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视角下集体记忆与档案价值挖掘和应用研究
王玉珏 许佳欣
摘要：集体记忆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概念，近年来受到档案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文章引入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研究视角，试图探究档案与集体记忆的互动关联。功能主义视角下，档案积极发挥其作为资源、媒介和权力的价值，在集体记忆的形成、保存、传承等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建构主义视角下，档案工作者和社会公众同为集体記忆的积极建构者，在档案馆所构筑的“记忆之场”中，不断推进集体记忆的运行。
关键词：集体记忆 档案记忆观 档案价值 功能主义 建构主义
Abstract：As an interdisciplinary concept， collec？ tive memory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and studied by the archival academia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ism and con？ structivism， trying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 ship and value realization between archives and col？ lective mem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ism， archives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forma？ tion， preserv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collective memo？ 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ism， archivists and the public are both active constructors of collec？ tive memory. They constantly promote the opera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Realm of Memory" con？ structed by archives.
Keywords： Collective memory； Archival memory viewpoint； Archival value； Functionalism； Constructiv？ ism
集体记忆是一个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概念，也潜藏在档案理论之中，借助“证据”“认同”“历史”“记忆”“遗产”[1]等概念转达价值。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 chs）率先开创“集体记忆”研究的先河，提出“集体记忆是立足于现在对过去的一种建构”，为记忆研究从心理学转向社会学奠定基础；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提出“社会记忆”理论，不仅关注到集体记忆的传承方式，也强调权力在记忆研究中的价值，拓宽记忆范围的同时使集体记忆研究更具普适性和延续性；扬·阿斯曼（Jan Assmann）和阿莱德·阿斯曼（Aleida Assmann）将记忆研究拓展到文化范畴，提出“文化记忆”的概念，强调族群间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对集体记忆传承的内在影响，为集体记忆研究留存了累累硕果与真知灼见。档案学界对档案与记忆关系的考察，凝结成“证据—记忆—认同—社会”四个档案学范式和“档案记忆观”理论[2]，同时吸收后现代主义思潮和后保管时代档案理论的观点，为探究档案、档案工作、档案工作者在社会记忆构建中的价值与作用提供丰富的理论滋养。
“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范式，被广泛应用于分析人与社会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也为研究档案与集体记忆的价值关联提供了多元视角。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提供自上而下的宏观视角，将社会视为具有独立结构和功能的完整体系，社会结构的各部分相互关联，社会整体的目标和意志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和实践。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提供自下而上的微观视角，与功能主义相比，其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价值，人的意识和行动是改变社会现状的根本因素，社会结构和组织是由人创造、其发展方向也由人决定。功能主义视角下，研究侧重于集体记忆运行过程中价值和功能的分析，即“集体记忆的保存与传播”；建构主义视角下，研究更关注集体记忆被建构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即“集体记忆的建构和变迁”[3]。
本文基于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研究视角，试图从档案学出发探究档案与集体记忆的关系、价值与应用。在两种视角的对立统一、相辅相成中，档案与集体记忆构成关联互动、双向塑造的路径依赖关系（见图1），丰富并深化当前学术界对档案和集体记忆关系的界定。
一、“功能主义”视角下的集体记忆与档案价值挖掘
功能主义视角认为“存在决定意识”，集体记忆作为一种“集体知识”能够塑造“整体性和特殊性意识”，进而勾勒出群体的“自我形象”，成为群体间辨识和定位的主要标识，最终通达群体文化认同。在功能主义视角下，集体记忆的运作过程被视为一个涵盖形成、保存、传播与传承全过程的完整系统。探讨功能主义视角下的集体记忆与档案的关系，其重点在于关注档案在整个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价值和作用。
（一）档案作为一种“资源”：集体记忆建构的素材库
法国学者刘易斯·科瑟（Lewis A.Coser）在阐述集体记忆的本质时说道：“集体记忆论其本质，是以当下为基础，通过建构过去而得到的。”哈布瓦赫在叙述记忆建构的细节时补充道：“集体记忆的社会建构，绝大部分由当下的关注所决定。”[4]可见，集体记忆具有“社会建构性”和“当下选择性”之特性。正是基于集体记忆的“建构”与“选择”之特性，使档案作为一种珍贵的文献资源参与到集体记忆的形成过程中成为可能。
阿莱达·阿斯曼认为，当文字不再被当作一种客观、公正、透明的载体时，人们开始倾向于从各种“痕迹”中找寻过去，这些“痕迹”就是未经处理的原始信息，包括碎片化的文字、残骸、遗迹等[5]。此即为我们所说的“档案”。档案由记载真实历史的“痕迹”组成，作为具有凭证价值的权威文献资料，能够为建构集体记忆提供资源丰富的素材庫。“档案资源作为一种经过沉淀的、最基本、最稳定、最深层的要素，不仅给予关注者以事实、关联、依据和理性，同时也通过这种方式浸入每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当中。”[6]更进一步，由于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具有深远联系，档案不仅塑造真实、完整、延续的历史记录和文明积淀，在建构集体记忆的同时，能够进一步服务于国家、民族、社会的文化认同建设[7]，成为人们根源感、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理性根基与身份认同的判据。
（二）档案作为一种“媒介”：集体记忆保存、传承的载体
康纳顿认为，通过“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对记忆的实践和表达，记忆不仅被沉淀于身体之上，同时在个体间分享传播、在群体和代际间完成传承，是一种“更保险、更有效的记忆传承方式”[8]。“刻写实践”是身体实践的方式之一，借由独立于身体的媒介为工具，通过记录来捕捉和保存信息[9]，这与档案的定义中“社会实践活动的真实记录和固化信息”观点不谋而合。文献、图像、音频等媒介所记载的内容皆为档案，这种以保存和重现为目的的记录，构成集体记忆的刻写实践。档案即为刻写实践的显性产物和外在表现，构成集体记忆的保存载体和传承媒介，即“集体记忆通过刻写实践沉淀在档案之上”。除此之外，世间亦存在大量包罗万象的、非正式的社会记忆现象，作为档案资源的口述史（Oral History），即由阿斯曼的口耳相传的“交流记忆”发展而来，亦为极具代表性的集体记忆传播模式。
集体记忆的传承过程，需结合档案学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Theory of Life Circle of Record）共同阐释。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文件从最初形成到最终销毁（或永久保存）的运作阶段是完整的生命过程。基于集体记忆、由刻写实践（或其他方式）生成的文件和记录作为记忆的保存载体和传承媒介，在文件现行期内，通过阅读、编辑、修改、利用等方式，源源不断在代际间、群体间发挥着集体记忆保存、传承的价值和效用。而当文件失去现行价值，被固化为档案时，其公开性和活跃性减弱。根据“文化记忆”理论的观点，这部分记录从“功能记忆”转化为“存储记忆”，被储藏在档案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中。
阿斯曼提出，存储记忆和功能记忆的界限并非不可逾越，转化的临界点在于“当下身份认同的需要”。此时，档案的价值从集体记忆的“保存载体”“传承媒介”转化为“建构资源”，服务于集体记忆建构和文化认同建设。至此，档案在其生命周期内依据其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完成对集体记忆“建构—保存—传承”的全过程，二者构成“双向选择、双向塑造”的“路径依赖”，反映出档案的运动与集体记忆的运行是密不可分的。
（三）档案作为一种“权力”：贯穿于集体记忆运行全过程
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在对权力进行阐述时，着重强调了记忆的作用，认为“占有、控制和管理记忆对当权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谁控制了记忆，谁就占据了权力的制高点”[10]。康纳顿通过研究权力在记忆建构中的作用，提出“社会忘却”的观点——与社会记忆相对，权力以“遗忘”为载体，对集体记忆进行筛选和控制，如同现代园丁般精确修饰集体记忆的内容和范围，使之不断契合当下的语境和需求。
档案和权力二者密不可分。追溯“档案”的词源，英文单词“Archive”（档案）的词根是古希腊词汇“Arche”（权力，或政府），可见档案与权力的渊源颇深。德国档案学者亚克伯·冯·拉明根将存储档案资料的登记室称为“君主的心脏、安慰和珍宝”，其根源在于过去官方垄断档案叙述权的背景下，国家权力通过档案制度渗透在档案形成、保存、利用的管理过程中，不断塑造着服务于国家权力的档案叙述系统[11]。档案作为具有权威性的真实历史记录，是一种“显性记忆”“正式记忆”和“优势记忆”[12]，能够有意识地联结并组织过去和现在，是一种关乎集体记忆和集体遗忘（Collective Forgetting）的权力。
二、“建构主义”视角下的集体记忆与档案价值实现
建构主义视角认为“意识先于存在”，主张行动者应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建构社会现实。档案作为集体记忆形成、保存、传播、传承过程中的关键要素，应积极活跃地发挥其作为资源、媒介和权力的功能，能动地改善和发展集体记忆的运行过程。在档案与集体记忆双向塑造的路径依赖中，应着力关注档案系统内档案工作者、社会公众、档案馆三个维度的实践。
（一）档案工作者是集体记忆建构的“主建筑师”
“档案工作者贯穿于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沟通于形成者、档案和利用者之间，充当了社会记忆建构的主建筑师（Leading Architects）的角色。”[13]受后现代档案思潮影响，特里·库克（Terry Cook）提出“证据—记忆—认同—社群”四个档案范式，档案工作者的职责范围不断拓展，转变为积极的“档案塑造者”和“记忆建构者”。档案工作者在从事档案管理工作时，通过各个环节所施加的有形或无形的影响，以职业之权力控制着集体记忆与遗忘的边界，“透过学术历史这个过滤器来有意识地建构集体记忆”[14]。
档案工作者是建构集体记忆的积极因素，一方面要从事历史的书写、记录和保护工作，另一方面也应关注到将来的需求和期望。档案工作者应积极倾听广大社会公众的声音，从而更加真实、完整、全面地体现社会的价值[15]。有研究指出：“历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证词”，历史的偏见总是倾向于忽略个体的声音和观点，主流的叙述不能完全包含对个体经历与贡献的承认[16]。这指向“集体记忆的真实性”这一关键议题——被建构出的、非真实的集体记忆可能会造成一种“情感的伤害”，档案工作者对关键集体记忆不合宜的重构，可能在深层次冲击民众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认同。
集体记忆定格于过去、限定于当下、规约于未来，“档案的真实性”是档案工作者能够赋予时代和社会最珍贵的馈赠与最本源的初心。若将集体记忆比作坐标系，那么档案就像是坐标原点，在档案工作者的描述与规划下，不同群体对记忆的建构、对过去的解读有一定自由空间，却不能无限制的“天马行空”，总会受到档案“真实性”的约束。档案工作者应积极守护档案“真实性”这一本质价值，树立唯真唯实的工作观念和价值取向。“既记录国家也记录公民，既记录中心也记录边缘，既记录主流话语也记录异见声音，既记录国家政策也记录文化表达”[17]，这是对档案工作者最好的表述。
（二）社会公众是集体记忆建构的“生力军”
在档案工作者这一“主建筑师”的带领下，社会公众在集体记忆建构中发挥着象征生机与活力的“生力军”作用。正如在档案学“社群”范式中所论述的，在“辅导员式的”档案工作者的鼓励和指导下，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到线上、线下不同社群的建档工作中。互联网助推第三次记忆潮（Memory Boom）兴起，新媒体技术赋权催生“个人力量的崛起”，其内嵌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取向，使档案意识日渐深入人心，不断提升社会公众对“建档”的热情和“被记住”的需要，亦有效改善边缘、弱势群体的“沉默的大多数”现状。人们热衷于在社交媒体创造属于自己生命故事的“数字档案”，其特点是去中心化、日常生活化：它们不再被保存在档案馆里，而是存储在网络媒介中，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档案的创建与分享；它们也不仅仅记录国家大事，更倾向于以个体叙事展现普通人的生活，由此建构起互联网时代人民群众的集体记忆。
这些个体叙事蕴含着明显的后现代特征[18]，使档案理论发展呈现出“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表达、从主流话语转向边缘声音、从权威建构转向权力解构”的特点[19]。“档案工作通过展现社会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偶然性，开始更加真实、全面、客观地反映社会原貌。档案中不存在待发现或保护的大写的‘真相，而是存在许多种真相、声音、认识和故事。”[20]个体叙事视角下的档案记录，以其内容的广泛性、社会性深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了个人存档意识与存档能力的不断提升，铭刻着时代的烙印和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也成为历史记忆书写、集体记忆建构的珍贵资源。在当今由互联网革命引发的记忆浪潮中，档案工作者和社会公众携手同为集体记忆的积极建构者；在记忆建构和传承的时代洪流中，“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三）档案馆是集体记忆保存、传承的“记忆之场”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Nora）提出“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理论，认为凡是能够蕴含和反映某段记忆或历史的场所，无论是切实存在的场所（如档案馆、图书馆），还是具有纪念性或象征性的地点（如建筑、墓碑），甚至某些具有特定功能的物件（如书本、幻想），都属于记忆之场的范围[21]。被誉为“记忆宫殿”的档案馆，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记忆之场”。后现代主义理论认为，档案馆逐渐从“档案保管场所”演变为“记忆实践的空间”。阿斯曼指出：“档案作为文化记忆的载体，其发挥的价值取决于档案馆的公开性。”[22]档案馆应积极拓宽档案收集范围、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加强与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等机构的合作，努力实现其保存、传承集体记忆的“记忆之场”功能。
近年来，档案馆在建设国家记忆、城乡记忆[23]以及社群记忆建构方面成果颇丰。在国家记忆方面，由档案馆等记忆机构合作建设的“美国记忆工程”，将数字化的档案文献以网站形式向全球用户提供在线服务。截至2021年2月，美国国会图书馆数字资源条目达21，015，077条，涉及英语、法语、德语、中文等726种语言。在社群记忆方面，英国的非洲后裔广泛收集社群档案，并建立黑人文化档案馆，为延续社群成员的集体记忆、塑造积极正面的社群形象、提升社群内部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做出努力。
档案馆是面向公众提供信任的共享空间。利用档案来回溯彼时的语境和情景，进而勇敢直面过去的创伤、并为之赋予意义和价值，是一种重要的治愈仪式[24]。作为“记忆之场”的档案馆正在努力冲破桎梏，致力于为边缘、弱势社群建档，通过档案馆的公共服务为公众提供更多的“根源感、身份感、地方感和集體记忆”，更好地服务于集体记忆的保存与传承。
三、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25]集体记忆浸润在社会发展、文明进步和人文精神之中，集中回答了“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根源性问题，对实现社会历史变迁的追溯、怀旧与消费的文化反思、重大历史创伤的治愈具有深远意义。
档案作为集体记忆的建构资源和保存、传承媒介，是集体记忆运行的重要环节和关键因素，档案为集体记忆的研究提供了崭新思路和广阔前景。因此，揭开“档案与集体记忆”的神秘面纱，深入探究档案与集体记忆的关系、价值，通过改善档案工作提升集体记忆的运行效能，对于了解历史文明的发展脉络、把握国家与民族文化的进路与走向具有深远意义。
*本文系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世界记忆项目建设体系与中国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CTQ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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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1.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