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繁简之争
赵舒静
内容摘要：近年来，汉字的繁简之争一直是热门的文化议题，“以简代繁”派、“复繁去简”派和“识繁书简”派各有拥趸。本文认为应尊重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和社会时代的需求变迁，兼顾语言作为交流工具和文化承载体的双重属性，保全其形态的多种可能性，以宽容的态度传习繁体字，以实用的态度保留简体字，留待文字规律自身发挥作用、留待历史和民众做出自然选择才是尊重当下、对未来负责的一种安全态度。
关键词：简体字 繁体字 繁简之争
在一个文化趋向多元的时代，汉字的繁简之争再次浮出水面并不是奇怪的现象。虽然汉字由繁复而简单、由诘曲而径直、由奇诡而平易的总体变化方向似乎已被学界公认，并且得出汉字形体从来都在发生简化的定论，但无论庙堂还是民间却也从来不乏反对之声，前者如田惠刚在《汉字简化质疑》中提出的简化字十多条不妥之处，后者如流行于九零后、零零后年轻人当中无甚科学体系但明显比简化字繁复的所谓“火星文”。究竟应该以简代繁、复繁去简，还是识繁书简？各派立场背后是迥异的文字哲学：支持以简代繁的多将文字单纯视作交流的工具，支持复繁去简的多将文字看成文化的承载体，而支持识繁书简的则多是基于现实条件的两者调谐。
本文倾向于支持第三种立场，但并非出于妥协中庸的态度。一方面，语言文字有自身的规律，专断的人为干涉只能在短期之内起到效果，因为语言自身具有修复和重生能力，历史上试图以强力拨转语言文字发展方向的企图往往徒劳而返。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所谓“世界语”，它的设计尽量符合种种简便、普适规律，然而却终究无法被世界人民接受;再如1977年版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由于受到个别政治家继续简笔画、缩字量的指示，将汉字变成了过分依赖假借等形式的文字，这样对汉字表意、区别功能有损害的变化自然无法流行于世;更早的例子如武则天兴之所至造下的新字，如今唯一尚能为人偶尔提起的也只剩下一个“曌”字。另一方面，无论将文字视作交流工具还是文化承载体，都无法逃脱它作为语言的一个维度的本质。以海德格尔的语言观视之，人在言说语言（当然包括书写文字），反向地，语言也在塑造人（通过建构我们的认知和思维方式）。繁简两派论争当中常举一例：过去的爱是有心之“愛”;现在的爱则是无心之“爱”。粗看之下近乎荒谬，然而如果联想汉字简化的背景——工业化、现代化在中国生根发芽，人们对于快捷便利的生活方式倾注前所未有的热情，那么对个人情感的忽略、或是亲密关系的价值观改变，的确既体现在现实中，也体现在文字里，且通过文字对集体的意识和无意识产生塑造性的影响。在关于文字的本质尚有争论的前提下，保留它形态的多种可能性，不能不说是尊重历史和现在、对未来负责的一种安全态度。
如果秉承文字工具论，如钱玄同所说，“文字本是一种工具，工具应该以实用与否为有力遏制标准。笔画多的，难写，费时间，当然是不适用。我们应该谋现在的适用不适用，不必管古人的精意不精意。”①那么汉字的简化似乎成为必然的趋势，甚至终点通向罗马文字也十分合理，因为毕竟汉字存在形态复杂、同音字多、一字多义现象严重等种种“缺陷”。去繁就简，处处合于“经济”原则。这也是为什么自二十世纪初始，陆费逵、钱玄同、胡适、林语堂等知识分子就致力于推动文字简化，令更多的国人能够以较少的精力掌握较多的汉字，借此推动国民文化程度的提升。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推行的简化汉字方案，从客观上也确实对扫除文盲、推进基础教育起到了不容小觑的作用。类似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汉字大体上经历了由甲骨文、金文到篆体、隶书、楷书的变化过程（以书体讨论字形变化不算十分严谨，但书体能够体现字形变化）。但如果仅仅基于实用与经济的考虑，便认为简必胜于繁，今必强于古，则是忽略了汉字除了工具性功能外的丰厚内涵。
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哪怕在西学东渐乃至西方文化借刀枪火炮进入国门的时代，汉字仍以顽强的姿态存活了下来，甚至成为中国人性格、传统的一个象征，无言地表明工具性、经济论并非决定文字优劣、归属的唯一原则。汉字的简化过程的确一直都在進行，但无论如何，汉字的形体仍是一脉相承的方块字，它具有对前代语言的保持能力，虽经种种变数，与词源的对应关系仍然有迹可循。美籍华裔学者唐德刚教授曾说汉字“保留了十九世纪以前人类最丰富的记录，总容量超过人类文明史其他文字所保留的总和”②，并非夸张。
汉字是典型的诉诸视觉的文字，这是表意文字的天然优势，字形、字音、字意三者在汉字当中紧密结合，所以，汉字本身无可争辩地承载着历史文化信息。这就是为什么汉字被称作中国文化的活化石。现在刊行于世的许多著作都致力于厘清汉字中包含的文化信息，遗憾的是，简化之后的汉字在还原历史风貌、提示早先词源的方面显得隔膜较深，提示无力。无疑，从年代角度而言越久远的文字，就越接近词源，因而浓缩了当时的文化记忆。不过无可辩驳的是，从小篆到隶书，再到楷书，乃至清末出现的现代楷书，字形都有相当的变化，其中含蕴的文化信息也是各个不同。哪怕是被实践证明失败的1977年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也留下了当时时代的烙印——文革刚刚结束，建设为先，百废待兴，一切以劳动人民为服务对象，字形极简，字数极少。汉字越简化，就越向转注和假借靠拢，离象形、指事越远，这一趋向似乎与保留汉字考古式的文化内涵是相悖的。这向我们提出了又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如果复繁，复至何时的繁。
在国内一些汉字网上论坛上观战，常能发现简体派对繁体派提出的一个反驳问题：既然要恢复老祖宗的文字，为什么不索性更往前一步，恢复甲骨文？此问初看近乎意气之下的抬杠，实际上并非完全荒诞。如果说汉字是汉文化的活化石，那么究竟要选择哪个断代史的活化石，的确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64年5月颁布《简化字总表》后，用“繁体字”来特指原有书体。中国大陆的繁体字基本是以《简化字总表》和《新华字典》上的繁体字为准。然而这些繁体字都采用了新字形，与古书的繁体字及中国台湾、港澳地区使用的繁体字并不完全一致。哪怕是台湾与港澳地区使用的繁体字也存在差异：在台湾，字体标准是《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次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和《罕用字体表》;而香港和澳门则以《常用字字形表》为准。两者的差异整体来说并不很多，但仍有一些字的区别较为明显，例如“裏”与“裡”、“着”与“著”。可见，即便不往时间更纵深处追溯，在地理上繁体字也存在芜杂的现状。若论汉字作为意音文字承载文化的功能，那么何时、何地的繁体字承载了最多的文化？对于难以回答的问题，另辟他径才是可行的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实施简化字方案，秉承的原则是“约定俗成，稳步前进”（叶恭绰在1955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讲话），也就是在社会已经形成的习惯基础上因势利导，且是分批进行，并非一次彻底完成，这对于繁体字与简体字的再度被选择是有很大借鉴意义的。不可否认，如果识繁写简的方针能够得以实施，必定会出现一定的混乱，然而这仍是在尊重语言文字自身发展、进化规律的前提下发生的情况。类比地说，英语的词汇、书写至少分为英式、美式，还不考虑过去的殖民地所分化出的“洋泾浜”英语，但这在国际交流上并未引起巨大的混乱，美国人仍能认识英式词汇，反之亦然。同样地，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也存在多种字体并存的状况，日常生活中多用战后发布的新字体（略字），但并未正式宣布废止未经简化的旧字体（传统汉字）;在历史场合、传统场合或专有名词中，对旧字体仍然有所保留。对比之下，我国现行的唯简体字为合法的一刀切虽得之于“标准”，却未免失之于“唯一”。
现今的中国，在一些特殊领域仍然使用繁体字，例如书法。这本身就体现了繁体字所富含的美学价值。如果更多的人，尤其是儿童与年轻人能认识这一瑰宝，对于汉文化的身份认同以及发扬光大好处是不言而喻的。有值得尊敬的汉字，才能延续中国人敬惜字纸的传统。文字的产生、变化和发展归根结底是社会群体行为，一时的立法、规范能起到周有光先生所谓“启动刺激”之功效，但这种刺激的后效能有多长，究竟还是由文字本身规律、社会时代需求所决定的。与世界上许多古老文明一样，中国社会基本上经历了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的演变过程，每一阶段都有与当时文化、经济状况契合的汉字书体，而这些汉字书体也多循着文化衰减规律，在时代变迁中渐渐消磨。现在提倡更多的人认识繁体字，并不像在英语国家呼吁恢复古英语、中古英语一样，因为那与现代英文的词汇、语法几乎完全不同;简体字来源于繁体字，在字形上往往有源可寻，简化的过程中增强了大众化、通俗化的特性，同时也由于“一简对多繁”的简化方式丢失了许多文化内涵，甚至带来表意上的混淆。以宽容的态度传习繁体字，以实用的态度保留简体字，留待文字规律发挥作用，留待历史和民众做出自然的选择，大概是当下最合理的态度。
参考文献
[1]苏培成著，《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书海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2]许威汉著，《汉语文字学概要》，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
[3]周有光著，《汉字和文化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注 释
①转引自《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苏培成著，书海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187页.
②转引自《汉语文字学概要》，许威汉著，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第8页.
（作者单位：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