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整体性治理的地域文化档案资源建设
黄新荣 马云
摘要:我国地域文化档案资源建设在学术、实践方面不受重视,面临地域性集体记忆构建缺位、建设资源层次单一和不同主体各自建设的困境。文章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出发点,借鉴其回归公共服务、协调各级组织、实现多元供给的思想构建理论框架,提出应以公民为中心、多元主体合作对地域文化档案资源进行收集和开发,并通过责任机制防范风险,加强地域文化档案资源的影响力。
关键词:整体性治理 地域文化档案 档案资源建设 多元主体合作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regional cultural archives resources is not valued in academ? ic and practical terms, and it is faced with the dilem? ma of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collective memo? ry, the single level of construction resources and the job of different subjects. The article takes the holistic governance theory as a starting point, draws on the idea of returning to the concept of public service, coordinating organizations at all lev? els, and realizing multiple supply to construct a theo? retical framework, and proposes to collect and de? velop regional cultural archive resources with citi? zen- centered and multi- subject cooperation. Be? sides, preventing risks through responsibility mech? anisms to strengthen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cul? tural archive resources.
Keywords: Holistic governance; Regional cultur? al archives; Archive resource construction; Multisubjects cooperation
近年来,地方综合档案馆在地域文化档案资源建设方面有所突破,方言建档、家谱档案等项目将所在地区特色文化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之中,丰富了档案资源的建设成果。但从总体上看,档案馆在公共文化建设中的影响力偏弱,在扩大受众群体、增加文化供给等方面进展缓慢。本文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基础,对地域文化档案资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通过以公民为中心、整合治理层级、协调治理方式,为地域文化档案资源建设提出新的思路。
一、我国地域文化档案资源建设现状
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区精神文明积淀的产物,地域文化档案作为其载体能够反映该地区的特色风俗,包括地方方言文化、饮食特色文化、民间建筑文化等多类文化档案[1],是社会实践活动的直接产物。地域文化档案资源兼具文化属性和资源属性,在建设过程中需要保护原始价值,开发使用价值。受《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等政策影响,以及档案部门在意识、规划、工作、产品层面文化自觉反省的推动[2],许多文化档案主题活动反响热烈。笔者借助官方网站等网络资源进行调研,如下表1为工作内容较丰富的部分省级档案馆的情况。
总体来说,地域文化档案资源建设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吻合,东西部优于中部,南方多于北方。学术研究方面,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对主题为“文化档案”和“地域文化档案建设”的期刊文献进行检索,只有不到一百条结果。早期研究重在解析概念,如王力学认为文化档案记载了一个地区的文化设施建设和文化名人、文化活动的基本情况[3]。后期理论高度有所提升,如朱建炜认为其是文化机构及个人从事文化艺术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有保存价值的各种不同档案载体的历史记录[4];谢继来认为其能反映文化事业发展变迁的过程和广大人民生产生活、文化活动的基本面貌[5]。专项研究方面较为零散,如蒋卫荣等对苏州市多家档案馆调查,总结地域文化档案资源开发趋势[6];张锡田等考察地方特色档案的含义,借鉴侨批档案的经验从收集角度提出对策[7];冯恩杰借助山东潍坊风筝档案文化资源探索地域化开发方案[8]。总体上看,学术研究多关注于档案馆文化功能、地域文化档案商业性开发、地域特色文化檔案开发三方面,这也是近年来档案馆工作的热门方向。
二、地域文化档案资源建设面临的困境
当前我国地域文化档案资源建设学术研究方面系统性较差,各地的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面临的困境主要有地域性集体记忆的缺位、地域文化资源建设层次单一和不同主体各自建设三方面。
(一)地域性集体记忆构建的缺位
受社会记忆理论影响,档案在集体记忆构建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档案馆对档案有选择地保存,对社会活动进行解释,最终以编研、展览等形式加以表达[9]。国际档案理事会第五次年会主题为“档案:治理、记忆和遗产”,不论是出于政治、经济方面的考虑,还是传承人类精神文明,档案领域一直为“再现”记忆争取应有的地位。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亦如此,档案馆对见证经济社会变迁、推动地域文化发展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档案馆在构建集体记忆过程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以党政机关的公文为收集对象构建档案资源,和一个地区的风俗文化、特色活动天生带有的区域性、鲜活性存在鲜明的反差。文化往往并不显性地表现在文字材料中,它既扎根在祖辈的记忆中,也体现在日常活动中,这需要档案馆由被动转向主动,自觉补充集体记忆,做集体记忆的记录者和追寻者。
(二)地域文化资源建设的层次单一
受人力财力的限制,档案馆在地域文化资源建设中面临层次单一、文化身份单薄的困境。一方面,档案馆根据现有的工作模式,结合公民工作、生活相关的文化资源,举办专题展览、信息汇编等活动,无法进行及时的在线利用和长期的编研利用;另一方面,档案馆响应时事政策,单个项目的建设周期短,前后项目之间的关联性差,可持续性弱。当前,档案馆在地域文化资源对象的丰富性、服务对象的多元化方面有所转变,但不足之处仍然较多,一是开放资源少,许多数字化的内容被束之高阁,成为实体档案的另一种存在方式,不能通过共享扩大建设范围。二是对外“亲民”信号少,公民对档案馆的刻板印象一直存在,缺乏主动提供地域文化档案资源的热情[10]。此外,地域文化资源包罗万象,学术研究主体、商业主体等群体对地域文化资源的利用同档案馆的模式相差相异,现有的资源不能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急需注入活力。
(三)地域文化资源的分割建设
从地域文化资源建设现状来看,档案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文化服务体系还不够成熟。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中提及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主体,而档案馆不在其中[11]。2018年省级档案机构改革后“局馆分离”,档案馆回归文化事业单位属性,有利于从行政机构向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转变[12]。目前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的地域性文化资源的综合平台搭建不够完善,业务展开基本围绕本单位、本部门文化资源,宣传方式多局限于自身的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线上平台,未能形成合力。国外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Library,Archive andMuseum,简称LAM)隶属不同机构,但政府出面专门建立协调机构,促使其就资源保存、整合技术、共享服务平台达成一致[13],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LAM共同成立的世界数字图书馆。国内学者也曾对南昌汉代海昏侯文化资源库LAM共建提出成立数据库建设专家委员会、建立经费筹措机制等建议[14]。
三、整体性治理对地域文化档案资源建设的启示
(一)整体性治理的基本概念
20世纪90年代末,新公共管理式微,各国对其进行批评之际寻求新的理论模式,英国以佩里·希克斯和帕却克·登力维为代表的学者提出整体性治理模式[15],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主要转变有如下三点。
1.理念转变,回归公共服务。协调和整合贯穿整体性治理的始终,调和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关系,工具理性协调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以便提高工作效率,价值理性承认公民作为纳税人、消费者等角色,尊重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话语权。
2.组织整合,部署全局战略。在组织运行方面,从横向上整合职能、业务相近的政府部门,设立“一站式”的综合服务机构[16];从纵向上界定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赋予地方相对充分的公共事务管理权,确保公共物品供给。
3.供给多元,满足各方需要。强调政府与非政府、政府与公民、公共与私人机构的合作,通过多元化的供给方式构建伙伴关系,将部分公共服务职能让渡给非政府组织、企业等团体,进而满足公民多样化、个性化、复杂化的需求。
(二)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地域文化档案资源建设
基于整体性治理对新公共管理的补充,传统地域文化档案资源的建设可以做出以下转型。
1.价值转变,平衡“管用”。以满足公民查档用档的需求为目标,追求档案的有效、合理利用。档案馆应立足服务理念,不断丰富馆藏资源,塑造自身的“硬”实力。同时,线下活动和线上宣传双线并行,使公民客观上了解档案、主观上需要档案[17],营造开放友好的“软”环境。
2.对内整合,对外协同。档案馆内部整合各部门的优势资源,打破传统的组织边界,避免重复建设、交叉管理,确保围绕目标和结果设计方案。做好“一站式”机构的内容提供者和后台维护者,建成以公民为中心、以普遍需求为基础的地域文化档案资源服务系统。同时与其他机构形成合力,同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共同实现地域文化档案资源建设效率的最优化和成果最大化。
3.主体多元,形式多样。图书馆的社会化合作由来已久,早在1993年,美国就提出将政府、出版商、联机目录检索商等组织作为合作伙伴[18]。国内杭州市图书馆也與企业合作建设运动主题分馆,拓宽公共文化阵地[19]。档案馆将部分非核心职能让渡给非政府组织、企业等团体,如借助外包形式实现“官民合作”[20],调动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地域文化档案产品的供给。
四、整体性治理理论下的地域文化档案资源建设策略
面对地域文化档案资源建设的困境,跨部门协同成为整体性治理的理论需求和实践方向。以公民为中心,一是从整体角度解决问题,二是解决公民最为担忧的实际问题,三是在解决问题中实现整体性运作[21]。治理理念不加赘述,工具理性重在协调,可以从治理层级内部、功能、组织类型三方面进行整合。价值理性契合以公民为中心的身份建构,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与产品,形成有力的政治、行政监督[22]。此外,在整合过程中难免遇到风险,需要责任机制进行危机管理。本文从整体性治理出发,构建多元主体,遵循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治理逻辑,以责任机制防范治理风险的地域文化档案资源建设策略,如图1所示。
(一)多元主体共建地域文化档案资源
在地域文化档案资源共建的框架中涉及多个要素,各要素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主体积极参与,仅凭档案馆一己之力无法承担全部内容,寻求社会化合作是目前行之有效的一种方式,主体的构成如表2所示。
档案馆在寻求社会化合作过程中,多元主体合作形式通常有三种[23],一是以档案馆为主导,辅助以社会力量。档案馆在项目中自主决策,适时引入社会力量,重在获取专业性的指导。二是社会力量为主导,档案馆加以辅助。档案馆不直接参与项目的设计,通常在场地、文化创意等方面进行支持。三是档案馆同社会力量共商共建,各自负责某一阶段的工作,共同完成整个项目。如天津市档案馆既自主刊载原创文章,也同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合作档案仿真复制、行史博物馆展陈等项目[24]。
(二)以协调整合为核心,以公民为中心实现整体治理
地域文化档案资源的整体治理在工具理性层面,注重各层级的资源收集。从微信、微博到抖音、快手,新媒体工具层出不穷,对各机构的视频、音频、链接、HTML5等资源进行整合,探索档案基本陈列、网上展览、手机客户端与VR技术的结合[25],形成手段完整、重点鲜明的传播生态。对传统文化档案资源,不仅要建立目录数据库、扫描数字图像,更要致力于形成可检索的全文数据库乃至专题数据库和网站,这也是社会在数字时代对量化数据、建立数据驱动型组织的要求[26]。
在价值理性层面,要考虑资源充分开发。治理价值的理性回归是重建公民信任的过程。公民不仅是消费者,也是利用者,地域文化档案资源既需要管,也需要用,既要从原始资源的著录入手,也要对原始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在保证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满足公民的需求,把档案馆发展成为本地集公文凭证、信息服务、精神文明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公民文化中心。
(三)建立责任机制防范治理风险
档案馆在建设地域文化档案资源、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时,涉及的合作对象越来越多,需要建立责任机制防范风险。一方面,档案馆多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应仔细核算资金投入和效益回报比。自项目申报起做好风险评估和预案准备,合理分配人员、物资,在项目实施阶段严格控制成本和产品质量,做好项目危机管理。另一方面,作为综合性的文化平台,档案馆的影响力发挥非一日之功,吸引第三方加入时要慎重选择,既考察合作方的内容创作能力、计划执行能力,也考虑其信誉价值、企业文化,避免引起舆论风波。对于长期合作的项目,更需考虑合作方的忠诚度和创新力。此外,技术也是重要因素,档案馆乃至涉及公共信息服务的任何机构,都需要建立参与主体、项目、形式、内容、标准等清单[27],以法治依据应对数字时代的公共数据资源风险。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公民的文化治理权利和合作共赢的经营体制等,需要以法的形式对治理过程进行规定。
总而言之,整体性治理同新公共管理的目标一致,追求成本低、速度快、范围广的公共服务,因此应选择多元主体共建的以公民为中心的地域文化档案资源方案,在治理理念、治理层级、治理方式三个层面做出改变,为具体实践的操作体系提出新的思路。
*本文系2014年陕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公共档案馆提升陕西地域文化影响力研究”(项目编号:2014L0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1]黄新荣,王小正,庞文琪.陕西省各级综合档案馆地域文化档案馆藏调查报告[J].陕西档案, 2016(4): 15-18.
[2]郑金月.文化自觉视野下的档案文化建设[J].档案学研究,2011(6): 9-13.
[3]王力学.文化档案与文化馆建设[J].湖北档案, 1986(4): 25-28.
[4]朱建炜.新时期群众文化档案服务机制的优化与创新[J].档案学研究,2005(2): 34-36.
[5]谢继来.加强村级文化档案建设之刍议[J].大众文艺, 2013(20): 19-20.
[6]蒋卫荣,赵之咏,董庆凤,等.关于档案文化资源商业化的思考:基于苏州数家档案馆现状的调查与分析[J].档案学研究, 2016(6): 70-73.
[7]张锡田,王琪.地方特色档案收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北京档案,2018, 331(7): 11-14.
[8]冯恩杰.地方特色档案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研究:以潍坊风筝档案为例[J].人文天下, 2019(17): 67-73.
[9]丁华东.昔日重现:论档案建构社会记忆的机制[J].档案学研究, 2014(5): 29-34.
[10]范芊,郑姗姗.公共档案馆的“亲民之路”[J].中国档案, 2017(9): 34-35.
[1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EB/OL].[2020-04-09].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5/content_ 2809127.htm.
[12]徐拥军,张臻,任琼辉.我国档案管理體制的演变:历程、特点与方向[J].档案学通讯,2019(1): 15-22.
[13]罗红. LAM(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协作内容与模式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7, 40(6): 33-39.
[14]黄俊.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共建地域文化资源库研究:以南昌汉代海昏侯文化资源库建设为例[J].南方文物, 2018(3): 279-282, 296.
[15]PERRI, LEAT D,SELTZER K, et al. Governing in the Round-Strategies for holistic government[M]. Lon? don:Demos, 2001:51-52.
[16]竺乾威.从新公共管理到整体性治理[J].中国行政管理, 2008(10): 52-58.
[17]陈永生.档案充分利用的措施保障:档案充分利用问题研究之四[J].档案学研究, 2007(6): 19-24.
[18] STEPHEN A. Relationships of the future: Ven? dors and Partners[J]. Special libraries, 1993(4): 238.
[19]杭州市文广新局.杭州图书馆运动分馆三大举措探索社会化合作办馆之路[EB/OL]. [2020-04-02]. http://www.zjcnt.com/content/2016/08/03/266518.htm.
[20]胡佳.整体性治理:地方公共服务改革的新趋向[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9(3): 106-109.
[21]寇丹.整体性治理:政府治理的新趋向[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4(3): 230-233.
[22]曾令发.整体型治理的行动逻辑[J].中国行政管理, 2010(1): 110-114.
[23]周宇麟,林燕飞.多元文化活动视角下公共图书馆社会化合作实践探索[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2019(4): 60-64.
[24]张妍.天津探索企业档案利用新模式[N].中国档案报. 2019-3-25(001).
[25]罗倩,项敏刚. VR技术在档案展览中的应用[J].北京档案, 2020(2): 29-31.
[26]赵跃.大数据时代档案数据化的前景展望:意义与困境[J].档案学研究, 2019(5):52-60.
[27]周毅.论公共信息服务的法治化[J].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6, 42(4): 88-101.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