的情况下，2000年西安出土的天宝二年《大唐故定远将军右威卫翊府左郎将上柱国罗公墓志铭》，提供了关键的证据。墓志署“前国子进士、集贤殿待制临淄安雅述”[8]，证明天宝年间确实有安雅其人。朱凤玉先生首次指出墓志作者安雅与《王昭君诗》作者为同一人[9]，陈尚君先生稍后也提出此说[10]。综上所述，以“安雅”为乐曲、乐调或词调的说法并无实证，而盛唐时期确有安雅其人，敦煌写卷“安雅”题名符合诗文后题作者姓名的惯例，而且写卷诗人与墓志作者安雅的活动时间正好契合，安雅为《王昭君》作者无疑。
安雅《王昭君》三个写本文字多有差异，主要是抄写别字、同音假借造成的异文。下面根据《全敦煌诗》校录本录全诗如下：
自君信丹青，旷妾在掖庭。悔不随众例，将金买帏屏。
惟明在视远，惟聪在听德。奈何万乘君，而为一夫惑。
所居近天关，咫尺见天颜。声尽不闻叫，力微安可攀。
初惊中使入，忽道君王唤。拂匣欲妆梳，催入已无算。
君王见妾来，遽展画图开。知妾枉如此，动容凡几回。
朕以富宫室，美人看未毕。故勒就丹青，所期按声实。
披图阅宫女，尔独负俦侣。单于频请婚，倏忽误相许。
今日见娥眉，深辜在画师。故我不明察，小人能面欺。
掖庭连大内，尚敢相曚昧。有怨不得申，况在朝廷外。
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思。郁陶乎余心，颜厚有忸怩。
所谈不容易，天子言无戏。岂缘贱妾情，遂失邊蕃意。
二八进王宫，三十和远戎。虽非儿女愿，终是丈夫雄。
脂粉总留著，管弦不将去。女为悦己容，彼非赏心处。
礼者请行行，前驱已抗旌。琵琶马上曲，杨柳塞垣情。
抱鞍啼未已，牵马私相喜。顾思不告劳，为国岂辞死。
太白食毛头，中黄没戍楼。胡马不南牧，汉君无北忧。
预计难终始，妾心岂期此。生愿匹鸳鸯，死愿同蝼蚁。
一朝来塞门，心存口不论。纵埋青冢骨，时伤紫台魂。
绵绵思远道，宿昔令人老。寄谢输金人，玉颜长自保。[11]
二 安雅的生平
安雅生平的资料，只有敦煌写卷《王昭君》和天宝二年《罗炅墓志》，尽管如此，也有深入挖掘的价值。
1. 安雅的族属
安姓并非中国本土的汉人姓氏。中古时期姓氏学发达，《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辩证》《通志·氏族略》等没有说安姓有汉人渊源，都说安姓来自西域（安息或安国）。文献中较早记载的安姓人物是汉代的安世高和安玄，他们都来自安息，其安姓是遵循汉人“以国为姓”的。文献所载汉代内迁中国的安息人很少。安息帝国于224年灭亡（魏文帝黄初五年）。此后中土安姓人多来自中亚粟特地区的安国。粟特地区在汉代为康居属国，据《汉书·西域传》载有五小王，这些小国在后来的演变中名称发生了变化，最为常见的一种称呼是昭武九姓。汉魏以来，以安为姓的昭武九姓安国胡人便陆续出现在中国的史书和出土文献中。尽管汉代以后出现的安姓多源出安国，但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安息和安国往往混在一起。如《隋书·西域传》“安国，汉时安息国也”[12]。又如《魏书·安同传》“安同，辽东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汉时以安息王侍子入洛。历魏至晋，避乱辽东，遂家焉”[13]。据东魏元象元年（538）《安威墓志》：“祖同，镇西将军安定侯。父睹，安东将军咸阳伯。君讳威，字似虎。其先，西域安德国人也。氏族之兴，出于西域，帝酷之苗裔。”[14]安威为安同之孙，墓志所说“西域安德国”当为安国别译，所以他们为安国人而非安息人。唐代粟特族裔武威安兴贵家族自称安同之后，意大利学者富安敦（Anotonino Forte）据此将武威安氏列为安世高之后，荣新江先生已正其误[15]。以姓氏来确认族别身份虽然存在问题，但将中古时期传世文献、出土墓志、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等所见安氏人物视为粟特胡人或后裔是可行的。
从安雅籍贯临淄可进一步断定他为粟特安国族裔。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临淄为中心的青州地区，缘滨海交通之便和丝绸名声之美，成为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粟特胡人也在此活动，传世文献与新出史料都有明证。如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卢舍那佛法界人中像上的胡人形象被确认为该佛像的供养人，是以粟特人为中心的胡人商队[16];临朐崔芬墓壁画中有最为粟特胡人所擅长的胡旋舞图，与西安出土北周安伽墓石棺床和太原出土隋代虞弘墓石棺浮雕胡旋舞图像一致，而这两座墓葬都与粟特胡人有关。
魏晋南北朝时期青州的粟特胡人可能已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聚集。庾信《哀江南赋》述先世事迹“河南有胡书之碣”，周一良先生认为“胡书”指粟特文[17]，林梅村先生亦申其说[18]。尹冬民也指出“胡书之碣”应当是指庾告云在任职青州刺史期间，青州之地的汉化的粟特人或粟特化的汉人，以粟特文字书写之碑碣，胡书即为粟特文字[19]，其说颇有说服力。庾告云任青州刺史时当东晋末年至刘宋之初，当时青州粟特胡人以粟特文为其立碑碣，从侧面反映当地粟特胡人聚集到一定的规模。
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青州地区的粟特胡人后裔唐以后陆续出现在文献中。如武周神功元年（697）《康文通墓志》载：“君讳文通，字懿，青州高密郡人。祖和，隋上柱国。父鸾，唐朝散大夫……万岁通天元年七月十日，终于安邑里之私第。”[20]康文通墓志称其为青州高密人，或许其祖上已迁居于此。康文通宅第在长安安邑坊，其东靖恭坊有祆祠一所（在十字街南之西），为粟特胡人祆教信仰中心，表明康文通家族与长安粟特胡人有联系。粟特胡裔还广泛出现于唐代以后青州地区造像中。临朐石门坊摩崖造像观世音菩萨像龛题记：“维大唐天宝□□□□□亥三月丁丑□□□□□广饶□□□宁□敬造观世音菩□□□躯尚为国王帝主师僧父母法界众生咸同斯福安□延供养。”又安大娘造观世音像题记：“维大唐天宝……月丁丑朔十九……为身染时患……愿敬造……国主帝王……福□……安大娘……”[21]这两方造像的供养人分别为“安□延”和“安大娘”，都是粟特安国胡裔。除了安姓人物，唐代临淄周边有不少康姓、米姓等典型粟特胡姓人物出现在造像题记中，证明当地粟特族裔群体的活跃。他们内迁当地的时间可能要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安雅自称临淄人，说明临淄是他的籍贯;而从大范围来看，临淄安氏只是青州地区粟特胡裔的一支而已。
2. 前国子进士
安雅称“前国子进士”有特殊的原因。一般而言，唐代“及第进士自关试后到释褐授官前这一段时间，也就是守选期间始可称为前进士”[22]。安雅在《罗炅墓志》中称“前国子进士”表明他已登进士第，但还在守选期间。至于“国子进士”则表明他是以国子监国子生徒资格参加进士选举而登第。国子监是唐代最高学府，其下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六学。其生徒资格要求非常高，而国子学为最，“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23]。安雅能入国子学自然与其父祖辈的官封相关，从上面的规定来看至少在四品以上。
安雅天宝二年六月撰《罗炅墓志》的时候还在守选，而唐代守选年限各有不同。王勋成综合各种资料推断，唐代进士及第者的守选年限一般为三年[22]51-55。据此可知，安雅及第时间正常应该在开元二十九年至天宝二年间。当然，也可能由于各种原因他一直没有释褐授官，那么他登科及第的时间可能更在开元二十九年之前，这又另当别论。在开元二十九年至天宝二年间（741—743），可考的进士科基本情况如下：
開元二十九年：进士十三人，武殷、周万、李揆、柳芳;知贡举，礼部侍郎崔翘。
天宝元年：进士二十三人，王阅、柳载（柳浑）、赵涓、于益、崔珪璋、李□（李符彩长兄之子）、李华（字华）、许登、李挺;知贡举，礼部侍郎韦陟。
天宝二年：进士二十六人，刘单（状元）、丘（邱）为、孟彦深、张谓、乔琳、卫庭训;知贡举，礼部侍郎达奚珣？譹？訛。
这些登第人物可能与安雅为同年，或者说他们与安雅大约在同一时期登第，他们是否有交往需要进一步考索。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丘为、张谓。敦煌P.4994与S.2049拼合卷《唐人诗文丛抄》，安雅《王昭君》之后有丘为《老人篇》。丘为天宝二年进士及第，与王维、刘长卿友善，官太子右庶子，贞元年间卒。据此推测，丘为与安雅诗编在一起或是因为同年或者交往的缘故。敦煌P.2555《唐人诗文丛抄》正面安雅《王昭君》之后，有张谓《河上见老翁代北之作》。张谓生平傅璇琮先生有详考。其一，张谓曾在西北一带从军，具体何时去的不详，但天宝十三载（754）春至十四载十一月之间当在封常清幕中。傅先生认为很可能封常清于十三载春入朝时表荐张谓为其幕府属官，因而赴安西，也可能像岑参一样在天宝十三载以前就已在封常清幕中。其二，张谓的代表作《代北州老翁答》最早见于《河岳英灵集》卷上，当作于天宝十三载以前，确切的写作年代已不可考[24]。敦煌P.2555《唐人诗文丛抄》张谓诗之后有岑参《寄宇文判官》《逢入京使》两首诗，同卷背面抄录岑参《江行遇梅花之作》和《冀国夫人歌词七首》。岑参是天宝三年的进士。安雅、张谓、岑参的诗抄录在一卷，可能也有他们三人生平方面的联系，或者他们在天宝二年前后登第，且可能都有西北入幕经历，他们的作品同时流传于敦煌并非偶然。
除了丘为、张谓和岑参，与安雅《王昭君》同在一卷的P.2555、P.4994与S.2049拼合卷都有刘长卿《高兴歌》（后者题名《酒赋》一篇）。刘长卿的生平傅璇琮先生有考，其登第时间有争议。他在开元、天宝之际曾为东西两监“棚头”，为士人争取考试及第而组织朋党、各处奔走制造舆论[25]。安雅作为国子生在天宝初登第，自然也可能与刘长卿为伍，他们之间更多的联系还有待考索。
进士科是唐代最重要的科举项目，对于应试者的文学水平要求也最高。作为粟特胡裔，安雅以国子生进士登第不仅反映出其家族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也反映出他本人在汉文学方面的造诣。粟特胡人中“走科考入仕道路的后人更是具备了华人的话言和文化心理素质”[26]。可以说，安雅等粟特胡裔正是通过科举之路完成了胡人蜕变的。而安雅与岑参、张谓、刘长卿等人的科举因缘、“朋友圈”联系，也是胡、汉文学互动的鲜明例证。
3. 集贤待制
安雅称“前国子进士集贤待制”是在守选期间，集贤待制并非他的职事官。集贤院是唐代著名的中央文馆机构，前身是乾元殿书院，为内府藏书之处，实际负责官方修书任务。褚无量与马怀素在开元五年至八年中曾在此主持图书校写与编目工作。开元六年十二月改名为丽正殿书院。开元十三年四月，张说、康子元等修成《封禅仪注》，唐玄宗诏改集仙殿丽正书院为集贤院。
集贤院的官职有学士、直学士等，待制官也是其中之一，仿汉代待诏公车之例，“掌天下之上书”[27]。集贤待制员数不定，据韦述《集贤注记》卷下《学士名氏》载：“自韦縚至高瞻，开元十三年四月迄天宝十五载二月集贤院修撰、校理、待制及文学直等总五十九人。”[28]陶敏先生辑考出五十五人。集贤待制的来源也多途，以新登第进士入集贤院的案例不止安雅。如卫包，也是以前乡贡进士直院，开元二十三年为集贤校理，撰《庄子音义》，天宝初为集贤直学士，与安雅为同时期人物。
安雅为集贤待制的开元、天宝之际，是唐代集贤院的辉煌时期，前后入院的学士、直学士有韦述、贺知章、赵冬曦等，校理、待制、修撰有徐浩、裴朏、李宙等。在安雅入集贤院前后，集贤院参与了一系列重要文学活动。如天宝三载正月五日，太子宾客、集贤院学士贺知章归会稽乡里，唐玄宗御制诗饯送，群臣应制和答，名《流云集》，其中不少为集贤院中人。作为集贤待制，安雅也可能参与这些盛事。安雅能入集贤院至少说明两点：其一，他在当时颇有文名，其二，有人汲引他。安雅进入集贤院参与文学活动，与院中文学名士切磋，对于他文学修为的提升大有裨益。这些是我们考察安雅文学造诣的重要背景。
稍作一点推测，安雅集贤待制期间可能还与唐代文学史的双子星——李白和杜甫发生交集。李白天宝元年入翰林院，而在P.4994与S.2049拼合卷安雅《王昭君》之后，就有李白《惜罇空》（即《将进酒》）诗，他们的诗出现在同一卷中可能不是巧合。翰林、集贤诸人都是唐玄宗近侍使职，作为翰林待诏的李白与集贤待制的安雅，存在交往的可能。另外，天宝十一载杜甫曾于集贤院试赋获得出身，轰动一时。从唐代集贤院官员的任职规律看，安雅极有可能也一直在集贤院中，如此他就可能与杜甫产生交集了。后文我们还会提到，安雅的《王昭君》与杜甫《咏怀古迹》其三也存在蛛丝马迹的联系。这些线索是盛唐时期长安文人交游网络的具体表现，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安雅的诗歌能与李白、岑参、张谓等人的诗放在一起。
三 安雅《王昭君》的创作背景和特色
1. 安雅《王昭君》的创作背景
安雅《王昭君》创作背景，需要从其创作时代来判断。在三个抄本中，P.2673、P.4994和S.2049拼合卷抄录作品不多，同卷诗文作者的信息比较清楚，似乎属于盛唐前后。但因为这两件写卷为残卷，不能据此为整个写本断代。P.2555比较完整，内容也非常多，提供了写卷断代的丰富信息。柴剑虹先生认为P.2555第一部分正、背面所收诗文创作的年代为公元758—781年，吐蕃逐渐侵吞河西地区，而西州、沙州尚为唐军坚守着。这些诗歌抄写的年代则在上元元年（760）至建中二年（781）之间，为落蕃人毛押牙所抄[3]22-24。邵文实将安雅此诗放到整个P.2555中进行了分析，认为该诗创作时间至迟应在宝应元年初之前，抄写时间在此之后。他还将诗中所刻画的昭君与唐肃宗宁国公主出降回纥事进行了关联，认为该诗与杜甫《咏怀古迹》其三写王昭君类似，“是对宁国公主之事有所感慨而作”[7]167。这一推断对考察安雅此诗的创作时间和背景具有重要价值。
事实上，前文已指出，由于集贤院的联系，安雅、杜甫活动轨迹本可能存在交集。安雅《王昭君》与杜甫《咏怀古迹》昭君咏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关系。安雅诗中“一朝来塞门，心存口不论。纵埋青冢骨，时伤紫台魂”与杜甫《咏怀古迹》中昭君咏一首用韵、用语雷同。宁国公主出嫁回纥事，可能是当时诗人咏怀之热点，单杜甫诗中涉及宁国公主者就还有《留花门》《即事》等。宁国公主事与昭君出塞也有很多共性，所以当时咏昭君的诗本事为宁国公主也就可通了。若安雅借鉴了杜甫诗，那对我们重新认识安雅此诗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首先，杜甫诗作于大历元年，那么安雅此诗的创作时间必然要晚于杜甫。其次，安雅诗中昭君形象出现的原因，也就有所本。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安雅与杜甫冥然相契互不相学，甚至杜甫借鉴安雅的可能。若如此，当又有另外的解读方向。
前面我们在介绍安雅生平的时候已经提到，与安雅《王昭君》出现在同卷的一些诗人，可能与安雅存在联系，如张谓、岑参、李白、刘长卿等。而且这些诗人中如李白、刘长卿等都写过昭君题材的诗;安雅诗还借鉴了杜甫、李白昭君诗的内容。如此看来，安雅此诗创作的时间、传播的背景还有诸多值得深究的地方，有待更多史料的佐证。
2. 安雅《王昭君》的内容和艺术特色
不少学者都注意到了安雅《王昭君》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的独特性。柴剑虹先生认为安雅此诗“不仅王昭君的性格特征得到了惟妙惟肖的细致刻划，而且在其他昭君诗词中缺乏描绘的汉元帝的形象也写得比较充实”[3]24-25。项楚先生也指出：“按昭君出塞题材，自石崇《王明君辞》之后，骚人墨客见诸吟咏者连篇累牍，而立意各不相同，或叹昭君薄命，或愤宫廷黑暗，或斥君王将相无能，或抒怀才不遇之感……而此诗写昭君……颂扬昭君安边和戎、为国牺牲的壮志，这首诗受到敦煌人士的喜爱，大概正因为这种壮志引起的共鸣的缘故吧。”[6]71邵文实对安雅诗不同于其他昭君诗的地方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认为该诗“从内容上看，诗歌一反以往诗作中重在对王昭君悲剧形象的刻画……從多个角度刻画了一个感情丰满、性格坚强的人物形象……是对王昭君形象的全新刻画，体现了作者卓越的诗才和史才” [7]168。
除了学者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安雅此诗在内容、艺术等的特色还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内容上，安雅诗也有几点不同于以往的昭君诗。首先是汉元帝的自我批评“顾我不明察，小人能面欺。掖庭连大内，尚敢相曚昧。有怨不得申，况在朝廷外”。这种批评颇有力度和深度，尤其能从画师的面欺一事上升到朝廷用人问题，这是历代咏昭君诗文所关注的话题。诗中的汉元帝能由此事得出教训，要谏往追来，超越了历代昭君诗对汉元帝形象的刻画。若此诗为宁国公主嫁回纥，那汉元帝就相当于唐肃宗的角色。当宁国公主出降之际，史载肃宗流涕孱弱的样子，恐非安雅诗中汉元帝形象所本。文献中也未见唐肃宗本人有自我批评的言论。造成宁国公主出降回纥的根本原因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爆发后，作为唐代最高统治者的唐玄宗倒是有过一些忏悔的言论。玄宗出奔至咸阳望贤宫时，有老父郭从谨进言面斥唐玄宗任信安禄山之失，其说当时应该很有触动，所以虽为平民而其言论被史臣记录下来。安雅《王昭君》中昭君对汉元帝的批评与郭从谨面诉内容颇有相似之处。如“惟明在视远，惟聪在听德”即“务延访忠良以广聪明”;“奈何万乘君，而为一夫惑。所居近天关，咫尺见天颜。声尽不闻叫，力微安可攀”即“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九重严邃，区区之心无路上达”。唐玄宗听后，有“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的自我批评[29]。入蜀以后，唐玄宗又宣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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