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里比阿论古典罗马共和国政制
提要：本文重点探讨波里比阿的混合政体及其与罗马共和国政治生活实际的关系。首先讨论了波里比阿有关单纯政体产生、堕落和循环的理论，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他关于罗马共和政体乃混合政体、混合政体相对稳定的观念以及混合性质在罗马政体中的具体表现，并对波里比阿的理论与罗马共和国政治实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指出波里比阿理想化的论述与共和国的实际之间存在一定差距。本文指出，波里比阿已经意识到混合政体像单纯政体一样，注定会走向衰落，尽管速度相对缓慢。他有关斯奇庇奥美德的描述，正反衬了波里比阿时代罗马道德的普遍堕落。
关键词：波里比阿罗马共和政体混合政体理论
公元前218年，迦太基与罗马之间争夺西部地中海霸权的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大胆率兵越过阿尔卑斯山，直接把战火烧到了罗马的大门口。公元前217年，罗马大败于特拉西美诺湖；次年，罗马惨败于坎奈，包括执政官保卢斯和大批元老在内的罗马人战死。随后，罗马同盟者纷纷反叛。即使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罗马仍拒绝与迦太基谈判，坚持战争。经过10余年鏖战，罗马不但击败迦太基，而且居然忙里偷闲，出兵马其顿，将势力伸入东方的希腊化国家，并在公元前1世纪最终完成了对整个地中海区的征服。罗马共和国成功的扩张和统治，吸引了古今中外大批学者的注意。在有关罗马成功的众多原因之中，波里比阿最为强调罗马共和国政治体制所发挥的作用，认为共和国政体的优良是罗马取得成功的最根本原因。古往今来的学者们对于波里比阿的混合政体论多有论述，但在其理论与罗马政体实际的关系上，多各取所需，或强调罗马政制的贵族性质，或高扬其民主因素。本文的意图，是根据波里比阿的论述，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对波里比阿有关罗马共和国政体的论述进行初步归纳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理论和罗马共和国政治实际的关系略加讨论。不当之处，恭请学者们批评指正。
纯粹政体的循环与堕落
在叙述罗马共和国崛起的过程中，波里比阿不止一次地强调，罗马人能够在战场上无往而不胜，是因为罗马共和国政体的优秀。所以，他会在适当的时候，对罗马共和国政体做专门分析。在《通史》的开头，波里比阿就指出，“不可能有任何人是如此偏狭、如此漠然，以致他不愿意寻找罗马人是用什么方法、在何种政治制度下，在不足53年的时间里，将几乎整个有人类居住的世界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如此成就，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在第3卷有关全书计划的说明中，他再次声明要对罗马共和国政体进行专门研究；第6卷称“我已经多次明确指出，我一直认为这一分析是我的计划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此，波里比阿特意在第6卷、当罗马于坎奈遭遇惨败后的关键时刻，中断有关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叙述，专门论述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以揭示罗马政体在其命运最低谷时所具有的优越以及坎奈之后的逐步复兴。在此过程中，他提出了自己的政体循环论。
波里比阿认为，人类历史上一共存在过6种基本政体，其中3种为正常形态，分别是王政、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另外3种则是正常政体的变态，更准确地说是堕落形态，分别是僭主政治、寡头政治和暴民政治。对政治社会的产生，他是这样来解释的：因为时常降临到人类头上的灾难，如洪水、瘟疫、饥荒等，人类的大部分被消灭，知识和社会制度随之湮灭。随着幸存者人口的重新增长，人类再度组成集团。“因为他们天然的弱点，我们只能期待他们同类相聚，在这种情况下，那个体力和勇气超群的人成为领袖，统治着其他的人。”因体力和勇气而树立的统治，被称为君主政体。“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家庭和社会关系开始在这类共同体中发展起来，王政观念开始诞生，于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关于善、正义以及与之对立的观念。”所以，王政与君主政体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里“每个个体开始形成一种理论观念和义务意识，而它们乃正义的发端和目标。”王政时代，统治者虽仍是一人，统治方式却与君主制下不同，王的统治“被他的臣民们自愿接受，对臣民的统治诉之于理性，而非恐惧或暴力。”国王们修建宫室，建造要塞，为人民开疆拓土，给他们创造优良的生活，并因此得到人民的认同。
但这种一人统治注定会堕落，因为初期国王们统治的目标是臣民的优良生活，自己则和大众一样，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但是当统治者以世袭的方式获得权力，发现他们的安全很有保证，食物远多于充分时，过分的富足就引诱他们放纵自己的欲望。他们认为统治者应当通过特殊的服装和臣民们区别开来；在准备和提供食物时，他们应当更加豪奢和多样；在追求爱情时，无论其多么不合法，也不应有任何东西被拒绝。这些恶行首先引起了嫉妒和愤怒，然后是极度的仇恨和暴怒，结果王政变成了僭主政治。”贵族们觉得难以忍受，联合起来推翻了僭主政治。人民出于感激，把权力授予贵族，给予他们特权，于是贵族政治产生。
贵族政治是一种最优秀的少数人的统治，本应贤明，却不能长久，“下一代继承了像他们父亲一样的地位。由于他们自襁褓中就享受着权威和特权的氛围，并在此环境中成长，他们缺少痛苦的经历、公民平等以及言论自由传统，于是他们抛弃了高尚的责任，有些人青睐贪婪，毫无原则地聚敛钱财：有些人转向豪饮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各种过火行为；还有些人侵犯妇女，强奸男童。这样，他们就把贵族政治变成了寡头政治。”当人民感到难以容忍时，再度揭竿而起，推翻了寡头政治。鉴于过去的教训，“人民不敢再立国王，因为他们对君主过去不义行为的恐惧记忆犹新，但他们也不敢把政府委托给人数有限的阶级，因为如此做所犯的错误还摆在眼前。”于是他们自己承担起管理职责，建立民主政治。
“但是，一旦新的一代继承民主政治后，当民主政治落到创建者的孙子一代手中时，他们是如此习惯于平等和言论自由，以致他们不再重视它们，希图让自己超出公民同胞之上。值得注意的是，最有可能受此诱惑的是那些富人。所以，当他们追求官职，发现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凭借他们的优点达到目的时，他们就以各种可能的手段引诱和腐蚀人民，并因此让自己破产。结果由于他们无理性地追求出人头地，在民众中煽起对贿赂的渴望和接受贿赂的习惯，于是民主政治就被转变成以暴力和强力方式维持的政府。到这时，人民已经习惯于靠剥夺他人为生，他们赢得生活资料的希望取决于其邻人的财产。只要他们能找到一个野心和胆子都够大、但因为自己的贫穷而被排除在统治圈外的领袖，他们就会引入一种以暴力为基础的制度。此后，他们联合起来，屠杀、放逐和剥夺对手，最后完全堕落到野蛮状态。在那以后，他们会再度找到一个主人和专制君主。”君主制再度建立，政制的循环重新开始。
“这就是政治革命的循环，政体的变化、消失以及最终回到它们开始起点的过程，本质上是由它决定的。波里比阿特别强调，他的理论具有明确的可操作性。只要自己的理性不被偏见和嫉妒蒙蔽，人们完全可以根据他确定的标准，判断一个共同体的政制发展到什么程度，下一阶段将会向哪个方向发展波里比阿关于政制循环的假设基于抽象的人性，即人类如果缺少了制约，将会无法无天。在讨论斯巴达政体的优越性时，波里比阿指出，6种单纯的政体所以不能持久，就是因为对人性缺少必
要的制约。王政因为专制，贵族制因为寡头特征，民主制则是暴力的残暴统治。而且这种败坏，往往首先源自统治阶级自身，就王政和贵族政治而论，就是那些掌握权力的国王和贵族。他们因为缺乏制约，无法无天，让政体的性质发生变化。在民主政治下，则是其中有能力和财产、却认为自己受了不公正对待的社会上层人物，他们出于自己的野心讨好人民，导致政体的败坏。因此，最优秀的政体不是那种单纯的政体，而是“将所有优秀政体的优良与突出部分合成于其中，不让任何一种原则不恰当地成长，转变成为它的堕落形式，而是各自都被其他原则所抵消，任何一种都不会取得胜利，超出另一种因素，这样政体就会像一条装载平均的船只，总是保持平衡。所以，混合政体是最稳定、持久的体制。
作为一种理论，单纯政体易导致腐败，混合政体有利于政体的维持和长久，不过是希腊人的老生常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政体分类以及单纯政体的腐败问题。有关各种政体的特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已经多有论述，尽管那里的归纳与波里比阿略有不同。在《法律篇》中，柏拉图又论及混合政体问题，将斯巴达的强大和稳定，归于莱库古创立的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混合的政治体制。亚里士多德明确把政体划分为6类，其中3种即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为正宗政体，它们的变态形式分别是僭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波里比阿无疑利用了他们的分析，其对政体的划分、各自特征的归纳以及对混合政体的推崇，都可以不同程度地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希腊化时代的先驱者那里找到对应的论述。他甚至不曾对每种政体的特征做出系统、具体的论述，大概是认为，读者应当对它们耳熟能详。但波里比阿的论述有他的独特之处。首先，对于人类社会的产生，他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传统不同，将之归于人类的弱点，而非后者所说的人类为达到某种善业。正宗政体的基础，是它以理性为基础。王政和原始君主制同样都以一个人的统治为特征，但王政的优越性，在于作为动力的理性驱逐了无理性的冲动和残忍的暴力，给国王的统治注入了有关正义的理性。王政之堕落为僭主政治，则是因为理性被驱逐。贵族政体之堕落为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堕落为暴民的统治，都是因为统治者丧失了理性，再度成为了野蛮人。其次，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缺乏明确的政体循环理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体可以相互转换，民主制可以变成僭主制或贵族制，贵族制也可以转化为民主制或君主制，绝无如此整齐划一的循环形态。第三，在政体分类中，波里比阿将民主政体归入正宗政体，并创造出一种号称暴民统治的政体。但他所谓的民主政体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民主政体有明显区别。“在那里，它既传统，又习惯于尊重神灵，关心父母，尊敬老人，服从法律。在这样一个共同体中，保证多数人的意见取得胜利。”那种“人民随心所欲地做他们喜欢做的，或者是头脑里想到的任何事情的政体，不是民主政治”，而是暴民的统治。那时的人民不再是人，而成了以剥夺、抢劫和杀人为乐趣的暴徒。最后，波里比阿强调，他的政体理论具有明显的可操作性。人们可以根据某一政体的特征，发现它到底属于何种政体，处在哪个阶段，以及它未来的走向。尽管波里比阿的政体循环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历史发展的实际中，都存在不少问题，但对本文来说，它们反而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单纯政体循环论，给他关于罗马共和国的混合政体优越论提供了分析的出发点。
罗马共和国政体：混合与制衡
波里比阿虽然是一个希腊人，但他长期生活在罗马，而且和罗马上层政治家如斯奇庇奥等有着密切联系，对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生活有着深切而直观的理解。他撰写历史的意图，一方面当然是揭示罗马强大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向希腊人，特别是那些有教养的希腊人解释罗马的制度。因此，他以一个实践政治家的眼光解释罗马共和国政体何以能长时期地保持优良状态，以显示罗马政体的优越性a值得注意的是，他始终强调，当政治体制因统治者的变化堕落到无法忍受时，是人民、而不是其他人起来改变政体，并把权力授予统治者。他信服的，仍是权力来自人民授予的概念。在这方面，他和希腊城邦的实践、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主权寄托于公民团体的观点之间，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
具体到罗马共和国的制度，波里比阿强调罗马政体的混合特征，“控制罗马政制的因素有3个……管理的各个方面，如果单独分开来看，3种因素所代表的机构之间分布和规定如此均衡和合理，以致甚至罗马人自己都不能肯定地宣布，整个制度到底是贵族制、民主制还是君主制。事实上，出现这样的情况相当自然，因为如果我们把眼光仅仅盯在执政官的权力上，那政体给人的印象可能是彻底的君主制或者王政；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元老院上，它似乎又像贵族制；如果我们关注人民的权力，它好像乃是明显不过的民主政治。”
接着，波里比阿具体描述了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所拥有的权力。对执政官和元老院的权力，他的描述具体而清晰。大体说来，波里比阿心目中的执政官拥有如下权力：在罗马以及在战场上，执政官都享有最高权力，所有官员都是他的下属(只有保民官例外)，必须服从于他。在对外政策领域，他将外国使者介绍到元老院，负责执行元老院决议。对内，由人民管理的各项事务由执政官监督执行；他们召集人民大会，提出具体措施，执行人民的命令。在财政问题上，如果在战场上，他们可以按照需要从国库提取金钱，并自主开支。有关战争的准备以及战场上的指挥，他们的权力几乎是绝对的：他们可以向同盟者提出自己认为适当的要求，指定军团长官和财务官；征调兵员；对那些服现役的士兵，他们有权处置。元老院控制着国库，规定收支；在意大利，它负责审理、裁决不同共同体之间的纠纷；在对外政策领域，元老院的权力最为显著。它接待外国使节，并对外国使节提出的问题和请求做出答复；由元老院派出的使节有权处理罗马与其他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意大利的有关事务，都处在元老院的监督之下。至于人民的权力，波里比阿提到了奖励和惩罚。在他看来，“只有人民有权授予荣誉和进行惩罚，它们是各个王国、国家和全部人类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纽带……人民有权审理涉及大量罚款的案件，当需要对罪行进行严厉惩罚，尤其当被告是曾担任过最高职务的人时。他们是唯一能够审理死刑案件的法庭。”“基于同样的原则，还是人民把官职授予那些实至名归之人，这是国家能够提供的最高奖赏。此外，人民有权批准或者拒绝批准法律。最重要的是，他们就战争与媾和问题进行讨论。在诸如缔结盟约、终止敌对行动和签订条约的问题上，还是人民批准或者拒绝它们。”也就是说，罗马国家的最后主权寄托于全体公民。
波里比阿遵循希腊和罗马传统，并不只是将眼光局限在具体的制度上。“对波里比阿来说，国家组织，即政体的构件，包含宽泛的政治、社会、宗教、法律和审美制度，在这方面，他属于希腊政治思想的主流a对现代人来说似乎相当不同的范畴：正式的政府结构和非正式的社会与文化习惯，构成了古代希腊人思想中的政体观念，因此，我们发现，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中，道德占据了中心地位。同样，在罗马人的思想中，如果我们希望在诸如习俗之类的观念中分解出道
德、宗教、政治和文化因素，将是徒劳。”。波里比阿不仅重视正式的制度，还强调私人和宗教生活的重要性，正是因为两者完全纠缠在一起，“在我看来，每个国家有两个东西是基本的，由于它们的存在，国家的原则和政体或者表现为令人期待，或者相反。我的意思是风俗和法律。在这些方面令人期待，让一个人的私人生活公正而秩序良好，国家的一般性格也会温和而公正。而那些应当避免的情况则产生相反的效果，因此，如果我们观察到一个民族的风俗和法律良好，那可以毫不犹豫地宣布，公民和国家也必然因此良好，如果我们注意到那里的人私人生活贪婪，则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那个国家总体上必然糟糕。”所以，在描述具体的政治制度之外，波里比阿特别分析了罗马的军事制度和宗教习俗。他用于描述罗马军事制度的笔墨，实际超过政治制度的一倍多。他叙述了罗马人的征兵程序，对军团长官的选举和指定，交战时的队列和新老兵的配置，武器装备和薪饷，尤其是罗马人的营盘，几乎事无巨细。其中罗马人的严谨和对勇猛的推崇固然给人以深刻印象，但他们对败兵的处置，足以让现代的任何读者震惊：如果单个的担任掩护的士兵因为恐惧放弃了阵地，或者丢失了武器，几乎等于宣判了自己的死刑，并遭到亲人的唾骂：如果整个军团逃跑，面对的可能是什一抽杀，幸存者的命运也不更好，“其他的人将得到大麦而非小麦作为给养；并被命令在毫无保护的营盘外安营。由于不确定谁将抽中，因此抽上致命签的危险和恐惧影响到所有人。由于以大麦为给养的公开耻辱降临到所有人头上，这种做法在激起畏惧和纠正恶行上可以说设计得最为精妙。”坎奈战役后，罗马人力紧张无比，却拒绝赎取被俘的8000公民，并制定法律，“在战场上，不胜利，则死亡，如果战败，安全没有任何保证。”。也许是让波里比阿做出上述论断的重要根据。
波里比阿认为，罗马人为死者发表演讲颂扬其功绩、将死者面具摆在家中显著位置，并在葬礼和公共祭祀时戴上它们游行的做法，“对一个有志于成名和追求美德的年轻人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加高尚的场景了。因为看到那些因优秀而著名的人物的面具，他们全部摆在一起，栩栩如生，哪个不会受到鼓励!还有比这样的场景更加光辉的吗?此外，那个就死者发表演讲的人在谈过死者后，会从最早的那个人开始，重述那些面具在场的人的功绩。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不断更新勇敢者的良好报道，那些曾表现高尚行为的人的名声得以不朽，同时，那些为国家提供过良好服务的人的名声为人民所知，成为后代未来的遗产。这是从宗教的积极方面入手。但对罗马大众来说，宗教还具有另外一种功能：“由于所有的大众都善变，充满非法的欲望，拥有无理性的激情和狂躁的愤怒，大众必须由不可见的恐惧加以遏制。我说的不是古代那种匆忙而且随意地在人民中引入的关于神灵的观念，以及对地狱的恐惧，而是说现代人非常匆忙且愚蠢地将这类信仰驱逐了。其结果是……在罗马人中，那些处置大笔钱财的官员和副将们，因为他们相信誓言，维持着正确的行为。所有罗马人都两袖清风，几乎没有出现贪污行为。
在评价罗马政体的总体特征时，波里比阿指出，如果单纯从某一个因素看，罗马分别是王政(有时他称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但3种因素的相互制衡，让罗马成为了混合政体。在分析3种因素的相互制衡与竞争时，他对元老院和执政官之间的相互制约比较重视，特别是元老院对执政官财政上的牵制。对人民与执政官的关系，他提到了对和约的批准与拒绝、执政官卸任时需向人民述职两项。而人民畏惧执政官之处，主要在于执政官乃军事统帅，作为士兵，人民要在他的部下服役。关于人民与元老院的关系，他主要谈的是元老院对人民的畏惧，但也述及人民审判死刑案件、批准和通过法律、改变元老院成员的构成和权力、以及保民官的否决权等。而人民在哪些方面会受到元老院和执政官的限制，他反而谈得很少，仅仅提到了监察官对工程的发包以及元老院对工程的监管。混合政体的优越性，正是因为3种因素相互畏惧、不让任何其他两种或者一种因素取得优势、影响政体的平衡，防止了政体堕落，同时在从事任何工作时，3种因素又会相互合作，发挥自己最大的主观能动性，使政府达到最大的效率。“结果是这种独特的政体拥有难以遏制的力量，去达成它从事的任何目标。”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波里比阿的论述具有了明显的罗马特征，因为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当他们在构建自己的理想城邦时，最为关注的都是通过制度设计，让不同政治机构之间的权力达到均衡与和谐，而且恒久不变。波里比阿强调的，则是不同机构之间通过斗争和制约达到和谐，从而赋予体制内的斗争以积极意义。
罗马政体的优越性，在与其他政体的比较中进一步彰显。他认为，在曾经存在的混合政体中，以迦太基和斯巴达最为典型。但到汉尼拔战争时，迦太基已经渡过了它最为繁荣和稳定的时期，那里的人民已经掌握了国家权力，政体的平衡已经被破坏。就军事而论，迦太基人的海军固然强大，但它的陆军使用雇佣兵，效率远低于罗马。唯一有资格与罗马并提的，是传说中由莱库古创立的斯巴达政制。但与罗马人的制度比较，“在我看来似乎是：就维持公民间的和谐、拉哥尼亚领土的安全和斯巴达自由的保持来说，莱库古的立法所展现出来的远见非常令人钦佩，人们必须承认，是出自神工而非人力。”但是，莱库古的体制有严重的缺陷，“但说到吞并邻邦的领土，希腊的霸权，以及一般地说，有雄心的政策，他似乎不曾为此做出任何规定，无论是在具体的规章中，还是在该国的总宪法中。因此，他未完成的，是让公民们具有下述力量或原则，根据该原则，他让他们在私人生活中淳朴而满足的同时，他应该让该城的总体精神也满足而节制。”可是，他却让斯巴达野心勃勃，马上发动了对美塞尼亚的战争，而且由于他们对希腊霸权的贪求，公然地出卖了希腊人的利益。当他们组建海军、不得不让财富大量涌入、并不正当地赢得希腊霸权后，立刻丧失了霸主地位，甚至连自己的自由都无法维持，“如果任何人有志于追求更伟大的事物，希望充任大量民族的领袖，统治他们，让世界唯他马首是瞻，并将它们尊为更加美好、更加光荣的事情，那我们必须承认拉哥尼亚的政制存在缺陷，而罗马人的更加优秀，更加有利于追求权力，如同我们在事件的实际进程中看到的那样……罗马人最初的目标仅仅是征服意大利，短期后将整个世界置于他们统治下，他们所掌握的丰富资源，对这一结果的贡献不小。”
论述中的省略及共和国政体的衰落问题
虽然波里比阿开头就指出，他分析罗马共和国政体时不追求面面俱到，省略了某些细节。可是，他的分析显然不仅仅是省略某些细节的问题。作为一个希腊人，他的分析框架是希腊式的，重视的是高级官职、议事会和人民大会。作为城邦，罗马和希腊有相似之处，高级官员、元老院和人民大会大体是统治罗马国家的三驾马车。政治观念上，国家的最高主权寄托于公民团体，所有官员由人民选举，并向人民负责，司法由人民掌握。所以，他把三者视为罗马国家制度的核心，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总体上的适合，不表示它能充分反映历史的实际。以罗马而论，从国家的总体结构上看，罗马制度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一般的希腊城邦。他没有论及罗马人的公民权问题，特别是其公民权一
定程度的开放性；没有涉及意大利同盟者的存在以及同盟者获得公民权的可能性；虽然谈到了罗马的人口，却没有就其对政治的影响进行分析。一般的希腊城邦，成年男性的公民人口不过数千。而罗马，到公元前323年，其公民人口已经达到15万人左右；公元前252年，接近30万人；公元前209年，大约因第二次布匿战争连续惨败所造成的伤亡，下降到13万：到公元前189年，再度上升到25万；20年后，罗马公民人口突破30万。从此时到公元前2世纪末，公民人口再未跌到30万以下。如此大规模的集会，在实际生活中存在许多困难，很难进行有效的组织。此外，罗马公民的分布，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公民可能已经分布在北到波河流域，南到坎佩尼亚的广大地区。如果他们亲自出席会议，会存在许多实际困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居住在波河流域或意大利中部的许多公民，往返罗马至少需要半个月到20天的时间，根本不可能经常性地出席在罗马举行的人民大会。而罗马的直接参与体制，让那些无法亲自参加会议的人不可能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即使所有人都能够出席，在当时缺少通讯和扩音设备的情况下，实际也无法举行会议。罗马人民大会的会场，最大者似乎也不过能容纳6--7万人。因此，学者们估计，经常出席罗马人民大会的，也许不过是罗马城及其附近的几千人。对于罗马不同类型人民大会的不同职能，以及公开表决和集体投票制度，波里比阿似乎从不曾关心。考虑到西塞罗对秘密投票制度的大张挞伐，他的沉默不免让人奇怪。
就高级官职而言，他的分析显然存在不少问题。确实，执政官在罗马之时，裁判官等其他官员的权能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至少在召集元老院会议时，如果执政官在罗马，那召集会议的就是执政官；在召集人民大会时，如果裁判官与执政官打算同时开会，那前者必须为后者让路。选举之时，执政官可以主持其他官员的选举，裁判官等却不能主持执政官的选举。当两名执政官因故都不在罗马时，他们中的一个可以指定临时独裁官主持选举。
但是，执政官毕竟不是君主。首先，他没有提到执政官任期的限制以及两个执政官可相互否决对执政官权力的制约。执政官的任期只有一年，而且权力平等，可以相互否决，使他们根本不足以建立起长久的权力基础。独裁官的设置，也说明执政官权力的有限。其次，波里比阿只是笼统地提到其他官员，而且把所有其他官员视为执政官的下属，是严重的误导。裁判官和市政官等根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下属。他们都由罗马人民选举产生，并不由执政官指定，因此其权力来自人民的授予。当执政官在罗马时，裁判官仍拥有召集人民大会的权力；裁判官的司法权，市政官的市政建设和执法活动，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执政官的权力之外。甚至在战场上，裁判官的统兵权可能也独立于执政官。公元前191／190年有关裁判官的安排中，特别点明裁判官雷吉努斯在爱琴海指挥舰队，就是这种现实的反映。至于每5年选举一次的监察官，其声望和地位均在执政官之上，因每5年才能选举一次，所以只有20％的前任执政官有机会担任监察官，监察官也因此成为竞争最为激烈、声望最高的职位。他们登记罗马公民、厘定元老名单的权力，更不会受到执政官的干预。真正可以视为执政官下属的，也许是财务官和军团长官。但财务官在人民大会上选举产生，军团长官只有部分由执政官指定，并不都是因为执政官获得其职位的。第三，在财政上，所谓执政官任意从国库中支取经费的说法，在实际的生活中也不存在。公元前190／189年，执政官军队粮草的供应是由西西里与撒丁尼亚总督负责的。从李维的行文看，那显然是罗马国家的行为而非执政官的命令。。波里比阿本人也提到，管理国库乃元老院的职责。可惜所有这些方面，因为波里比阿希望强调执政官的声威，被他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对元老院权力的定位同样存在不少问题。他似乎认为，元老院在财政领域的权力是绝对的。可是，人民大会有时会介入财政事务：监察官在工程发包方面的权力，也是元老院无权干涉的。元老院对财政的绝对权力，与他有关执政官可以随心所欲地从国库领取金钱并自主开支的观念如何协调，他根本没有考虑。对于元老院对高级官员的依赖，即如果高级官员拒绝与其合作，元老院将无能为力的情况，他似乎完全忽视了。他把人民对元老院的畏惧和公共工程的承包联系起来，远远超出了制度的范畴，因为负责发包工程的是监察官，监察官并非元老院。元老院在此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检查工程进度和批准延期或取消合同。更重要的是，在波里比阿笔下，似乎所有罗马公民都是工程承包人，在生活的实际中，情形肯定不会如此。事实是绝大多数罗马公民依靠自己的小块土地为生。公元前367年通过的李锡尼——塞克斯图法案，其核心之一是土地的占有问题：公元前2世纪末期，格拉古所提出的恢复罗马公民队伍的建议，是把从贵族手中收回的公有地分配给公民。公元前1世纪，罗马对退伍老兵的安置，也是给予一块土地。对大多数罗马人而言，对监察官不给工程、元老院不给减免和宽限的担心根本不存在。在这里，波里比阿显然把罗马的骑士阶层等同于罗马人民了。另一方面，对于当时元老充任陪审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罗马司法的情况，他却未给予必要的重视。
在理解波里比阿关于罗马共和国政体的论断时，如何界定混合政体在政体循环中的地位，他语焉不详。从波里比阿的行文看，混合政体像其他单纯政体一样，既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当然也就有它的产生、发展、鼎盛和衰落。混合政体所以优秀，不是因为它不会走向衰落，而是因为它汲取了3种正常单纯政体的优点，避免了它们的缺点，能够保持相对较长的时间。但从波里比阿就迦太基和罗马政体所进行的比较看，他所谓的混合政体，实际上是贵族政体。“在我看来，以最重要的特征而论，迦太基政体的最初设计是优秀的。迦太基人有国王；长老会拥有贵族的权力；人民拥有适当的权力，因此国家的总体结构与罗马和斯巴达相似。但在汉尼拔战争开始之时，迦太基的政治状态正在衰落，而罗马的正日益完善……在迦太基，人民在国家管理中的影响已经居于支配地位。而在罗马，元老院仍然是决定性的机关。这就意味着，一国是大众议事，另一国则由最杰出的人物进行磋商，结果是罗马人就公共政策做出的决定更加高明。换句话说，尽管他们在战场上遭遇数次惨重的灾难，但他们的顾问的智慧使他们在战争中最终击败了迦太基。”。也就是说，罗马政体所以优于迦太基，不过是因为在罗马，元老院的权力即代表贵族的部分仍然占据优势，相应地，人民在国家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尚未确立。波里比阿随后有关宗教和贵族葬礼仪式的描述，加深了共和国乃贵族政治的印象。对波里比阿来说，斯巴达和迦太基在某种程度上都属于混合政体，既然它们都会衰落，罗马当然也难逃这一规律的制约。他的著作的残篇，对罗马共和国走向衰落的轨迹有所论述。
罗马政体的不良倾向，在汉尼拔战争，甚至在那之前，已经露出某些端倪，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愈益明显。罗马在西班牙的军队曾发生暴乱，依靠残酷地处置叛乱首领才被斯奇庇奥平息：在遭遇迦太基偷袭时，罗马驻守塔林敦的将领却醉得人事不省。对于罗马人劫掠叙拉古的行为，波里比阿颇
有微词。公元前2世纪前期，堕落的事例逐渐增多。在希腊，罗马人表现得傲慢无比，只要不根据他们的旨意行事，无论是否合理，都会遭到严厉惩罚；埃米里乌斯·保卢斯批评罗马的某些将军只会夸夸其谈：帕尔修的使者也谈到了罗马人的傲慢和压迫政策。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政体，首要的是罗马的显赫人物，已经败坏得不成体统。波里比阿不止一次地指责罗马人制定政策时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完全放弃了公义。对于元老院两次拒绝将叙利亚王子德米特里乌斯放归，他尖锐地评论说，罗马人所以不放德米特里乌斯回国，并不是后者说了什么不恰当的话，而是因为那适合他们的利益。在第三次布匿战争问题上，波里比阿有类似的评论：罗马人所以不断做出对迦太基不利的判决，“不是因为他们(迦太基人)做得不对，而是因为法官们相信，那样做符合罗马人自己的利益。”对于他本人长期被扣押在罗马无法回归的情况，他不止一次地抨击罗马的不公正。但最能表明波里比阿态度的，是他就埃米里乌斯·斯奇庇奥的美德与当时罗马的风气所做的比较：
他们(罗马的年轻贵族)纵情于声色，有些人与男童，其他人则是与妓女鬼混；许多人纵情于音乐娱乐和宴会，而且非常过分。在与帕尔修进行战争过程中，他们在这些方面很快受到了希腊人放纵生活的传染。事实上，在这些问题上，年轻人不节制的行为爆发起来，许多人会为了一个可意的男情人付出一个塔兰特，或为了一罐鱼子酱花上300德拉克马。这种状况引起了加图的愤怒，在一次公开演讲中，他声称，在一个共和国中，如果一个漂亮的男童比庄稼、鱼子酱比犁还要值钱，那肯定是衰落的象征。正是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当前这种放纵的趋势出现了，首先是因为，他们认为，马其顿垮台后，他们的世界霸权已经无可争议，其次是因为马其顿的财富被运到罗马后，公私两方面都大肆铺张。可是，西庇阿却追求着相反的行动路线，与他所有的嗜好斗争，让自己的生活在各方面都协调和一致，在大约5年的时间里，他因自己的严格和节制赢得了普遍的赞誉。
因此，对波里比阿来说，罗马共和国走向衰败尽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马其顿战争结束后发生了质变。变化的原因，一是外部已无强敌，二是财富的大量涌入。其明显的表现，就是贵族生活的奢侈和放荡。斯奇庇奥表现得越完美，罗马共和国道德的普遍堕落就越明显。通过所谓的斯奇庇奥的哭泣，波里比阿最明显地表现了他对罗马政体的失望。当迦太基终于被攻陷、陷入熊熊大火中时，斯奇庇奥居然哭了起来，想起了历史上那些曾经强大却已经灭亡的亚述、波斯等国家，并且相信，终有一天，罗马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不管斯奇庇奥是否说过那样的话，波里比阿能够把它们记录下来，说明他明显已经意识到，他心目中的理想政体，已经一去不返。
[作者晏绍祥(1962年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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