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宋代皇子的赐名、冠礼与出阁制度
范帅
[摘要]宋代为方便对皇子的管理建立了一套相应的赐名、冠礼与出阁制度。宋代皇子诞生时，皇帝都会隆重庆祝，赐予臣下“浴儿包子”，奖赏孕育皇子的妃嫔。皇子诞生后，宋代皇帝还要遣官告于太庙、天地、社稷、诸陵，以告慰祖宗：大宋天下，后继有人。宋代皇子一般“百晬命名”受封。宋代皇帝很重视家族的昭穆顺序，宋太祖规定了排行字，以便子孙后代区别昭穆，同时还十分注意避讳皇帝或皇太子的名讳。宋真宗时期开始给皇子赐单名，此后，宋代皇子均以单字为名，且基本都以同一偏旁的字为皇子赐名。宋代皇子冠礼始于宋真宗时期，但仅是个别现象；宋徽宗时期是冠礼的复苏时期，皇子基本都行冠礼；北宋灭亡后，皇子冠礼再度废弛；南宋仅宋理宗时期对皇子行冠礼。可见宋代对皇子行冠礼并不重视，是否行冠礼主要取决于皇帝的意愿。相比于并未形成定制的冠礼制度，宋代更注重实行皇子出阁制度。出阁后皇子具备出就外第、开府置属和出班外廷三种权利。出就外第是对皇子的一种限制管理，但是往往因各种原因已出阁的皇子会推迟搬出禁宫的时间；开府置属和出班外廷是皇子参政议政权利的体现。然而，开府置属虽给皇子配置了官属，但官属的教育训导功能大于政治辅佐功能，出班外廷则侧重于奉朝请，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参政议政。
[关键词]宋代；皇子；赐名；冠礼；出阁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1.017
皇子是宋代皇族中的重要群体，了解与之相关的制度对深化宋代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宋代皇子赐名、冠礼与出阁制度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虽对此有相关的研究成果，但大多集中于宋代皇子赐名制度的研究，且多是宋代宗室研究成果的附带品。例如，何兆泉[1]认为，北宋前期出生的皇子皇孙虽然按照一定字号赐名，但执行并不十分严格，有时比较随意，文章着重写宗室联名呈报制度的形成过程，对于皇子赐名的具体情况没有进行详细论述；晁根池[2]认为，宋代近属宗室子弟出生后，一律赐名授官，但其赐名要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而定，皇子出生三月即赐名授官。本文拟就宋代皇子赐名、冠礼与出阁制度进行一些探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皇子诞生和赐名
1.皇子诞生
宋代共存续319年，先后经历18位皇帝的统治，但皇子仅有107位[3]。唐代虽只存续290年，21位皇帝却先后生育了221位皇子[4]。与唐代相比，宋代皇子人数少了104人。正是因为皇子少，每当有皇子降生时皇帝的喜悦自然不言而喻。当有皇子、公主诞生时，皇帝都会隆重庆祝，赐予臣下“浴儿包子”：“包子者，皆金银大小钱、金粟、涂金果、犀玉钱、犀玉方胜之属”[5]（P61）。“包子”中有金银珠宝，有时会秘密赐予个别大臣包子，别的大臣不可得。密赐者所得为金合，多达二三百两，“中贮犀玉带或珍珠瑰宝”[5]（P61），但是这种赏赐遭到大臣的反对。如知谏院王素认为，边疆还有辛苦守卫的战士，民间尚有温饱不足的百姓，金帛没有必要花费在庆祝皇子诞生上[6]。宋徽宗时，何执中为相，“因力丐罢去密赐故事，上可之”[5]（P62）。“浴儿包子”实际上就是皇帝赏赐给臣下的银钱封包。有时皇子生日时，皇帝也会赐给大臣这样的“包子”。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皇子生辰，宰臣以下称贺，宋真宗非常高兴，赐给大臣们以金珠为馅儿的包子[7]。不仅皇子诞生与皇子生辰时有赏赐，皇子诞生前妃嫔也会母凭子贵获得许多赏赐。南宋时期，凡皇子、公主临产前三个月，有孕妃嫔即可在内藏库支领例56种赐物。其中，罗200匹，绢4 674余匹，金24余两，银 4 440 两等[8]。无论是皇子还是公主，仅依例开支就在10 000贯以上。未减之前应该更多，而例外赏赐尚未计算在内[9]。皇子诞生表明江山后继有人，皇帝通常会厚赏嫔妃、皇子和大臣以示庆祝。
皇子诞生后，宋代皇帝还要遣官告于太庙、天地、社稷及诸陵，以告慰祖宗：大宋天下，后继有人。如宋神宗时，因皇第六子生，派魏国公宗谔告于太庙，又遣官告天地、社稷、诸陵[10]（P6831）。有时为了给皇子积福，皇帝还会下旨降德音。宋代因皇子诞生而降德音始于宋哲宗时期。元符二年（1099年），皇长子赵诞出生，宋哲宗下旨“降天下死囚，流以下释之”[10]（P12215）；庆元二年（1196年），嫡长子赵挺诞生，宋光宗下旨降德音[11]。此后宋宁宗、宋度宗都先后为庆祝皇子诞生而降德音[12]。
2.皇子赐名
宋代皇子一般“百晬命名”受封。“百晬”即小儿诞生满百日举行贺宴，皇子一般百天时赐名受封，最晚到满周岁时赐名[13]，未及赐名就夭折者，追封时赐名。宋代皇帝很重视家族的昭穆顺序，宋太祖颁布的《宋太祖御制玉牒序》中就曾提到：“惟弟晋王光义、秦王光美，鼎分三派；每派各分玉牒十四字，以别源流，以示子孙。虽疏远亦知昭穆，不失次序。吾以一人之身，务同我心，千万之世，如同一世。”[14]为了防止重蹈周朝“子孙相攻，甚如仇雠”的覆辙，宋太祖规定了排行字，以便子孙后代区别昭穆[15]。然而，“国朝宗属本未定联名之制，艺祖友悌因心，凡宣祖本支之在子行者，皆冠‘德字，赐名授爵，俱无等差”[16]（P1）。可见，昭穆顺序并未在宋太祖时期体现出来，宋太祖诸子、赵光义诸子，以及赵廷美诸子都是“德”字辈。宋太祖为表对赵光义、赵廷美子女一视同仁，下旨令赵光义、赵廷美的子女也称皇子、皇女。宋太宗即位之初仍令宋太祖和赵廷美子女称皇子、皇女。但是，宋太宗此举并非出自真心，只是故作姿态而已。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宋太宗为五子改名：赵德崇改名赵元佐，赵德明改名赵元祐，赵德昌改名赵元休，赵德严改名赵元隽，赵德和改名赵元杰，并封王、加同平章事。这可以使宋太宗诸子之名排行字与宋太祖、赵廷美之子有所区别，“以别大统”[16]（P1）。这样，昭穆顺序通过皇子与宗室近属之名不联字而区别开来。
除了将皇子之名与宗室近属之系区别以外，宋代还主张“御名不联字”，即皇帝之名不与同辈兄弟姓名联字。宋太祖称帝后，宋太宗和魏王皆改名。宋太宗即位后，魏王光美又改名为廷美[17]（P2666）。宋太宗诸子之名也是联字，所以为彰显皇太子的优越地位，以及避免将来即位后出现“御名联字”的现象，“去联文尊王统，所以辨名分示等威也。”宋真宗被立为太子后用单名，赐名恒，“而太支八主旧字为行不复改”。宋仁宗和宋英宗在未被立为皇太子时名字都是二字，“及正承祧之名，则皆改焉。圣谟昭昭考可而见”[16]（P5-6）。可见，宋代在注意昭穆顺序的同时还十分注意避讳皇帝或皇太子的名讳，以体现其尊贵的地位。
宋真宗时期开始给皇子赐单名，并且名字以“礻”为偏旁，但是并不规范。如宋仁宗最初的名字是赵受益，天禧二年（1018年）被立为皇太子时才改名为赵祯[10]（P2122）。宋仁宗早亡诸子的姓名大多是宋徽宗时追赐的[17]（P2708）。宋英宗诸子最初的名字也是2个字，在宋英宗即位后才改为单字。嘉祐八年（1063年），宋英宗即位后将皇子仲雰（针）改名为顼即宋神宗，仲纠改为颢，仲恪改为頵[10]（P4827）。此后，皇子均以单字为名，每代皇帝一般都以同一偏旁的字为皇子赐名。如宋仁宗诸子之名均以“日”字为旁，宋英宗诸子之名用“页”字旁，宋神宗诸子之名用“亻” 字旁，宋哲宗诸子之名用“艹” 字旁，宋徽宗诸子之名用“木” 字旁，宋钦宗诸子之名用“讠”字旁，宋光宗诸子之名用“扌” 字旁，宋宁宗诸子之名用“土” 字旁，宋理宗诸子之名用“纟” 字旁，宋度宗诸子之名用“日”字旁。[18]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皇帝在为收养的皇子赐名时，除了宋仁宗在给赵曙赐名时也遵循以同一偏旁的字为皇子赐名这一规律外，宋高宗、宋宁宗和宋理宗均未遵循这一规律。具体原因史料并未记载，笔者推测之所以没有像皇帝亲子那样赐名，是为了区别亲生皇子与收养皇子。
二、皇子冠礼
冠礼也称成年礼，是中国古代男子跨入成年人行列的加冠礼仪。冠礼起源于原始社会，正式使用于周代，发展于汉代，经过汉代以后数百年的冲击，冠礼呈衰弱之势。上古贵族男子都要行冠礼，被认作是“礼之始”[19]。隋唐恢复了汉家礼仪，唐天子、皇太子、亲王、品官等都举行不同等级的冠礼。不过，实行的并不是很多。
1.皇子冠礼概况
佛教文化的发展对宋代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五礼（吉、凶、军、宾、嘉）衰落，因此冠礼在宋初 “草昧未能行”[5]（P23）。宋代的一些士大夫对此深恶痛绝，主张要在全社会复兴冠、婚、丧、祭等礼仪，弘扬儒家文化传统。司马光认为：“冠礼之废久矣。近世以来，人情尤为轻薄，生子犹饮乳。巳加巾帽，有官者或为之制公服而弄之。过十岁犹总角者盖鲜矣。彼责以四者之行，岂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长，愚马矣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20]他认为，废除冠礼使得人情轻薄，从小到大不知成人之道，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关于宋代皇子冠礼的记载，最早始于宋真宗时期，“皇太子冠仪，常行于大中祥符之八年”[17]（P2725）。宋真宗中年时，身体抱恙在西林园即太清楼养病，他打算“委政于皇太子，加冠监国”，由王曾辅佐其处理政务。御史中丞王臻[21]听闻此消息后上疏说：
臣闻欲行皇子冠，《左传异议》曰：“以星终为年纪，十二而一周，于天道备。”所以人君十二始冠，冠，弁也，行之于庙。汉已还，间有即位而冠者，皆出于不得已也，故改其名为加元服，皆汉儒因事旋讲，实非古也。《冠义》云：“冠者，礼之始也，王教之本。”今皇子未成，俾冠而临国，冠道未成，不冠而监，岂可以童子之道理焉？唐景云二年，睿宗欲以皇太子监国，召三品以上官建议，群臣莫敢对者。臣窃谓兹事体重，陛下春秋未高，伏望陛下念万国调顺气剂，存真纳和，不必过计，社稷万灵，扶拥圣履。
王臻认为，皇子还未长大成人，如果让他“冠而临国”，则“冠道未成”，如果不施行冠礼就监国，则“岂可以童子之道理”。由于这段史料没有记载具体的时间，所以无法直接知道皇太子的具体年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皇子加冠礼”[10]（P1958）。也就是说，皇太子加冠礼时年仅6岁，那么王臻上疏时皇太子应该不超过6岁，然而“人君十二始冠”，所以王臻认为此时让皇太子加冠监国实为不妥，“不冠而监”更为不妥。不管王臻怎样反对，宋真宗还是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让年仅6岁的皇太子完成了冠礼。其实，对于帝王而言，冠礼具有特殊的意义。周代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在位之王去世，嫡长子无论年长或年幼都可以即位，但若未成年行冠礼则不可亲政。周成王幼年继武王之位，但周公摄政直至其成年[22]（P132）。嬴政年少继承王位，“委事大臣”，也是直到行冠礼后方才亲政[22]。从天子至士庶，冠礼都是成人的标志。此时的宋真宗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他坚持要给年仅6岁的皇太子加冠，实际上是想早点给予其监国的权力。
宋徽宗时期可以说是皇子冠礼的复苏时期。“冠礼肇于古，国初草昧未能行，因循至政和讲之焉。”[5]（P59）宋徽宗对冠礼十分重视，认为，“礼当追述三代之意，适今之宜，《开元礼》不足为法”[23]，因此亲制《冠礼沿革》11卷，“命仪礼局仿以编次”[17]（P2725），“降议礼局载《五礼新仪》之首，至是举而行之，千载坠典，焕然一新”[24]（P54）。他不仅在理论上重视冠礼，而且在实践上也注意冠礼的施行。宋徽宗时期第一个施行冠礼的是皇长子赵桓。政和四年（1114年）二月十二日，宋徽宗下诏曰：“冠者礼之始，所以加有成，谕其志也，故圣王重焉。朕顾讠是天之明命，用怿于先王，罔敢怠遑。永为万事之统莫大于礼制以善俗为。冠之废久矣！眷予元子，孝友肃恭，出就外傅，既克迈于成德，以嫡以年，咸加厥服，式协礼经。是用求日之吉，正纟丽于朝。岂惟敷时内治，假我有家，作民孚先，实惟万邦之庆，顾不伟欤！格尔有众，其祗予猷告惟休。皇长子桓以二月二十七日于文德殿行冠礼。”[24]（P53-54）当时赵桓还未入主东宫，以皇长子行冠礼，“于是天子御文德殿，百僚在位，命官行三加礼毕，当命字，仪典甚盛。是日，方乐作行事，而日为之重轮也”[5]（P23）。在此之前，诸王加冠只在“宫中行世俗之礼，谓之‘上头而已”[5]（P23）。政和五年（1115年）三月八日，皇子赵楷也在文德殿完成了冠礼。从宋钦宗开始天子诸子于外庭施行冠礼[24]（P54）。不管“千载坠典”是否真的焕然一新，宋徽宗时期对冠礼的施行和重视，的确对宋代冠礼复兴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此后直到宋理宗时期，史料中才再次出现皇子冠礼的记载。宝祐二年（1254年）九月，宋理宗下诏令皇子忠王即宋度宗施行冠礼，并令相关司属讨论典故。同年十月，诏：“皇子忠王冠礼，以徐清叟为宾，师珍主之。”十一月，皇子忠王正式在文德殿行冠礼，赐字邦寿。[25]之后，宋代再未有皇子行过冠礼。
总之，宋代皇子冠礼虽始于宋真宗时期，但仅是个别现象。宋徽宗时期是冠礼的复苏时期，皇子基本都行冠礼。北宋灭亡后，皇子冠礼再度废弛。南宋仅在宋理宗时期皇子行冠礼。可见，宋代对皇子冠礼施行并不重视，是否行冠礼主要取决于皇帝的意愿。
2.皇子冠礼程序
冠礼之前加冠的皇子需要奏告天地、宗庙、社稷、诸陵、宫观。行冠礼时，“从臣诣景灵宫奏告天地、祖宗”[25]（P2316）。由太史局选好吉日，太常寺参考旧礼，官吏置办冠礼需要的相关仪物，在文德殿举行皇子冠礼[24]（P54）。
冠礼当天，文武百官按上朝次序站立，礼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掌冠、赞冠者就位。一般情况下，以太常卿掌冠，以阁门官赞冠[26]（P225）。然后皇子依照古礼“三进”：一进折上巾，再加七梁冠，三加九旒冕。[19]“三进”之后，皇子到大殿旁边的东房，换上朝服就位。礼直官等引掌冠者至皇子位并宣读：“岁日云吉，威仪孔时，昭告厥字，君子攸宜，顺尔成德，永言保之。奉敕字某”[26]（P227）。礼直官宣读的这段内容是赐予皇子的表字。古代男子在冠礼之前只有一个名，冠礼之后则要取一个表字。表字一方面表示了长辈的期望，另一方面表示其已经长大成人。如宋高宗16岁举行冠礼时，取字德基[17]（P439）。取表字是冠礼的一项重要内容。宋代皇子表字可考者甚少，《宋史》中记载表字的皇子仅有10人，但并没有记载这10人是否都施行了冠礼[17]（P8676-8731）。
与唐朝的情况类似，宋代虽然礼书上还在继续修冠礼，但除了宋真宗、宋徽宗和宋理宗为皇子行冠礼外，现实中冠礼仍然不受重视，皇子行冠礼并未形成定制。如宋英宗时蔡襄论道：“冠昏丧葬，礼之大者。冠礼今不复议。”[27]曾巩也指出：“古之人重冠，于冠重字，字则亦未可忽也。今冠礼废，字亦非其时，古礼之不行甚矣。”[28]苏辙则说：“今夫冠礼，所以养人之始，而归之正也”“今皆废而不立”[29]。宋代皇室中冠礼都已被疏忽至此，民间冠礼废弛的状况更可想而知。
三、皇子出阁
出阁是指皇子出就封地。与冠礼类似，出阁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长大成人，只不过冠礼侧重于礼俗方面，出阁则侧重于政治方面，标志着皇子具有了某些政治权利。本文将先介绍宋代皇子出阁的一般情况，然后从出就外第、开府置属和出班外廷三个方面论述皇子出阁后的三种权利。
1.皇子出阁的一般情况
皇子幼时养育于宫中，成人后从宫中迁出独立居住，称为出阁。唐代前期一般诸王在16岁以前就要出阁。皇子出阁时需皇帝正式颁布诏令，举行仪式，出阁后即可实任或遥领朝廷官职。诸王出阁后相当于外朝臣子，可参加皇帝朝会，但不蒙皇帝召见，不得擅自入宫。可见，皇子一旦出阁，与宫内即相隔，与群臣同列。唐代前期诸王出阁的程序是：封王，赐府第，开府置官，拥有自己的仪仗。[30]当然也有皇子成年后暂不出阁者，此多因皇帝宠爱之故。但皇子不出阁的另一重要原因，则是因为宫廷中的权力斗争。现根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记载，宋代皇子出阁情况见表1。
根据表1可知，宋代皇子一般是12～17岁时出阁，当然也有特例。如宋真宗中年，深感身体大不如前，为防万一，让年仅6岁的皇子裹头出阁，这样如果宋真宗有什么不测，皇子可以在大臣的辅佐下监国[21]。相比对冠礼的忽视，宋代皇帝对皇子出阁相当重视。与唐代相同，宋代皇子出阁时，需皇帝正式颁布诏令，举行仪式，昭告天下，以示皇子已经长大成人。皇子出阁后同于外朝臣子，可参加皇帝朝会，要出就外第、开府置属、出班外廷。如宋哲宗时，宰臣章惇等人根据绍圣二年（1095年）三省札子建议皇弟大宁郡王和遂宁郡王出就外第、开府置属、出班外廷，于是宋哲宗同意大宁郡王和遂宁郡王所请，下旨令其出就外第[10]（P11748）。出就外第、开府置属和出班外廷是皇子出阁后具有的三种政治权利。出就外第是指搬离禁宫到自己的府邸居住，开府置属是指设置僚属，出班外廷则代表皇子可以参加朝会。总之，宋代皇子一般在12～17岁出阁，特殊情况下皇子也可以提前出阁，出阁不仅标志着皇子已经成年，还标志着皇子具备了一些政治权利。因此出阁不仅有礼俗意义，还有政治意义。
2.皇子出阁后的三种权利
（1）出就外第
宋神宗时期，“宫宅居住成为北宋宗室近亲居住的基本方式，其后每代皇帝之子均建宫宅以住”[2]。皇子出阁后，均在宫外建造宫宅集中居住。政和七年（1117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诏：“蕃衍北宅罢修，已修者逐局拘收，未修者近已迁移民舍，依旧给还。将来皇子出阁日，可于十位内居止，不须创建府第。平阳郡王可以与祁王同居，南康郡王可以与康王同居，郓国公可以与景王同居，韩国公可以与济王同居，建安郡王可以与已废撷景西园嘉国公同居。余三人尚襁褓，第八位便可以三人同居，温国公可以与沂王同居。”[24]（P55-56）这说明宋徽宗诸子出阁后集中居住于蕃衍宅，并且两两同住。虽然同住于蕃衍宅，但诸皇子的府邸条件并不完全相同，奢华程度与其受宠程度成正比。“政和间，太上诸皇子日长大，宜就外第。于是择景龙门外地辟以建诸邸，时郓王有盛爱，故宦者童贯主之。视诸王所居，侈大为最，乃中为通衢，东西列诸位，则又共为一大门，锡名曰‘蕃衍宅”[5]（P2）。郓王赵楷不但因受宠而得以
居住最奢华的房子，还破例“出入禁省，不复限朝暮”，并且“于外第作飞桥复道以通往来”[17]（P8725），不仅府邸奢华而且还不限出入禁宫的时间，设置专道令其往来，郓王赵楷受宠程度可见一斑。
南宋时，由于皇嗣不兴，近亲宗室稀少，宫宅居住制度名存实亡，宋光宗以后，更不赐宅名，近亲宗室仅建府第居住[2]。关于宋代皇子出就外第的情况，李心传曾作过概括：“东都故事，宗室子皆筑大室聚居之。太祖、太宗九王后曰睦亲，秦王后曰广亲，英宗二王曰亲贤，神宗五王曰棣华，徽宗诸王曰蕃衍。渡江后，宗子始散居邵邑，惟亲贤子孙为近属，则聚居之。孝宗子四人，邵悼肃王无后，庄文太子、魏惠宪王早薨。庄文之妃，惠宪之夫人，皆别居赐第。”[37]（P78-79）绍熙时，宋光宗皇子赵扩封嘉王，本欲“以所籍富民裴氏之居为府第”，但是大臣以为“非宜，乃改筑”[31]（P78-79）。南渡之后，因皇帝子嗣稀少不再赐予宅名。
北宋时，皇子府邸的建造由将作监负责。如绍圣三年（1094年）二月二十二日，“将作监上修建皇弟遂宁、大宁郡王等五位外第地图”[32]。南宋时皇子府邸的建造由临安府、转运司负责。如宋理宗时，皇子忠王行完冠礼后将出阁，宋理宗命临安府、转运司“于阁中修盖位次一所，庶几密迩于宫庭，可以问安而视膳”[25]（P2318）。如果皇子出阁时自己的府邸还未完工，也有可能“权就东宫”[10]（P11750）。有时候皇子虽已出阁，但并未搬出禁中到自己的宫外府邸居住。如政和七年（1117年）八月二十日，嘉王赵楷言：“近两具札子，乞就蕃衍外第居止，荐蒙降诏不允，即令居处春坊之侧，仍近禁庭，出入呵止，甚不遑安。况创修外邸已见就绪，伏望早付有司择日施行。”同年闰九月十九日，嘉王赵楷出居外第。[24]（P55）可见，皇子赵楷虽已出阁，但并未出居外第，仍然居住在太子东宫附近，离禁中很近，他觉得十分不便，因此再次上疏请求搬离禁庭。
宋英宗的两个儿子赵颢和赵頵则是在出阁20年之后才出就外第。实际上，赵颢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已经出阁，但是赵颢和赵頵二王并没有按以往惯例从禁中搬出[17]（P8720-8721）。熙宁七年（1069年），宋神宗下诏：“卿以介弟之亲，日奉朝请，筑邸于内，时维便安，而愿同宗藩，出徙外第。朕上承先帝，顺事两宫。顾岂以子舍之嫌，而有间天伦之庆。往绥汝止，深体朕怀，所乞宜不允。”[33]（P184）然而皇帝已经成年的兄弟常年居住在禁中会带来诸多不便，于是二王屡屡上疏“乞建外第”。元丰六年（1083年）五月十五日，宋神宗下诏：“雍王颢、荆王頵乞建外第，十余年中，章数十上。入侍宝慈宫非便，数谕止之，而确然坚请不已，皇太后近亦屡以为言。宜依所乞，令学士院降诏宣谕，仍令有司度地以闻。”[33]（P59）这条诏令说得很清楚，十余年间，雍王赵颢、荆王赵頵虽然数次上疏“乞建外第”，但宋神宗“数谕止之”。宋神宗不同意二王搬出宫外主要是认为赵颢和赵頵搬出宫外，“有间天伦之庆”，而“居近禁严，以便朝谒，亲亲天性，理自当然” [33]（P59）。宋神宗允许二王出阁之后仍然常年住在宫中，一方面体现兄弟友爱，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宋神宗对皇太后的一片孝心。元丰年间，在二王屡次上疏请求出就外第后，宋神宗虽然已经降诏允许，但二王仍未真正搬出宫[24]（P51）。然而禁中毕竟是帝王所居的宫苑，二王虽是宋神宗一母同胞的亲弟兄，但长期住在禁中仍多有不便。秘书丞章辟光曾上疏建议岐王、嘉王出就外第，而朝论称其“妄论离间，于义当诛”，宋神宗本将章辟光贬去岭南，王安石以为“其言非过，依违不行”，最终将其降为衡州（今湖南衡阳）监税[34]。二王真正出就外第是在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二十二日，三省言：“扬王颢、荊王頵奏乞迁外第，未蒙诏可。今虽名居外，而威颜咫尺，时奉朝谒，固与密迩宫禁无异。伏望早赐矜允。”不久，学士院降诏允许二王迁居外第，命名二王外第为亲贤宅[24]（P51）。
根据以上论述可知，皇子出阁后原则上要出就外第，但也会因各种原因推迟，造成皇子出阁后推迟出就外第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府邸修建尚未完成。如绍圣二年（1095年），申王赵佖、端王赵佶上奏宋哲宗：“臣等自忝窃恩荣，开国建府，讬局内城，附居宫禁，一日必葺，三年于兹，以理则早合丐迁，论情则难于遽请。盖陛下隆属籍之爱，厚天伦之亲，结恋既深，恳陈莫遂。而又营修第等，多阅岁时，比及告功，尚需督治。愿陛下察其至诚，先于暇日申敕有司，为臣等拣时历吉，早许就居，则臣等被陛下友爱之赐，曷有穷已。”[25]（P22）申王赵佖、端王赵佶开府已经三年，仍然居住在禁中。如今府邸营修已经完工，申王赵佖、端王赵佶恳请宋哲宗令有司挑选吉日，令其出就外第。
二是皇帝或皇太后对其宠爱有加。如赵元俨天资聪颖，宋太宗“尤所钟爱”，“不欲令早出宫，每朝会宴集，必侍左右，期以年二十始得出就封，故宫中呼为二十太保”[10]（P3531）。宋宁宗作为皇子出阁时，“两宫爱之，不欲令居外，乃建第东宫之侧，以十月甲戌迁焉”[17]（P713）。皇子因受宠，皇帝或皇太后不舍得其搬出禁宫，而令其推迟出就外第的时间。
三是显示皇帝友爱兄弟，孝敬太后。宋哲宗在驳回皇弟赵佖、赵佶的外居请求时这样说道：“天属之亲，莫如兄弟。敦叙之礼，厥有旧章。营建邸宫，姑循故事。忽览章奏，欲即外迁。亲兹同生，其室则迩。遽远朝夕，岂胜此情。尚体眷怀，往安无亟。所请宜不允。”[33]（P185）宋神宗迟迟没有应允赵颢和赵頵二王搬出禁庭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宋神宗还对主张二王出就外第的大臣极为反感。“二王已冠，犹不许就第，往还如家人礼。皇太后于二王，亦未尝假以言色。言事官上章讽请，使出阁如故事，帝以为间亲亏孝，黜之于外。”[35]二王出阁后，宋神宗仍不许其出就外第，待其还如家人一般，一定程度上感念于二王能承欢皇太后膝下。当有言官上奏章请令二王出就外第时，宋神宗认为这是离间亲情，有愧孝道，将其贬谪地方。
皇子正式出就外第，需要由太史局选择良辰吉日，“宗室正任以上自府门送至外第，仍就赐御筵，及赐银、绢、钱五千匹两贯，本府官吏等第支赐；仍差官管干，支散并依旧制”，皇子搬离禁宫时要由宗室中正任以上者送到府邸，皇帝命人设酒席以及赐予银钱以示对皇子乔迁新居的庆祝。[24]（P55）
（2）开府置属
开府置属是皇子出阁后拥有的一种政治权利。皇子出阁前除了老师，若非皇帝允许，不得与其他大臣接触。如元丰七年（1084年），宋神宗于集英殿中宴请百官。期间，令皇子延安郡王“侍立于前”，宰臣王圭率百僚廷贺。当时延安郡王年幼尚未出阁，宋神宗特令其侍燕，“以见群臣”[10]（P8262）。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病危，“圭进言自去岁上令皇子侍燕，群臣皆尝见之，今必更长立，乞再瞻睹”[10]（P8410），可见在平时大臣们很难见到皇子。
皇子即将出阁时，要选朝臣“行辅导之职”[36]。例如，曹国公赵元俨即将出阁时，宋真宗就亲自列出数个朝臣的姓名，并从中选取几人作为赵元俨的僚属，尽辅佐之责[10]（P1057）。当皇子尚未出阁时，不宜置僚属。如嘉祐八年（1063年）九月，宋英宗以皇子位伴读王陶为淮阳王位说书，孙思恭为侍讲，韩维为记室参军[10]（P4827）。吕诲认为此时淮阳郡王尚未出阁，应当先设师友，不当建置僚属，建议朝廷应当先正王陶等人的名位，“名位既正，则礼分自安”[36]，等到淮阳郡王出阁后，开府建官，其郡王宫的翊善、侍讲顺理成章地成为王府僚属，“于事体即无不顺也”[10]（P4827）。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始置郡王友，郡王友指郡王之师友官。与郡王府官属翊善、记室、侍讲等不同之处在于郡王友地位高，郡王待之以宾礼，即需行答拜礼。王友为兼官，由德才兼备者为之。[37]“设师友”还是“置僚属”，直接关系到皇子与相关官员日常生活中遵循的礼仪[10]（P4827）。因此，吕诲建议先设王友，王友相当于老师，僚属是下属，老师与下属的地位不同，日常生活中礼节也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