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好太王碑拓本的分期与编年方法
徐建新
提要：流传至今的高句丽好太王碑拓本总数不少于100种。除原碑以外，上述这些拓本构成今天好太王碑文研究的最主要的研究资料。传世的各种好太王碑拓本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制作的，由于拓本上大多缺少题跋或有关拓本制作年代的记载，许多拓本的收藏者无法判断自己的拓本是属于哪一时期的拓本。这直接影响着此碑释文的研究，同时也影响了人们对拓本的性质和拓本价值的判断。在好太王碑拓本的编年研究中，石灰补字拓本的编年是最为困难的。本文将以数十种传世的好太王碑拓本为资料，对拓本的分期和编年方法问题做一番探讨，并力图采用一种新的更为接近真实的拓本编年方法。
关键词；高句丽好太王碑拓本拓本的编年拓本的分期碑字字形比较方法
高句丽好太王碑发现于1880年，是研究我国东北地区古代史和东北亚古代史的重要史料。2004年7月，在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上，此碑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好太王又称“广开土王”、“永乐太王”，是古代高句丽王国第十九代王，公元391年即位，卒于412年。他去世后的正式谥号是“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好太王碑就是好太王之子长寿王为纪念和宣扬其父的功绩于公元414年在好太王陵附近建立的，碑址位于吉林省通化市集安城东4公里处的太王乡太王村。
好太王碑是由一整块天然的角砾凝灰岩石柱稍加修琢而成，略成方柱形。碑高6．39米，四面环刻碑文，碑文总数为1775字，内容是由3大段落构成。第一段的内容记述了高句丽的王权神话，简述了高句丽始祖邹牟王至第十九代王好太王的壬统，概括了好太王的生平。第二段内容分8个纪年记述了好太王一生建立的功绩，其中包括征稗丽，伐百济，救援新罗，击溃倭寇，征伐东扶余等事件，以及在这些军事行动中好太王夺占的城池、村落和生口。在这一段落中，“倭”、“倭寇”、“倭人”的名称多次出现，这些与倭(即日本)有关的记事今天成为日本古代史研究者关注的焦点。第三段内容是根据好太王生前的“教言”，对好太王陵守墓烟户的来源、家数作了详细的记载。向时还记述了好太王为上祖先王墓上立碑，“铭记烟户”，并制定了守墓烟户“不得更相转卖”的制度。
自碑石在公元1880年被发现之后至今，学术界对碑文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从金石学角度进行的史料研究，包括碑石调查、拓本研究和释文研究；其二是从历史学角度进行的碑文内容，即碑文所反映的历史事实的研究。
流传至今的好太王碑拓本种类多样，各种拓本的面貌和碑字形态也不尽相同。这种状况也是造成争论的原因之一。一般来讲，过去的释文研究主要依据的有3种拓本，其一是一种用墨直接勾填的本子(清末有的金石家把这种本子称作墨水廓填本；也有学者把这种本子称作双钩填墨本)。其二是原石拓本。其三是石灰补字拓本。所谓原石拓本是指在石灰补字拓本出现之前，即原碑字没有被修补的时期制作的拓本。而石灰补字拓本则是指碑石被人用石灰修补碑字后制作的拓本，这种本子也被称作“石灰拓本”或“灰后本”。在这3种类型的墨本中，墨水廓填本现存数量最少，原石拓本次之，石灰补字拓本数量最多。
下图：不同时期制作的好太王碑拓本。左：直接用墨水勾填的所谓“墨水廓填本”；中：石灰补字现象发生之前制作的原石拓本；右：用石灰修补碑字后制作的所谓石灰补字本。
从资料价值来看，原石拓本最为重要。出于对碑文真实性的追求，研究者自然十分关注原石拓本。由于东亚各国学者的不懈搜寻，迄今为止被发现的原石拓本的总数已上升到13种。流传至今的好太王碑拓本今天主要收藏在东亚各国，根据笔者在过去近20年中对中国大陆、台湾、日本、韩国等地所藏此碑拓本的调查，其各种类型拓本的总数不少于100种。除原碑以外，上述这些拓本构成今天好太王碑文研究的最主要的研究资料。传世的各种好太王碑拓本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制作的，由于拓本上大多缺少题跋或有关拓本制作年代的记载，许多拓本的收藏者无法判断自己的拓本是属于哪一时期的拓本。这直接影响了人们对拓本的性质和拓本价值的判断，同时也影响着此碑释文的研究。在好太王碑拓本的编年研究中，石灰补字拓本的编年是最为困难的。本文将以数十种传世的好太王碑拓本为资料，对拓本的编年方法和分期问题做一番探讨，并力图采用一种新的拓本编年方法。
一、拓本编年的诸家观点和问题
在以往的好太王碑研究中，拓本的编年问题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和进展。好太王碑发现之后，碑石曾经在某个时期被石灰修补，后来由于石灰的剥落原碑文字又逐渐地显现出来，而各个时期拓本的不同面貌则是碑石这一变化过程的具体反映。对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研究者之间没有异议。但是在不少具体问题上，比如石灰补字的开始期在什么年代，碑石经历了几次石灰补字，这些石灰补字给好太王碑带来了怎样的变化，石灰补字的原因是什么，等等，由于研究者对史料和拓本的认识和理解不同，还未形成一致的见解。
对好太王碑不同时期的拓本进行编年始于日本水谷悌二郎的研究，后来一些研究者又提出了各自的编年方案。研究史上主要的编年方案有：水谷悌二郎的编年(1959年)、李进熙的编年(1972年)、王健群的编年(1984年)、武田幸男的编年(1988年、2004年)、白崎昭一郎的编年(1996年)、朴真奭的编年(2001年)、耿铁华的编年(2004年)。下面对这些编年方案做一简单评介。
1、水谷悌二郎的编年
1959年日本民间学者水谷悌二郎发表了他对好太王碑的研究成果，即《好太王碑考》。在该文中水谷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一个拓本的编年方案，但是，透过他在书中对各种拓本(包括拓本图版)的论述，可知他将自己研究过的好太王碑拓本分为3个时期：
第一期：(1884年一)双钩廓填本(墨水廓填本)制作期。属于这一期的拓本有酒旬本、潘祖荫本，吴大潋本(指1886年陈士芸所赠本)等。
第二期：(1887年一)原石拓本制作时期：杨颐本、吴大澂本、水谷本(原本现存)等。
第三期：(1889年一)石灰拓本(即石灰补字拓本，下同)制作期：李云从本、吴椒甫本(现存石印本)、罗振玉本(现存写真版)。
水谷编年的意义在于，他明确指出了酒旬本等双钩廓填本不是拓本，同时最早向学界提供了一种石灰补字以前的原石拓本，即水谷本。水谷编年中后来引起讨论的问题是，他将1889年的李云从制作的拓本归入了石灰拓本。水谷的这一判断后来也影响了李进熙对水谷本的编年研究。在今天的研究中，研究者普遍认为李云从本属于原石拓本制作时期的拓本。
2、李进熙的编年
1972年以后，旅日韩国学者李进熙先生在他的多部著作中多次谈到拓本的编年问题。归纳起来看，他将好太王碑拓本的变迁分为5个时期，同时他还把拓本变化的原因确定为战前的日本参谋本部对碑石进行了所谓的“石灰涂抹作战”。这一观点后来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在李进熙的多种研究成果中，其编年的具体内容有所调整，但时间差距不大。他的拓本编年方案如下：
第一期：(1882年—)双钩加墨本制作期(第一次石灰加工)，包括陈士芸本(即吴大潋本)、酒旬本、
潘祖荫本等；
第二期：(1887年—)真正拓本制作期：(石灰未全面涂抹)，包括杨颐本、小松宫本(现仅存三宅米吉根据此本所作的释文)、李云从本等；
第三期：(1899年—)石灰拓本制作期(进行了第二次加工，碑面被全面涂抹，即所谓的石灰涂抹作战实施)，包括内藤湖南本、杨守敬本(缩小写真版照片现存)、等；
第四期：(前期稍后不久一)(进行了第三次石灰加工)，包括吴椒甫本(现存石印本)、沙畹本(现存缩小写真版)；
第五期：(在上一期稍后不久一)石灰开始剥落期，包括水谷本、金子鸥亭本(现存)。
李进熙的拓本编年可以说是他的好太王碑研究结论的基础。他在研究中，继今西龙、黑板胜美和水谷悌二郎之后，再次强烈提出了碑文的真实性问题。使仍在不加分析和批判地继承战前的研究成果的日本学界受到很大冲击。
李进熙编年研究的成就在于，他通过对早期拓本和照片的比较，发现了好太王碑被人用石灰多次修补的事实，这比水谷悌二郎的研究前进了一步。不过，他将这种石灰补字的事实，解释为是参谋本部间谍酒旬景信的篡改行为，还缺乏令人信服的依据。他认为好太王碑文被篡改过3次，第一次是在1883年前后(笔者通过对新发现的1881年旧藏本的调查，判定这次篡改实际上并不存在)。第二次是在1900年前后。第三次是在第二次篡改发生后不久。他认为，这两次篡改也是参谋本部派人所为。他指出，在碑石上的石灰开始剥落之后，原来的碑字又重新显现出来。
李进熙先生的拓本编年研究的另一项成果是，他通过对拓本和早期照片的对比研究指出内藤湖南本是碑石被全面涂抹后最早拓出的石灰拓本。他对内藤湖南本、杨守敬本、吴椒甫本、沙畹本的相对年代(即拓出时间的先后顺序)的判断是可以信赖的。
李进熙先生的拓本编年的不足之处在于，他虽然发现了碑文在历史上被多次修补的现象(这一点十分重要)，但是他对这种现象做了夸大的解释，把石灰补字的原因归结为战前的参谋本部的有计划的篡改行为。在得出这一结论时，他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他所利用的证据正如他自己所说，只是一种“状况证据”(指向某种可能性的间接证据)。对这些所谓的状况证据，李先生在其多种研究论文中做过详细的陈述。归纳起来看，他用以说明其“篡改说”的状况证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有关战前陆军参谋本部的间谍酒句景信的经历和活动情况。(2)从碑石发现到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军人在中国国内往来活动的情况。(3)战前日本军方制定的对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掠夺的政策。应当说，通过中冢明、佐伯有清、李进熙、永井哲雄等人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战前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政策的认识，使好太王碑研究成为战后日本古代史学界为数不多的以实证研究的成果批判皇国史观的实例。从这个意义上讲，李进熙等学者在上述3项研究中的成果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评价。但是，我同时也认为李进熙先生提出的上述状况证据只是指出了一种可能性，而不是能够证明碑文被有意篡改的事实证据。李进熙先生的学说后来对学界的影响很大，后来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篡改说”的出现。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条直接证据来证明篡改碑文这一事实。
另外，李进熙先生否认原石拓本的存在，他认为水谷拓本不是原石拓本，而是30年代以后石灰剥落时期的拓本。实际上，随着原石拓本被相继发现，今天的研究已能够证明水谷拓本不是石灰剥落时期的拓本，而是石灰补字现象出现之前制作的拓本，即原石拓本。
再有，李进熙的编年研究中过分看重了三宅米吉对小松宫拓本的释文。三宅米吉所作的释文是比较严谨的，但该释文毕竟不同于拓本实物和照片，其中必定包含了三宅本人的主观判断，这种包含了主观判断的释文是否百分之百地反映了小松宫拓本的面貌，是一个有待证实的问题。因此，三宅的释文只能作为编年的参考，而不能作为拓本编年的客观依据。
3、王健群的编年
1984年，我国学者王健群先生在《好太王碑研究》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拓本编年。他将拓本的变迁分为5期：
第1期：光绪初年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双钩加墨本流行时期。
第2期：光绪十三年左右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双钩本和正式拓本并行时期。
第3期：光绪十五年左右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左右，正式拓本流行时期(其中包括误拓的)。
第4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1937年左右，涂石灰后的拓本流行时期。
第5期：1963年开始，石灰脱落后拓制时期。
上述王健群先生提出的的编年方案主要依据的是清末的金石学文献，而不是拓本本身，因此他的编年更多的是反映了拓本流传的状况，而不是拓本制作年代的分期。1985年，王健群先生又对上述编年做了修订，提出了更为细致具体的编年方案。他的第二个编年方案如下。
第1期(约1875年—1882年)：双钩加墨本制作时期。属于这时期的有李大龙(即李云从)双钩本、潘祖荫所藏早期墨本。
第2期(约1882年—1900年)：双钩本和正式拓本的并行期。双钩本大约在1889年消失了。属于这时期的有李眉生双钩本、酒旬景信双钩本、亓丹山拓本、谈广庆拓本、李云从(大龙)拓本、台湾中研院拓本、水谷悌二郎拓本、小松宫拓本。
第3期(约1900年—1902年)：在碑字之间涂抹石灰的时期、属于这一时期的拓本有九州大学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本、上田正昭本。
第4期(约1902年—1937年)用石灰修补碑字然后制作拓本的时期。属于这一时期的拓本有杨守敬本、朝鲜总督府本、沙畹本、内藤湖南本。
第5期(1963年以后)石灰剥落以后的捶拓时期。属于这一时期的拓本有张明善本、周云台本、林世香、周荣顺本。
在中国学者中，王健群是最先详细论证好太王碑拓本编年的人，他的编年划分比前人更为具体。王健群为拓本编年做出的贡献是指出了石灰补字年代的下限，即1937年。这是好太王碑当地的拓碑者初均德停止拓碑离开集安的前一年。这一编年是他和方起东先生在集安等地共同调查拓碑人初天富、初均德父子的拓碑活动时得到的。不过王先生的上述编年中亦有许多失察之处。例如，他所说的第一期的两种本子(李大龙双钩本、潘祖荫1882年以前所藏早期墨本)实际上并不存在，他对匕述两本的判断实际上是对清末金石文献的误解。另外，他所说的第3期拓本实际上是在更晚的时期制作的。王先生在研究中曾多次提到日本九州大学藏本的编年问题，他认为九州大学本的碑字状态最接近原碑文，是在石灰补字初期制作的拓本。然而，他的这一判断是不准确的。通过各时期拓本的比较可以证明，九州大学本不是石灰补字初期的拓本，而是1920年代中后期的拓本。
4、武田幸男的编年
在过去的研究中，日本东京大学的武田幸男先生曾两次对好太王碑各个时期的拓本进行了详细的编年。在1988年出版的《广开土王碑原石拓本集成》一书中，他将拓本的变迁分为3个时期：
第1期(1881年—)：这一时期是以原石拓本为参照样本，制作墨水廓填本(摹拓本)的时期。这时
期制作的本子有酒旬本、日本的大东急纪念文库本、李鸿裔本、潘祖荫本等。
第2期(1887年—)：有意识地制作原石拓本的时期。这时期制作的拓本有台湾傅斯年乙本、韩国《书通》杂志刊布本(以下简称《书通》本)、日本水谷悌二郎拓本、台湾傅斯年甲本、日本金子鸥亭本、韩国任昌淳本。武田先生还认为日本小松宫旧藏本(1894—1895年间获得)、和日本堀正雄旧藏本也是这一时期的原石拓本，只是目前这两种拓本已不知去向。
第3期(1890年代初期—)：专门制作石灰拓本的时期。属于这一时期的拓本有内藤湖南本、沙畹本、中野政一本、九州大学图书馆本、足立幸一本等。
武田先生认为上述3个时期的拓本又可以分为3种不同的类型，即A型的墨水廓填本、B型的原石拓本和C型的石灰拓本。在武田的编年中十分引人注目的是，他开创性地使用了一种被称作“着墨特征比较法”的拓本分类和编年方法。关于这种拓本分类和编年的方法，在下一小节中还将详细谈到。武田先生借助这种分类编年方法进一步将B型的原石拓本分为3种类型，即B1型(傅斯年乙本)、B2型(《书通》本)、B3型(水谷本、傅斯年甲本、金子鸥亭本、任昌淳本)。他将石灰拓本分为3种类型，即Cl型、C2型(九州大学图书馆本)和C3型(足立幸一本)，并将C1型拓本进一步分为3个小类型，即C1—1型(内藤湖南本)、C1—2型(沙畹本)和C1—4型(中野政一本)。这样，武田先生实际上是把石灰拓本分成了5种不同的类型。
不久前，武田幸男先生根据近年来发现的新拓本，对他的上述编年做出了修正。。他对各期拓本的新的分类和编年如下：
A型拓本：
A1型，制作年代在1880年一，不完整拓本，如关月山手拓本。这种拓本的实物是否传世尚不清楚。
A2型，制作年代在A1型之后一，现存的第一组完整的原石拓本，包括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乙种本，北京王少箴旧藏本，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
A3型，制作年代在A2型之后一，现存第二组完整的原石拓本，包括韩国《书通》杂志创刊号附录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A本。
A4型，制作年代在1889年，现存第三组完整的原石拓本，包括日本的水谷悌二郎本、日本金子鸥亭旧藏本、韩国任昌淳旧藏本、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甲种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B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C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D本。
B型拓本：墨水廓填本，制作年代在1881年—1890年间，拓本实物有日本酒旬景信本。
C型拓本：石灰补字拓本
C1—1型，所属拓本有吴椒甫本、杨守敬本，制作年代在1895年前后。
C1—2型，制作年代在1903年前后。所属拓本有天理大学乙本(1905年制作)、沙畹本(约1903—1904年制作)、三井家藏本(1912年刊布)、天理大学甲本(今西龙1913年本)、汉城大学奎章阁藏本(朝鲜总督府本，1913年)。
C1—3型，制作年代在1912年前后。所属拓本有中野政一本(1912年获得)。
C2型：C2—2型，制作年代在C1—3型之后。
C2—3型，所属拓本有九州大学图书馆本(1927年前后)、东京目黑区本、(1926—1931年期间获得)。这种拓本的制作年代大约在1925年前后。
C3型，所属拓本有日本大阪府立博物馆本(1937年获得)、日本足立幸一本(1931—1937年获得)，这种类型的拓本大约制作于1935—1938年。
C4型；C4—1型，所属拓本有张明善拓本，制作年代为1963年。
C4—2型，所属拓本有周云台本，制作年代为1980年。
D型墨本：双钩本，如杨守敬双钩本(1909年)。
E型墨本：临写本，如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本(岸田吟香旧藏，1886年)、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本(即台湾国家图书馆乙本)。
F型墨本：摹刻本，如日本高丽神社藏本(1930年代后期)。
比较武田先生对好太王碑拓本的两次编年，可以看出他最近提出的编年方案，与第一次编年相比，有两点明显的不同。一是将前一次编年的A、B两型拓本的编年位置对调，即A型原石拓本在碑石发现后不久便开始出现，B型的墨水廓填本是以原石拓本为参考范本制作的。二是后一次编年的类型划分更为细致，例如，他将A型原石拓本进一步分为4种类型，将C型的拓本细分为八种类型。这些变化体现了编年者观点的调整和研究的进展。从大的方面来看，武田先生将好太王碑的各时期墨本分为A、B、C三种主要类型，对此笔者并无异议。但是，对其编年中的某些拓本的性质和位置排列，笔者认为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例如，在第一次编年中，武田将日本大东急纪念文库本视为与酒旬本同期的墨水廓填本(摹拓本)，而我认为大东急纪念文库本的制作年代应当更晚，该本所参考的拓本和释文应当是吴椒甫本以后的拓本和释文。又如，武田先生将吴椒甫本和杨守敬本同视为C1—1型拓本，而我认为这两种拓本不应属于同—类型。再有，在第一次编年中，武田将内藤湖南本归入C1—1型拓本，但在第二次编年中，却只字未提内藤湖南本，不知作者这样做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最后，武田先生将台湾收藏的一种墨本，即高明士先生所公布的台湾国图乙本视为临写本，而在笔者看来，该本的性质为—种摹刻本。
5、白崎昭一郎的编年
日本白崎昭一郎先生的编年发表于1993年。他将拓本的变化分为3期：
一期：石灰加工以前(1899年前)
(酒旬本)、水谷拓本、台湾中研院拓本、金子鸥亭本
二期：石灰加工盛行期(1900--1920年)
上田正昭本、杨守敬本、内藤湖南本、沙畹本、今西龙本、汉城大学本、天理大学本、朝鲜总
督府本
三期：石灰剥落期(1921年一)
读卖电视放送所本、东洋文化研究所本、九州大学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本、日本书学院本。
白崎昭一郎的编年具有简单明了的特点。这个编年方案的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点：第一、白崎先生认为上田正昭本为最早的石灰拓本，排在内藤湖南本和杨守敬本之前。他还认为内藤湖南本和杨守敬本相差很远，而上田正昭本与1902年以前的杨守敬本更为接近。我认为这些观点是不正确的。本章后述的碑字比较可以证明，内藤湖南本和杨守敬本的碑字特征最为接近，而上田正昭本的特征与沙畹本、台湾傅斯年丙本和朝鲜总督府本属于同类型的石灰拓本。第二、白崎先生将第三期称为“石灰剥落期”，这与李进熙先生的提法有类似之处。我认为将读卖电视放送所本以后的拓本称作用“石灰剥落期”拓本来概括，似不准确。所谓石灰剥落期应当是指用石灰修补碑面的行为已经停止，碑面的石灰开始自然脱落的时期。通过对1920年代拓本(如九州大学本、东京目黑区拓本等)的观察可以知道。在这一时期，拓工基本上停止了对碑字的修补，但对碑字周围的碑面的修补和对第二面的巨大泐痕的修补仍在进行，这种状况在1918年的黑板胜美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因此，将这时期称作石灰剥落期是不准确的。王健群
把拓工初均德停止拓碑以后(即1938年以后)视为石灰剥落时期的开始，这比白崎先生的提法更为合理。
6、朴真爽的编年
2001年，我国学者朴真爽先生发表了《好太王碑拓本研究》。他指出北京图书馆藏本(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很可能制作于1880至1882年之间，北京大学A本的采拓年代为1884年—1885年至1889年以前的某一时期，同时还提出了一个石灰拓本的编年。他将石灰拓本的变迁分为3个时期：
第1时期(1890年—1910年)：初期石灰拓本时期。所属拓本有吴椒甫本、内藤湖南本、杨守敬本、沙畹本、东京大学文学部考古陈列室藏本等。
第2时期(1910年—1930年代中期)，石灰剥落进行时期。朴先生进一步将这一时期的拓本分为两个时期，即1910年代为第1期，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中期为第2期。属于前者的拓本有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本(即指天理大学乙本)、朝鲜古迹图谱所载拓本、朝鲜总督府本、韩国中央图书馆藏本、汉城大学图书馆奎章阁本等；属于后者的拓本有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本、九州大学本、集安博物馆藏吕耀东本、内藤确介本(即东京目黑区教育委员会藏本)等。
第3时期(1960年代以后至今)摆脱石灰影响时期。这时期制作的拓本有张明善本、周云台本。
在朴真爽先生的石灰拓本编年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将第2期的石灰拓本进一步分为前后两期。他的这一划分大抵相当于武田幸男的石灰拓本编年中的C1—2型至C3型的拓本。应当说上述划分是正确的。不过，朴先生在解释上述两期拓本的划分理由时，只是说这两期拓本在石灰剥落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如后所述，通过碑字特征的比较，我认为在上述两期拓本之间发生过一次石灰修补。正是由于这次修补，才使上述两期拓本产生差异。朴先生通过对吴椒甫本上的小宋《志》内容的研究，判断吴椒甫本的拓出年代应在1890年代初期。笔者的结论也与之相近。但是朴先生将内藤湖南本、杨守敬本的年代排在吴椒甫本之后的观点，我认为不妥。在前文中，我通过对天津文运堂本的考察，认为吴椒甫本的编年顺序应在文运堂本、内藤湖南本和杨守敬本之后。
7、耿铁华的编年
我国学者耿铁华先生在他的专著《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中对现存的31种拓本作了细致的介绍并进行了编年。在耿先生的编年表中，一些拓本的编年与以往其他学者的编年不尽相同。比如，他将台湾中图B本(即今台湾国图乙本)视为1880年拓本，将水谷拓本、北大B本、北大C本视为1887年以后的原石拓本，也就是谈广庆制作的拓本，将王少箴本、北京图书馆本(即今中国国图本)、台湾傅斯年乙本、水谷旧藏剪裱本(即水谷精拓本)视为1894年拓本，将内藤湖南本视为1907年拓本，将天理大学本(天理大学乙本，即迁元谦之助旧藏本)和上田正昭本视为1920年拓本。笔者认为，耿先生对上述诸拓本的编年都有进一步考证的必要。
上述诸家学者在提出各自的编年方案时，还对各自的方案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在过去的拓本编年，特别是石灰拓本的编年中，多数学者的研究主要侧重两个方面，一是利用金石学的记录进行编年，二是通过比较碑字进行编年。今天看来，这两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也存在要克服的问题。
首先，以往好太王碑研究者频繁利用的金石学方面的记载中，既有正确的记载，也有误记。所以，不能不加辨析地把金石文献的记载作为编年分析的标准。例如罗振玉、张延厚、刘承干、蔡佑年、姚华的记录中都有正确的内容，也有误记。以因此对各种金石学的文献，不可无视，也不能全信，应寻找更多的相关文献和事实，对已有的文献记录做出具体的分析和验证。
其次，不少研究者(如李进熙、白崎昭一郎、王健群、朴真爽等)利用碑字的比较进行编年。采用碑字比较时，不能只看到个别碑字的相似或相异，还应当注意石灰拓本在石灰补字的各个时期的整体上的变化。碑字比较只有在把握这种整体变化的框架内进行，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判断。
第三、比起仅依靠金石学方面的记录进行拓本编年的方法来，碑字比较的方法应当说是一个进步。但这种比较的方法和标准存在问题。即在设定碑字比较的标准时，这种标准中往往也包含了研究者的主观判断。例如碑文第1面3行41字是“黄”字，还是“履”字；第2面10行28字是“新”字，还是“满”字，这样的比较和判断是一个释文问题，不能完全用来做编年的标准。这也是学者们利用同样的碑字比较方法，但得出的结论确不尽相同的主要原因。因此，以往的碑字比较方法必须改进，必须寻找出更为客观的比较方法和比较标准。
二、各时期拓本的编年方法——关于武田幸男的“着墨类型比较法”
1、拓本的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
目前学术界所知道的好太王碑拓本的拓出年代分为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两种。所谓拓本的绝对年代，是指根据与拓本有关的记录可以明确知道拓本的具体制作时间；所谓拓本的相对年代，是指由于缺乏记录无法知道拓本制作的具体时间，只能推测其大致的年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即根据收藏、著录和出版拓本的年代，可判断出拓本制作时间的下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知拓本是何时制作的，只知道拓本的制作不晚于何时。好太王碑拓本的年代可以说包含了上述3种情况。
在已知的好太王碑拓本中，只有极少数拓本可以判断出其绝对年代，例如张明善拓本、周云台拓本属于有绝对年代的拓本，根据明确的记录可知上述两种拓本分别制作于1963年和1981年。北京大学A本和韩国任昌淳本也是有绝对年代的拓本，根据金石学文献和拓本上的跋文的记录，可知这两种拓本都是1889年北京拓工李云从制作的拓本。王少箴旧藏本和杨守敬本是只知制作年代下限的拓本，前者根据拓本上的姚华的跋文可知制作年代不晚于1917年，而后者根据杨守敬的记录可知不晚于1902年。但是这两个年次都不是拓本的具体制作年代。
在现存的好太王碑拓本中，多数拓本上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所以即便是推测其相对年代也是很困难的。研究者试图通过建立某种标准来判断拓本的编年，比如利用各种拓本上碑字的变化、特别是碑字的泐损状况来判断拓本的先后顺序，这本是金石学上最广泛采用的一种方法。但是以往人们把这种方法应用到好太王碑拓本的编年时，由于操作方法不当，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具体说，传统的金石学的拓本编年方法是把字体鲜明、完整的拓本视为初拓本，而将字体模糊、有泐损的拓本视为晚出的拓本。旧时一些不良拓工就利用人们的这种习惯性认识，在制作了字迹完整初拓本后，故意将金石实物上的某字剜去，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拓本是初拓本。于是，金石收藏家又将拓本上某字是否被剜去作为拓本编年的证据。但是，将上述习惯性认识简单地用于好太王碑拓本的编年，是不能得出正确结论的。好太王碑发现后，曾多次被人用石灰修补，每次修补后，碑字都会变得鲜明起来。因此整体完整清晰的拓本未必是初拓本。
2、水谷悌二郎和李进熙的拓本编年研究
最先想到利用碑字的变化对拓本进行分类的是日本的水谷悌二郎。水谷的拓本研究中主要利用
了8种拓本，即(1)吴椒甫本(上海有正书局刊本)、(2)罗振玉本、(3)三井家听冰阁藏本、(4)朝鲜总督府本、(5)黑板胜美著《国史之研究》所载本、(6)水谷旧藏精拓本、(7)杨守敬本、(8)水谷藏原石拓整本。同时水谷先生还将酒勺本(水谷先生在书中将该本称作“双钩廓填本”)与上述拓本做了比较。他在观察上述拓本的碑字时，注意到诸本上的碑字不尽相同。具体说，他详细考察了9个碑字的变化，即第1面第2行14字“临”字、第1面第3行5字“然”字、第1面第8行31字“猎”字、第1面第2行33字“我”字、第1面第9行13字“口”(海)、第2面第10行28字“满”字、第3面第2行28字“境”字、第2面第4行13字“口”(“出”字)、第2面第6行10字“口”(“新”字)。通过对上述9个碑字的比较，水谷认为，拓本(1)、(2)、(3)、即吴椒甫本、罗振玉本、三井家听冰阁藏本，字形接近，属于一种类型的拓本，这种类型的拓本是在石灰补字完成之后制作的拓本。水谷还认为他本人收藏的上述第(8)种拓本(即水谷拓本)与上述(1)、(2)、(3)本的差异最大，是最接近原碑面貌的拓本。至于(4)朝鲜总督府本、(5)黑板胜美著《国史之研究》所载本和(6)水谷旧藏精拓本，水谷认为这些拓本是石灰补字实施过程中制作的拓本。第(7)种的杨守敬本，水谷认为是参照酒勺本的碑字，在旧拓本上填墨而成的。
概观水谷先生的研究，他利用碑字的比较，发现并论证了他本人收藏的拓本(即上述第8种拓本)是最接近原碑文的原石拓本，这是水谷在研究中取得的最大的成就。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水谷理解的原石拓本的制作年代与今天的研究者的认识完全不同。简单说，水谷认为水谷拓本的制作年代是在石灰补字现象出现之后，即碑字上的石灰完全剥落之后制作的，而今天的研究者一般认为，包括水谷拓本在内的原石拓本是在石灰补字之前制作的。另外，水谷还利用拓本观察、分析了石灰补字的现象，指认出了3种石灰补字完成时期的拓本，即吴椒甫本、罗振玉本、三井家听冰阁藏本，这也是水谷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但是，水谷的研究并非无可挑剔。从拓本编年的角度来看，由于水谷在研究中未能制定一种明确的比较标准，也由于当时能够用于比较研究的原石拓本只有水谷拓本一种(而且水谷拓本上没有留下如何有关拓本制作年代的记录)，因此在水谷的全部研究中，他始终未能将1890年代以前制作的原石拓本与1920年代以后(即碑字上的石灰逐渐剥落后)的拓本区分开来。在分析第(4)至第(8)种拓本并对这些拓本进行编年时，水谷先生陷入了极大的困惑和混乱之中。他观察到了朝鲜总督府本、黑板胜美著《国史之研究》所载本和水谷旧藏精拓本的部分碑字与原石拓本的相似性，但又无法解释产生这种相似性的原因。在《好太王碑考》的附篇“好太王碑字的变相”中，水谷试图用焚碑现象来解释石灰全面修补时期的拓本与石灰剥落时期拓本之间的差异。他把张延厚跋语中“寅卯间，碑下截于火”这句话，理解为是民国3年—4年(1914—1915年，相当于日本大正中期)发生的事件。他将“朝鲜总督府本”称作火前本，将1928年前后制作的郑孝胥本称为火后本。这些观点再次反映了水谷先生在拓本编年研究上的误判。
李进熙先生的研究积极地引进了水谷悌二郎的研究成果。但是，李先生没有对水谷的编年进行充分的批判，这是李进熙的编年出现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受水谷编年的影响，李进熙先生将水谷拓本视为1930年代的拓本。在李进熙的编年研究中，他只是简单地将水谷拓本与1935年的池内宏拍摄的第一面碑文的局部照片做了简单的比较，就得出了上述结论。实际上，如果将水谷拓本与1930年代中期前后制作的书学院本相比较，不难发现，这两种拓本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水谷拓本第二面上的右下方至左上方的巨大泐痕横跨8行，拓本上的泐痕处未着墨拓出，为空白。而书学院本第二面的泐痕处已被石灰修补填平，在被填平的泐痕上还可清楚地看见2—4—13字“出”和2—6—10字“新”这两个在石灰上的造字。日本书学院本发表于1987年，‘但李进熙先生没有根据这一实物资料对其编年做出调整，是令人遗憾的。
李进熙先生在编年研究中，对不同时期的好太王碑碑字进行了比较。他曾利用17种数据(其中包括拓本9种、摹拓本(即酒勾本)1种、双钩本1种(即杨守敬双钩本)、照片和前人的释文6种)精心制作了一张碑字比较表，表中对碑文的35个碑字进行了比较。这样大量的碑字比较，在前人的研究中是很少见的，这一比较成果在李进熙的编年研究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李先生在比较碑字时首先是将拓本上的碑字进行释文，然后再进行比较。这样看来，在释文阶段难免带入了释文者个人的主观判断因素，因此很难说这样的比较是纯粹客观的。例如，2—10—28字，李先生推测为“满”字，但是，其他研究者也可根据同一拓本，得出“新”字的释文。又如，在李先生的碑字比较表中对内藤湖南本以下至内藤湖南照片的第1面2行33字“我”字的笔划描述就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在上述拓本和照片中，除杨守敬本和杨守敬双钩本外，“我”字都写作“我”，而非李先生所说的“栽”。(见下图)另外，在李先生进行编年的过程中，每个碑字的字形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态被忽视和舍象了。其实，这些各不相同的碑字字形，正是对好太王碑拓本进行编年的重要依据。
3、武田幸男的“着墨类型比较法”
研究者为好太王碑拓本的编年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也取得了不少的进展，可是拓本编年研究的成果仍不尽人意。其主要原因是人们还没有为拓本的编年研究确定一个客观的标准。在寻找拓本编年的客观标准方面，日本学者武田幸男先生的研究取得了比较重要的进展。他的拓本编年研究没有强调碑字的比较，而是把各幅拓本上的泐痕的着墨状态，作为编年的客观标准。他把这种编年方法称作“着墨类型比较法”。武田注意到很多拓本在有泐痕的地方出都未着墨，在拓本上表现为空白。他将这些部位确定为比较的标准，来观察不同时期拓本的变化情况，从而达到为拓本编年的目的。
武田使用的比较标准共有6项，其具体内容是：
1、第一面左中部向右上部的泐痕的跨行数量；
2、第二面右中部向左上部的泐痕的跨行数量；
3、第二面顶部中央跨两行的空白部分；
4、第三面右上部的呈直角三角形形状的空白；
5、第三面右侧中部的跨3行(包括第一行)的空白；
6、第三面右下部的大面积泐损处的空白。
武田先生指出，上述“着墨类型比较法”对于墨水廓填本(摹拓本)和全面着墨的原石拓本来讲，是有限的，但对于分析石灰拓本的编年是十分有效的。这种编年方法的原理是，拓本上的空白部分的形态变化，特别是石灰拓本上的空白部分的变化，可以反映出拓工在不同时期制作拓本的习惯，同时也反映出拓工在不同时期对碑石的修补情况。根据这些不同形态的空白部分，并参照已知拓本的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可以发现空白部分变化是有规律的，这种变化与拓本的制作年代有某种对应关系。因此，根据空白部分的变化可以对众多的拓本进行分类和编年。
武田的“着墨类型比较法”是以拓本上的泐痕为比较标准，这种编年方法同以前的编年方法相比，把观察者的主观判断限定到了最小程度。当然，这种编年方法并非尽善尽美，还有进一步修正的余地。关于“着墨类型比较法”，笔者想指出的有以下几点：第一，武田的“着墨类型比较法”是一种宏观的比较方法，对区分墨本的类型是有效的。但如果两种拓本属于同一类型，且制作时间相距较近，那么用上述编年方法很难判断拓本的先后顺序。例如，内藤湖南本和杨守敬本属于同一类型的早期石灰拓本，用“着墨类型比较法”就无法判断这两种拓本的年代上的先后顺序。第二、武田提供的编年标准略显复杂，并且其6项标准中，第4—6项标准，即第三面碑文的空白部分的变化不易掌握。特别是在朝鲜总督府本(1913年前)以后制作的拓本中，有的拓本在第三面的空白部分不着墨，而有的拓本则着墨拓出，往往缺乏相对统一的变化规律。我认为，这种现象可能与民国年间有不同的拓工介入拓碑有关。自1890年代以后，长期在碑前制作拓本是初天富、初均德父子。但是，据记载，民国年间，也有外地拓工前往集安制作拓本，其中仅北京拓工就有两次。外地拓工的拓本制作方法可能与初氏父子的拓法不同，从而导致第三面的着墨特征的变化缺乏一致性和规律性。相对而言，第1—3项比较标准更有典型性和规律性。因此，我认为，在拓本编年中可放弃上述武田的第4—6项标准，保留第1—3项标准。
下面根据武田提示的第1项编年标准以及部分拓本的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对各时期的拓本着墨特征做一简略的描述。
根据上面对第一面泐痕处着墨状态的比较可以看出，王氏藏本和北大A本的空白部分的跨行数基本相同，在北大A本制作时期(1889年)，石灰补字尚未开始。碑石第1面的粗大泐痕横跨碑面，反映了当时碑石的真实状态。在文运堂本制作的1890年初期，由于开始进行石灰补字，第1面的泐痕也被修补，拓本上的空白处变短，其长度仅跨4行。这是初期石灰补字拓本的主要特征之一。1905年的天理大学乙本以后泐痕上的填补物剥落，拓本上的空白变长，断续地横跨7行。在1910年代，第一面的空白进一步扩大。193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原碑表面的石灰的自然剥落，拓本上的空白部分逐渐恢复到原石拓本时期的状态。1970年代，当地文物工作者为保护碑石，防止其断裂，对碑石进行了化学封护，泐痕被填平，拓本上不能着墨的空白部分消失，1981年的周云台本正反映了这种状况。
三、将碑字字形进行比较的方法
通过对拓本的泐痕部分的着墨类型的比较，可以对不明年代的拓本进行归类，并对其拓出年代做出大致的判断。但是用这种编年方法对拓本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时，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另外，“着墨类型比较法”并没有正面回答李进熙先生在“石灰涂抹作战”的假说中提出的所谓有人故意篡改碑文的问题。笔者在观察好太王碑的各时期拓本时发现，被石灰修补的碑字的字形变化也存在着某种规律性，可以利用这种字形的变化作为拓本编年的客观标准。相对于武田幸男先生提倡的“着墨类型比较法”，我姑且将下面介绍的编年方法称作“碑字字形比较法”。
1、用碑字的字形进行比较的原理
“碑字字形比较法”和以往的碑字比较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重视不同时期碑字的基本笔划是否完整，更主要的是重视不同时期碑字字形的变化。“碑字字形比较法”在拓本编年中的有效性是基于以下原理：通过仔细地对比各时期的拓本可以发现，在好太王碑上，被石灰修补过的碑字，在不同时期其笔划的具体形状、即字形不尽相同。造成同一碑字在不同时期字形不同的主要原因，是拓工对碑字进行了多次的修补。拓工在用石灰修补碑字时一般只注意让碑字的基本笔划保持一致，为了做到这一点，初天富、初均德父子还特意制作了一份碑文的抄本，以便在修补碑字时进行对照。这就是王健群先生后来在初氏族人的手中收集到的碑文手抄本。但是，拓工在修补碑字时，并不在意修补过的碑字的字形是否与上一次修补相同。实际上，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即使想要让每次修补后的字形都与前一次的修补完全一致，也是无法办到的。这如同一个人把同一个字写两遍，而两个字的字形不可能完全一样，是一个道理。这样看来，石灰修补后的碑字一旦发生石灰剥落，其字形是不可能复制的，因而石灰补字留下的字形特征是一次性的。每一次的石灰补字都不可能与前一次修补的字形完全相同。由于石灰补字具有上述特性，可以将其用作拓本编年的客观依据。
与“着墨类型比较法”相比，采用“碑字字形比较法”有以下几点优势：第一、通过碑字字形的比较，可以更具体地了解到石灰补字的过程。第二、用石灰修补的碑字开始时在拓本上清晰拓出，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不断的捶拓，被修补的石灰逐渐从碑石上脱落。所以，在碑字字形相同的拓本中，还可以根据石灰脱落、笔划模糊的状况，对同一类型的拓本做出更精细的编年。第三，目前传世的好太王碑拓本，有不少拓本不是整幅本，而是被装裱成册的剪裱本。在这些剪裱本上，“着墨类型比较法”用以作为比较标准的拓本上原有的空白部分，往往被弃之不裱。只有专门的研究者才有能力将剪裱本原有的空白部分复原出来。而一般的拓本收藏者则无力进行这样的复原。因此，一般的好太王碑收藏者很难依据“着墨类型比较法”对年代不明的剪裱本进行编年。与之不同，“碑字字形比较法”不需要观察拓本上的空白部分，收藏者只要通过碑字字形的比较，即可得出编年的结论。
2、“碑字字形比较法”的应用
在运用“碑字字形比较法”之前，有必要事先说明以下两点。首先，“碑字字形比较法”不是一种完全独立的编年方法，在利用这种方法编年时，需要参考武田幸男的“着墨类型比较法”和有关拓本的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的研究成果。其次，碑字字形的比较应在把握各时期拓本的基本特征的前提下进行。例如，好太王碑原石拓本与1930年代以后的石灰逐渐剥落后的拓本有不少碑字的字形特征是相近的，但是这两种拓本的性质和基本特征是不同的。因此如果仅根据个别碑字的比较，就得出两种拓本在年代上相近的结论，是不正确的。
采用“碑字字形比较法”进行编年的具体操作方法是，先确定一些有准确的制作年代或制作年代下限的拓本，将其作为编年的标志性拓本，然后再根据年代不明拓本的碑字的拓出状态与上述拓本进行比较，这样就可以将不同时期的拓本区分开来。对于同一时期的拓本，还可以根据碑字的残损状况进一步排列出同一时期拓本的先后顺序。在传世的百余种好太王碑拓本和照片资料中，可以判断出准确的制作年代或制作年代下限的拓本和照片资料大致有以下21种：
(1)北京王少箴旧藏本，下限为1917年
(2)北京大学图书馆藏A本，1889年
(3)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甲本，1889年
(4)杨守敬本，下限为1902年
(5)吴椒甫本，下限为1894年
(6)日本天理大学乙本(迁元谦之助本)，下限为1905年
(7)法国沙畹本，下限为1907年11月
(8)罗振玉本，下限为1909年
(9)日本三井家藏本，下限为1912年
(10)日本天理大学甲本(今西龙旧藏本)，下限为1913年
(11)日本今西龙照片，1913年
(12)朝鲜总督府旧藏本(现藏汉城大学奎章阁)，1913年
(13)日本关野贞本，下限为1913年
(14)日本黑板胜美照片，1918年
(15)日本九州大学图书馆藏本，下限为1927年
(16)日本东京目黑区本，下限为1927--1931年间
(17)中国集安吕耀东本，下限为1928年
(18)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本，下限为1933年
(19)日本足立幸一本，下限为1935--1938年之间
(20)张明善本，1963年
(21)周云台本，1981年
根据上述碑字字形比较方法的原理，笔者利用各时期的好太王碑拓本将碑文中的数十个被石灰修补过的碑字进行了比较。在比较中参考的拓本有50余种，其中不仅包括石灰拓本，也包括了原石拓本。另外，在比较中还利用了数种属于不同时期的碑石照片资料。由于版面的限制，现仅将其中3个碑字的比较罗列如下，并加以说明。另外，要先说明的是，笔者对用于碑字比较的所有拓本采用下述简称。
1、北京王少箴旧藏本，简称王氏藏本，原石拓本
2、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简称中国国图藏本，原石拓本
3、北京大学图书馆藏A本，简称北大A本，原石拓本
4、北京大学图书馆藏B本，简称北大B本，原石拓本
5、北京大学图书馆藏C本，简称北大C本，原石拓本
6、北京大学图书馆藏D本，简称北大D本，原石拓本
7、北京大学图书馆藏E本，简称北大E本，原石拓本
8、北京大学图书馆藏F本，简称北大F本，石灰补字拓本
9、北京大学图书馆藏G本，简称北大G本，石灰补字拓本
10、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甲本，简称傅斯年甲本，原石拓本
11、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乙本，简称傅斯年乙本，原石拓本
12、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丙本，简称傅斯年丙本，石灰补字拓本
13、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丁本，简称傅斯年丁本，石灰补字拓本
14、天津古籍书店文运堂旧藏本(现为韩国独立纪念馆收藏)，简称文运堂本，石灰补字拓本
15、杨守敬旧藏本，简称杨守敬本，石灰补字拓本
16、苏州古吴轩出版社刊本，简称古吴轩本，石灰补字拓本
17、四川美术出版社刊本，简称四川美术本，石灰补字拓本
18、上海有正书局刊《旧拓好太王碑》石印本，简称吴椒甫本，石灰补字拓本
19、北京拓工张明善制作的拓本，简称张明善本，石灰补字拓本
20、吉林集安市博物馆周云台制作的拓本，简称周云台本，石灰补字拓本
21、1881年前制作、1884年一1885年曾为清工部尚书潘祖荫收藏的墨本，简称1881年本，摹拓本或称墨水廓填本
22、日本酒旬景信本，简称酒旬本，摹拓本或称墨水廓填本
23、日本水谷悌二郎旧拓本，简称水谷拓本，原石拓本
24、日本金子鸥亭藏本，简称金子鸥亭本，原石拓本
25、日本内藤湖南旧藏本，简称内藤湖南本，石灰补字拓本
26、日本内藤湖南旧藏好太王碑照片，简称内藤照片
27、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本乙种，简称天理大学乙本，石灰补字拓本
28、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考古陈列室旧藏本，简称东大考古室本，石灰补字拓本
29、日本《书品》杂志100号所载整幅石灰拓本的影印，简称书品100号本，石灰补字拓本
30、日本久米邦武《大日本时代史》所引拓本，简称久米邦武引用本，石灰补字拓本
3l、日本三井家听冰阁藏本，简称三井家藏本，石灰补字拓本
32、日本上田正昭藏本，简称上田正昭本，石灰补字拓本
33、日本今西龙1913年所摄好太王碑照片，简称今西龙照片
34、日本关野贞旧藏本，简称关野贞本，石灰补字拓本
35、日本川口平三郎藏本(局部)，简称川口本，石灰补字拓本
36、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简称东洋文化所本，石灰补字拓本
37、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本，简称京大人文研本，石灰补字拓本
38、日本读卖电视放送所藏本，简称读卖放送所本，石灰补字拓本
49、日本九州大学图书馆藏本，简称九州大学本，石灰补字拓本
40、日本东京目黑区守屋教育会馆乡土资料室藏本，简称目黑区本，石灰补字拓本
41、日本明治大学图书馆藏本，简称明治大学本，石灰补字拓本
42、日本书学院藏本，简称书学院本，石灰补字拓本
43、韩国任昌淳藏本，简称任昌淳本，原石拓本
44、韩国《书通》杂志创刊号刊载的拓本图版，简称书通本，原石拓本
45、韩国东亚大学校博物馆藏本，简称东亚大学校本，石灰补字拓本
46、韩国延世大学校图书馆藏本，简称延世大学校本，石灰补字拓本
47、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简称韩国中图本，石灰补字拓本
48、日本殖民时期的朝鲜总督府旧藏本(现藏汉城大学奎章阁)，简称朝鲜总督府本，石灰补字拓本
49、韩国汉城大学博物馆藏本，汉城大博物馆本，石灰补字拓本
50、韩国汉城大学图书馆藏本，简称汉城大学本，石灰补字拓本
51、韩国月田张遇圣藏本，简称韩国张遇圣本，石灰补字拓本
52、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本，简称韩国中博本，石灰补字拓本
3、好太王碑各时期拓本的碑字字形比较
(1)1面3行5字“然”(字形的变迁：
第1面3行5字“然”的比较说明：水谷悌二郎在比较碑字时已注意到此字的字形变化。“然”字的变迁可分为3组。第一组从酒旬本至北大C本，原碑上”然”字左上方多出一画，类似一个横画，酒旬本如实地描出了此画。文运堂本制作肘期，此字被全面修补左上方的横画被填补消失。文运堂本是笔者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在天津新文化街古籍书店文运堂访查到的珍贵拓本，后来这部拓本被转卖到韩国，现藏韩国的独立纪念馆。笔者曾对文运堂本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和比对，认定该拓本为目前所知最早的石灰拓本，其制作年代当在1890年—1894年之间。1905年前的内藤湖南照片上记录了文运堂本上发生的这一变化。但是，在1913年的今西龙照片上，左上方的横画再次出现。这反映了石灰剥落的情况。因此，所有此“然”字左上方没有横画的石灰拓本一般都可归入1890年代前期—1913年的拓本。
(2)第1面5行18字“武”(字形的变迁：
第1面5行18字“武”的比较说明：利用“武”字编年的要点是，观察此字右下方的一处斜画的变化。原石拓本的“武”字为“武”。1881年藏本上先是将此字的右侧描为“戈”字，后来又用墨
将“戈”字的最后一笔斜画填掉了。酒旬本也描出了这一斜画。从文运堂本开始、“武”字上的斜画被填平，这是“武”字的第一次变化。内藤湖南本和杨守敬本的字形与文运堂本相同。此字的第二次变化出现在古吴轩本以后，这时“武”字左下方的”止”字第二画的点画更为突出了。从沙畹本到中野政一本，“武”字上的石灰开始出现剥落。在1918年的黑板胜美照片上，此字右下方的斜画再次清晰地出现。因此，这一特征也成为判断1918年以后的石灰拓本的一个重要标准。
第2面7行37字“慈”(後)的比较说明：此字根据原石拓本上残存笔划，和碑文上下文的关系应为“慈”字，但在碑石发现初期，酒旬本的制作者们将此字释为“後”，这是错误的。后来的释文一直受到这一释文的影响。石灰拓本上最早将此字修补为“後”字的是文运堂本。后来“後”字的字形经过了3种变化。根据这3种变化可将上述比较表中文运堂本以后的拓本编为三组。从文运堂本至杨守敬本为一组，这时的“後”字字形比较瘦长。古吴轩本至罗振玉本为第二组，古吴轩本制作时期，“後”字经历了第二次修补造字。这时的“後”字变为正方形，笔划的形状也与上一次修补不同。内藤湖南照片反映了这时期石灰补字的情况。傅斯年丙本以下的拓本可编为第三组。傅斯年丙本制作前后，“後”再次被修补，左侧偏旁的字形与前次修补不同，右侧的笔划开始破损。大约1918年以后，此字上的石灰逐渐脱落，字形和笔划也变得模糊起来。在1981年的周云台本上，此字已变成一个无法释读的字了。
通过上述比较能够清楚地看出，同样的碑字在不同时期，其字形特征是不同的。就是说，某种字形特征的变化是与某个特定的拓本制作时期相联系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利用这种碑字的特征，并参考已知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的拓本，对没有年代记载的拓本进行编年排队。比如，吴椒甫本制作于1894年间，那么同吴椒甫本具有相同碑字字形的拓本，其年代也应当在1894年前后。又如，在过去的研究中，杨守敬本的制作年代根据杨守敬获得此本的时间(1902年)往往被排在吴椒甫本之后。但是，根据“碑字字形比较法”比较的结果，其编年应在内藤湖南本之后、吴椒甫本之前。也就是说，其制作年代不是在1900年前后，而是在1894年以前。再如，上田正昭本在白崎昭一郎的编年中被排在内藤本和吴椒甫本之前，但通过上述碑字的比较，可知上田正昭本只能是沙畹本(1907年)以后制作的拓本。
四、石灰补字的原因和各种类型拓本的编年
通过对碑字字形的比较，还可以推测石灰修补的次数。我国学者王健群在《好太王碑研究》(1984年)一书中根据对集安当地老居民的口述，证明了好太王碑在1938年以前多次被拓碑人初天富、初均德父子多次用石灰、黄泥修补的事实。而笔者通过传世拓本的调查，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1994年6月7日，笔者和几位日本历史学家一起调查了日本的皇家图书馆——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好太王碑拓本，书陵部所藏两种好太王碑拓本(书陵部藏书编号为“515—113”和“502—407”)皆为石灰补字拓本。调查时发现拓本背面附着了不少类似石灰的白色颗粒。参加调查的书陵部的研究人员随即将这些白色颗粒放到显微镜下进行观察。结果证明这些颗粒的质地为石灰，同时还发现有的颗粒是叠压而成的，即在两层石灰之间可见黑色的着墨层。这种现象表明碑石表面的同一位置上曾经被修补两次以上，据此从拓本实物的角度也证明了碑石被人用石灰多次修补的事实。
通过对不同时期的碑字字形的比较，笔者认为在1920年以前，好太王碑大致经历了4次较明显的石灰修补，一般来说，用石灰修补碑面和碑字的目的主要是要让碑字更清晰，碑面更平整，更有利于捶拓。但每次修补的具体原因和方法又不完全相同。
第一次修补发生在原石拓本和文运堂本之间。其时间是1889年李云从拓碑之后至1894年吴椒甫本出现之前的某个时间，我推测是在1890年代最初的二三年中。这一次的修补范围较大，根据前章对文运堂本石灰补字情况的考察，可知修补的范围遍及整个碑面，在第一面和第二面上，被修补的碑字占总字数的70％。被修补的碑字大多是已泐损的碑字，或由于某种原因无法清晰拓出的碑字。由此可以推测石灰补字的原因，是为了让碑字变得更加清晰。
第二次修补发生在文运堂本和内藤湖南本之间。内藤湖南本基本上继承了文运堂本的碑字字形，同时也对个别碑字作了进一步的修补，例如第2面8行36字“兵”字(实为“罩”字)，文运堂本还未修补为“兵”字，内藤湖南本上已明确补为“兵”字。(见下图)
内藤本与文运堂本相比，一个最大不同就是内藤本是以浓墨重拓的拓本，碑字周围墨色很重，几乎没有石花，与文运堂本大异。上述情况表明，内藤本制作之前，碑面再次被仔细修补填平，比文运堂本制作时更加平整。问题是为什么拓碑者要从制作文运堂本那样的淡墨本转向制作内藤湖南本那样的浓墨重拓本呢。我认为，内藤本采用浓墨重拓是为了掩盖拓碑者在好太王碑上涂抹造字的痕迹。通过观察文运堂本可知，被石灰修补的碑字、特别是在石灰上的造字，在淡墨拓本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这种明显的造字痕迹容易引起金石家对碑文真实性的怀疑。于是，拓碑者便更加细致地修补了碑面，然后用浓墨重拓的方法制作出内藤本那样的拓本，这种浓墨拓本很好地掩盖了修补造字的痕迹。(见下图)需要说明的是，根据目前已掌握的历史记录，这里所说的掩盖补字痕迹与李进熙所主张的“参谋本部石灰涂抹作战说”全无关系。我认为，它只不过是当地拓工想出的一种以假乱真的手段罢了。这种非专业的修补手段改变了部分碑字的原貌，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日后的释文和碑文研究。
以上所说的第一次修补和第二次修补可能是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由于处在石灰补字的初期，所以拓碑者会经常不断地对修补的碑文作小的调整。例如内藤本和杨守敬本上取消了文运堂本第二面10行28字“西”字的释文，内藤本把原来第二面8行36字的“罩”字彻底改为“兵”字，杨守敬本把内藤本第二面4行7字“而”字改为“百”字，等等。
第三次修补发生在杨守敬本和古吴轩本及吴椒甫本之间。前文中比较的3个被修补的碑字中，第2、第3个碑字在杨守敬本之后字形都发生了变化，说明在杨守敬本和古吴轩本、吴椒甫本之间有过一次石灰修补过程。另外，通过这次修补，一些在杨守敬本上开始模糊的碑字，又变得清晰起来。如第l面2行33字“我”字、第1面1行34字“有”字、第1面2行2字“卓”(应为“幸”)字、第1面2行36字“浮”字、第1面3行10—12字“沸流谷”三字、第2面9行36字“满”(似为“寇”)字等。这种状况表明此次修补的目的还是为了使碑字更为清晰。另外，这次修补中还重新确定和增加了一些碑字。例如，将杨守敬本上的第1面9行8字“来”字改为“耒”字，将第2面4行7字确定为“百”字(应为“而”字)。新增加的字有，第1面10行27字“城”字、第2面10行28字“满”字(应为“新”字)。
从内藤湖南本(约1890年后不久)到古吴轩本和吴椒甫本(1894年前后)，其间间隔的时间并
不太长，为什么又要进行碑字的修补呢?从内藤湖南本来看，碑字是十分清楚的，但到了杨守敬本制作时期，碑字又变得模糊了。这一现象表明，第一次和第二次修补并不牢固，这也许与修补时所用的方法和材料有关。由此可以推测，杨守敬本制作时期，碑面的石灰已开始部分地剥落，为了把碑字修补得更清楚一些，于是进行了第三次修补。这次修补标志着大范围的石灰补字的正式完成。第三次修补后拓制了很多拓本，这时期的拓本(包括古吴轩本、吴椒甫本、天理大学乙本、东大考古室本等)是所有好太王碑拓本中字体最清晰的拓本。到1907年的沙畹本之后，碑字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剥落过程。
第四次修补发生在朝鲜总督府本至黑板胜美拍摄照片的1918年之间。武田幸男先生不久前指出，朝鲜总督府本是1913年10月间今西龙和关野贞到碑前调查时获得的拓本，而不是以往人们所认为的1918年的拓本。将朝鲜总督府本与1918年黑板胜美调查时拍摄的照片进行比较，也可以得出同样的判断。在黑板胜美照片上，碑字的面貌、如第一面5行18字“武”字的形态与朝鲜总督府本是截然不同的。从1907年的沙畹本到1913年的朝鲜总督府本的6年间，属于第三次修补期的后期。这时期的拓本，反映了碑字上的石灰逐渐剥落的过程。傅斯年丙本、上田正昭本和中野政一本都处在这一时期。在1913年至1918年间的某个时期，碑石再次被修补，这是捶拓史上的第四次修补。不过，这次修补的目的似乎不是要修补碑字，而是以修补碑字周围的碑面为主。1918年拍摄的黑板胜美照片反映了这次修补的情形。在黑板胜美照片中，碑文第1面5行18字“武”字上的石灰剥落，再次变成了“武”字。如前所述，这个多出一画的“武”字只出现在早期摹拓本和原石拓本上，在1913年以前的石灰拓本中没有出现过。与这个“武”字相吻合的拓本是1910年代中期以后的读卖放送所本、傅斯年丁本等拓本。这些拓本与1913年以前拓本的另一个明显的区别是，第二面右中部至左上部的泐痕被填平，拓本上的空白消失。
第四次修补的原因目前还不完全清楚。耿铁华先生认为在碑字的四周涂上白色石灰，并不是为了有利于捶拓，而是为了让黑板胜美把照片拍得更为清楚。这种解释似乎有些牵强。1920年代的拓本实物，笔者曾见过数种，包括北大F本、目黑区本(1927—1931年间)、集安市博物馆的吕耀东本(1928年前)等，其中目黑区本、集安吕耀东本为整幅本，未装裱。这些拓本墨色浓重，纸面的破损较少。这种状况似乎暗示，第四次修补、即在碑字周围大量抹灰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纸面的破损。
碑石经过第四次修补后，似乎再也没有受到大规模的修补。当然，对个别碑字的修补仍在进行(例如对第1面3行41字“黄”字的修补)。到1930年代以后，碑石上的石灰开始更大范围的剥落，日本书学院本、足立幸一本应当属于这时期的拓本。从书学院本来看，拓本上的石花很多拓本上表示界格的纵线较多地拓出。与此同时，许多被石灰修补的碑字也显露出本来的面貌。这些都证明，碑石上的石灰大部分已经剥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和好太王碑当地的文物工作者十分注意此碑的保护工作。1963年以后，为了防止碑石的进一步自然风化和破损，还对好太王碑的表面，特别是碑石的巨大泐痕处进行了化学封护。在此后的拓本上已看不到碑石第一面、第二面上的巨大泐痕。这是1963年以后的拓本与以前拓本的最大区别。新中国成立后好太王碑的保护者们虽然再没有对碑字进行修补，但是原来修补的石灰在今天的碑石上仍有残留。因此，解放后制作的张明善本(1963年)、周云台本(1981年)等拓本仍应当归入石灰补字拓本。
根据前述对各时期拓本、特别是对石灰拓本的分析，并参考研究史上的诸家编年，现将笔者对各时期拓本编年和分期的结论概述如下：
(一)只拓出部分碑字的原石拓本和摹拓本(或称墨水廓填本)并行期(1880—)
这时期的拓本或摹拓本主要包括：关月山手拓的局部拓本；李超琼通过李鸿裔赠潘祖荫本(1881年前制作，潘祖荫约在1883年4月—1884年6月间获得此本)；酒旬本(1883年获得)的制作年代大概与潘祖荫本同期。
传承中的摹拓本：李超琼赠李鸿裔本(1881年前制作，李鸿裔约在1883年间获得此本)；张金波本；陈士芸赠吴大潋本(1886年前制作)。
(二)完整的原石拓本制作时期(1887—1889年)
(1)第1类型原石拓本(约1887—1889年)
目前已知的拓本有：傅斯年乙本；北大E本；王氏藏本；北图藏本。这些拓本可能与1887年谈广庆制作本和1888年杨颐、王颂蔚带回北京的拓本有关。
(2)第Ⅱ类型原石拓本(1889年李云从制作的拓本)
目前已知的拓本有：北大A本(有1889年李云从采拓记录的拓本)：北大B本；北大C本；北大D本；金子鸥亭本；任昌淳本(有1889年采拓记录的拓本)；傅斯年甲本；书通本；水谷拓本。
(3)传承中的原石拓本：小松宫藏本：堀正雄本。面前这两种拓本的实物下落不明。
(4)在李云从离开集安之后至开始用石灰补字之间，集安的当地拓工是否也制作过原石拓本现在还不清楚。
(5)另外，不排除在这一时期仍有人在制作或复制摹拓本(即墨水廓填本)的可能。
(三)石灰拓本制作时期：
(1)第一次修补时期(约1890年—1894年之间)：
目前已知的拓本有：文运堂本、中国故宫博物院藏淡墨本。
(2)第二次修补期在第一次修补期稍后不久：
目前已知的拓本有：内藤湖南本、杨守敬本。
(3)第三次修补期(约1894年—)：现在已知的拓本和刊本有：苏州古吴轩本、吴椒甫本、东大文学部考古室本、天理大学乙本(1905年)、沙畹本(1907年前)、罗振玉本(1909年前)、傅斯年丙本、上田正昭本、中野政一本(1912年)、天理大学甲本(今西龙1913年前)、朝鲜总督府本(1913年前)、汉城大学本(1913年前)、明治大学本(1913—1918年之间)。
(4)第四次修补期(1913年以后至1918年之间—)：
目前已知的拓本有：傅斯年丁本；北大F本；北大G本；韩国中博本：读卖放送所本；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本；京大人文研究所本；韩国张遇圣本；九州大学本(1927年)；东京目黑区本(1926—1931年)；集安吕耀东本。
(5)石灰全面剥落期(1930中期前后—)：
目前已知的拓本有：日本书学院本、足立幸一本。
(四)碑石受保护期：(1963年—至今)；
这时期的拓本有：张明善本(1963年)；周云台本(1981年)、周荣顺本(199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