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宣传鼓动到服务引领：人民广播播音主持近80年之嬗变
高贵武 王彪
【摘要】到2020年，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已走过80年历程。近80年来，随着广播媒体社会角色、历史任务以及媒介环境的不同，广播播音主持也经历了诸多变化。本文考察了人民广播播音工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表征，探析近80年间广播播音主持嬗变的主客观原因。认为作为一种受众接触频繁、社会影响巨大的传播活动，广播播音主持的发展和变化，既是多元社会关系、媒体角色以及播音主持者个体共同塑造的结果，同时也折射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层面的时代风貌。
【关键词】人民广播 播音主持近80年嬗变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从世界范围看，现代电子媒介中，无论广播还是电视，其诞生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广播电视在通过信息传播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影响的同时，其自身也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关系共同塑造。播音主持作为广播电视媒介中独特的人格化传播，不仅是大众传媒角色、职责的体现，也是对社会现实与艺术审美倾向的集中回应。从1940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出第一声呼号开始，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已经走过了近80年历程。多年来，广播播音主持在坚持党性、人民性和科学性的原则基础上，无论是在播音主持的人格化主体、角色定位，还是播音主持的传播策略、话语方式等方面，都形成了既具有中国特色、民族气韵，又为大众喜闻乐见、社会效果良好的人民广播风格和传播特质。
一、战士与号角：人民广播的独特政治属性与宣传使命
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诞生，这一天也成了“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诞生日”。
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诞生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处于敌后的人民武装组织迫切需要一种可以突破封锁、及时传播的媒介“为工农服务、为革命服务”，这使得诞生于人民军队指挥中心、战略总后方的广播播音具有独特的政治属性和宣传使命，而这也成为中国广播播音主持一以贯之的传统。在人民广播诞生直至新中国成立的近十年时间里，救亡图存、抗争解放的时代主题赋予了人民广播以特殊的使命，即当时的广播首先是战斗的武器，“宣传党的主张、揭露敌人的阴谋、教育和动员人民”是其主要任务。
这一时期的广播，播出的主要是《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等党的机关报上的重要文章和对敌战况、根据地建设及全民抗战消息等重要内容，播音员们则是“另一条战线”的战斗者，往往是以一种与前线战士并肩作战的姿态出现：“每一次播音都是庄重的，都是一次战斗，都是在完成一次重大的政治任务。”据时任播音员钱家楣回忆，当时播音员的“每句话、每个字都像子弹一样”铿锵有力、充满战斗气息。播音员讲到敌人时“慷慨激愤”“义正辞严”，讲到人民军队的胜利时则“鼓舞人心”“爱憎分明”。這一时期“播音工作就是宣传工作，目的就是准确无误地把党的精神传达给听众，同时作为桥梁，反映人民的心声，把党的主张化为人民群众的具体行动”。除了是战斗者，当时的播音员还是宣传员和鼓动者，承担着党的思想宣传工作。这种思想宣传工作同样体现在对敌军的思想瓦解中，正是由于播音员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很多国民党官兵“明白了内战的起因、形式和前途，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策”，并最终下决心站到了人民一边。
虽然肩负有重大的政治使命，但这一时期播音的情感却是真挚质朴的，发出的是“作为党的宣传员所具有的政治素质及其发自肺腑的声音”，奔涌的是一种源自内心深处、无法遏制、激荡奔流的真情，正如丁一岚、齐越、杨兆麟等在《终生难忘的时刻——忆开国大典实况广播》一书中写的：“当我们欢庆胜利的时候，怎能不想起为了争取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为了人民不再过那屈辱、悲惨的生活，而在残酷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生命的英烈们啊！”由于宣传鼓动的需要，这一时期的人民广播播音反映出了在艰苦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人民军队和广大解放区人民的精神气质、风范形象和品格意志。以战斗者、宣传员姿态出现的播音员则斗志充沛、情感饱满、嗓音清朗，播音中带着火一样的战斗热情。
二、宣传员与鼓动家：根据时代变化把握传播目的，自觉调整角色和任务
1949年12月5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更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成为面向全国播出的国家级广播电台。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国家和民族的主要任务也开始向社会主义改造与国家建设转变，广播电台的主要任务也开始从对敌斗争转变为宣传党的施政方针、国家建设任务和鼓舞人民大众。当时的新闻总署对这一时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全国广播的任务表述为三个方面，即“发布新闻和传达政令、社会教育、文化娱乐”。为了适应新的变化，广播电台逐渐在节目类型、节目内容等方面做出调整：一方面继续为党和国家的政治工作服务，另一方面则不断丰富大众精神文化生活。除了新闻时政类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陆续开办了《教唱歌曲》《对农村广播》《小喇叭》等文艺类、社教类和对象性节目。对少数民族地区（最初是藏语广播）和对台湾地区的广播也在这一时期起步。
与战时相比，和平年代，国家对广播电台主要任务的规定也使播音员的自我身份认知发生了很大变化：“战士”色彩逐渐褪去，对敌斗争已经不再是主要任务。1952年12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播音工作研究座谈会更是做出了清晰明确的表述：“播音员应是有着丰富的政治情感和艺术修养的宣传鼓动家。”对播音员的业务素养和语言能力等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1951年3月1日，《广播通报》发表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总编室主任左荧的文章，对播音风格做出了最初的理论探讨：“播音应该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气度，这种风格和气度应该足以表现伟大的中华民族淳厚的气魄。”1956年7月25日至8月16日的全国第四次广播工作会议上则提出，广播节目要更加“多样、丰富、生动”，广播语言要“更接近生活”，播音风格要“百花齐放，要有不同的风格，不要只有一派别”等指导思想。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和要求，努力提高业务水平，齐越同志1954年从苏联学习回国后介绍了苏联的播音工作经验，中央台播音组随后开展了播音实践和理论的总结、研讨，形成《播音员和播音工作》《克服报告新闻的八股腔》等五篇文章。1955年3月召开的“全国播音业务学习会”也对嗓音运用与保护、语言艺术发声、影视表演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学习。一系列研究和学习，不仅使播音员们开始更深入地思考和研究播音语言的科学性、艺术性，也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播音语言风格迅速顺应时代需要、契合大众审美，并涌现出一批如《谁是最可爱的人》《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等优秀的播音作品，并由此开创了新一代播音风范，出现了一批如齐越、夏青、潘捷、林田、费寄平等优秀的播音员。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余年里，广播播音总体上是沿着自觉调整角色、任务，探索中国特色播音风格的科学之路前进。在继承优良传统、吸收外来经验的基础上，中国的广播播音逐步形成了顺应时代要求与彰显人民立场的和平年代的播音风格。延安时期“战斗激情”的播音腔调虽然逐渐褪去，但“立场鲜明、爱憎分明”的传统被继承。随着节目内容的多样化，广播播音刚柔相济、虚实相宜，更加生动灵活，不仅保证了党的声音和人民意愿的正确传达，而且增强了广播播音的可听性和吸引力，塑造了播音员相对亲切自然、平和质朴的播音风格。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广播播音也开始凸显出更加多样的个性特征，出现了“齐越的气势磅礴、激情洋溢，夏青的逻辑严谨、庄重深沉”、潘捷的“铿锵有力、亲切朴实”等各具特色和魅力的播音个人风格。
三、鼓噪者与传声筒：违背规律的空洞口号和单调说教的播音腔受到抨击
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严重灾难”中，承担意识形态、舆论宣传重要任务的广播成为被控制与利用的对象。“陈伯达、江青等人借助‘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和造反派（后来是军管小组）的声势，完全控制了广播电视大权。”“文革”开始后，被“极左”力量控制的广播电台，节目中“政治内容急剧增加，知识性节目大幅度削减”。文艺节目几乎全部替换成革命歌曲、样板戏等内容。除了少部分不涉及政治的文学艺术类作品外，这一时期绝大部分的播音实践都在“极左”思潮的挟持下成了政治运动的鼓噪者、“极左”势力的传声筒。空洞无物的口号、单调枯燥的说教、浮夸虚假的内容充斥电波，形成了“文革”时期的“播音八股”腔，语音上“追求高调、响亮”，语气上“盛气凌人”、生硬空洞，语调上“高、平、空”。著名播音员方明在回忆当时的播音时说：“高上了一个八度……结果把嗓子喊横了，低音哑，下不来，高音上不去，嗓子一点儿亮音都没有……以为从此就告别播音行业了。”这可以说是当时播音状态的一个典型写照。
从人民广播的播音历史来看，这一时期的播音风格算是一个特例，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扭曲变形的极端表现。由于国家政治运行失常，整个社会处于癫狂、躁动和反常状态，真理、科学被肆意践踏，一切关乎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的活动都被不同程度地挟持利用，广播电台正常的内容生产与发布完全不能自控，广播播音则沦为一小撮政治逆流的鼓噪者、传声筒，播音规律与创作法则丢失殆尽，遑论尊重听众感受、考虑社会影响。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广播播音，与其说是一种播音风格的呈现，不如说是对已有播音风格的施暴与摧残。正如张颂教授在谈及这一时期的播音时所说：“那令人不能忍受的、不堪入耳的嗓音高调，连同那令人不能容忍的、不堪出口的毒言惡语一起，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历史的谴责和抨击。”
四、平民化与人情味：亲切平等的姿态和自然真实的个性，拉近了传受之间的距离
随着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迎来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经济形势等发生了深刻变化，广播的宣传任务、报道方针也出现了重大调整，开放包容、创新突破、突出特色成为广播发展的新景象。
1980年召开的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提出了“坚持自己走路”“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广播发展总要求。广播播音也开始重新挖掘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突破创新。其中，“节目主持人”的出现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广播发展的一个崭新景象，也直接影响了其后乃至今天的广播电视发展格局。
1981年元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空中之友》节目开播，播音员出身的徐曼第一次以主持人的身份出现在节目中，以亲切平易的语调向听众问候：“亲爱的同胞，新年好！从今天开始，我给诸位主持《空中之友》节目。……我是诸位的朋友，请接受我的友谊。”节目一经播出，一种全新的播者形象和播报风格迅速传播开来，徐曼一时间也成了台湾人民心中的“祖国亲人”。表面上看，这种以个人真实身份、朋友姿态以及聊天交谈方式出现的播音主持，无疑是对“文革”时期生硬强势的播音风格进行的纠偏和调整;本质上讲，这是社会政治经济大环境以及新时期对台工作在媒体传播方针策略上的外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根据国际形势变化提出“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对外关系方针的一种体现，是在对台工作政策上由“解放台湾”变为“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和平统一政策在媒体上的反映。同年4月，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大众信箱》节目开播，集编辑、主持人于一身的李一萍以亲切诚恳的语气、知心朋友般的角色在电波中与听众互动，回答听众关于人生态度、学习工作、友情爱情的问题，一时间引起热烈反响。徐曼与李一萍两人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电台播音的标志性人物，被誉为“北徐南李”。
由于适应了新的传播环境且令人耳目一新，徐曼、李一萍这种全新的富有人情味的播音风格很快在全国风靡。1983年，当时的广播电视部甚至向全国广电系统提出了“要尽可能采取谈心和对话形式及节目主持人的形式，以增加新闻报道的吸引力和说服力”等要求。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主持人便在全国遍地开花，开始出现在新闻、社教、服务、文艺等各类节目中，1986年开播的珠江经济台“大板块”主持人直播节目成了主持人节目蓬勃发展的重要标志，“珠江模式”也一度成为广播主持人节目的标杆与范本。1996年9月，中国广播改革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在总结“珠江模式”时更是提出了“听众是广播的主人”的概念。这种“主持人话语中体现出的对人格独立平等、个性自由发展的追求”，“从传播者本位向受众本位转变”的趋势，正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传媒生态和大众精神消费变化的体现，也再一次体现出中国广播播音主持根据时代变化和传播目的对角色和任务的自觉调整。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社会转型期的各种问题增多，作为对社会运行新动向的回应，一批新闻评论类、新闻谈话类节目开始出现在广电媒体。随着《新闻纵横》《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陆续开播的广播电视新闻评论性节目在舆论监督方面获得成功，“类似的节目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纵横》节目中，主持人不仅以客观冷静、成熟睿智的语态对各类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讲述、点评，抨击时弊，而且走出演播室，深入到新闻事件的第一现场进行采访和调查，既体现了鲜明的媒体立场又不失亲和的语态，既有宏大的视野又贴近寻常百姓，广播播音主持也达到了“有稿似无稿”和“无稿似有稿”的境界。
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宽松的政治环境、快速的社会发展、频繁的文化交流与开放，都为广播播音主持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顺应时代潮流、契合传媒任务，让听众喜闻乐见的播音主持风格也日臻成熟。新一代播音员、主持人在继承新中国成立以来“爱憎分明、刚柔相济、严谨生动、亲切朴实”的传统播音风格的基礎上，借着节目改革、内容创新的契机也不断开掘并形成了具有新时代气息的播音风格。其中，主持人的出现由于“在大众传播中注入了鲜明的人际传播特色”，尤其为播音主持增加了新的内涵。原来高高在上的宣传者开始走下神坛，成为可以交谈互动的知心朋友。姿态的放低、服务意识的增强，不仅让人民广播的播音主持越来越多地“飞入寻常百姓家”，也使个性化、亲民化成了这一时期播音主持的鲜明印记。
五、多元化与引领性：新媒体时代的个性张扬须以媒体的责任担当作为基础
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前20年广播播音主持的嬗变根源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革，那么开始于世纪交替的传媒市场化、社会消费化以及传媒技术的革新，则又使得中国广播播音主持有了更多生活化、多样化的特征。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明确要求。以听众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的消费逻辑成为指导广播节目调整、改革的主要力量之一。面对电视、网络双重竞争日益加剧的态势及传媒业整体的娱乐化大势，进入新世纪的广播也开始在娱乐化、平民化方向寻找更多出路。《海阳现场秀》《娱乐双响炮》《边走边唱》等平民态、娱乐味十足的节目成为传统广播节目的新亮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的《冬吴相对论》等节目的播音主持一改以往资讯类、经济类节目正式、端庄的播报样态，以更加生活化的姿态出现，主持人不仅可以轻松活泼、生动风趣地将节目内容“聊”出来，而且可不时穿插个人故事、生活见闻，真正成了受众中的一员。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逐渐进入大众传媒领域，越来越多的广播电台开始触网。由于受技术发展和观念所限，初期的广播触网基本属于传统节目音频的网络化收听，“互联网在广播传播中仍非主导性的，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辅助性的工具出现”。真正的网络化广播在2003年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2003年，21世纪网站开通“21世纪网络电台”并招募了数十位主持人，2004年8月，北京达人文化公司与腾讯合作推出了新锐网络电台。@继网络广播之后，带有明显个人化、自媒体特征的“播客”也开始出现在大众视野。“播客的出现，一方面为网民个体提供了以‘个人为中心的发布平台，另一方面也使选择和融汇大众声音为素材的新的广播节目成为可能。”2011年9月，以聚合传统广播内容进而生产原创内容的“蜻蜓FM”正式上线，“喜马拉雅FM”“考拉FM”两年后也相继上线。这些依托于手机应用的客户端，一方面对传统广播内容进行优化整合，借助大数据进行用户定制推送;另一方面通过优化录制技术、建立主播挖掘培养机制、打造“偶像电台”等，加快“内容的用户生成”。随之，一大批“草根播客”出现在网络音视频中，成为这一时期广播播音主持的新生群体。
重视听众感受、基于用户评价来改进和创新播音主持，是这一时期广播播音主持最为明显的变化。此时期的播音主持在语态上更加生活化，多以轻松、自然的“聊天”为主，平民化特征明显;在语气上则更加自由、鲜活，与受众的距离越来越近，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主持人的个性特点，也越来越受到受众的喜爱和欢迎。但这种播音主持风格在不断赢得听众、获得短期效益的同时，也同样潜存着一定的问题和风险。一方面，极端平民化的播音主持缺少了大众传媒应有的庄重气韵，不仅琐碎、拉杂，市井气息浓郁，而且存在泛娱乐化及低俗化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新兴的网络主播身份多元、准入门槛和标准相对较低，也导致播音主持队伍素质良莠不齐，影响了播音主持的总体水平。有学者提出，播音员主持人“用语的规范、声音的清晰优美”“表达的明晰流畅、举止的得体大方”，不仅直接影响传播力和影响力，更“关系到中国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问题”。有学者担心“尽管娱乐是最能与大众建立一定利益相关性的传播方式，但是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甚至已经成为制约节目发展最大的‘软肋”。针对种种乱象，201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启动了“播音员主持人导师计划”，旨在通过老一辈播音艺术家的“一对一、传帮带”，提升“播音员、主持人队伍整体品质”，重塑中央台“国家声音形象”。
不可否认，进入新世纪后，由于受到市场和网络自媒体蓬勃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广播播音主持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出现了过度散漫和泛娱乐化的现象，弱化了对社会精神文化的引领，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人民广播一贯坚持的优良传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做法体现的正是新时代广播媒体所应有的责任担当，既是对当下广播播音主持社会功能、行业使命的有力保证，也是在继承和发扬优良的播音主持传统基础上对时代主题、媒体任务与从业者责任担当的积极回应。
六、结语：守正创新是中国广播播音主持发展的必然路径
纵观中国人民广播播音主持走过的近80年历程，不难发现：不论是战争年代为了实现抗战和宣传的目的，还是和平年代服务国家和大众的使命确认;不管是“文革”时期播音员的“盛气凌人”，还是改革开放以后主持人的“亲切自然”;不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声音”，还是自媒体时代“人人皆主播”的“草根形象”，中国广播的播音主持在传播者的身份、角色、任务、话语、风格上都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宣传说教的工具性意味越来越少，人际性交流的特色越来越明显，与受众的距离越来越近。中国广播播音主持的这些变化，微观上看是媒体节目内容与播音主持者个体特质结合的产物，但其背后折射的却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传媒生态层面的历史嬗变。在当下媒体融合发展突飞猛进、人工智能科技不断升级换代、多元广播播音主持主体并存的复杂条件下，中国媒体需要进一步探索播音主持的内在规律，在守正创新的基础上处理好播音主持多元风格并存和主流审美彰显之间的关系，既要立足播音主持和传播规律与现实传受实际，顺应时代变化、关注用户需要、张扬个性，也要自觉担当起“国家之声、民族之音”的重任，继承优良传统，自觉履行人民广播自诞生之日起便具有的责任和使命。也只有在准确把握播音主持的功能属性和角色定位之后，中国广播才能真正开创和完善既具有时代特色、中国气质，又符合大众审美、满足受众需求，并能够弘扬民族精神的播音主持新局面。
