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由宏大到幽微的叙事语态转换
胡建红 苏米尔
21世纪以来的主旋律国家叙事影片脱离了“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开始用人性化、伦理化、时代感的方式来表现历史事件与政治人物。为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在2019年9月30日上映的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首日票房2.86亿，票房占比43.2%。首周票房突破20.53亿，票房占比47.6%，在国庆档票房榜中拔得头筹，在豆瓣26万用户评分中高达8.0分。作为一部主旋律献礼影片，票房与口碑皆有不俗表现。在《我和我的祖国》中，镜头聚焦在一个又一个建设祖国的普通小人物身上，在宏大的国家叙事背景下，展现个体生命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抉择、奋斗与牺牲的生命体验与精神成长，在这些个体的、微观的记忆中，创造出一种动人的力量，唤醒观众心底最为深刻的时代印记，完成中国叙事的集体共鸣。
一、宏大国家叙事的隐性表达
《我和我的祖国》由陈凱歌担任总导演，曾导过《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的黄建新担任总制片人，管虎、张一白、徐峥、薛晓路、宁浩、陈凯歌、文牧野七位导演各拍摄其中一个单元故事。七个故事在时间序列上有紧密的关联性，主题同是表达坚守、忠诚、奉献、信仰等崇高的爱国情怀。这七个故事的背景依次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84年8月8日中国女排勇夺三连冠、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2016年11月18日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最后到2015年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与国庆华诞70周年大阅兵遥相应和，这些时间节点都是见证新中国从成立到巩固再到高速腾飞的重大历史时刻，这些时代印记深植每一年龄层观众的内心深处，需要一种动人的叙述再次唤醒，升腾成一种集体共鸣。
从叙事语态上看，《我和我的祖国》与21世纪以来的献礼片如《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的宏大国家历史叙事不同，七个故事的内核都聚焦小人物在大时代中的个体情感与微观记忆，这些平凡人物的个体生命体验与精神成长，与观众的时代记忆形成同构与呼应，形成一种普世情感深入人心。同时，《我和我的祖国》又与《湄公河行动》《战狼Ⅱ》《红海行动》《流浪地球》等主旋律题材叙事迥异，在后者中电影工业美学味道浓厚、商业化色彩彰显，而在《我和我的祖国》中，电影工业美学让位于日常生活审美，在《前夜》与《相遇》“走心”的、娓娓道来的个体情感记忆叙述中，在《夺冠》《北京你好》《护航》市民化、生活化、喜剧化的轻松叙述中，在《回归》严肃紧张时刻中小人物的身份认同中，《白昼流星》中两个年轻人的精神成长与老李叔的人性温暖叙述中，生活细节与日常情感成为主要审美表征。
宏大叙事的主旋律影片在娱乐化为导向的大众文化背景下，意识形态符号化的人物形象与宣教式的政治话语已不再是叙事所承载的全部，也不能适应时间审美要求的变化，主导意识形态隐形，通过借助娱乐化的工业美学、商业化的制作标准、生活化的日常审美而实现。从叙事策略来看，《我和我的祖国》这些象征国家重大历史时刻作为故事的背景或外壳，宏大叙事的诉求是隐性表达的，崇高精神、爱国信仰等核心主旨是通过个体的真实事件、日常生活、真实情感等微观记忆来呈现的。七个故事的内核都无一例外聚焦在微观的个体情感叙事上来，在宏大叙事背景下，聚集在个体的、微观的生命体验与情感记忆，将坚守、忠诚、奉献、信仰等爱国情怀通过小家之爱、平凡人情的普世情感深植人心，完成中国叙事。
二、微观个体情感记忆的显性呈现
《我和我的祖国》七个故事内核都聚焦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情感。《前夜》改编自真实事件，故事中负责电动升旗装置的小人物林治远，在装置设计过程中政治身份仍在组织的审查中。在新中国人民政府成立的时代背景下，他可以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难题更是小到一个升旗旗杆顶部的阻断球。为确保翌日升国旗环节万无一失，他用坚守与忠诚克服试验的失败与内心的恐惧完成任务，这个小人物身上的使命感、荣誉感与认同感在国旗顺利升起的一刻被无限放大。
《相遇》中的高远，是在我国核工业起步之时，将青春与生命奉献在原子弹研究中的一位普通研究人员，在核反应装置发生危机，所有科研人员得到命令撤出时，他却返回实验仓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拉回仓门，危机解除的同时他也遭遇了严重的核辐射而生命垂危，甚至在这之前，所有人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因工作的特殊性，他不能告诉女友方敏他去了哪里，方敏寻找了他三年，三年里音讯全无。影片结尾的一场戏分量很重，两人在公车上相遇，高远默默承受着方敏的责问却仍不能相认，当街上传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方敏心中才感知自己的爱人可能是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当高远终于摘下口罩向方敏承认是自己时，方敏已被卷入街上如潮远去的人群，在影院中许多年轻的观众为这一场戏、这一对恋人默默抽泣流下眼泪。同时，像高远这样的小人物也是众多为祖国核事业做出贡献的平凡的一分子，在影片中却又是英雄般的存在。他的忠诚与牺牲，唤醒了许多人对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微观记忆，唤醒了对无名英雄的崇敬与缅怀，在通过从平凡个体到国家英雄的成长弧线中完成国家历史叙事。
不论是《夺冠》中小小乒乓球运动员冬冬，还是《回归》中的修表匠华哥、《北京你好》中的出租车司机张北京、《白昼流星》中两个流浪的蒙族少年与身患绝症的老李叔、《护航》中的备飞女飞行员吕潇然，都是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做的事也可能是在整个宏大背景下难以让历史铭记的小事情。
电工之子冬冬通过一己之力实现街坊邻居观看电视直播女排三连冠的愿望，最后成为身披“床单斗篷”的小英雄，结尾因此“壮举”错过送别小美而涕泪纵横;离异出租车司机张北京，在妻儿眼中看似不靠谱、不着调儿，却为了汶川地震中失去父亲的农民工之子圆奥运鸟巢梦，将本是弥合父子关系的门票送给少年，暖心举动让他身上的善良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身患绝症的老李叔，让两位略迹斑斑的蒙族少年经历精神成长与脱变，在弥留之际闪现出一种“精神之父”的人性温暖与启蒙光辉;备飞女飞行员吕潇然，从小就有航天梦，但当上级从大局考虑安排技术最好的她成为替补备飞时，被称为“汉子”的她流泪了，但最后她擦掉眼泪只说一句“我服从安排”，在飞行训练中成功解除正式飞行员遇到的危机，回到地面所有男飞行员向其敬礼，而她也只能在影院角落观看阅兵式上翱翔天空的战机。他们都是小人物，但是正是这些微不足道又闪现光辉的小时刻与小事件，使得影片中的人物富有真实动人的力量，成长弧线闪耀光亮和华彩。观影之外，也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小人物、小时刻与小事件，汇聚成新中国成长的涓涓细流，在历史的长河中生生不息。
“我们其实需要宏大叙事，对于历史和理想的想象不能没有宏阔的影像激励，精神世界永远期望梦幻的艺术满足;但我们也需要真切生活的描摹，因为情感的抚慰和慰藉不能没有鲜活日常的细节表现的填充”。[1]故事中这些小人物的成长记忆与情感体验，是个体的、微观的，但也是形成涵盖每个年龄层观众集体记忆的点点滴滴，也是能够形成集体共鸣的共同的时代记忆与情感体验。
三、工业美学转向日常审美情感
北京大学陈旭光教授提出的“电影工业美学”是相对于“艺术电影美学”的一个概念，践行一种“商业、媒介文化背景下的电影产业观念;对“制片人中心制”观念的服膺;类型电影实践;“体制内作者的身份意识”[2]等原则。
七个导演中，五个导演位列“新力量”导演阵营。陈凯歌为第五代导演，执导的《白昼流星》在艺术电影美学上相对比其他几个故事要开阔很多，但在观众评论中也指出这个短片存在一些意指不明的模糊性，如老李叔对两个少年的“启蒙”，宇航员返回仓落地与流浪少年回家，喜庆国家大事与少年经历脱变与成长的勾连上，稍显脱离地气，结尾的升华较为牵强。管虎是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但近年的创作通过《斗牛》《厨子、戏子、痞子》《老炮儿》成功转型。文牧野、徐铮、宁浩、薛晓路、张一白等“新力量”导演“游走于电影工业生产体制内，服膺于‘制片人中心制但又兼顾电影创作艺术追求，最大程度地平衡电影艺术性/商业性、体制性/作者性的关系，追求电影美学和经济效益的统一。”[3]“新力量”导演崇尚电影工业美学，即技术美学标准，遵循电影生产的规范化、商业化、制度化的标准工业流程。
《我和我的祖国》出于商业考虑，召集了五十多位有票房号召力的明星助阵，星光灿灿的阵容并不压于《建国大业》等献礼片，但前者七个单元故事都凝视宏大叙事背景下个体生命体验与微观记忆，描摹最为朴实的日常生活细节与真挚情感，是其最为突出的审美表征。如《相遇》中的高远与方敏没有响亮的口号，也没有声嘶力竭的豪言壮语，那种在时代洪流中的渺小情感，令人婉叹又震撼人心。《北京你好》《夺冠》中没有惯常的那种英雄模范式的好人好事铺陈，而是在京沪两地不同的市民生活的呈现中，唤起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与真情实感。再如《回归》中没有设置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小人物也没有进行精神提纯，有的只是华哥与莲姐香港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细碎平常却又温馨感人，当年偷渡香港讨生活的华哥，见证30年后祖国强大，在香港回归的钟声中泪流满面，香港回归祖国怀抱，人物内心的身份认同也复归。《我和我的祖国》七个导演中，虽有五位属于“新力量”导演范畴，但在他们各自执导的单元故事中，少了“重工业”“产业”“标准化”“制度化”的味道，工业美学/技术美学的标准让位于日常生活审美，宏阔的商业化制作让位于微观细致、动人走心的生活细节与日常情感。
四、叙事回归电影艺术本体
《我和我的祖国》的叙事體现了由大事件到小事件、由大人物到小人物、由大情感到小情感这三种由大到小的语态转向，这种从宏大叙事向微观记忆的语态转向，体现了主旋律电影的叙事回归电影艺术本体转向。主旋律电影作为一种叙事艺术，艺术感染力在于人物的精神性与生命感，叙事回归电影艺术本体的内涵，是人物回归生命本身。
影片故事的核心关注大时代背景下，那些平民英雄生活中微观的变化，聚焦人的精神困境与挣扎，“叙事艺术中的精神问题，说到底是人的问题。”“那些关系到活着的意义、生命的尊严、个体的价值、生死的焦虑的，就是人在现实中常常遇到的根本性精神问题。它们看似玄虚，不着边际，却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存质量”[4]。精神困境与挣扎，变化与成长，决定着作品中人物的光晕与弧线，也影响着作品的精神品质与艺术水准。
《我和我的祖国》七个小故事都选择将情感表达寄寓于一种个体的、微观的生命体验与精神成长。《前夜》中在验收前夕政治身份才通过组织审核的林治远，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遭遇失败，内心经历挣扎与坚守;《相遇》中高远面对方敏时的无言与内心的沉痛愧疚，来自于个人利益的抵牾与生命价值的抉择。普通人物默默无闻的付出与肉体的牺牲，终于获得使命的完成;《回归》中为香港回归执行人员调试钟表的修表匠华哥，在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身份认同终于在颠沛流离三十年后重新回归内心;《白昼流星》中两个蒙族少年受到李叔人性温暖的感召，经历了精神上的成长与脱变，这些人物的内心都经历了最为真实的挣扎、决绝与转变、成长，他们生存的意义、生命的尊严、个体价值、生死抉择都是一种最为根本的精神状态表现，也正是因为这些根本性的精神状态，使得故事的叙事拥有动人的力量，拥有强烈的生命感，才使得宏大叙事有可信的依存与真实的附着。
《我和我的祖国》在叙事上从宏大叙事转向个体的微观记忆，呈现一种“走心”的日常生活审美表达，使主旋律电影的叙事回归电影艺术本体，人物回归生命本身。在观众“入心”的静静观赏故事中小人物的精神成长、生命体验中形成对历史、时代记忆的共情，达到从个体到家庭、社会到集体的情感同构与共鸣。在宏大叙事背景下，聚焦个体的微观情感记忆，从这些微观记忆中的个体生命体验与精神成长，流露出来的坚守、忠诚、奉献、信仰等崇高情感转化成一种普世情感，从而将个体的微观记忆升腾到宏大的国家叙事的集体认同上来。
参考文献：
[1]周星.宏大叙事观照下的日常情感表达[ N ].中国艺术报.2009-10-20（03）.
[2]陈旭光.电影工业与电影工业美学：趋势与思考[ J ].现代视听， 2019 （04）：1.
[3]陈旭光.新时代、新力量、新美学—当下“新力量”导演群体及“工业美学”建构[ J ].当代电影，2018（01）：38.
[4]洪兆惠.根本性精神问题与艺术的先天质量[ J ].中国文艺评论， 2018 （08）：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