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的美学构想与空间安全
姚尚建
内容摘要：现代城市伴随着美学的构想，这种构想把城市设计为充满审美的建筑与空间的组合。城市规划师在城市空间的审美性取向受到了雅各布斯等人本主义城市理论者的激烈批判，后者以公共生活的逻辑切入城市规划，讨论了城市规划对于公共安全的影响。事实上，城市规划学无须对于城市安全负有太多的责任，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组成部分，治理的失败将形成城市暴力的蔓延，这种“城市游击”式的社会抗争将源自街区，蔓延乡村，从结构上挑战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成效。
关键词：城市政治;城市安全;城市美学
城市复兴以来，现代城市应该是什么样的，不同的视角往往意味着不同的理论背景。在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Witold Rybczynski）看来，美国的城市先后受到三个宏伟构想的支配：查尔斯·马尔福德·鲁宾逊（Charles Mulford Robinson）的城市美化国民运动;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田园城市理论与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公园里的高楼形象。[[[] [美]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嬗变的大都市——关于城市的一些观念》，叶齐茂、倪晓晖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4页。]]这种城市美学的兴起，深刻影响着城市的空间布局，也引发了对于城市治理的多维思考。
一、城市构想中的空间美学与经济指向
无论是鲁宾逊、霍华德还是柯布西耶，他们心中理想的城市必须是审美的。鲁宾逊的公共艺术思想主导了美国一段时期的城市规划与建筑思想，“美国几乎没有哪个城市会没有鲁宾逊城市理想中的至少一个具体项目：宏伟的博物馆或火车站、公园或带状公园、具有纪念意义的城市广场。实际上，如果没有1900—1930年的‘城市美化的成就，大部分美国城市基本上会消失。”[[[] [美]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嬗变的大都市——关于城市的一些观念》，叶齐茂、倪晓晖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5-26页。]]虽然不是建筑师，霍华德从城乡关系上考察了城市，在霍华德那里，城市无须拥挤不堪，道路无须宽敞，那些带有乡村风情的低密度的田园城市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新的城市选择。霍华德也深刻影响了兼建筑学家、画家和雕刻家于一身的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对于绿色城市的理解，虽然霍华德遭遇了勒·柯布西耶的批评，但是在后者那里，城市还是被设计成公园中的高大建筑群的集合。
以建筑美学导入城市规划，解决了城市在纵向和横向的空间分布问题，遏制了城市蔓延的自由主义冲动，但是这种理想化的城市规划背后，仍然无法回避简·雅各布斯（Jan Jacobs）的城市生活批判，她尖锐地说道：“无论强调什么，还是撇开什么，霍华德都是从个人的角度而不是城市规划的角度来发表意见。但事实上所有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都是从这种愚蠢的东西改编过来的，或用它来修饰自己。”[[[] [加]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导言第15页。]]在雅各布斯那里，城市必须是安全的空间，互相守望的安全的城市并不需要借助于看起來十分美好的景观与高楼来佐证，雅各布斯也不关心城市规模的遏制，她仅仅关心城市发展背后的活力与效率。而城市的繁荣事实上建立在企业的繁荣基础之上，在雅各布斯看来，企业的繁荣需要同时符合以下四个条件方可繁荣：人们各方面的初级需求必须混合在一起、小而短的街区、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大小、不同新旧的房子密集交错、人口高度集中。[[[] [加]简·雅各布斯：《城市经济》，项婷婷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77页。]]
二、城市建设中的开放空间与安全指向
从城市空间的塑造看，雅各布斯与霍华德等规划师的分歧并不严重，两人之间的尖刻的批评本身与证伪启发了人们对于城市空间的思考。例如雅各布斯对于城市公园和郊区化城市的批判，以及纽约长大的、对中央公园具有深刻记忆的霍华德对于雅各布斯的不满，都最终指向了一个关于城市安全的讨论，即多大的城市才是安全的？从一个女性的视野，雅各布斯批评任何无视家庭和责任的城市方案，正如她对柯布西耶的批评那样，“勒·柯布西耶不仅仅是在规划一个具体的环境，他也是在为一个乌托邦社会作出规划。勒·柯布西耶的乌托邦为实现他称之为最大的个人自由提供了条件，但是这样的条件似乎不是指能有更多行动的自由，而是远离了责任的自由。在他的辐射城市里，很可能没有人会为家人照料屋子，没有人会需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奋斗，没有人会被责任所羁绊。”[[[] [加]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导言。]]
在上个世纪中叶，科学主义与行为主义的理论争鸣，标志着社会科学重新聚焦个体，无论是国家还是任何社会组织，如果这种制度安排不是为了人的生活，就无法支持社会科学本身的价值。城市是人类社会的重大创造，但是人类生活本身又存在其内在的逻辑。城市不过是人类聚居场所而已，在雅各布斯看来，“一个成功的城市地区的基本原则是人们在街上身处陌生人之间时必须能感到人身安全，必须不会潜意识感觉受到陌生人的威胁。”[[[] [加]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因此，雅各布斯把街道与社区视为城市的核心部分和全部意义，这种女性的独到视角使一个充满感性的、生活关怀的城市体验者，能够发起对于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城市规划者展开激烈的批评，我们无须关注雅各布斯的激烈措辞，只要关注这种措辞背后的城市特性就会为雅各布斯所折服。在城市规划中，雅各布斯是一个孤独的批评者，但是正是由于雅各布斯的坚持，城市规划没有被视为规划师的特权，没有被视为冷冰冰的建筑体。雅各布斯与霍华德的分歧在于城市空间的理解，在一个充满陌生人的城市中，人们何以寻求城市的庇护？如果中央公园不行，人们为何要轻易放弃熟识的街区？
三、城市暴力与利益游击
在契约论看来，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原初状态到国家的形成，从草原、陆地到海洋，人类社会史同时是一部战争史，是一部利益争夺史。作为无法控制的“利维坦”，国家遏制了冲突的边界，也通过国家边界重新梳理了族群乃至个体的利益表达。但是国家本身无法消除利益纷争，只是变更了利益表达的管道与边界。也就是说，在国家间冲突之外，人们的利益表达多在国家之内进行。
城市的崛起压缩了空间，在一国之内，人们的不满与利益冲突被压缩在国家的法律之下，在城市之中，这种不满与冲突被压缩在更加有限的地理空间中。“对于当代城市面临的安全问题，西方学者初步将其分为四类：犯罪治安类安全问题、自然灾害类安全问题、技术灾害类安全问题和恐怖袭击类安全问题。”[[[] 李萌、彭启民：《中国城市安全评论》，金城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伴随着人类全部历史的利益冲突，社会暴力对于国家乃至城市的伤害远超过其他安全问题。如果说传统的民众反抗虎啸山林，那么在城市中，社会暴力同样无差别地出现在城市大街小巷之中，在忽大忽小的社会暴力中，暴力与怨恨时隐时现、忽大忽小，这些与自然灾害、技术灾害等公共安全问题彼此交融，深刻影响着城市的安全。
在城市史中，社会抗争发生在街区、公园等公共空间，这种“城市游击”式的社会暴力一扫雅各布斯与芒福德等人的争论，城市暴力的事件一再证明，当社会充满不满时，暴力的蔓延就会溢出任何私人的、社区的空间，从街区向中央公园甚至市政厅进发。只有当我们认识到社会暴力呈现出蔓延和流动性时，我们才会理解城市规划学者对城市暴力并不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由于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普遍使用，从而形成了城市的蔓延，也形成了城市安全的扩散。试图在城市内部解决社会暴力的地方性努力被迫让位于区域性安全机制的联动。
四、城市安全治理的多重逻辑与角色悖论
安全是城市的重要内容，城市安全同时体现为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市场的安全。在城市的三大环节即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与城市治理中，都可能形成城市安全的问题。雅各布斯对于熟人街区的怀恋，可能正如芒福德所批评的那样，是“直觉和怀旧情感的混合，成熟的判断和学校女生所犯低级错误的混合。”[[[] [美]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嬗变的大都市——关于城市的一些观念》，叶齐茂、倪晓晖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3页。]]城市规划更多地承担着城市更新的责任，在提供更好的城市空间和公共生活方面，芒福德等城市规划学者与雅各布斯并不矛盾。
城市是充满社会性的，这样的判断贯穿着城市尤其是自治市的历史，但是如果说这一判断完全基于历史真实，倒不如说更多是基于人们的想象。在东方中国，城市长期以来都是国家的权力节点;在西方国家，中世纪的城市复兴以来，就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家族政治和国家政治。在民族国家建立后，城市纳入国家政治体系之中，城市的安全困境很顺理成章地被理解为国家安全困境，提供安全类公共物品就成为国家的重要责任，“随着现代规制政府和福利国家的建立，运用公权力保护公民的健康与安全成为福利国家的政府之存在目的。为追求此目的，一个旨在应付风险社会中各种风险冲击、在各种风险争论中作出决策、追求风险社会中新型公共利益的现代风险治理框架应运而生。”[[[] 黄泽萱：《现代风险治理框架下的民意困局及其出路探究》，载《清华法学》2018年第5期。]]在国家的视野中，城市只有大小不同，并无治理的差异，国家通过权力行使维系国家内部秩序的一致性，并把城市的诉求视为并无二致的地方性表达。
在城市史尤其是中世纪以来的城市变迁中，市场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市场和社会一起，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在市场完成中世纪城市复兴的任务时，在现代市场制度完善之后，城市治理始终面临着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双重任务。国家的边界到底在哪里，社会治理从何处起步，从来就是现代政治学思辨的逻辑起点，这种思辨在城市治理中尤其明显。
雷布琴斯基强调，城市增长并不完全依靠我们所说的人的期待所推动，在中世纪，欧洲人建造人口密集有城墙的城镇，是因为城市居民需要通过城墙获得公共安全，美国的定居者临水而居是因为依赖水面交通，19世紀工业城市的兴起是因为城市工厂需要大量劳动力。[[[] [美]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嬗变的大都市——关于城市的一些观念》，叶齐茂、倪晓晖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3页。]]城市发展是个复杂的过程，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这一复杂性尤其明显，交通、工厂正在形成大量的人口集聚，但是城市的主线仍然没有改变，那就是在城墙拆毁之后，城市公共安全仍然尤其重要，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结论
人类文明史是清晰的城市史，城市史是人类社会伟大的创造史，无论是雅典、罗马还是公元10世纪复兴的欧洲市镇，城市都标志着繁荣与安全的生活。斯宾格勒说：“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这是一件结论性事实，但此前谁也没有认识到……世界历史是市民的历史，这就是‘世界历史的真正标准，这种标准把它非常鲜明地同人的历史区分开来了。民族、国家、政治、宗教、各种艺术以及各种科学都以人类的一种重要现象，市镇，为基础”。[[[]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99-200页。]]城市规划师确立了建筑与空间的形态，但是正如雅各布斯所批评的，城市规划不太在意城市化进程中公共生活与空间的再生产。对于中国来说，城市化已经让近60%的人口进入城市，进入大大小小的城市空间。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尤其令人瞩目。同时，在这一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我们既需要迅速完成西方几百年来逐步完成的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和现代市场的建设重任，还需要直面西方逐步形成并初步解决的一系列城市化、逆城市化、绅士化的问题叠加。因此，中国的城市问题不全是城市自身的问题，当不同阶段、不同空间的社会问题集中爆发时，更加繁荣与安全的城市生活则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公共治理的复杂性任务，而这，正是城市研究的逻辑起点。
（责任编辑：何树斌）
内容摘要：现代城市伴随着美学的构想，这种构想把城市设计为充满审美的建筑与空间的组合。城市规划师在城市空间的审美性取向受到了雅各布斯等人本主义城市理论者的激烈批判，后者以公共生活的逻辑切入城市规划，讨论了城市规划对于公共安全的影响。事实上，城市规划学无须对于城市安全负有太多的责任，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组成部分，治理的失败将形成城市暴力的蔓延，这种“城市游击”式的社会抗争将源自街区，蔓延乡村，从结构上挑战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成效。
关键词：城市政治;城市安全;城市美学
城市复兴以来，现代城市应该是什么样的，不同的视角往往意味着不同的理论背景。在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Witold Rybczynski）看来，美国的城市先后受到三个宏伟构想的支配：查尔斯·马尔福德·鲁宾逊（Charles Mulford Robinson）的城市美化国民运动;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田园城市理论与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公园里的高楼形象。[[[] [美]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嬗变的大都市——关于城市的一些观念》，叶齐茂、倪晓晖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4页。]]这种城市美学的兴起，深刻影响着城市的空间布局，也引发了对于城市治理的多维思考。
一、城市构想中的空间美学与经济指向
无论是鲁宾逊、霍华德还是柯布西耶，他们心中理想的城市必须是审美的。鲁宾逊的公共艺术思想主导了美国一段时期的城市规划与建筑思想，“美国几乎没有哪个城市会没有鲁宾逊城市理想中的至少一个具体项目：宏伟的博物馆或火车站、公园或带状公园、具有纪念意义的城市广场。实际上，如果没有1900—1930年的‘城市美化的成就，大部分美国城市基本上会消失。”[[[] [美]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嬗变的大都市——关于城市的一些观念》，叶齐茂、倪晓晖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5-26页。]]虽然不是建筑师，霍华德从城乡关系上考察了城市，在霍华德那里，城市无须拥挤不堪，道路无须宽敞，那些带有乡村风情的低密度的田园城市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新的城市选择。霍华德也深刻影响了兼建筑学家、画家和雕刻家于一身的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对于绿色城市的理解，虽然霍华德遭遇了勒·柯布西耶的批评，但是在后者那里，城市还是被设计成公园中的高大建筑群的集合。
以建筑美学导入城市规划，解决了城市在纵向和横向的空间分布问题，遏制了城市蔓延的自由主义冲动，但是这种理想化的城市规划背后，仍然无法回避简·雅各布斯（Jan Jacobs）的城市生活批判，她尖锐地说道：“无论强调什么，还是撇开什么，霍华德都是从个人的角度而不是城市规划的角度来发表意见。但事实上所有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都是从这种愚蠢的东西改编过来的，或用它来修饰自己。”[[[] [加]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导言第15页。]]在雅各布斯那里，城市必须是安全的空间，互相守望的安全的城市并不需要借助于看起來十分美好的景观与高楼来佐证，雅各布斯也不关心城市规模的遏制，她仅仅关心城市发展背后的活力与效率。而城市的繁荣事实上建立在企业的繁荣基础之上，在雅各布斯看来，企业的繁荣需要同时符合以下四个条件方可繁荣：人们各方面的初级需求必须混合在一起、小而短的街区、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大小、不同新旧的房子密集交错、人口高度集中。[[[] [加]简·雅各布斯：《城市经济》，项婷婷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77页。]]
二、城市建设中的开放空间与安全指向
从城市空间的塑造看，雅各布斯与霍华德等规划师的分歧并不严重，两人之间的尖刻的批评本身与证伪启发了人们对于城市空间的思考。例如雅各布斯对于城市公园和郊区化城市的批判，以及纽约长大的、对中央公园具有深刻记忆的霍华德对于雅各布斯的不满，都最终指向了一个关于城市安全的讨论，即多大的城市才是安全的？从一个女性的视野，雅各布斯批评任何无视家庭和责任的城市方案，正如她对柯布西耶的批评那样，“勒·柯布西耶不仅仅是在规划一个具体的环境，他也是在为一个乌托邦社会作出规划。勒·柯布西耶的乌托邦为实现他称之为最大的个人自由提供了条件，但是这样的条件似乎不是指能有更多行动的自由，而是远离了责任的自由。在他的辐射城市里，很可能没有人会为家人照料屋子，没有人会需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奋斗，没有人会被责任所羁绊。”[[[] [加]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导言。]]
在上个世纪中叶，科学主义与行为主义的理论争鸣，标志着社会科学重新聚焦个体，无论是国家还是任何社会组织，如果这种制度安排不是为了人的生活，就无法支持社会科学本身的价值。城市是人类社会的重大创造，但是人类生活本身又存在其内在的逻辑。城市不过是人类聚居场所而已，在雅各布斯看来，“一个成功的城市地区的基本原则是人们在街上身处陌生人之间时必须能感到人身安全，必须不会潜意识感觉受到陌生人的威胁。”[[[] [加]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因此，雅各布斯把街道与社区视为城市的核心部分和全部意义，这种女性的独到视角使一个充满感性的、生活关怀的城市体验者，能够发起对于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城市规划者展开激烈的批评，我们无须关注雅各布斯的激烈措辞，只要关注这种措辞背后的城市特性就会为雅各布斯所折服。在城市规划中，雅各布斯是一个孤独的批评者，但是正是由于雅各布斯的坚持，城市规划没有被视为规划师的特权，没有被视为冷冰冰的建筑体。雅各布斯与霍华德的分歧在于城市空间的理解，在一个充满陌生人的城市中，人们何以寻求城市的庇护？如果中央公园不行，人们为何要轻易放弃熟识的街区？
三、城市暴力与利益游击
在契约论看来，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原初状态到国家的形成，从草原、陆地到海洋，人类社会史同时是一部战争史，是一部利益争夺史。作为无法控制的“利维坦”，国家遏制了冲突的边界，也通过国家边界重新梳理了族群乃至个体的利益表达。但是国家本身无法消除利益纷争，只是变更了利益表达的管道与边界。也就是说，在国家间冲突之外，人们的利益表达多在国家之内进行。
城市的崛起压缩了空间，在一国之内，人们的不满与利益冲突被压缩在国家的法律之下，在城市之中，这种不满与冲突被压缩在更加有限的地理空间中。“对于当代城市面临的安全问题，西方学者初步将其分为四类：犯罪治安类安全问题、自然灾害类安全问题、技术灾害类安全问题和恐怖袭击类安全问题。”[[[] 李萌、彭启民：《中国城市安全评论》，金城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伴随着人类全部历史的利益冲突，社会暴力对于国家乃至城市的伤害远超过其他安全问题。如果说传统的民众反抗虎啸山林，那么在城市中，社会暴力同样无差别地出现在城市大街小巷之中，在忽大忽小的社会暴力中，暴力与怨恨时隐时现、忽大忽小，这些与自然灾害、技术灾害等公共安全问题彼此交融，深刻影响着城市的安全。
在城市史中，社会抗争发生在街区、公园等公共空间，这种“城市游击”式的社会暴力一扫雅各布斯与芒福德等人的争论，城市暴力的事件一再证明，当社会充满不满时，暴力的蔓延就会溢出任何私人的、社区的空间，从街区向中央公园甚至市政厅进发。只有当我们认识到社会暴力呈现出蔓延和流动性时，我们才会理解城市规划学者对城市暴力并不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由于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普遍使用，从而形成了城市的蔓延，也形成了城市安全的扩散。试图在城市内部解决社会暴力的地方性努力被迫让位于区域性安全机制的联动。
四、城市安全治理的多重逻辑与角色悖论
安全是城市的重要内容，城市安全同时体现为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市场的安全。在城市的三大环节即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与城市治理中，都可能形成城市安全的问题。雅各布斯对于熟人街区的怀恋，可能正如芒福德所批评的那样，是“直觉和怀旧情感的混合，成熟的判断和学校女生所犯低级错误的混合。”[[[] [美]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嬗变的大都市——关于城市的一些观念》，叶齐茂、倪晓晖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3页。]]城市规划更多地承担着城市更新的责任，在提供更好的城市空间和公共生活方面，芒福德等城市规划学者与雅各布斯并不矛盾。
城市是充满社会性的，这样的判断贯穿着城市尤其是自治市的历史，但是如果说这一判断完全基于历史真实，倒不如说更多是基于人们的想象。在东方中国，城市长期以来都是国家的权力节点;在西方国家，中世纪的城市复兴以来，就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家族政治和国家政治。在民族国家建立后，城市纳入国家政治体系之中，城市的安全困境很顺理成章地被理解为国家安全困境，提供安全类公共物品就成为国家的重要责任，“随着现代规制政府和福利国家的建立，运用公权力保护公民的健康与安全成为福利国家的政府之存在目的。为追求此目的，一个旨在应付风险社会中各种风险冲击、在各种风险争论中作出决策、追求风险社会中新型公共利益的现代风险治理框架应运而生。”[[[] 黄泽萱：《现代风险治理框架下的民意困局及其出路探究》，载《清华法学》2018年第5期。]]在国家的视野中，城市只有大小不同，并无治理的差异，国家通过权力行使维系国家内部秩序的一致性，并把城市的诉求视为并无二致的地方性表达。
在城市史尤其是中世纪以来的城市变迁中，市场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市场和社会一起，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在市场完成中世纪城市复兴的任务时，在现代市场制度完善之后，城市治理始终面临着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双重任务。国家的边界到底在哪里，社会治理从何处起步，从来就是现代政治学思辨的逻辑起点，这种思辨在城市治理中尤其明显。
雷布琴斯基强调，城市增长并不完全依靠我们所说的人的期待所推动，在中世纪，欧洲人建造人口密集有城墙的城镇，是因为城市居民需要通过城墙获得公共安全，美国的定居者临水而居是因为依赖水面交通，19世紀工业城市的兴起是因为城市工厂需要大量劳动力。[[[] [美]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嬗变的大都市——关于城市的一些观念》，叶齐茂、倪晓晖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3页。]]城市发展是个复杂的过程，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这一复杂性尤其明显，交通、工厂正在形成大量的人口集聚，但是城市的主线仍然没有改变，那就是在城墙拆毁之后，城市公共安全仍然尤其重要，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结论
人类文明史是清晰的城市史，城市史是人类社会伟大的创造史，无论是雅典、罗马还是公元10世纪复兴的欧洲市镇，城市都标志着繁荣与安全的生活。斯宾格勒说：“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这是一件结论性事实，但此前谁也没有认识到……世界历史是市民的历史，这就是‘世界历史的真正标准，这种标准把它非常鲜明地同人的历史区分开来了。民族、国家、政治、宗教、各种艺术以及各种科学都以人类的一种重要现象，市镇，为基础”。[[[]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99-200页。]]城市规划师确立了建筑与空间的形态，但是正如雅各布斯所批评的，城市规划不太在意城市化进程中公共生活与空间的再生产。对于中国来说，城市化已经让近60%的人口进入城市，进入大大小小的城市空间。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尤其令人瞩目。同时，在这一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我们既需要迅速完成西方几百年来逐步完成的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和现代市场的建设重任，还需要直面西方逐步形成并初步解决的一系列城市化、逆城市化、绅士化的问题叠加。因此，中国的城市问题不全是城市自身的问题，当不同阶段、不同空间的社会问题集中爆发时，更加繁荣与安全的城市生活则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公共治理的复杂性任务，而这，正是城市研究的逻辑起点。
（责任编辑：何树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