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青岛留下的精神财富
邢学敏
[摘要]1912年9月28日到10月1日，孙中山先生来青岛考察。这短短的几天不过是其革命生涯中的一朵浪花，但却是孙中山先生国家建设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谆谆教导后人为党、为官、为学之道，他重视实业救国、对外开放、文明教化的光辉思想，是他在青岛为国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关键词]孙中山；青岛；广东会馆；德华大学
孙中山先生是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一生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富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与奋斗。中华民国建立后不久，1912年4月l日，孙中山先生正式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让位于袁世凯。此后一年左右的时间内，他一心致力于实施民生主义和实业救国计划。1912年9月9日，袁世凯特授孙中山先生“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委任他为全国铁路督办，孙中山先生一面着手组织铁路总公司，一面开始考察各条铁路线。1912年9月28日，孙中山先生来青岛巡视，他广泛地与当地商界、学界的人士接触，发表即席演讲或重要谈话。以前由于史料所限，一些史实大多语焉不详，随着新资料的不断面世，孙中山先生在青岛的言行与思想日臻清晰。与青岛结缘的短短几天不过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的一朵浪花，但是，正如一滴水可以反射太阳的光辉，这几天却是孙中山先生国家建设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为青岛、为国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重温孙中山先生在青岛的短暂过往，仔细回味他谆谆教导后人的为党、为官、为学之道，认真思考他实业救国、对外开放、重视文明教化的光辉思想，定有新的收获与启迪。
一、赴青途中——关于党德建设的教诲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先生始终把立党、武装、宣传作为革命事业的三大要务，尤其注重立党，十分强调党德建设。民国元年以后，政党蜂起，常为政权而纷争，党德建设显得尤其迫切。1912年8月，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但最初一段时间内，党内外一直习惯于沿用旧称同盟会）。由于国民党刚刚进行改组，面临党员成分复杂、革命精神减退等困境，作为国民党的领袖之一，孙中山先生对党德建设更加重视。
1912年9月28日晨7时，在夫人卢慕贞、秘书宋蔼龄及山东省同盟会负责人徐镜心、刘冠三等40余人的陪同下，孙中山先生乘胶济铁路专车离开济南赴青岛考察。当日下午，列车驶入高密站。学生、民众代表一起涌到车前，孙中山先生下车与欢迎人群握手。时任高密同盟会分会会长、高密高等小学堂校长的侯芝庭请孙中山先生留言训示时，孙中山先生遂留下了“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名言。孙中山先生志向高远，淡薄名利，素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以图升官发财为耻，所以能留下如此铿锵誓言。
之后，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孙中山先生不断地对“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这句话进行阐发与深化。1916年8月17日，在杭州督军署宴会上，他指出，对每人来说，能否成就一番事业，不在于职业大小、官阶高卑，起决定作用的是要有伟大的志向与理想，“若不能立志，虽做皇帝，做总统，亦无事可做；若能立志，则虽做一小官，做一工人，亦足以成大事。”[1]对党员来讲，“须一意办党，不可贪图做官；并当牺牲一己之自由，以谋公众之自由。”[2]“如果党员的存心都以为要用党人做官，才算是以党治国，那种思想便是大错。”[3]不久，他在广州岭南学生欢迎会演说时，对“大事”作了如此解释：“无论哪一件事，只要从头至尾彻底做成功，便是大事。”并对“做大事”与“做大官”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分析：“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业成功。如果一件事业能够成功，便能够享大名。所以我劝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4]最后他强调说：诸君“要有国民的大志气，专心做一件事，帮助国家变成富强。”[5]可见，他所希望全体国民立大志而做的大事情就是“帮助国家变成富强”。孙中山先生意在勉励国民党员与革命同志踏实做事，勿贪图个人名利职位，而要为实现国家富强而努力奋斗。
二、在青岛火车站——重申开放办铁路的理念
1912年4月1日，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孙中山先生阐发了自己未来的志向与规划，他说：“解职不是不办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要紧的事待著手的。……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著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6]可见，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即投身于“比政治要紧的”的民生事业。为改变国弱民穷的落后面貌，他决心效仿列强的致富之道，即发展农、工、商、矿等实业。他认为，振兴实业是实现民生主义的主要途径，“实业根本既定，民生事实方能发生，利国福民无逾于此。”[7]但是，若没有交通运输业尤其是铁路的发展，转运无术，则工商业皆废，实业则无法兴办。他说：“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路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惟吾有求于一般国民之注意者，先当知振兴实业，当先以交通为重要。计划交通，当先以铁道为重要。建筑铁道，应先以干路为重要。谋议干路，尤当先以沟通极不交通之干路为重要。”[8]孙中山先生认为兴实业必须发展交通尤其是铁路建设，铁路的多寡关乎国家的贫富，铁道的远近决定地方的苦乐。
孙中山先生实业救国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即开放主义。开放主义是辛亥革命后思想解放的产物，被当时很多人认为是发展实业的一条终南捷径，而以孙中山先生的开放思想“最为系统、深入和理论化”[9]。孙中山先生久居国外，且留心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与事务，故对世界大势有着深刻的认识。民国建立后，他认为彻底改造中国的时机到来了，中国应该从被迫开放走向主动开放，借助外力来迅速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当时的中国百业凋敝、财政枯竭，修建铁路苦于缺乏资本。孙中山主张“借外债以兴实业”[10]，认为这是中外已经证明的成功经验。国人要“变向来闭关自守主义，而为门户开放主义”[11]。除了外资，还可以借用外国人才和方法：“一、我无资本，利用外资。二、我无人才，利用外国人才。三、我无良好办法，利用外人方法。”[12]在孙中山先生来青岛考察的前一天，他在济南各团体欢迎会的演说中说：“今日之中国，麻木不仁之中国也，其受病之源，则由于交通不便。……以前事事不能进步，均由排外自大之故。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利用外人，皆急求发达我国之故，不得不然者。”[13]再次表达了对外开放、发展交通以求强国的迫切愿望。可见，来青岛考察前的半年中，孙中山先生在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反复强调的理念是：致力于民生主义需要发展实业，而实业之兴仰赖于发展铁路交通，修建铁路的资本可以引进外资。其中蕴含着他实业救国、发展交通、对外开放等一系列思想理念，代表着那个时代中国建设发展的正确方向。
经过青岛市民的外交努力和据理力争，德国殖民当局最终同意孙中山先生以私人身份到青岛进行访问。1912年9月28日晚6时，列车抵达青岛火车站，受到青岛各界民众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先生在欢迎会上作了简短的演说，大意是“将不避困难，借助外资，以告成其铁路政策”[14]。再次重申了他一直思考的开放办铁路的理念。孙中山先生抵达青岛次日，在上海的国民党党报《民立报》亦报道说：“孙中山君昨由济南抵此，华人曾开会欢迎。孙君于会中演说谓将不避困难，借助外资以告成其铁路政策。”孙中山的开放主张充满了把中国引上近代道路的爱国激情和对国家、民族的负责精神，对鼓舞中国人民挣脱保守思想的束缚，勇敢地走向世界，具有积极意义。
三、在广东会馆——强调文明教化和铁路建设
广东会馆，1906年由广东香山籍商人发起成立，与齐燕会馆、三江会馆合称为青岛的三大会馆，是当时青岛工商界主要的行会组织，对青岛的政治、经济都有着重要影响。1912年9月30日上午，孙中山先生一行来到位于芝罘路上的广东会馆，孙中山先生在此发表了演说，概要如下：
现在中国固已共和，但所建者仅一空空房子，内部之装饰与陈设所缺尚多。凡我国民皆有和衷共治之责任。然欲共治当先自尽其本分责任始。何也？先进泰西各国之意旨，无文明教化之工作，断难突飞猛进也。如青岛商埠，前本一区区渔村。十四年来实行德国文化之工作，遽发展至于灿烂无比之境地，其深有价值之建设，中国又宜用作师表者。虽然，中国若欲发达适当之事业，此种工作方法能为之应用也。[15]
在演讲中，孙中山先生谈到，共和国初建，各项制度建设尚不完备，还面临诸多困境。他呼吁国人要和衷共济，以德国为师，注重文明教化，提高国民素质。他认为，德国治下的青岛十四年来浸淫德国文化的熏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国人应引以为榜样，并认真效仿。最后他依然强调“中国要实现这种发展必须迅速建设通达全国的铁路网，在铁路建设上既需国内商界的全力支持，也应以开放的心态邀请外国资本参与”。[16]孙中山先生访青的真实目的就是“考察铁路”[17]，是通过实地考察胶济铁路坚定兴建铁路的执念，故在青岛火车站和广东会馆的演讲中，他反复阐发和强调了这一思想。
四、在德华大学——勉励学子勤奋学习以建设祖国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国家昌盛。到近代，却面临贫困落后的窘境，饱受西方列强侵凌。孙中山先生认识到，国家的贫弱的症结“皆因教育、实业两不发达”[18]，强调救国除了要发展实业外，还要振兴教育。孙中山对青年学生的关注始于1905年前后。民国元年以降，他常到各地大学演讲，勉励学子努力求知为民国作贡献。1912年9月30日下午，孙中山来到前海之滨的德华大学考察。德华大学，即德国在青岛的殖民政府与中国政府合办的“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始建于1909年。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学，以外资为主，主要由德方管理，在系科专业设置、课程安排等方面都采用了国际上最先进的模式，同时还兼顾中国文化教育。1912年左右，该学堂有三百多名学生，生源以山东、广东、江苏、浙江为最多。除预科外，正科有法政科、医科、工艺科、农林科四个专业。在挤满师生的礼堂内，孙中山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中国政体现已更改，是破坏已终，建设方始，正需各界和衷共济，以固国基。查国家宪法固以平等自由为主，其实此种主义亦有一定之限制，而尤以官吏、军人、学生三界当受此约束之限制，盖此三界人惟有服从是其第一义务。至于学生当此武装世界，苟图而后以泰西知识暨西国文化而谋生活，并发愤努力，藉其所得之智识，以与国民谋公共之幸福。则根本解决惟有勤于学问为独一无二之法门。盖今昔行政，新旧统治之所不同者，昔之作官，以享自由幸福为个人之最大目的。今日则无论作官与否，所谋之自由幸福专为我国民也。吾故曰，新时代之责任，当学生者不可不利用良好之机会。诸君在华德高等学堂，享受华德教育名家所教授者也。要知德国在世界中，既因其文化的精神愤发而成最著名之国，则此高等学校垣墙以外，德国租界之内，即有价值甚高之教育也。[19]
在这篇演讲中，孙中山先生着重阐述了以下几点思想：首先，鼓励民众团结建国。清政府被推翻以后，全国面临着建设共和国的重任。为此，国人需要勠力同心，和衷共济，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强国。其次，鼓励学子勤奋学习。虽然自由、平等为宪法精神，但官吏、军人、学生三类人当有所约束，应以服从国家建设为第一要务。学子们当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并借助所获得的智识，“以与国民谋公共之幸福”，而不是汲汲于一己之幸福。学子们当“勤于学问”，努力获得真才实学，以肩负起光荣的时代责任。要珍惜这享受良好教育的大好机会，以德国的优秀精神、文化为师，学成之后报效祖国。他进一步教导学子们说，高等学堂内的学习不是唯一的，学生们还要走出校门，学习青岛的德国租界内的一切先进之处，力争把祖国建设得同样完美。孙中山先生重视教育以振兴中华的思想，逐渐发展成为系统的“教育救国”思潮，并在近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再次，鼓励官员为国民谋幸福。旧的行政体制下，官员以享受个人的自由幸福为最大目的，而在民国新体制下，国人无论作官与否，都应为谋取全体国民的自由幸福而努力。在演讲中，孙中山先生对德国的社会文化、科技成就、法律制度给予高度评价，对德国人在青岛的殖民建设成就也给予充分肯定，这可以看做孙中山先生的开放主义思想在教育领域和城市建设方面的全面体现。
考察完德华大学之后，孙中山先生又访问了位于北平街（今北京路）的青岛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青年会，1844年创立于英国伦敦，19世纪末开始传入我国，到1912年，全国有市会25处，会员一万多人。民国初年，孙中山多次参加南京、上海等各地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青岛基督教青年会创办于1908年，宗教性质并不强，类似青年文化俱乐部，服务对象主要是绅商、学生等。孙中山先生来青时，青岛基督教青年会成立未久，规模不大。孙中山会见了青年会的领导人和部分成员，发表了演讲，最后二十余人合影留念。此外，9月30日，孙中山先生在青岛还访问了海关、三江会馆等地，参加了广东同乡会的欢迎宴会，10月1日上午游览了崂山。在这些地方，孙中山先生或许也有演讲或谈话，可是目前尚未发现史料记载。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资料的发现，孙中山先生在青岛的这段历史会愈加生动、丰满。1912年10月1日傍晚，孙中山先生一行乘轮船前往上海，结束了为期三天的青岛之行。
短暂的青岛之行给孙中山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德国在青岛的“行政管理、街道、码头、造船厂、高等学校、防御工事、市政设施，……都是值得中国人学习的。……从我在世界上所见所闻来看，我认为，德国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是我们的现成的老师。”[20]孙中山先生把德国建设青岛的成就视为未来中国城市的楷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短暂的青岛之行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生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是其党德建设、实业救国、对外开放思想的延续与发展，是其利用外资、修建铁路理念的再次体现，是其重视文明教化和人才培养、对外开放精神的具体阐述。孙中山先生立志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奋斗，并为之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如今，孙中山先生及其时代虽已远去，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尚未到完成之时，孙中山先生的光辉思想依然值得大家去思考、去践行。
[注释]
[1]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3][4][5]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8][10][11][12][13][18]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王耿雄等.孙中山集外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9]吴雁南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2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14][15][19]尚明轩.孙中山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6]周兆利.1912年孙中山青岛之行[J].春秋，2014（3）.
[17]翟广顺.孙中山1912年青岛之行几个问题的求索[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20]郝盛潮.孙中山集外集补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